第二节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

从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到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时局变化、内忧外患加剧、国人不断探寻强国之法、西人大力推广西学的历史阶段。

华人救国之路的探索在此时期开展起来，其声势、影响令前期无法与之比肩。由冯桂芬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中体西用”说，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它发展了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所倡导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流行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主持的洋务运动时期。冯桂芬的“中体西用”说看似单纯针对中学、西学关系而发，与救国探索联系不大，实则是由救国引发并为救国目的而提出的。冯桂芬认为，中国全部的问题在于自强，“自强而有事，则我有以待之……自强而无事，则我不为祸始……自强之道诚不可须臾缓矣”。历时35年的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即为华人对强国之路的探索。由于列强侵略与民族振兴是晚清历史的中心议题，贯穿其始终，又由于华人看到中、西方的差距，看到传统思想、中学无法救中国，唯有求诸西学、西方文化，所以晚清以降就中、西学关系提出的观点、态度和应对多数离不开救国强国的目的，都指向救亡图存的初衷。从事翻译的洋务机构——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建立即是其产物。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筹组了翻译馆，报请总理衙门批准，馆内教习和学员，凡译书有成就者，可获奖励。任席淦、汪凤藻为撰修官，负责译稿的校改润色。同文馆师生所译之书，据说有200余种。后在同文馆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广方言馆，学生除修翻译课程外，还与外文教习合作译书。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1867年由丁日昌在江南制造总局内附设而成，其中传教士主口译，有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伟烈亚力等人，华人笔述者有华蘅芳、徐寿、赵元益、江蘅、徐建寅、李凤苞等人。西学译介的范畴已比前期深广，包括象纬、舆图、格致、器节、兵法、医术等。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活动，集中在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据1909年该馆出版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记录，共出书160种，以自然科学和兵工技术的译介为主，对社会科学的译介只占总译书数的五分之一。自强运动与西书译介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说明了甲午战争前华人对西学救国的探索，其译介侧重与救国策略的结合，以及华人、西士之间的互动关系。

面对华人日益增强的忧患意识和直接传教效果甚微的挫败，以及部分传教士前期尝试间接传教的可观收效，新教传教士开始重视西学译介，由前期的附以西学变为专以西学，很多信仰世俗救世的新教徒，开始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各种西学译介活动中，如傅兰雅曾描述林乐知一天的生活：林氏当时工作，极度紧张，昼夜不息，无间风雨，每日上午在广方言馆授课，午后赴制造局译书，夜间编辑《万国公报》，礼拜日，则尽日说教及处理教会事务，同事十年，从未见其有片刻闲暇，虽尝劝其稍稍节劳，以维健康，而彼竟谓体内无一“懒骨”。对于部分新教传教士而言，西学译介不再是谋生和传教之下的权宜之计，而是其主业的一部分，这也得到了母会的支持。1860—1890年，传教士在中国发行的期刊有76种，其中，宗教性质的有40种，“世俗”性质的有36种。益智书会是由傅兰雅1877年组办的，译介的教科书多被清政府1902年颁行新学制时所采用，其中的《格致须知》与《格物图说》的规模和影响最大。此外，狄考文创立的文会馆，基督教徒在上海组织的中国教育会、美华书馆、科学仪器馆、汇文书院等都是传教士此时期创办的译书机构，但更重要的是广学会。广学会第九届年会中记录：“译印各种书籍共85种之多，治世之书居其半，载道之书亦居其半。”十一届年会中记录：“广学会于十年来译著《自西徂东》《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格物探源》《时事新论》《列国兴盛记》及《万国公报》诸书。初印时，人鲜顾问，往往随处分赠，既而渐有乐购者。近三年内，几于四海风行。”广学会出版的译著包括宗教、哲理、法律、政治、教育、实业、天文、地理、博物、理化等各个方面，其机关报《万国公报》的报刊性质也由宗教转为世俗。此时的西学译介虽然从原来的军事、技艺层面扩大到涵盖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但仍然以坚船利炮、声光化电为主要内容，例如，应用科学，如工艺、矿务、船政占全部西学译书的40%左右，自然科学占30%左右，而人文社会科学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新教传教士的西学翻译促进了改良人士向西学强国方向的认识转变，如同治五年（1866），朝廷就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威妥玛的《新议论略》来征求各地大员意见时，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大臣在内的诸多地方督抚当时对于电线、铁路、机器挖煤等持反对态度，而在随后的洋务运动中，他们则转变为上述洋务的倡导者和筹办者。这之间的转变不无西学翻译中救国之策的译介对华人，尤其是对清政府开明官吏产生的影响。李提摩太译介了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泰西新史揽要》，他本人也常被邀至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的府邸，探讨兴办洋务，甚至出现被两位官员同时邀请的情形。传教士们通过西学译介与洋务派、总理衙门、驻外公使，以及地方官吏建立了联系。以西学取悦社会上层人士、以救国方案迎合华人需求，是传教士用以达到影响中国、输入西方文化、进而使中国皈依基督教的自上而下传教策略的有效途径。就是在这样的晚清历史变局中，强国探索将新教士与华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联系了起来，联系的载体就是西学翻译。

概括来讲，华人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的救国心态经历了由缓到急，对国难认识由迷梦初醒到忧患迫切的过程，由求助于古学、中学到西学救国，由聚焦西学中的军事知识到科技实业知识，这其中的转变受时局变化、西人引介等的影响。而同时，这种心态的转变促进了华人救国探索的指导思想、认识和行为的转变：中、西学关系的指导思想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体用之分”“道器之辨”；由抵制西学到接受西学；由旁观西人的西学活动，到参与其中，悉心模仿。这种西学救国心态和行为的历史变迁，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中，是有益的，是推进中国发展的积极力量，尽管它受各方因素和自身局限的限制没有达到救中国的目的，但其历史进步意义是值得肯定的。以王韬的报馆经历为例，他从参加西人的墨海书馆开始，先后参加或协助编撰的刊物有《六合丛谈》《遐迩贯珍》《近事编录》《香港华字日报》，在西教士创办的报馆里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为他1874年2月4日创办华人报纸《循环日报》做准备。

另外，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新教传教士的传教心态、西学译介心态及其行为也发生了转变。由直接传教到直接、间接传教并举；由传教对象为下层贫民转向社会上层人士；由军事科技为主到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为主；由不关世俗到受聘于清政府、参与政事。这种由直接传教到间接西学传教（以西学促传教）的转变亦是受时局、时人，尤其是士大夫官绅阶层的西学救国需求及间接传教策略、海外传教运动等诸多因素影响。而新教传教士的西学译介，是对晚清形势、华人救国探索的适应，是晚清政府强国探索的组成部分，加快了华人学习西方的步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观念和做法，配合了华人救国探索的进行，尽管其主观动机和意图总是与传教分不开，尽管没有达到使中国皈依基督教的初衷，没有成就中国救国的梦想，没有实现其变法改革设想，但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救国探索的一部分，其积极的作用，引领示范的功能，与华人合作、互动的历史角色都是不可磨灭的。自由派新教士活跃其中的广学会的西学译介，尤其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中历时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综合性报刊《万国公报》，是其历史的记录和佐证。

1.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

2.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335-345.

3. 姚崧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65.

4.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M］.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