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冯秉诠教授的道路》

——纪念两位挚友之一

从抽屉捡得未刊文稿二篇，一篇的题目是《〈冯秉诠教授的道路〉读后感》，另一篇是《〈丁则良文集〉序》。重读一遍之后，感觉到文中的感情，虽经岁月蹉跎，并没有磨损，而文章里边的材料今天看来，也仍然有用，因此交给杂志发表，就正于读者。

《冯秉诠教授的道路》，姚树华著，华南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印数六千册。这篇读后感原来是应作者的邀约而写的，后来不知什么缘故，作者与我失去了联系，所以就搁在抽屉里，一直没有发表。我1989年赴美时曾把此书在冯公的好友戴振铎、施于民诸位先生当中传观，他们都很受感动，复制珍藏。我看此书不妨把“荣衰录”性质的部分删掉，加以重印，是很好的“科教兴国”的教材。秉诠是华南工学院无线电系的名教授，秉诠的夫人高兆兰是中山大学物理系的名教授，曾任人大常委，现在广州颐养天年。

我与秉诠同志从1940年起，论交四十年，友谊甚笃。但由于专业相去很远，工作地点又天南地北，解放后三十多年来，关于他的贡献和遭遇知之甚少。1980年他逝世时，我在当时处境下，不可能收到讣告。是我的在清华学习无线电的儿子，拿来一张广东出的报纸，我边流泪边读了那整版的报道。读完后立即跑去通知我们共同的好友北大哲学系教授任华同志。他高度近视，加之久病，不能阅读。我为他又重读了一遍，两人黯然神伤，唏嘘不能自已，同时也才粗粗了解“冯公”（当年哈佛中国同学中不论长幼，都戏以公相呼）回国后的工作与贡献。现在读到姚树华的《冯秉诠教授的道路》，才真正较全面、较深入地认识了这位老朋友。作者不仅如实而生动地描述了冯公的一生，更难得的是笔锋常带感情。书中说：“他是直到古稀之年还盛开着鲜艳花朵的一棵参天的红棉树，他达到了学识、人格和胆略的高度和谐。在他的身上，显示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坚贞情操和浩然正气。”我想，凡是读了这本小传的人，都会对此评价表示首肯。这又说明作者充沛的感情是有理智做基础的，他对秉诠同志这样的评价是站得住的。作为冯公的老友，同时也作为一个来自旧社会的老知识分子，我读完此书后由衷地感谢秉诠同志有幸遇到的伯乐（这大约也是他始终愿意留在广东的原因之一），由衷地感谢讴歌冯秉诠这样老知识分子所走道路的本书作者！

书中讲到秉诠同志任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席，这也是我和他在哈佛熟悉起来的契机之一。回想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中，关于旧社会许多事都茫无所知的红卫兵们，对于解放前的任何一个“组织”都投以怀疑甚至敌视的眼光，要从其中嗅出什么反动政治的气味，要查出担任职务的成员是否有反动政治背景。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这个组织当然也逃不脱。不过，一而再，再而三的“交代”，倒促使我回忆总结了一下。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是一般学生组织，而被选担任职务的条件，可以归纳成三条——为人正派、功课好、群众关系好，如此而已。当时一般头年任文书者，次年总被选为主席，现在记忆所及，我当文书时的主席是现在台湾的刘毓棠先生；我任主席时，冯公任文书；次年冯公选为主席，现在武汉大学的吴于廑同志任文书；次年吴公也选为主席，而文书是现在南开大学的高振衡同志；后来高公也当选主席。如今冯公去矣，我们后死者决不能愧对亡友，正如周培源老教授题词所说，定要以冯公为楷模。

书中讲到秉诠同志在“文革”的非人遭遇下，既诚心诚意接受改造，又坦率耿直不做任何违心之谈。此点我也深有体会。“文革”中由于我错误地介入派性斗争，一派的红卫兵到各地搜集我的“反动历史罪证”。他们根据抗战期间教过美军日语和认识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两点，迫使冯公写材料证明我是美国特务。冯公的回答是：“周一良不是美国特务！如果他是美国特务，我们都是美国特务！”

书中讲到秉诠同志政治上、工作上严肃认真之外，还有日常生活中随和幽默的一面，这方面我可以补充一点。他与高兆兰同志都非基督徒，而结婚是在教堂举行的，这是入乡随俗，也是当时中国留学生正式婚礼的惯例。西方风俗新娘须有男家长一人陪同进入礼堂，并由他表示将新娘嫁给某某。记得兆兰同志是由她在岭南时的导师、一位美国老教授担任了这个角色。他们新婚燕尔时，戏仿欧洲方式早晨未起床时用早餐。两人约定，轮流由一人先起床准备，给另一人送到床边。当时同学中传为美谈，也是冯公男女平等和生活风趣的表现。

最后，想指出两点不妥之处。1．第七七页说陈寅恪先生飞到广州后“准备再去香港”，不确。陈先生从无赴香港的打算，而是与陈序经先生联系到岭南大学的，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一三三页。2．常迵教授的名字两处误为迥。

1987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