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1]

——以1890年代至1930年代的报章为中心

假如你想在悠远漫长且波澜壮阔的中国文学史上，迅速抓住“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该从何入手？表现现代生活？独尊个人意志？借鉴域外文学？这些固然都是好主意；可我更愿意从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说起^[2]。这里有1980年代中期起陆续引进的文学社会学、接受美学、媒介研究、公共空间等西方理论的影响，但更与北大学术群体的趣味有很大关系。在《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3]，我主要谈论师长们的工作；至于年轻一辈的研究成果^[4]，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谈论文学的生产及传播，在我看来，起码必需包含报章、出版、教科书编纂以及读者研究等四个相互关联而又各自独立的侧面。前两者边界明确，容易获得共识。后两者或牵涉教育体制，或定义相对模糊，有待进一步厘清。^[5]对于一时代文学趣味的形成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后两者关系重大。^[6]限于篇幅，本文将主要讨论报章在晚清以降的“文学革命”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一、报章之于“文学革命”

梁启超、谭嗣同等晚清文人所谈论的“报章”，包括报纸与杂志。落实到文学生产，则是报纸副刊、文学杂志以及刊载文学作品的综合性刊物。一般说来，因篇幅及读者定位不同，专门杂志与报纸副刊的面貌应有很大差别^[7]，可具体到刊发诗歌、散文（杂文、随笔）、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等文学作品，二者的功能大致相同。连中篇小说《阿Q正传》都是初刊于《晨报副刊》（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张恨水的长篇小说《金粉世家》1927年起连续五年连载于《世界日报》，你就没有理由在此二者之间强分轩轾。

专门的文学杂志如《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礼拜六》《小说月报》《创造》《语丝》《新月》《现代》等，固然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文学进程，但综合性杂志如《新民丛报》《新青年》等，其功用同样不能忽视。至于报纸的副刊，名目繁多，涉及范围甚广，但仍以文艺副刊的影响最大。这一点，报学史专家戈公振有很好的说明：“吾意副张之材料，必以文艺为基础，如批评、小说、诗歌、戏曲与新闻之类，凡足以引起研究之兴味者，均可兼收并蓄，而要在与日常生活有关，与读者之常识相去不远。”^[8]

谈论报章与文学，为何从1890年代说起，而不是像新闻史专家那样，将其推到1810年代？我们都知道，1815年8月5日，马礼逊在马六甲出版了第一个中文的近代化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而中国人自办的近代化报纸，则当推伍廷芳1858年于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但真正将文学创作作为报章的重要栏目来认真经营，有待报纸文艺副刊与专门文学杂志的出现。中国最早的文学杂志《瀛寰琐记》创刊于1872年，其中除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小说《昕夕闲谈》外，余者都是传统诗文。1892年韩子云独力创办《海上奇书》，主要发表自己的长、短篇小说，再配上一些前人的笔记、小说，方才对日后的文学革新产生影响。而1897年上海《字林沪报》设副刊《消闲报》，日出一张，随报分送；1900年《中国日报》辟副刊《鼓吹录》。此后，大部分报纸都腾出固定的版面刊载文艺作品，“副刊”之于“文学史”，方才构成重要的关系。

说到“文学革命”，一般指称五四新文化人的工作，具体年代是1917—1922年。经由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及众多“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论述，这一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只是随着晚清研究的迅速崛起，梁启超等极力提倡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及小说界革命等，逐渐被纳入“文学革命”的范围来考察。在我看来，一场成功的思想、文化、文学上的“革命”，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稍纵即逝，必然包括酝酿、突破、巩固、定型。因此，我愿意将1890年代至1930年代的文学事业，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来考察。这也是我所再三谈及的，无论关注文学运动，还是兼及思想学术，都必需意识到此乃晚清与五四两代人的合力。^[9]1935年前后，借助《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五四一代完成其自我经典化；随后爆发的抗日战争，客观上也使得新一代作家占据主导地位并充分展示其才华。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提到自家创作《狂人日记》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10]，这话必须与胡适“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感叹对看^[11]，方才明白五四那代人的襟怀与抱负。不能只是“提倡有心”，必须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所谓的“文学革命”，才算是真正获得成功。本已分道扬镳的五四新文化人，之所以尽弃前嫌，通力合作，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便是为了向挑战者证明：五四文学革命确有“实绩”，并非只有“首倡之功”。

1933年，刘半农在编纂《初期白话诗稿》时，引了陈衡哲“我们都是三代以上的古人了”的慨叹，然后加以发挥：“这十五年中，国内文艺界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动和相当的进步，就把我们这班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这是我们应当于惭愧之余感觉到十二分的喜悦与安慰的。”^[12]这段话，被《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者再三提及。“三代以上的古人”这样的感慨，既沉重，又敏感，牵涉到五四“文学革命”与1930年代“革命文学”的冲突。尽管代与代、先驱与后继、当事人与观察者、追忆历史与关注当下，决定了对于“新文学”的历史建构，各方意见会有分歧；但经由《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新青年》同人的文学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13]

关于五四一代如何借助“大系”的编纂，加强“文学革命”的历史记忆，并恰到好处地建立起有关“新文学”的权威叙事，学界近年多有研究^[14]，这里不再细说。其实，还有另外一些人事变迁，同样影响后世对于五四新文化及新文学的记忆。《独秀文存》《守常文集》的出版，刘半农、鲁迅的逝世，《新青年》杂志的重刊等，都使得抗战前夕形成一个追忆《新青年》的小小热潮。此后，还有若干“《新青年》叙事”在继续（如胡适、周作人），但作为整体的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已完成其使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1930年代的中国文学，既有“左联”为代表的激进思潮，也有不少特立独行的优秀作家（如老舍、巴金、沈从文等）。后者大都延续五四新文化路线，可以看作晚清以降文学革命所结的“正果”；前者则力图告别/超越五四，另辟一番新天地——但其文艺大众化口号之得以真正实施，还有赖抗战军兴，整个文学生产及传播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换句话说，纷纭复杂的1930年代文学，既是晚清以降文学革命进程的终结，也可看作另一场革命的开端。

[1] 本文原是提交给“文学传媒与文化视界”学术研讨会（台湾，中正大学，2003年11月8—9日）的专题论文，后又成为笔者在鲁迅文学院（北京，2003年11月28日）及厦门大学（厦门，2004年1月4日）的讲演稿。此次收录，以论文为主干，“附记”部分乃北京演讲时的借题发挥。

[2] 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附录一《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此书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1990年由台北的久大文化公司推出繁体字版，199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将其收入三卷本的《陈平原小说史论集》，200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修订版。

[3] 参见陈平原《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9日。

[4] 参见陈平原、山口守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其中有不少北大刚毕业或仍在学的研究生论文。

[5] 去年11月8日，在台湾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召开的题为“文化场域与教育视界——晚清至1940年代”国际会议上，我曾区分不同类型的读者：“在我心目中，有两种读者，一种是一般读者，其购买与阅读，乃纯粹的文学消费；另一种则是理想读者，不只阅读，还批评、传播、再创造。如果举例，前者为上海的店员，后者则是北京的大学生。讨论文学传播，除了考虑有多少读者，还必须考虑是哪些读者在阅读。大学的课堂讲授，集体住宿制度，还有社团活动等因素，使得同样一本书，卖给店员与卖给大学生，传播的广度与速度是不同的。因此，我才会特别强调《礼拜六》与《新青年》的读者构成不同，直接影响其传播效果。现在讨论大众文化的人，经常会举这么一个例子：当年张恨水的读者，比鲁迅的读者多得多。可这说的是短时间内某部作品的印刷与销售，我想提醒一点，张与鲁的读者素质不一样，后者有批评、转载以及模仿写作的可能。”参见《文讯》2003年1期颜健富《现代性与中国启蒙运动》。

[6] 在《“通俗小说”在中国》一文中，我曾提及：“五四时期的大学教授，除了社会地位与知识准备比较优越，其从事文学创作，还有一个有利的因素，那便是借助于讲堂讲授与教科书编撰，使其迅速传播。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人在北京大学所作关于小说的演讲，为新文学发展推波助澜；而《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国新文学之源流》等著述，更是借总结历史张扬其文学主张。1929年，甚至朱自清开始在大学课堂上系统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虽因受到很大压力，四年后关门大吉；可历史上难得有如此幸运的文学运动，尚在展开阶段，便已进入文学史著和大学讲堂。更能说明五四新文学格外幸运的，还属中小学教科书的编纂。1920年1月，教育部下令各省‘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这对于白话文运动的成功，自是关键的一步。而迫在眉睫的编写新教科书，更使得新文学迅速‘经典化’。……新文学家的作品可以轻易进入中学教科书，而‘通俗小说’家名气再大（如张恨水），也没有这种缘份。”（参见拙著《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99—119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7] 戈公振撰于1927年的《中国报学史》第六章第九节“附刊与小报”称：“日报与杂志，只供人以趣味，研究学问须用书籍，此通论也。然我国杂志不多，专门之杂志尤少，于是周刊又兼有一部分之杂志工作。关于宗教、哲学、科学、文学、美术等，乃几无所不包。然二者性质终属不同，盖专门杂志务求其深，周刊务求其广，且须力避教科书之色彩也。”（《中国报学史》201页，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

[8]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200页。

[9] 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的“第一章 导言”及《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的“导言 西学东渐与旧学新知”。

[10]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6卷23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1] 自称对于新诗“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胡适，显然是在与周氏兄弟的接触中，意识到自己的局限。1922年3月4日的日记中，胡适记下鲁迅的期待以及自己的反省：“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劝我多作文学。我没有文学的野心，只有偶然的文学冲动。”

[12] 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序目》，北平：星云堂书店，1933年。

[13] 参见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上、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3期、2003年1期。

[14] 参见刘禾”The Making of the Compendiu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Translingual Practi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温儒敏《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学科史价值》（《文学评论》2001年3期）、罗岗《解释历史的力量——现代“文学”的确立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出版》（《开放时代》2001年5月号）以及杨志《“史家”意识与“选家”眼光的交融——〈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未刊稿，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