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宁姐

唯心的厌世梦是做不长的。经济生活的要求使我寻扬子江而西。旧游的瓜洲，恶化的秦淮，长河的落日，皖赣的江树，和着茫无涯涘的波光，沉着浑噩的波声，渗洗我的心性，舒畅我的郁积，到武昌寻着了纯哥，饥渴似的智识欲又有一线可以充足的希望。——饭碗问题间接的解决法。

——瞿秋白《饿乡纪程》

常州——无锡——自食其力的日子不能继续了。十七岁的少年秋白，怀揣着表舅母“当了当头”借给他的路费，在常州西城大运河码头登船西行，栖栖皇皇地重新寻觅衣食依托之地。常州到武昌的一条水路，载不尽对过去的离愁别绪，更负不起对未来的嗟叹忧虑。几年以后，青年秋白终于痛定思痛，将昔日因这条“自然大流”牵动而起的对“生命大流”的遐思，从心头付诸笔下：

生活也好似行程。青山绿水，本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疾风迅雷，清阴暖日，就是平平常常一时一节的心绪，也有几多自然现象的反映。何况自然现象比社会现象简单得多，离人生远得多。社会现象吞没了个性，好一似洪炉大冶，熔化锻炼千万钧的金锡，又好像长江大河，滚滚而下，旁流齐汇，泥沙毕集，任你鱼龙变化，也逃不出这河流域以外。这“生命的大流”虚涵万象，自然流转，其中各流各支，甚至于一波一浪，也在那里努力求突出的生活，因此各相搏击洴涌，转变万千，而他们——各个的分体，整个的总体——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转变在空间时间中生出什么价值。只是蒙昧的“动”，好像随“第三者”的指导，愈走愈远，无尽无穷。——如此的行程已经几千万年了。

人生在这“生命的大流”里，要求个性的自觉（意识），岂不是梦话！然而宇宙间的“活力”，那“第三者”，普遍圆满，暗地里作不动不静的造化者，人类心灵的谐和，环境的应响，证实天地间的真理。况且“他”是“活力”，不流转而流转，自然显露，不着相而着相，自然映照。他在个性之中有，社会之中亦有，非个性有，非社会有，——似乎是“第三者”而非第三者。

“生命大流”的段落，不能见的，如其能见，只有世间生死的妄执，他的流转是不断的；社会现象，仍仍相因，层层衔接，不与我们一明切的对象，人生在他中间，为他所包涵，意识（觉）的广狭不论，总在他之中，猛一看来，好像是完全汩没于他之内。——不能认识他。能认识他的，必定得暂舍个性的本位。——取第三者的地位：“生命大流”本身没有段落，可以横截他一断；社会现象不可认识，有个性的应和响；心灵的动力不可见，有环境为其征象。

在镜子里看影子，虽然不是真实的……可是真实的在那里？……

——瞿秋白《饿乡纪程》

不识人生真面目，只源身在此“流”中。少年秋白此去武昌投奔的“纯哥”，即瞿纯白，是四伯父瞿世琥之长子，名常，字纯伯，以字行。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法文专修班，曾先后在上海南洋大学、南洋万言学堂、北京清河陆军大学和民国大学等学府做过教员，当时正在京汉铁路局任通译。虽已可以算得瞿家大族新一代中的翘楚，却也在经济生活中未能免于捉襟见肘。由于瞿稚彬的三个子女轶群、景白、坚白最终寄养于杭州四伯父家中，而长子秋白以及日后的壵白则投奔纯白，可以说，金衡玉去世以后，瞿稚彬全部子女的抚养重担都落在了瞿世琥父子的肩头上。因此，当瞿纯白尽心竭力帮助秋白考入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文之后，却对维系学业的昂贵学费望洋兴叹，无能为力了。不久，秋白唯有再次中途退学，等待寻求生存他法。

且说瞿稚彬带着体弱失聪的壵白，此刻也从常州来至武昌，准备投往黄陂二姑母瞿婕青（阿多）家，以图能够继续帮忙管账糊口。秋白正闲，便决定陪同父亲和弟弟走一遭黄陂。在黄陂，父子三人受到了二姑母阿多，堂姐瞿兰冰（懋陛），表兄周君亮（均量）、周君适的热情欢迎。经历了荒祠一家星散、僻壤孤独教学、武昌无力学业的少年秋白，一时之间又被人世亲情温柔包围了。周君适回忆说：“当他们到达我家的时候，我母亲一手拉着稚彬，并把秋白和阿壵一手揽在怀里，痛哭失声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1]

贫困交加、居无定所、流离颠沛的父子三人，终于在黄陂得到了短暂的喘息机会。根据周君适的回忆：“秋白的性格沉默寡言，生活俭朴，相貌俊秀，但不喜穿着修饰，他的唯一爱好是读书。我家后栋有一小园，房屋三间，两间藏书，一间是家塾，由我的大哥君亮教读。秋白叫阿壵和我一起读书，他自己已经常坐在书橱前，选择爱读的书，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地阅读。他最爱读的是《老子》、《庄子》、《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等书，不爱读四书五经。他经常教导我们勤奋读书，不要贪耍，他指着满架图书说，有这样好的条件，还不用功读书，真是太可惜了。并把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和车胤囊萤映书的故事讲给我们听。他平时是很少说话的，可是讲起故事来，话匣子打开了，却滔滔不绝，娓娓动听，他那坚强的意志，和蔼的语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周君适与秋白同榻而眠，往往深夜一觉醒来，发现秋白仍旧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扯卷夜读不辍。精神力固然发挥到了极致，但肉体上的弦却也因此紧绷出了危险的信号：他面容消瘦、身体薄弱，开始经常咳嗽不止。姑母和堂姐见状很是忧疑，特意请了大夫来诊脉。一诊不要紧，果然已是肺病初期。家中一阵忙乱，又是开方，又是抓药，更添了好几张嘴苦口婆心劝他夜里不要再读书伤神。秋白表面应着，私下里却说不是什么大病，不必小怪大惊。每晚只等众人都睡去了，照旧起身点灯读书至天亮方休。一个历经坎坷波折，与家人生离死别，因此性格偏于内向幽闭，而又天生具备文气才情的少年夜夜苦读，其实正是在自己面对自己，苦苦探索着自我问题的解答。正如他自己在《饿乡纪程》中所说：“惨酷的社会，好像严厉的算术教授给了我一极难的天文学算题，闷闷的不能解决；我牢锁在心灵的监狱里。‘内的要求’驱使我，——悲惨的环境，几乎没有把我变成冷酷不仁的‘畸零之人’……”

少年秋白在黄陂时期的这段独立、安静的智识训练，由于碰撞到了表兄周君亮的交汇切磋而更添非常之效果。他自己也曾感慨说：“到黄陂会见表兄周均量，诗词的研究更深入一层；他能辅助我的，不但在此，政治问题也渐渐由他而入我们的谈资。然而他一方面引起我旧时研究佛学的兴趣，又把那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那一点萌芽折了。这三四个月的旅行，经济生活的要求虽丝毫没有满足，而心灵上却渐渐得一安顿的‘境界’。”

秋白也看佛书，如《成唯实论》《大智度论》等，并经常与君亮交流。有一次君适和秋白开起玩笑：“难不成你已经看破红尘了么？”秋白却一脸严肃地回答：“老庄是哲学，佛经里也有哲学，应该研究。”

在潜心研究形而上的同时，实际的社会经济问题亦始终未曾从少年秋白的脑海中分离出去。他清醒地意识到瞿家与周家这一段黄陂温情岁月并不会持续长久，由于二者在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也就注定了日后必然的分道扬镳。他深知：“生活困难，心绪恶劣，要想得亲近人的慰藉，这也是人情，可是从何说起！亲人的空言虽比仇人的礼物好，究竟无益于事。况且我的亲友各有自己阶级的人生观。照实说来，又恐话不投机，徒然枉费。”因此，当见到周君亮在一次教导阿壵时使用了体罚，让阿壵直挺挺地跪在地上时，秋白大受刺激，极为敏感且反应很大地呼喝道：“起来，这成个什么样子！”差点造成与周君亮之间的罅隙。可以说，为社会痼疾求解决的政治诉求与为自我心灵求安顿的佛学研究，二者相反却相成地共存于秋白的黄陂之行中，仿佛一个酝酿、储备的阶段，为未来的人生步骤奠定了起踏的阶梯。

时光行至那年元宵节之夜，风清月朗，满城爆竹箫鼓之声，热闹非凡。周家兄弟邀秋白去闹市观花灯，以解他心头郁结。秋白却提议到铁锁龙潭吟诗赏月，于是，主随客便。话说那铁锁龙潭是个偏僻冷清的所在，名源于民间传说大禹治水之时，在深潭之中锁了一条龙；潭中央立一铁柱，柱上拴有铁链，下垂潭底，为黄陂一名胜。那夜，对着皎洁月色与清冷潭影，秋白高声吟诵杜甫的诗句：“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众人知他触景生情，想念起在杭州的弟妹，忙用话岔开，问他这潭里是否真的锁着龙。秋白亦知众人之意，便又把《史记》中孔子见老子后，对门人说的一段话念了出来：“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见老子，其犹龙耶。”这话是告诉众人：龙变化莫测，岂能锁得住？随后，面对着使他“低徊留恋”的黄陂铁锁龙潭的清波皓月，秋白吹起呜咽作响的洞箫，并填词一阕：“一泓潭水，铁锁老龙潜不起。莫漫哀吟，听我悲箫宛转声。 华年初送，如电如云还如梦。珍重心期，休待秋霜入鬓时。”且说那月月底，秋白便离开黄陂，回到武昌，很快便又跟随调动到外交部条约司通译科任职的瞿纯白，一起远赴北京。不久之后，瞿稚彬便也带着阿壵离开了周家，前往山东继续寄人篱下的飘零生活去了。

在此后的人生中，秋白常常回想大明湖畔小酒馆晚膳之后，他同着父亲回到父亲寄居的好友家中的那个夜晚。父子二人同榻而眠，整整谈了半夜。第二日一早，他便坐上火车进京了。日后，他还用一段极为感性的文字记录下了在火车上的那一番缠绵悱恻的离愁别绪：

一人坐在车里，寂寞得很，英国人又躺下睡着了。我呆呆的坐着思前想后，也很乏味，随手翻开一本陶渊明的诗集，看了几页又放下了。觉着无聊，站起来凭窗闲望。半阴半晴的天气，烟云飞舞，一片秋原，草木着霜，已经带了些微黄，田地里禾麦疏疏朗朗，显得很枯瘠似的，想起江南的风物，究竟是地理上文化上得天赋较厚呵。火车的轮机声，打断我的思潮，车里却静悄悄的，只看着窗外凄凉的天色似乎有些雨意，还有那云山草木的“天然”在我的眼前如飞似掠不断的往后退走，心上念念不已，悲凉感慨，不知怎样觉得人生孤寂得很。猛然看见路旁经过一个小村子，隐约看见一家父子母女同在茅舍门口吃早饭呢。不由得想起我与父亲远别，重逢的时节也不知道在何年何月，家道又如此，真正叫人想起我们常州诗人黄仲则的名句来：“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

——瞿秋白《饿乡纪程》

那济南一别之后，除了1923年归国后的一次探望，秋白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父亲。对于瞿稚彬来说，也确实是应了“此时有子不如无”——这个长子算是白生白养了（虽然作为父亲，他其实也没有完全尽到“养”的责任）。不管是在黄陂小憩，还是在济南小聚，尽管看起来都是均为寄食者身份的父子两代人的凄凉重逢，然而，作为一个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留下了重墨“痕迹”的人物，秋白却绝不是一个倚赖亲戚、浑无出息的寄食者。虽然在他早期的生命中，既有来自无锡秦家、黄陂周家的无私援助，也有为他“当了当头”凑路费的表舅母、从武昌到北京一路为他遮风护航的“纯哥”，或许还有一个今天我们已无所细考，却同样在他孤苦无依的少年时期给予了他雪中送炭的温暖帮助，以至在生命最后时期依然念念不忘，特意用绝笔郑重写下的亲人“宁姐”（笔者猜测是其一位堂姐或表姐），但没有选择地降生在一个改天换地、不可逆转的大时代，同样没有选择地投生到一个没落凋零、寄人篱下的家庭，做了一个在时代大潮裹挟下已不能独善其身，更无法保全家人的父亲的儿子，或许才是他一生悲剧性格的根源所在。“士的阶级”的出身就像一枚胎记，不仅是在生存层面，同时也在精神层面，乃至政治信仰与哲学世界观层面折磨、困扰着他，使他终生摆脱不了“畸零人”的心理暗影。直至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它仍在不断撞击他的心门，使他陈出痛彻心扉的“多余的话”，而正是那些话，又不知撕裂了多少人心，陪他一起疼痛、挣扎，乃至纠结至今……

[1] 本节周君适、周君亮家兄弟对瞿秋白的回忆，参见周君适《瞿秋白同志在黄陂》，载《山花》1981年第7期；周君亮《坠尘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