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翻译与救国

以往研究中已涉及翻译与全球化、翻译与现代化、翻译与民族性等的讨论。翻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与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图存紧密联系。翻译与救国之间的关系，翻译在国家和历史的转折点和过渡期中的作用，有待我们深入研究。

翻译与救国之所以相关，是因为翻译跨越两种语言和文化，是连接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桥梁，体现了二者的互动。救国也涉及本国与他国、本土文化与外国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碰撞。在国家危难、民族危机之际，探索救国出路的路径不外乎向古取法、向自身取法和向他者取法。翻译，一方面是翻译古书，提供了向古取法的渠道；另一方面，翻译外国书籍，提供了向他者取法的途径。因此，这两种形式的翻译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经历转型期和历史转折点时常得以兴起。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西书翻译，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语、希腊语书籍翻译等都是在历史变动时期形成了对翻译的需求。然而，对翻译的需求不可简单理解为对翻译泛泛的需求和对翻译本身或整体的需求，实际上是经由翻译，对原本中蕴含的救国思想和知识的需求，在译入语文化中更受关注的也是译本中这方面的内容。因此，这种翻译在目的、选材、译介策略、翻译特点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倾向性和选择性，具有一定的范式。

为译介救国之策而进行的翻译与其他目的下的翻译活动多有区别。比如，为改革本民族语言而进行的翻译多用异化法，保留原作语言特点；为引介外国文学而进行的翻译将关注点放在外国文学的表现形式和手法等方面。为救国强国做指引的翻译则将翻译的重点放在救国思想和策略的译介上。在内容方面，多用异化法，保留原文与救国相关的内容。在形式方面，多用归化法，以迎合华人读者。因此，一般而言，对内容的重视胜过形式，翻译中意译多于直译，甚至加入译者自己的观点和评论。而对于译介的重点——救国思想和主张则不惜笔墨，反复重申。这样的翻译目的、选材侧重、译介策略和翻译特点，在译者的序言中多有直接表达或间接流露。如林乐知在《文学兴国策》序中表达：“欲变文学之旧法，以明愚昧之人心，而成富强之国势。此文学兴国策之所为译也。”该书的华人合译者任廷旭也在序中表达相似的译介目的：“愚以日本与中国地则同洲，民亦同类，即文化又大同小异。美国诸名士所答之言均切中时势，既于日本可取，其于中国亦或有可取。”

翻译之所以和救国联系起来，离不开整个国家甚至世界的时局变化和形势左右。因此，这种翻译现象不局限于单一文本、单一译者或原作者，而代表了一个或多个译者群、若干译介机构，是社会范围的翻译现象，代表着一种趋势。

与救国相联系的翻译活动和现象的另一个特点是因时而变，即因时局和形势的变化、因救国效果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形势严峻和形势改善、危机四伏和危机缓解，不同的情形决定了翻译在数量、规模、形式、策略上发生改变。因此，尽管翻译活动始终围绕救国的议题，但翻译的各个因素，翻译的各个方面都经历了历时的变化。如中日甲午战争后，国内译介西书的数量、规模骤增，又因从战争中看到日本的崛起和强盛，欲效法日本，从日语转译为中文的西书翻译剧增，成为当时翻译的主流。据统计，1896—1911年，日文中译本共计988种，平均每年达66种。然而，在民族危机缓解和消除之后，以救国为主要目的的译介就逐渐减少。但这并不代表着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的整体消减，因为其他目的和侧重下的翻译可能会成为主导，掀起不同主题的译介潮流。同时，因为因时而需，所以会因时而变。翻译因救国策略的尝试和效果而发生改变。在晚清政府自强运动失败后，西学翻译以译介西方科技知识为主转向以译介社会科学、体制、文化为主，是因为时人在甲午战争落败后看到，仅在军事、科技方面取法西方不能达到救国强种的目的，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科技，更在于体制和文化层面。在经历了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后，新文化运动提出西方体制、文化等社会科学还是不能使中国走出困境，西方人文思想的译介才代表着强国之策，因而翻译的重点转为思想文化层面。后来之所以转而译介苏联作品，译介马克思主义，也是因救国之路发生转向。

翻译与救国的联系赋予了作者、译者、读者及原作和译作之间独特的关系。在晚清西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下，原作和原作者是西方文明——发达的科技和先进的思想的代表，而中国读者相对于原作者及原作者的代言人——译者则处于师生关系中的学生和受教育者的地位。这种译者、读者间的师生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翻译中难免流露出说教的语气和居高临下的态度。如林乐知在《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序中称：“以余之言策彼之行。”同时，这种不平等关系也赋予了译者对原作的更多的操控和篡改的自由。如晚清新教传教士在翻译中加入自己的改革建议和宣教内容。将宣教内容与西学内容结合起来，寻找之间联系的解释，如插入因果关系的论证：西方富强在于西学，而西学又完全基于基督教。在师生关系中，译者被赋予专家的权威地位，其对翻译的增删规避的修改和对变法主张、基督教内容的穿插，不易引起读者的觉察和质疑。倘若华人合译者、读者不懂外文或没有原本或不以原本来对照阅读，就很难觉察到传教士译者在第一轮口述中所做的改动，很难去质疑其中的宣教内容实为译者擅自所加。对于儒教和基督教，华人一般持儒教优于基督教、基督教与兴国无关的看法，但普遍认可西方现代知识高于中学，西方及中国的强盛有赖于这些知识的掌握。传教士在西学翻译中不时见缝插针地加入宣教内容，读者在认可西学的阅读心态下，很难频繁地转换认识。因此，西学译介下的华人读者虽然也同样属于宣教对象，但态度和地位发生了改变。同时，在这种关系下，传教士译者的教士身份被掩盖和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和原作者相提并论的专家学者的身份和地位。翻译因与救国相联系，提高了译作和译者的地位，赋予了其与原作、原作者等同的地位，并改变了译者和读者间的平等的关系。很多传教士凭借西学翻译的身份和其他一系列的西学传播活动成为改革家、教育家，建立了权威地位，如张之洞、李鸿章均邀请过李提摩太，向其咨询时局；林乐知曾被请去起草中国教育改革的方案等。

另外，在晚清救国目的下的翻译对理想的读者群的界定不是普通民众，而是主导中国命运的皇室、官宦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如林乐知在《文学兴国策》序中反复强调：“吾知中国之贤士大夫，得是书而读之，当亦幡然变计，而知所取法矣。”后文又有“诚使当世主持学校之人，均奉是编以为圭臬”“窃见西法之转移国俗，未有如日本之速者，唯愿当国者俯采刍荛而施行之，是则仆所深幸也”。这说明林乐知译介西书、寄予厚望的理想读者是“贤士大夫”、“当世主持学校之人”和“当国者”，而不是平民百姓。由于这些活跃在世俗传教活动中的新教传教士主张自上而下的传教策略，期望通过影响中国上层社会人士实现变法改革，实现中国皈依基督教，所以他们的西学翻译的对象不是普通读者和民众，而是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提出的救国策略也是迎合这部分人的渴求。另外，甲午战争前后，开明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是引进西学、改革变法的倡导者，很多华人和守旧派仍没有这方面的渴求，或者即便有也不强烈。

合译的翻译方式，使得中西方人士结合，加入华人因素，对排外有一定的缓解，通过承认华人笔述者的译者身份，减少了原作和译作及传教士译者与本土译者之间的对立；并且华人笔述者的润色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和吸引力。同时，又因引入西人的译者形象，使得翻译带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忠实性，使得读者相信翻译中的话语来自原文作者。传教士在翻译署名时总是排在华人合译者之前，并且，不署×××教士，而是×××进士，如林乐知初到中国时署名“美国林乐知博士”，后不久就改为“美国进士林乐知”。他也曾在《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中署名“本馆主”。传教士隐藏了自己的教士身份，借原文作者和译者的名义，改变了身份。更有传教士将署名直接改为华人名或采用匿名。由于在合译的形式下传教士处于主笔和雇主地位，又由于其负责选材和口述，即首先将原本的英文用汉语口述出来，然后华人笔述者润色、转换成文字形式。传教士在第一轮口述中对原文内容的诠释和更改不易被华人笔述者与读者知晓，更易按其意进行变动。况且晚清对翻译认识比较随意，并不推崇忠实原文，而是编译、节译、假译、改译等非常普遍。将翻译说成撰著，将撰著以翻译名义发表或匿名或多个署名等现象都很常见。这不单是晚清的翻译特点，而是沿袭了由来已久的非标准化的汉语撰文和外译汉传统。

传教士和华人对翻译本身的认识也在发生改变。他们对西学翻译的认识都与救国兴国有关。一方面，是华人渴望从西学中获得救国良策，凭借西学赶超西方及日本，达到强国兴国、摆脱半殖民地状态的目的，如林则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另一方面，传教士从事西学翻译，归根结底是为宣教，为改革中国社会，改变儒教对华人的束缚，最后达到中国皈依基督教的目的。翻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及译者、读者需求下，成为各自目的的工具，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翻译。翻译具有了特定的历史意义和功用。因此，在这样的目的下，双方对翻译的忠实的标准都不是很看重，对文采也不苛求，重要的是基本内容的传达和引介。双方对翻译的选材又都不求系统、经典，而是适用，适用各自意图。当然也受对方目的的影响，而适合对方的目的，如传教士根据华人的需求和自己的目的来选择译介文本，很多是普及性的知识和文本，如大英百科全书中的内容。还有诸多课本的翻译都是在此目的和形势下产生的。

传教士西学翻译中涉及救国议题的讨论还可细分为以下几个话题。

第一，民族性保留与否的讨论。如西人不赞成保留民族性，主张民族性应被世界性尤其是西方现代性替代，强调世界一体。这符合其传教士身份及其海外传教思想。

第二，西学、中学、新学关系的讨论。随着新学科的介入，知识体系发生改变，如何对待西学、中学与新学？传教士众口一词倾向于西学即为新学、中学即为旧学，应以新代旧、以西代中。华人则不同，更多地强调相近相似性，如“西学中源”说。而传教士突出差别，这与其传教目的、宗教信仰的排他性有关。即使他们提出“中西并重”“耶儒合流”等说，也难免流露出基督教至上的倾向性。翻译带来西学、中学之间的纷争和应对，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方针，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到借鉴西方社会制度，再到引进民主、平等、科学等西方思想，从整体趋势来看，“中体”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受到“西”的影响，甚至被取代，但根植于华人内心深处民族性的文化情结和文化身份没有被动摇。

第三，翻译虽然带来了基督教，但为何不像传教士期望的那样，将儒教取而代之，借华人救国心切之际，使中国皈依基督教呢？原因在于：在华人看来，传教士的基督教救国的逻辑很牵强，不为华人所认可和接受。虽然翻译在救国兴国的名义下，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改造力，不仅仅体现在文本、知识层面，还转化为新的认识、新的社会关系、新的制度体制，但在救国需求的筛选下，它去除了接受方（筛选者的华人）认为与救国兴国无关的其他内容的译介，如宗教信仰、个人权利、自由等。

而且，在不同时期、不同救国方针的引领下，华人进行了不同的筛选，如从初期的军事科技，到后来的社科、人文等方面的内容。因此，翻译在救国目的之下，不断地发生改变——译者角色发生改变，译介发生转向，包括其自身在救国中的地位也由初期的重要，慢慢变为次要，到后来的隐退。因为它主要是在意识形态层面发挥作用，是应时所需，不同于佐哈尔所说的翻译文学由边缘地位转向中心地位的情形，而是在翻译完成引介新思想的历史使命，译介了相应的思想意识后，其翻译意义就减弱了，相应地，传教士也逐渐退回到传教的活动范围。

第四，翻译带来新思想、新理念。经由翻译，引介西方教育思想，带来了新学科、新知识体系；译介了君民一体思想、议会制“三权分立”思想，挑战了君主专制、封建帝制思想；译介了男女平等思想，涉及教育、工作、婚姻、家庭、风俗等各方面；译介了自由、平等、民主观，冲击了封建礼教，打破了上自君臣、下至父子、夫妻、男女及工农士商各社会阶层的地位等级观；译介了进化论、科学观，批判了迷信思想、落后认识，更新了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关系和规律的认识。

第五，翻译带来体制的改革和社会关系的改变。翻译引进的新思想、新观念进入中国，改变了原来的格局，形成一种挑战、冲击和碰撞。新的声音促成意识的转变，变法改革甚至革命并不鲜见。经由翻译引入的新的教育思想，在华人救国思变的形势下，让存在几千年的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建立各级学堂、男女同学、各科知识取缔四书五经成为社会的广泛需求，科学实验法、观察法、论证法取代八股文成为社会认可的知识获取和检验的方法。译介西方的政体形式如立宪制、议会制、共和制等冲击了晚清君主专制，使得各种政体改良、改革的声音此起彼伏，直到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对妇女解放思想的译介促成了男女同学，废除了缠足等陋俗，提高了妇女在婚姻、家庭、社会上的地位。对进化论和科学实验法的译介传播了科学信仰和自强保种、与天争胜的竞争和危机意识。对自由、平等思想的译介，形成了舆论力量，有利于提高工、农、商的地位，提高民众的自主权利和地位，形成新的义利观。对报刊、印刷等新闻媒介的推广则是上述思想、体制、社会关系改革的前提和载体。这些不仅孕育了晚清新的知识分子阶层，更主要的是潜移默化地更新了广大民众的群体认识和社会心态。以往学界强调上述西学传播促成了晚清知识分子的转型，强调由此形成的进步的知识分子阶层是晚清改革的主力军和中坚力量，但忽视了传教士西学传播对华人民众的启蒙和转型作用。实际上，遍及偏远地区的《万国公报》等广学会刊物和西学译著对华人群体意识的改变才是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形成的基础，它孕育了晚清变法改革的社会基础和舆论力量，成为真正引发改变的社会力量和源泉。

翻译在社会的转型期和历史的过渡期的使命和作用不尽相同，依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和翻译活动的不同而不同。但特殊历史环境下的翻译不同于一般和普通意义上的翻译，赋予了翻译各个元素和翻译活动以特殊性。在研究翻译史、翻译文化、译者和译本时要将翻译研究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尤其关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环境下，翻译所具有的特性和翻译与历史的互动。同样，在历史研究中，要将翻译的作用和影响考虑进去，用凌驾于历史、翻译、文化等之上的视域观照和审视历史，以期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做出全面系统的分析。

1. 森有礼。文学兴国策［M］.林乐知，译。上海：广学会，1896.

2. 周晓明。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77.

3. 林乐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M］.任保罗，译。上海：广学会，1904.

4. 林乐知。文学兴国策：序［J］.万国公报，1896（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