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不是一部体系完整、首尾呼应的专著，而是作者二十年间某一专题的文章结集——选择从“报刊”及“出版”的角度，谈论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至于谈论“新文化”，为何需要兼及晚清与五四，我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的“导言”中已有详细论证，此处不赘。

十三年前，我与日本大学山口守教授合作，在北京大学召开“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研讨会。开幕式上，我曾提及：“大众传媒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文学’。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除了众所周知的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还与其生产过程以及发表形式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在文学创作中，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且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大众传媒，不仅仅是新闻史家或媒体工作者的责任，更吸引了无数思想史家、文化史家以及文学史家的目光。”（《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9日）此文之所以需要副题“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就因为涉及我1984年进入北京大学随王瑶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很快意识到北大学者之谈论“中国现代文学”最具史的意味，“这与他们很早就走出自家书斋、浸泡于图书馆的旧报刊室大有关系”。考虑到“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在小说研究中比较容易得到落实，我最初的两部著作（《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也曾切实有效地讨论了报刊生产过程以及报刊连载形式对于作家写作心态、小说结构和叙事方式的影响。

虽然从未撰写过报刊史方面的专门著作，但我长期关注报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的深刻影响，这一学术趣味，在相关著作中不时有所表露。正是基于此私心，我选择在进京念书三十年这个特殊时刻，盘点零篇散简，凑成一册小书，交给北大出版社，约定明年春夏推出，以纪念现代史上最为重要的杂志《新青年》（1915—1926年）创刊一百周年。

在我已刊各书中，涉及不少晚清以降重要的报刊及书局如（如初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期3期及2003年1期，收入《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一书，曾获第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一等奖[2006]的《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若系统梳理，容易与以前的著作重叠，念及此，采用“拾遗补阙”的办法——不动我在北大出版社刊行的学术著作，而从其他随笔集中截取四文，加上未入集的九篇，编成这册纪念性质的小书。

编辑此书，最初是基于“公谊”——纪念《新青年》创办百周年；可编着编着，越来越偏向于“私情”——爬梳每篇文章的写作过程，追忆问学路上师友们之援手，实在是感慨万千。

书中写作时间最早的，当属“1993年11月8日于东京白金台”的《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类型特征》。1993年9月至1994年7月，我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在东京大学及京都大学从事专门研究，邀请者是东大文学部藤井省三教授。在日期间，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彭小妍研究员筹备国际会议，邀我参加。那时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尚未正式开启，我此前多次申请赴台，都被有关部门友好地拒绝了。藤井教授建议我试着从东京飞台北，结果居然办成了。这是我第一次赴台参加学术活动，遇见不少旧雨新知，还顺便参访了父亲早年工作过的《中华日报》社，故印象特别深刻。

《气球·学堂·报章──关于〈教会新报〉》一文，虽署“1997年11月25日于[北京]西三旗寓所”，真正得益的是此前半年的美国之行。1997年3—7月，我与妻子夏晓虹得到美中学术交流基金的资助，在哥伦比亚大学访学，邀请者是王德威教授。不用上课，除了偶尔外出演讲及游览，主要时间是泡图书馆。出于好奇，我逾越自家专业范围，仔细阅读了哥大东亚图书馆收藏的影印本《教会新报》，做了不少笔记。回到国内，整理成这篇此前很难入集的文章。

《以“图像”解说“晚清”》是我和夏晓虹合编的《图像晚清》（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序言，写作时间标注颇有玄机——“2000年10—11月于海德堡/东京”。因撰写此文时，夏晓虹在东京大学客座，我则应瓦格纳教授（Rudolf Wagner）的邀请，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讲学（2000年10—12月）。得益于刚刚熟悉的互联网，我们每天交流读书心得及写作进度。此书序言我写，注释归她，因即时对话，实际上早就“互相渗透”了。

《晚清：报刊研究的视野及策略》是录音整理稿，不同于专业论文，读来别有一番风味。2002年9月至2003年1月，我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客座，邀请者是梅家玲教授。为本科生及研究生讲授的专题课“晚清文学与文化”，因台大学生录音整理，于是有了《晚清文学教室——从北大到台大》（梅家玲编，台北：麦田出版，2005年）这么一册奇书。这里选录2002年9月25日在台大文学院演讲厅的第二讲，以纪念那次奇妙的讲学经历。

《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原本提交给台湾中正大学主办的“文学传媒与文化视界”学术研讨会（2003年11月），文章刊出时，我刚好应何碧玉（Isabelle Rabut）教授邀请，在巴黎的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讲学（2004年2—6月）。约定讲授两门课，基础课是中文写作，专业课一半讲余华小说（对方指定），一半自由发挥。这自由发挥的半门课，我讲了这篇文章以及其他几篇相关论文。何碧玉教授很开心，于是请丈夫安必诺教授（Angel Pino）合作，编译成《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化七讲》（Sept leçons sur le roman et la culture modernes en Chine，LEIDEN·BOSTO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5）。

《作为“文化工程”与“启蒙生意”的百科全书》是为我和米列娜合编的《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撰写的“代序”。组织一个国际团队，研究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发起人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著名的捷克汉学家米列娜（Milena Doleželová Velingerová，1932—2012），而最终顺利完成，则得益于瓦格纳教授的鼎力相助。故今年春天出版的英文书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1870-1930）: Changing Ways of Thought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14），署米列娜、瓦格纳合编。为此英文著作，我只贡献了中文本《晚清辞书及教科书视野中的“文学”——以黄人的编纂活动为中心》；可在长达十年的合作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欧洲学者治学的认真与严谨。两次工作坊（海德堡大学，2006年3月；台北：中研院，2007年10月），加上无数的电邮，不断的打磨，方才成就今日这本英文书。相比之下，匆促问世的北大版，只能说是“初稿”。

《在“文学史著”与“出版工程”之间》乃不久前贵州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的“导读”。文末称：“为重编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撰写‘导读’，对我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因写作时间拖得太长，学界不断有新成果面世，等到自己出手时，只好删繁就简，以回避‘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困境。”2006年底交出重编本目录，而后便开始撰写这篇“导读”；之所以写写停停，除了学术兴趣不断转移，更重要的是，2009年秋季学期，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大系》研究”专题课，在与研究生深入交流的过程中，调整了写作策略。虽有此波折，我很怀念那师生间如切如磋的温馨场面。

此书有四文选自仍在市面流通的随笔集；日后旧书重印，将据此重新调整篇目。至于我谈及大众传媒的大小文章，散落在各评论集或随笔集中的，还有《假如没有文学史……》（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中的《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的《大众传媒与现代学术》《怀念“小说的世纪”》，以及《学者的人间情怀——跨世纪的文化选择》（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中的《从左图右史到图文互动》《学术文化视野中的“出版”》《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等，敬请有兴趣的读者参阅。

2014年9月13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