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两件事纪念吴晗同志

吴晗同志含冤逝世十年以后，得到平反，隆重地开了追悼大会。我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参加，只得在事后反复阅读民盟的盟讯专刊，借以寄托沉痛悼念之情。我当时曾想，这个遗憾终生无法弥补了。我也曾对人说，恐怕只有见马翁于地下之时，才能顺便去向吴晗同志致敬了。现在北京市历史学会给我机会，在纪念文集的一角表达对吴晗同志的哀思，我是十分激动和感谢的。

在纪念吴晗同志的时候，我回忆起两件事。

1965年冬，文痞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时，我在郊区参加“四清”，回校时去见了翦老和邵循正同志。我当时的思想和许多史学工作者一样，对于文章后面一段联系政治“上纲”，攻击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不能接受的。我曾对翦老说，若说吴晗同志某些学术思想、观点不完全正确，我是同意的。例如，他所倡导的要用当时当地的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我觉得不一定符合马克思主义（今天我还是这样想）。但是，如果说吴晗同志这样一个几十年来全心全意跟党走的人，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我决不相信。当时翦老处境已很困难，他表示同意我的话，但很谨慎，未加发挥。邵循正同志是和吴晗同志私交甚笃的，我又向他了解。邵循正同志说，我最近特意去找了吴晗，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吴晗只是摇头叹气，一言不发”。1966年初秋，北大东操场上有一次大规模的批斗会，很多人都被拉来，吴晗同志也在被揪斗之列。我那时还厕身于“革命群众”之中，只见吴晗同志被两名红卫兵左右抓住肩膀，推上台来。他双目紧闭，毫无表情。我不禁想起邵循正同志所说的八个字：“摇头叹气，一言不发。”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吴晗同志。当然，我与他的瓜葛并未就此终结。为他所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当编委，免不了罪状一条；写过一本小书《明代援朝抗倭战争》，更必然是“为彭德怀歌功颂德”。

“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内乱，它的性质已由党中央做出了明确的结论。而运动开始时，翦老、吴晗、邵循正，以及像我这样的人，可能对运动各有不同的理解和不理解。但是谁能料到，《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竟是发动这场内乱的信号弹！谁又能料到，它竟成为持续十年之久的大灾难！吴晗同志“摇头叹气，一言不发”，他是有口难开，有难言之隐啊！吴晗同志在这场大灾难中悲惨牺牲，而我自己，由运动之初被揪出来时在群众大会上的不肯低头，几经周折，最后却被认为是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解放以后一直受党的教育，诚心诚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这场内乱开始时，看来并非完全不能明辨是非。周扬同志说得好：不能把迷信当做忠诚。这句名言，我认为，给无数“毕竟是书生”的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动总结了经验。或者更正确地说，总结了教训。可悲又可惜的是，吴晗同志还没来得及吸取这个教训，就被折磨致死了！

另一件事，把我带到更远的回忆之中。30年代前期，七七抗战之前，天津《大公报》有所谓星期论文。每逢星期日，由当时所谓的名流轮流替报纸撰写社论文章，它在读者中颇有影响。我记得是1932年暑假，胡适在他的一篇星期论文中，主要谈了当年夏天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的两名毕业生。文章称赞他们的辛勤努力和突出成就，好像还举出了具体例子，详细内容我已记不清了。胡适写此文的政治目的为何，这里姑且不论。在当时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确实纷纷谈论，引起了注意。这两个毕业生，一是北大国文系的丁声树，一是清华历史系的吴晗。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吴晗的名字。据我所知，胡适以后一直很关心他们两人，他们和胡适在学术上也有过不少往来，丁声树还曾被推荐到北大任教。

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里，身受三座大山压迫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知识分子究竟不同。抗战后期，当胡适在美国替国民党政府充当大使时，吴晗同志开始积极投身于火热的反蒋斗争和民主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解放以后，他一方面作为副市长，一方面作为历史学家，精力旺盛，意气风发，卓有建树。他那种夜以继日的“双肩挑”的干劲，今天是很难见到的。丁声树同志，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丁圣人”，没有在傅斯年的劝诱之下离开大陆，而是留在南京迎接了解放。三十几年来，踏踏实实的思想改造，使他甘为沧海一滴水。他积劳致疾，缠绵病榻，中国社会科学院表彰了他，并且号召向他学习。吴晗和丁声树，正如胡适当年在学术上所期待的那样，解放之前都已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同时，他们也都违反了胡适的愿望，背叛了胡适所走而且也希望他们两人走的政治道路，先后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这当然是胡适做梦也未料到的。虽然吴晗同志和丁声树同志晚年遭遇有所不同，他们共同走的革命道路，则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应当走的道路。我认为，吴晗同志在抗战前学术上受知于胡适，不必为他讳言。更可贵的要害，是吴晗同志最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四人帮”为加害吴晗同志，公布了他给胡适的一些信札，适足暴露其险恶用心而已。

今天，在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引之下，知识得到重视，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政策日益落实，知识分子日益在四化建设中找到用武之地。吴晗同志地下有知，一定会像当年那样，憨厚而爽朗地放声大笑吧！

198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