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报章”为中心的文学时代

十五年前，我曾这样论及杂志（尤其是小说杂志）在文学革命中所起的关键作用：“首先，从《新小说》开始，每批作家、每个文学团体都是通过筹办自己的刊物来实践其艺术主张”；“第二，不是出版商办杂志，而是作家亲自创办或编辑文学杂志”；“第三，这两代作家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报刊上发表后才结集出版的”。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1]现在看来，这一判断大致没错，但必须略加修正。名记者兼小说家萧乾晚年之为报纸副刊“鸣不平”，其意见值得关注：“遍翻几部现代中国文学史，看不到哪位文学史家正视过文学副刊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起过的作用，做出的贡献。然而多少作家是在20年代、30年代，在北平的《晨报》、《京报》，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开始写作的呀！”^[2]兼及报纸的文艺副刊与杂志（尤其是文学杂志），这样来谈论文学生产与传播，无疑更为合适。

1946年，沈从文为天津《益世报》编《文学周刊》，其《编者言》有曰：“在中国报业史上，副刊原有它的光荣时代，即从五四到北伐。北京的‘晨副’和‘京副’，上海的‘觉悟’和‘学灯’，当时用一个综合性方式和读者对面，实支配了全国知识分子兴味和信仰。国际第一流学者罗素、杜威、太戈尔、爱因斯坦的学术讲演或思想介绍，国内第一流学者梁启超、陈独秀、胡适之、丁文江等等重要论著或争辩，是由副刊来刊载和读者对面的。南北知名作家如鲁迅、冰心、徐志摩、叶绍钧、沈雁冰、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玄庐、大白……等人的创作，因从副刊登载、转载，而引起读者普遍的注意，并刺激了后来者。新作家的出头露面，自由竞争，更必需由副刊找机会。”沈文的结论是：报纸副刊“直接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磐石永固，间接还助成了北伐成功”。^[3]这句话的前半截很有道理，后半截则不无夸张。报纸副刊读者数量众，社会影响广，就像郑伯奇所说的，五四运动以后，“副刊成了发表新思想，开拓新文艺的自由园地”^[4]。除了上文提及的1920年代“四大副刊”——《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晨报副刊》《京报副刊》，1930年代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益世报·文学周刊》《申报·自由谈》《世界日报·文艺周刊》等，也都曾在文坛上引领风骚。

为什么报纸的副刊（尤其是文艺副刊）如此重要，孙伏园的看法是：“而在中国，杂志又如此之少，专门杂志更少了，日报的附张于是又须代替一部分杂志的工作。例如宗教、哲学、科学、文学、美术等，本来都应该有专门杂志的，而现在《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北京《晨报》的副刊，大抵是兼收并蓄的。”^[5]朱光潜则着眼于作家与读者的沟通：“居今之世，一个文学作家不能轻视他的读者群众，因此也就不能轻视读者群众最多的报章，报章在今日是文学的正常的发育园地，我们应该使它成为文学的健康的发育园地。”^[6]读者需要副刊，作者需要副刊，其实，更需要副刊的，还是报纸自身。有些连载（如长篇小说）目标很明确，直接指向报纸销路；有的栏目则主打知名度，不必考虑读者多少。在某种意义上，成功的副刊成了报纸的品牌。这才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报纸愿意出钱聘请著名作家或学者主持各类副刊。名作家、名学者之主持哲学、经济、史地、语言、文学等专栏，不必介入报纸的日常经营，可凭个人兴趣及眼光约稿编稿，一般来说质量高、声誉好、影响大，虽不见得就能增加发行量，但那是报纸的门面，马虎不得。当然，报社方面一旦发现此举得不偿失，或财政上出现危机，第一可裁的，也是这“无伤大雅”的副刊。

也是在1946年，沈从文还写了一篇长文，谈怎样办一份好报纸，其中特别强调副刊的作用：“从五四起始，近二十五年新闻纸上的副刊，即有个光荣的过去，可以回溯。初期社会重造思想与文学运动的建立，是用副刊作工具，而得到完全成功的。这二十年新作家的初期作品，更无不由副刊介绍于读者。鲁迅的短短杂文，即为适应副刊需要而写成。到民十四五以后，在北方，一个报纸的副刊编辑，且照例比任何版编辑重要。社长对于副刊编辑不当作职员，却有朋友帮忙意味。如孙伏园、徐志摩、刘半农诸人作副刊编辑，即为这种情形。许多报纸存在和发展，副刊好坏即大有关系。”^[7]作为作家的沈从文，早就名扬四海；随着《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流播，作为文物研究者的沈从文也日渐引起关注；至于《沈从文全集》的出版，则让我们了解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沈从文，其眼光与胆识同样不可小瞧。除了对若干作家的精彩点评，以及挑起“京派与海派”论争，其刻意渲染报纸副刊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也很有见地。只是此前的研究者，不管是新闻史家还是文学史家，都极少倾听沈从文半个世纪前的提醒。

对于那些不仅足以代表“一个时代”，而且可以称得上“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杂志，如《时务报》《新民丛报》《新青年》等^[8]，学界已经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至于像《新小说》《礼拜六》《小说月报》《创造》《现代》《论语》等著名的文学杂志，近年更是成为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考察的重点目标。相对来说，报纸副刊因面目不如同人杂志清晰，再加上资料搜集难度很大，不太容易成为专题研究的对象。假如承认“这是一个以‘报章’为中心的文学时代”，那么报纸副刊与专门杂志的并驾齐驱，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1] 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279—2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2] 萧乾：《〈中国报纸的副刊〉序言》，见王文彬编《中国报纸的副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

[3] 从文：《编者言》，《益世报·文学周刊》11期，1946年10月20日；见《沈从文全集》16卷447—448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4] 参见郑伯奇《发刊的话》，《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副刊》第1期，1945年5月4日。

[5] 记者（孙伏园）：《理想中的日报附张》，《京报副刊》第1号，1924年12月5日。

[6] 朱光潜：《谈报章文学》，《民国日报·文艺周刊》1948年2月2日。

[7] 沈从文：《怎样办一份好报纸》，《上海文化》8期，1946年9月；见《沈从文全集》14卷242页。

[8] 参见胡适《与高一涵等四位的信》，《努力周报》75期，192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