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4.娘娘

痕迹:又见瞿秋白 作者:胡仰曦 著


4.娘娘

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

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

——瞿秋白《哭母》

耐铭甥倩如晤:前日名片与皮袄均收到,勿念。壬甥回后,时有不适。医者云:气血不足,故较前两胎病重。余劝其服药,彼又不肯,执定欲下胎。医与收生妇均不肯,云非比私生者,彼等须伤阴骘。昨经余再三言自愿,始允;须洋五元,明日来此。后又嘱余早通知甥倩,最好有本人在此云云。壬甥先时虽欲如此,现又觉愁急。余观之可怜,故一夜未能合眼。余想甥倩既欲来常谋事,不妨早日来此,余亦可胆壮此。余因壬甥产后失调,故想趁此调养,但子孙系尊父母骨肉,不敢独主,望禀。堂上彼人所要之五元,须尊处出,余非惜此小费,可免日后招怪之意。接得此函,可去看乡间小孩一次,即来常。余再不见面责备,实因人手太少。甥倩或能稍代余劳,况谋生之事,准在中校。能定后,壬甥亦多一喜慰之念。如肯来,望将壬甥之帽只(帽子在面架旁上面之描金箱内)与珠花,并自铺盖均带来,丝棉亦带来,欲甥倩为阿双温英文耳。此颂 侍祉 廿二 姨字

再者,洋头绳袜壬甥本拟自结,因身体不快,故未能结;如请人结,需费一元。甥倩果要否?又第三年及今年月报带来,借我一阅。(瞿稚彬附言)

这是秋白父母瞿稚彬与金衡玉留存至今的唯一一封完整的家书。[1]信中所提“壬甥”是秋白大姨妈之女,嫁无锡秦耐铭。秦家原为无锡望族,后亦衰败凋零。秦耐铭夫妇生有四子一女,全靠秦耐铭做教师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但他们仍竭尽力量帮助瞿家。作为一个濒临破产的家庭的实际中坚,金衡玉深知自己的长子天赋异禀,且抱负极高,因此内外操劳之中,内心最为挂念秋白的教育,一心想使其成材,成为重振家族的希望。她曾在另外的书信中透露出想要秦耐铭帮助秋白研究些学问的意思,因为“阿双年龄大起来了”,而“他的父亲不管一切”,满纸辛酸苦楚。

1913年秋,这个外柔内刚、忍辱负重,仅凭一己之力试图拉扯一家老小脱离颓败困厄的女人终于按捺不住要与命运做一最后博弈。为纾解整个家族一潭死水的困局,她作出了家族史上的两大重要决定:第一,将祖母送到杭州四伯父家;第二,让瞿稚彬前往湖北黄陂二姑母周家管账。做第一个决定,是考虑到四伯父瞿世琥当时在泰兴任知事,处境毕竟较为宽裕;而第二个决定是想来瞿稚彬还在壮年,应该积极走出家门谋事,创造一笔能够长远地维持家庭生计的固定收入。在金衡玉看来,这是她对自己的人生作出的最后挣扎。她很明白,面对看不到希望的命运主动出击的结果不外乎两个:要么得偿所愿,要么万劫不复。站在命运的结点上,金衡玉唯有果断而决绝。

很快,她便迎来了命运的“回馈”:首先是祖母不愿意远离故土,在常州去往杭州的船上大骂金衡玉不贤不孝。到达杭州短短两年后便撒手人寰。而四伯父瞿世琥随后也很快获罪罢官,生活顿时陷入拮据,对瞿稚彬一家的接济从此彻底断绝。另一方面,瞿稚彬在黄陂周家的月俸区区不足三十元,尚不够自己一身的日常开销,因而能够拿回常州家中的唯有空空两手,清风一袖。可以说,金衡玉最后的期望不仅轻易化为乌有,更仿佛深陷泥沼后的无望挣扎,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速了家族的覆亡。因此,当祖母去世的噩耗传来,这个隐忍、坚强的铁娘子终于哭倒在婆婆的遗像前。十六年不分黑夜白昼的辛苦服侍,却在最后两年因将婆婆送走而功亏一篑,招来族内谩骂与非议无数。再看家中前路漫漫,却是黑暗无边。秋白在中学堂每学年需要缴纳学费三十元、膳食费三十元,再加上制衣、购买书籍文具等杂费,即使再怎样望子成龙,在衣食饱暖尚且无着的情况下,金衡玉即便是有三头六臂,也是再也不能应对的了。

1914年前后,一位同班生结婚,在校外请同窗吃喜酒。秋白饮而醉,在席上失声哭泣,同学们大惊,忙问其缘故,却回答曰:“伤心人别有怀抱。”再三追问,亦只得此七字。第二年暑期一过,秋白果然辍学。从此,“将丈夫逼走,将婆婆搬死,让儿子中学不得毕业”的三大罪状便将金衡玉活活钉牢在了耻辱柱上。

秋白的失学,在家中仿佛发生了一次地震,对金衡玉来说,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幻灭。瞿轶群在《母亲之死》一文中回忆说:“哥哥在失学的日子里,饮食很少,每餐不足一小碗饭,有时出现低热。他变得很沉默,大部时间是在他的卧室兼书房(翻轩)里读书、写字,深夜也还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凝神看书。各种书:时事评论、翻译小说、文选、通鉴、老庄哲学、宋词唐诗,还有佛学,他都要看。同学之间也有来往,本城的张太雷,扬州任氏兄弟,都是他在江苏五中的好同学,常到书房里晤谈。彷徨、思考、苦闷,是哥哥这个时候的精神状态。眼看儿子如此情状,母亲默默无言。”

时值中秋,瞿家大门上粘贴的催账单,已经积得一寸有余,而从湖北归家的瞿稚彬却是两手空空。刚满四十周岁的金衡玉,要强之心早已灰灭,只绝望地从牙缝中断续挤出这样一句话:“要等我七十岁,才能还清这些债啊!”与家人相顾无言的一声叹息中,她已暗自拿定了主意——不必再挣扎,不必再嗟怨,甚至也不必再恐惧。只需用自己的生命为这个已经坍塌的大家庭奉上最后的牺牲,同时也是对自己备尝辛酸与磨难的人生作出最后的否定。

行动还是要分几个步骤进行:

首先,以急需贴补家用为名,拜托秦耐铭给长子秋白谋求一份工作。学业既不得维持,至少可以让儿子自立于社会。很快,秦耐铭便带来消息,无锡江陂国民小学校需要聘用一个教员。于是,金衡玉竭尽全力,积极争取,还亲自做了年糕、粽子,以备说情送礼。1916年1月下旬,金衡玉早早打发秋白动身去无锡,并刻意嘱咐:工作机会来之不易,自此一去,短时间内不必回常州。秋白想到自己终能凭本事挣来薪水,每月可以略微减轻些母亲的压力,便也欣然领命前往。他哪里知道,这是母亲计划中最为关键的一步。短短数天以后,他便会从无锡回到常州,洞悉一切。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踏出常州,却如一场疾风骤雨,让其充分体味了人生无常,命运无情。

然后,寻一个借口将已渐通人事的女儿轶群打发至其舅家。随后,再若无其事地唤次子云白上街替她买回一大包红头火柴。趁夜,将火柴上的红头一根根全部掐下,用桃花纸包扎成黄豆般的小丸状,暂且收起不提。

最后,便是砸锅卖铁、使出浑身解数做出一桌比往年任何时候都要丰盛的年夜饭:糟扣肉、红烧鳜鱼、清炖鸡块……还打了一壶酒,全家团团围坐,尽享最后的盛宴。金衡玉微醺之下,环视身边一桌子女:末子坚白只有五岁;唯一的女儿轶群现已寄养于舅舅金声侣家中;次子云白业已过继给六伯父瞿世琨;三子景白、四子壵白自幼失学。而十七岁的长子秋白,已赴无锡谋业,另有懋红、懋鑫一女一儿均已早夭……在《母亲之死》中,瞿轶群忆起当日的情景,如是写道:“父亲和母亲居上座。母亲环顾席上,对秋白不参加除夕家宴似乎有点惦念。父亲说:‘今夜菜肴比往年好,阿双不来吃,可惜!’母亲讲了一些吉祥如意之类的话,希望我们尊敬父亲和哥哥,兄弟和睦。她还跟父亲对酌,酒酣,母亲的谈话里,我只听到:‘爸爸(我的外公)前年去世,在这个世界上,疼我的、保护我的人是没有了……’是伤心失意的话。”

正当秋白在秦耐铭的陪伴下游玩惠山二泉,在景徽堂前品茶作诗的时刻,常州一座破旧、阴冷的祠堂中,一个女人正悄然整理着家中各种当票、借据以及她个人的书册与手迹。子夜时分,从秋白的翻轩射出一道灯光,那么渺小而幽暗,无力冲破笼罩在整个祠堂偌大一团的肃杀之气。窗外是更深的暮色,黎明之前,万物寂然。这一天是1916年2月7日,农历大年初五……

对于那一夜的如烙印一般的回忆,瞿轶群继续痛苦地写道:“初五日子夜左右,在睡眼朦胧中,我看到哥哥的房里射出灯光。我披上外衣悄悄地爬起来窥视,只见母亲在灯下疾书,神情严肃。父亲均匀的鼾声从隔房传来。母亲又到阿云、阿森、阿壵阿谷睡的房间里去转了一会。当她坐下来继续执笔书写的时候,我怕被母亲看见,身上又觉得很冷,就迅速回床钻进自己的被窝里。怪我不懂事,我还来不及想一想这个情节的涵义,又睡着了。我依稀觉得母亲曾到我床前来站了一回,俯首在看我。初六凌晨,我是被父亲急促的呼唤声惊醒的。父亲面色青白,大声痛哭。……父亲去本城医院请求急诊,但当时兴的规矩,医院在春节期间概不应诊,急诊也不看,医生回家过节去了。最后请来了一位外科郎中,不管用。母亲在全家的一片慌乱和嚎哭声中辗转折腾,经受了极度的痛苦之后,于当日下午六点钟左右(酉时)停止了呼吸。她两眼睁得大大的,满脸呈红色。”

收到父亲发来“母亲病重,接信速回”的告急信,已是9日的上午,心急如焚的秋白在秦耐铭夫妇的陪伴下坐上了下午一点多的火车,直奔常州而来。一踏进家门,眼睁睁见到母亲的遗体,他始终无法相信这一切就是真实:桌上残存的半瓶虎骨酒,地上散落的火柴头,举止失措的父亲,慌乱嚎哭的弟妹,仿佛一张张碎片向他飞击而来。而郎中所描述的母亲临终所经受的十几个小时的极大痛苦更让他肝肠寸断。

瞿稚彬向贤庄大姑母的二女儿金君敏的公公庄重借款一百元,置了一口棺材,将遗体草草入殓。舅舅金声侣送一挽联:“我妹非如人妹,傲骨珊珊男子相;伊女就是我女,□□□□□□□”,下联后半句不存。瞿稚彬则于悲愤中写下“受尽讥谗全大局”一句,后因怕得罪亲戚,不得不改作“受尽饥寒全大局”。——对于常人凡骨来说,饥寒的杀伤力远远小于讥谗。

此刻,常州城内城外,一派祥和。元宵灯节在即,人们正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热闹不已。而瞿氏宗祠内,却是别样一番孤冷清寂。秋白与弟妹轮流为母亲守灵。夜晚时分,月光倾洒在堂前,照亮“金宜人之位”的灵牌。秋白表面不作一声,内心却是江海翻腾。短短数日,已天人永隔。世间顿时换了模样。凝视着母亲的灵柩,秋白却比任何时候更能懂得她所有的心思:面对债台高筑,唯以一死抵债;儿女无依,唯以一死求族中公育。母亲选择离弃人世,确实是牺牲一己之身而全了一家大局。但在另一个层面,秋白也体悟到了母亲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也是在以一身之死直指天下不公。对于无权无势的穷苦人民来说,可用于反抗不公社会的唯一本钱便是不惜抛洒一腔热血来维护生命尊严了。

自从金衡玉自杀弃世之后,瞿家一门星散。秋白再度踏上了无锡的土地,开始正式执教江陂国民小学校。父亲瞿稚彬带着壵白回到湖北黄陂,继续在二姑母家管账,不久后便迁往山东。云白跟随六伯父遗孀费氏居住,轶群则带着弟弟景白开始游走于表舅陆家、舅舅金声侣家及贤庄大姑母家,最小的弟弟坚白因年幼和一位许氏阿妈留在了瞿氏宗祠,直到1921年,轶群、景白和坚白才被接往杭州四伯父处同住。

秋白踏入社会的第一站——无锡江陂国民小学校(现名江溪小学),位于无锡江溪桥东,前身为南宋理学名儒杨龟山后裔于1906年在杨氏宗祠南祠堂创办的“道南书塾”,初名私立江陂初等小学堂,1915年应教育部要求,更名为“杨氏私立江陂国民学校”。其时有学生几十人,秋白名为校长,其实就是这所学校唯一一个“全能”型教师:国文、算术、音乐、美术、英文,一身承担。走出校门,四周都是农舍,旁边一条小河,名曰“溪河”,如果搭乘小船,一日便能回到常州。秋白因家事苦闷之时,常沿河散步,却又目睹地方恶霸欺压农户的情景,心下更为痛苦。而昔日好友李子宽早已因学潮而被常州中学堂除名,同样因“桀骜不逊、素行不谨”而受到校方警告的张太雷也年轻气盛,二人相伴北上投考北京大学预科,一时之间音信全无。回想自己这一段畸零枯寂的生涯,秋白在《饿乡纪程》中总结道:“我因母亲去世,家庭消灭,跳出去社会里营生,更发见了无量无数的‘?’。和我的好友都分散了。来一穷乡僻壤,无锡乡村里,当国民学校校长,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所以当时虽然正是袁世凯做皇帝梦的时候,政治思想绝对不动我的心怀。思想复古,人生观只在于‘避世’。”

转眼四月清明时节,秋白回常州瞿氏宗祠,祭奠母亲,并写就《哭母》一诗:

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

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

然而,“唯心的厌世梦”终是做不长的,几个月后,他便辞去了江陂教职,返回常州,为母亲守孝。至年底,秋白终于下定决心,溯江赴武汉,投奔武昌的堂兄瞿纯白,准备开启人生全新的一页。而下面这段自白,也正可以看作一个历经家庭离散、内心孤苦无着的少年,为了继续生存下去,不得不故作坚强,挥别故土的一番感言:

我的诞生地,就在这颠危簸荡的社会组织中破产的“士的阶级”之一家族里。这种最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的状态,绝对和我心灵的“内的要求”相矛盾。于是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我家因社会地位的根本动摇,随着时代的潮流,真正的破产了。“穷”不是偶然的,虽然因家族制的维系,亲戚相维持,也只如万丈波涛中的破船,其中名说是同舟共济的人,仅只能有牵衣悲泣的哀情,抱头痛苦的下策,谁救得谁呢?我母亲已经为“穷”所驱逐出宇宙之外,我父亲也只是这“穷”的遗物。我的心性,在这几几乎类似游民的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的社会地位中,融陶铸炼成了什么样子我也不能知道。只是那垂死的家族制之苦痛,在几度的回光返照的时候,映射在我心里,影响于我生活,成一不可灭的影像,洞穿我的心胸,震颤我的肺肝,积一深沉的声浪,在这蜃楼海市的社会里;不久且穿透了万重疑网反射出一心苗的光焰来。

——瞿秋白《饿乡纪程》

然而九年过去以后,金衡玉的灵柩依然停放在瞿氏宗祠内,秋白在上海与羊牧之重逢时,伤心欲绝地赠其诗云:

君年二十三,我年三岁长。

君母去年亡,我母早弃养。

亡迟早已埋,死早尤未葬。

茫茫宇宙间,何处觅幽圹。

荒祠湿冷烟,举头不堪望。

自那之后,又过了一个九年。当他身处黑暗、阴冷、潮湿的牢狱之中,心里亦是一片灰灭。他仿佛看到眼前一个单薄瘦弱、面色苍白的十七岁少年,痛哭流涕地跪倒在地。他的视线追随着少年,终于定格在一口冰冷、孤寂的灵柩上。他听到自己内心碎裂的声音。母亲!你仍旧这么孤单。儿子已经走近绝路,只待身丧,却不知母亲之柩,自此何人收葬?

他已经不会知道,几年以后,常州私立群英中学借瞿氏宗祠办学时,才将母亲的灵柩移至常州东郊牌楼东面的义冢地。

他也不会知道,再到十年之后,母亲的灵柩被迁移至西郊公墓,墓碑上刻“瞿秋白烈士母亲金太夫人之墓”,下署“媳杨之华 女瞿轶群敬立”。

他更不必知道,又待十年过后,伴随着一场地动山摇的政治运动,母亲之墓终被捣毁,归于一片灰飞烟灭。

而我们知道的,是他一生之中最后一次谈到自己家庭与母亲的那一段文字: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睿〔廷〕韶还在湖北布政司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的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继续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账。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觉察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瞿秋白《多余的话》[2]


[1] 引自刘小中、丁言模编著《瞿秋白年谱详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2] 引自《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文前有编者按语,详见本书附录。以下《多余的话》文本均引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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