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的性别话语

在对小说本身进行性别分析之际，我感觉对“红学”的性别话语，尤其是当代中国批评家的话语进行同步批评也是恰当的。在过去的二百年里，《红楼梦》被批评家们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意义，这些论述是性别观念的重要象征。同样，我在自己的《红楼梦》批评中也编织进对“红学”中性别话语的批评。绝大多数批评家写的似乎都是没有被问题化的性别观点，而中国的评论者则是在社会主义影响与消除歧视趋向的驱动下，以更大的自觉与公开的潮流去写性别问题，特别是男女平等问题。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研究者已经提出了曹雪芹及其小说是男女平等的先行提倡者的观点。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努力保持自己的工作对中国的“现代化”保有政治价值与社会意义。这一视角认为小说展现了早期中国男女平等的观念，而这种观念正在目前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得以实现。因此，小说的观点不是援用女性主义理论，在详细分析错综复杂的性别规则的关切激发下逐渐形成的，而是阶级分析的重要性下降的结果。这种不加批判地将《红楼梦》作为原始女性主义文本加以“继承”的努力或将导致意在继续压迫女性的价值观的持续。^[1]

赵荣在1982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红楼梦》是曹雪芹对男女平等的讴歌、对婚姻自由的呐喊。同样，韩慧强将曹雪芹描绘为一个性道德革命的提倡者。黄立新有一篇长文论述该问题，称“[《红楼梦》]在中国妇女解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西方学者对这一观点也有所回应，尽管热情度稍低。比如，罗慕士（Moss Roberts）称小说深具女性主义色彩；马克梦（R．Keith McMahon）认为小说包含对“父权制的批判”。^[3]新中国的“红学”界以极大的热情牢牢抓住这一问题，并且在通俗化了的电视剧版曹雪芹的生平中，平添上不真实的一笔，描绘曹雪芹在奴隶市场买了一些女孩子，只是为了当场将她们释放为平民。曹雪芹被塑造成女性的救星、女性主义出现之前的女性主义者。

援引传统中国女性的悲惨与苦难满足了新中国“红学”学者的需求，他们面临着为目前的社会主义制度寻找合法性的需要。这一动机成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批评的基础。1986年《人民日报》刊登了管桦的一篇文章，其说教的语调将这一情绪展露无遗。文章以这样一种方式措辞，读起来好像作者正在与曹雪芹谈话，他说：

这里的妇女，有官员、学者、教授、工程师、科学家、艺术家，和男子一样背负着自己的命运。她们慷慨、热情、求爱，没有被践踏的女性追求权利的呼声。这里的法律禁止开设拍卖女性灵肉的妓院。一切伤害女性尊严的行为都要受到惩罚。这里所有的女性都是男人的姐妹和所爱的人。^[4]

这样一来，过去被用来为当下服务。无论今天还是清代，两性权力的分配都不平等，但是《红楼梦》的批评家们几乎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机制使得这种不平等合法化。单纯说女性受压迫是不够的，因为置身于这样岌岌可危的男女不平等境地，尽管可以集中关注女性遭遇的可怕境况，但它只不过是一种对凄惨经历的即兴放映。这种即兴放映可以确保观看者带有一定的感情距离、完全没有责任感地面对观察对象。观看者以一种超然的优越感面对“女性遭遇”这一对象，自鸣得意与超然物外的心态保持不变，事实上还有一种“时代变了”的解脱感。具有这种戏剧性特征的“红学”，不过仅仅是多种机制中的一种。因此我特意计划用第三章到第九章的篇幅，仔细考察《红楼梦》文本中所展示的清代男权统治得以合理化与正常化的机制。

正如上文所述，这种借助于18世纪的早期文本来探究20世纪价值观的热情，不仅带有非历史主义的危险，而且也有服务于目前男女不平等的价值观并使之持续下去的嫌疑。因此，应该赞赏中国文学批评中包含性别政治学的做法。同时中国文学批评又出现一种倾向，即把任何讨论反封建、反父权制等女性问题的作品都包含在内。显而易见，女性的从属地位被《红楼梦》编织进故事中。但中心问题不在于这一事实，而在于事实是如何被详细描绘的。并且，特别关注女性的从属地位及她们在男性统治机制下的彻底失语，倾向于产生悲惨、苦难的“女性”话语。在那种情况下，该问题被解读为一个从属问题，而绝非处于支配地位的问题。作为受压迫的女性，她们与父权制体制串通与合谋的重要方式被忽略了，正如男子被限制和约束在性权力持有者的角色上这一倾向被忽略掉一样。基于这个原因，我才拓宽这一研究，将小说中男性与女性的分析都吸纳进来，而且进一步放宽所关注的两性人物的年龄范围。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作为权力与控制的话语被放到一起有效地考察，从而避免不自觉地将一方看作全能的，而将另一方视为十足的受害者的观念强加于人。

[1] 比如，当代中国哲学的“利用”与“继承”一词的用法具有相似之处。参见Kam Louie（雷金庆）．Inheriting Tradition：Interpretations of the Classical Philosophers in Communist China．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2] 赵荣：《婚姻自由的呐喊男女平等的讴歌》，《贵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第58—69页，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编：《复印报刊资料·〈红楼梦〉研究》，1982年第4期，第55—65页；韩慧强：《〈红楼梦〉中的性观念及文化意义》，《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88年第1期，第77—82页，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编：《复印报刊资料·〈红楼梦〉研究》，1988年第2期，第17—22页；黄立新：《明清男女平等的社会思潮与〈红楼梦〉》，《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2期，第325页。

[3] Moss Roberts，“Neo-Confucian Tyrann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a critical note”，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10，No.1（January-March，1978），p.63；R．K．McMahon，“A Case for Confucian Sexuality：the Eighteenth Century Novel ‘Yesou puyan’”，Late Imperial China，9，No.2（December，1988），p.47．

[4] 管桦：《曹雪芹和女性》，《人民日报》，1986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