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

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时事多变，其间又经历了1898年维新运动和1900年义和团运动。华人救国之路的探索虽屡遭失败，但它的不断尝试不仅是历史的必然，还一次比一次时间间隔缩短、规模扩大，且更加剧烈、更加彻底。中日甲午战争引起举国上下的震惊和羞愤，因为“天朝上国”的中国竟然惨败在“东夷小国”的日本面前，这是华人没有预想到的。战争初期和中期，国内对这场战事一度持乐观态度。中日甲午战争打碎了华人以西技、西艺救国的梦想，这时发出救国呼声的华人不再只是士大夫、官吏、知识分子阶层，普通民众也关心战事，感到救亡图存的紧迫。新教传教士们更不失时机地大力宣扬西学、西法，批判中国弊端。中国救亡之路指向何方？人们开始向更深层探究。中国不仅在科技、军事即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方面落后于西方，而且在制度、思想、文化即社会科学方面也落后于西方。日本因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方，得以强盛，中国的救亡之路似可效仿日本。此时，西学译介的对象也转向日本，从日文转译了大量的西学书籍。同时，传教士和华人或合译或独译，翻译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书籍。西学的译介和推广，为后来维新运动的各种变法改革方案提供了参考。在这些不断的探索中，新教传教士和西学传播扮演了什么角色？有何变化？新教传教士的西学传播在此时期的开始和结束阶段各出现两个转折，起始阶段是从弱到强的一个变化，结束时是从强到弱的一个转变。这与华人西学译介的变化相一致。华人西学译介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以后，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对传教士依赖减小，向独立引介西学转变，以往翻译模式通常是西译中述，现由于华人双语人才的增加（因出国留学和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的人数增加），西学传播意识的增强，这一阶段西学译介的特点为：华人知识分子渐为译介主体，在西学传播过程中，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由附属地位走向主导地位。1900—1911年，国人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书至少有1 599种，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其中，1900—1904年，译书达899种，比以往90年译书还多。但在甲午战争和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是新教传教士独占鳌头，引领西学译介的规模和影响。1894年前后兴起的翻版盗印广学会书籍之风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李提摩太所著《泰西新史揽要》，仅四川一省就有19种盗版，以至于传教士林乐知不得不通过领事馆提出向中国政府追究责任。

甲午战争之后，以西方治国、强国之法为重点的社科知识被大量译介过来，附以专门对华而发的变法改革建议，这些译介成为救国之策的载体，各种主张穿插其中，或译介的内容本身就是传教士们宣扬的救国之道、治国之法，而不像前期，制度、文化方面的改革建议隐藏在军事、科技书籍之中，字里行间蕴含其意，旁文脚注偶见其辞。谢卫楼在1910年刊印的《政治源流》的序中，开宗明义，将该书的写作与当时清政府实行“新政”的“预备立宪”联系在一起，希望通过对西方政治制度和学说的介绍，使“中华政治法律之开幕，不至如不学无术者，经营筹划，损益参半，优劣相混矣”。华人译者中的代表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社会通诠》《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名学浅说》等18、19世纪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哲学、逻辑学等方面的代表作，他自述《天演论》的翻译目的：“严子之译是书，不唯自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黎氏一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焉知变。”严复对西方先进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译介，是为实现其救国救民的目的，在其看来，开启民智是国家的“富强之源”，译书是救亡图存、国家独立、民族自主和富强的手段。

新教士和华人探索救国出路的路径由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转为社会科学，这体现了华人和新教士西学救国策略的转移。反过来，西学与救国策略的转移对晚清社会产生影响，对历史变迁产生作用。不同于甲午战争之前，强国策略停留在军事、洋务方面的学习和引进上，甲午战争之后，国人在思想认识、制度文化方面寻求强国之道。这就要求我们不能表面地理解西学译介中的体制、文化方面的观点和建议，不能停留在译介的字面意义上评价西方社科知识对华人和晚清历史的作用，应发掘新的观念、主张与传统思想、理念的本质区别和其替代颠覆意义。如教育方面，中国传统教育理念或关注人或关注书院，将人和书院视为两个独立的对象，传教士打破这个二元对立模式，开始将二者联系起来，看作一个互相依托的整体，揭示并改变的是二者之间的关系。例如：批判传统教育有中学无西学；有古学无今学；有男学无女学；有士学，无农工商之学；有诗文典章之学，无科技致用之学。因此，并不是单就书院或教育对象进行改革，真正改变的是人与机制的关系。其他方面的改革亦如此，因为是认识上的改革，不是量变，而是质变，所以一般都牵动关系、关系的实质及二者的实质，这是译者在中西双重文化身份、双重文化认知的基础上，抓住事物和关系的本质提出来的。同样表现在其他方面，如社会关系、文化风俗、政治、经济、宗教、国际关系等都是在本质上的观念改革。动摇、改变的是对这些关系的认识，是怎样使人的认识更全面、更完善。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救国强国策略的译介和探索孕育了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科学等思想，这些思想和认识的植入与传播在中日甲午战争到新文化运动之间经历了一个继承发展的过程，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1. 熊月之。晚清社会对西学的认知程度［C］//王宏志。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9.

2. 谢卫楼。政治源流［M］.北京：北通州协和书院印字馆，1910.

3. 赫胥黎。天演论［M］.严复，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