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天之下只有庸人才会既无错咎，又不得赞誉。全天下的人都憎恶他，这人可称之为超乎寻常的奸雄；全天下人都赞誉他，这人可称之为超乎寻常的豪杰。即便如此，这些发表评论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平常人，超乎寻常之人千百个之中也难挑出一个，以寻常人的眼光和见识来评价非常之人，难道可信？因此，誉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伪善媚俗、欺世盗名之徒，谤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功绩卓著的英雄豪杰。俗话说：盖棺论定。一个人的是非功过要到其死后才能作出结论。我知道有人去世数十年数百年，而对其的评价仍未有定论，褒贬不一，莫衷一是，让后世的评论家无所适从、难以判断。比如，有的人得到的赞誉不计其数，而受到的诋毁也铺天盖地；赞赏者将其捧入云端，批评者将其踩至泥下。如今受到的诋毁，恰好足够与过去得到的赞誉相抵消；他处得到的赞赏，正好抵偿此处受到的毁谤。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就是所谓超乎寻常之人。究竟是超乎寻常的奸雄还是超乎寻常的豪杰姑且不论，只看他所处的位置及所做的事情，就不是平庸人的眼光和见识可以洞察的，也不是一般人可以信口雌黄的。知晓这个道理的人才能够读我这本《李鸿章传》。

我敬重李鸿章的才干，惋惜李鸿章的见识，同情李鸿章的际遇。李鸿章出访欧洲，在德国与前首相俾斯麦会面时请教说：“作为一国之重臣，想要竭尽所能为国家出力，但满朝官员都与自己意见相左，他们联合起来掣肘牵制，在此情况下，若想施展自己的抱负，应该怎么做呢？”俾斯麦回答：“首要的是取得最高掌权者的信任，如果掌权者全力支持便可独揽大权，还有什么事不能成功呢？”李鸿章说：“如果掌权者不论谁的话都能听进去，而其身边的近臣和侍从又常常假君主之口作威作福，挟制掌控局势，那么处于这种情况下的重臣应该怎么做呢？”俾斯麦沉思良久说：“如果作为重臣，是以最大的忠诚操劳国事，按说一定能够匡正掌权者错误的想法，除非是与妇人女子共事，就不好说了。”(注：这些话是根据西方报纸刊载的信息翻译而来，普通的华文报纸如《星轺日记》所登载的内容因“妇人女子”有影射慈禧太后之嫌而有所删减)李鸿章沉默不语。唉！我看到这里，就明白李鸿章郁积在心中的愤懑了。这些烦闷抑郁，不是旁观者所能体会的。我因为这一点而批评李鸿章，也因为这一点而体谅他。

自从李鸿章在世界范围声名鹊起，五大洲各国各界几乎达到了只知李鸿章而不知中国的程度。用一句话来概括，李鸿章可谓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代表人物。以甲国人的身份来评论乙国的政事，肯定不可能了解到真相，这一点，自不必说。然而说到中国近四十年来第一流的重要人物，李鸿章的确当仁不让。读中国近代史的人，都无法避开李鸿章不谈；读李鸿章传记的人，也势必要参照中国近代史，这是有识之士的共识。因此，我这本《李鸿章传》，也可以命名为《同、光以来大事记》。

1896年李鸿章亲自去德国前首相俾斯麦家中拜访

当然，还不止于此。一个国家如今的现状，必定与该国之前的历史遥相呼应。因此，过去的历史是当下状况的原因，而当下发生的状况是之前历史发展的结果。由于李鸿章与当今中国有着深厚的关系，因此要评价李鸿章这个人物，势必要高瞻远瞩洞若观火，体察中国数千年来政权更迭变化的总体趋势以及各民族间此消彼长暗潮涌动的力量变化，还有当今中国外交中的内幕隐情，这样才能充分了解李鸿章个人在中国历史上所处的地位。孟子说：知人论世。世事固然不容易评定，而人难道就能轻而易举地了解吗？

如今中国普通的评论者，一般都以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叛乱为李鸿章的功绩，以多次与外国谈判议和为李鸿章的罪过。我认为这种功罪的认定有失偏颇。以前，俾斯麦曾经对李鸿章说过：“我们欧洲人以抵御外族入侵作为功绩，为保全某一家的利益而自相残杀，是我们所不激赏的。”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叛乱，是同室操戈，手足相煎，如果以此为功，必让四海同胞心生忧惧。如果国人将积愤已久的国耻及对外议和的痛恨转为怨毒集中发泄到李鸿章一人的身上，纵然事出有因，但设身处地地想想，在乙未年(1895年)二三月份与庚子年(1900年)八九月之交，若是评论者处在李鸿章的位置，在那多事之秋的举措和处置，果真能比李鸿章出色吗？因此而非议苛责的人，不过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嬉笑怒骂一逞口舌之快而已。所以，我对李鸿章功过的评定，与这种观点迥然有别。

李鸿章如今已然离世。国外的评论者，都将李鸿章视为中国第一人。还有人说：李鸿章的离世，必将引起中国今后局势的大变动。李鸿章是否堪称中国第一人，我不敢说，然而，纵观现下五十岁以上、三四品以上的官员，没有一人能比得上李鸿章，这是我敢断言的；李鸿章之死，对于中国局势是否有影响，我不敢说，然而如今政府失去了李鸿章，好比老虎失去伥鬼，盲人失去辅助，国家前途岌岌可危、危机四伏，这是我敢断言的。然而，我又希望国外的评论不正确，因为如果这些评论属实，我泱泱大国只能依赖一个李鸿章来支撑，那么国家还有救吗？

西方哲言常提到：时势造就英雄，英雄亦能造就时势。像李鸿章这样的人，我不能不称之为英雄，然而他仅仅是时势造就的英雄，而非造就时势的英雄。时势造就的英雄，只是平常的英雄。世界如此之大，古往今来，历史悠久，何处何时没有时势呢？读一部二十四史，像李鸿章这样的英雄，不计其数。若是说到造就时势的英雄，那么遍阅历史，千年也难遇一个。这也是我们中国历史因循守旧难以创新，始终无法大放异彩震耀世界的原因。我写这本书时，这一感慨始终萦绕心间。

历史学家评论西汉的霍光，叹惜其不学无术。我认为李鸿章之所以没能成为超乎寻常的英雄，也可归因于这四个字。李鸿章不了解国计民生的根本规律，不通晓世界的整体趋势，不明白政治的本原所在，他处在竞争加剧瞬息万变的十九世纪，却一味弥补缺漏，苟且偷安，不致力于增强国民实力，建设威势强盛德政完备的国家，而只是学习西方皮毛，取水忘源，小富即安，更是凭借一点小才智小权术，想要与世界著名的大政治家博弈，出让根本利益，追逐蝇头小利。当然，并非他不鞠躬尽瘁，只是于事无补啊！孟子说：“一面在尊长面前没有礼貌地胡吃海塞，一面又讲究不用牙齿啃干肉，这就是不懂得什么才是重要的事情。”这话太有道理了。李鸿章晚年所做的事每每失败，就是因为这一点。即便如此，又何必对他过于苛责呢？李鸿章毕竟不是造就时势的英雄。举凡社会中的人，总难免被社会中数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和世俗习惯所束缚，难以自拔。李鸿章没有生在欧洲而是生于中国，没有生在今时今日而是生于数十年前，早于他而生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中，也没有出现一个能造就时势的英雄人物来因势利导襄助于他，可见那个时代那个环境所孕育的人物只能达到那个程度了，因此绝对不能归咎于李鸿章一人身上。更何况他在大清朝廷所遇到的障碍，使得他自己的抱负都不能尽情施展？所以我说：敬重李鸿章的才干，惋惜李鸿章的见识，而又同情李鸿章的际遇。然而，江山代有才人出，自此以后会出现承袭李鸿章而雄起的人吗？随着时势的变化，英雄的标准也会改变，请后起者千万不要以我宽谅李鸿章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

若以李鸿章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美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则其权固有迥不相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