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嵇康（224—263），字叔夜，三国魏谯（qiáo瞧）郡铚（zhì治）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人。三国时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音乐家。其祖先本姓奚，居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市），因躲避怨仇，迁居于铚县的嵇山（今安徽省涡阳县内），便改姓嵇。

嵇康出生在儒学世家。父亲名昭，字子远，早逝。嵇康由母、兄（姓名无考，不是嵇喜）养育长大。成年后，一直寄居在河内山阳（今河南省焦作市东），达二十年之久。嵇康的妻子是魏沛穆王曹林（曹操之子）的孙女，因而他是曹魏宗室的女婿，这一点对他的一生，或多或少都有些影响。

嵇康曾做过曹魏的郎中、中散大夫（无职守的闲散文官），故世称“嵇中散”。由于他对司马氏多有不满，退隐，不再出仕。

二

嵇康的活动时代，正当魏晋易代之际，政治斗争十分尖锐残酷。这是一个黑暗、险恶的时代。

景初三年（239年），魏明帝曹叡病死，年仅三十五岁。继位的曹芳是个八岁的儿童。曹爽（曹操族孙）和司马懿二人辅佐幼主，曹爽用何晏、邓飏等，谋夺司马懿之权。嘉平元年（249年），司马懿用阴谋手段诛杀曹爽、何晏等人。嘉平三年（251年），又逼太尉王凌自杀。司马懿之子司马师上台后，继续专权。嘉平六年（254年），又诛杀了名士夏侯玄、李丰等，废齐王芳，另立高贵乡公曹髦。正元二年（255年），丘俭等在淮南（今安徽省合肥市西北）起兵反司马氏，司马师率军亲征，丘俭战败被杀，反司马的最大的军事力量终于被摧毁了。是年，司马师病死，其弟司马昭上台，日谋代魏。曹髦曾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见《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甘露二年（257年），诸葛诞又在淮南起兵，次年被杀，从此反司马氏的军事力量被彻底消灭了。甘露五年（260年），曹髦密谋讨伐司马昭，事情泄密，司马昭乘机杀了曹髦，另立陈留王曹奂为帝。咸熙二年（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终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

司马氏集团，一方面采用残酷的手段，血洗曹魏集团成员，另一方面又大力倡导“名教”，为篡位制造舆论。他们利用东汉以来世家大族重视的一些伦理规范，团结内部，诛除异己。如大官僚何曾倡言“以孝治天下”（见《世说新语·任诞》），这既能绍续正统的社会、政治伦理，维护社会运行的道德体系，而又可给他们心目中的仇敌横加恶名，以致“名士少有全者”（见《晋书·阮籍传》），文人学士人人自危。由于社会的黑暗和两汉儒学的衰微，沉寂了数百年的老庄思想再度兴盛起来。为了远祸全身，士子大多醉心于清谈玄理。因此，在学术思想领域里，玄谈之风日炽，《老子》、《庄子》、《周易》成了名士们研讨的主要对象，时称“三玄”。

当时，玄谈家大都是些“名士”，大约可分为两派。一派用老庄思想解释儒经，认为名教出于自然，依然维护着儒家的伦理观念。这一派以何晏、王弼等人为代表，夏侯玄、钟会之流也属此派。后人习称这些人为“正始名士”。另一派，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人。他们“相与友善，游于竹林”（见《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后人习称“竹林七贤”。他们从理论到行动，都是提倡“自然”，反对礼教的。汉末以来士人通脱、放达的风气，由于时代的原因，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他们鄙视世俗，任情自得，却又各具风神：阮籍佯狂，刘伶病酒，山涛以识度自负，嵇康则高标脱俗而无喜愠之色。有一次，司马氏所宠幸的钟会前来拜访嵇康。嵇康正在锻铁，对钟会的到来视若无睹，仍挥锤不止。过了一个时辰，钟会扫兴而去。嵇康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说：“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见《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双方的对答似乎不伤感情，但钟会对嵇康的学识盛名常怀忌妒，此时更嫉恨在心。

七贤中人种种与名教对立的处世态度，当然是阴谋篡权的司马氏所不能容忍的。他们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分化瓦解，拉拢七贤。山涛、王戎以其社会地位和姻属联系之故，投向了司马氏，致身通显。嵇康却不惧威逼，不为利诱，始终不屈地与司马氏和他们倡导的虚伪名教进行斗争，终于招致杀身之祸。

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吕巽（xùn迅）因奸淫弟妇徐氏之事泄露，心怀鬼胎，反诬告吕安对母亲不孝，吕安蒙冤被捕，放逐到边疆。嵇康素与吕氏兄弟友善，并曾出面调停此事。为伸张正义，他亲去狱中替吕安辩诬。钟会却乘机向司马昭进谗，说嵇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见《世说新语·雅量》刘孝标注引《文士传》）。此言正中司马昭下怀，于是下令收捕嵇康。嵇康入狱，太学生数千人上书，请以嵇康为师（见《世说新语·雅量》注引王隐《晋书》）。但早已把嵇康视为眼中钉的司马昭，又怎会放下屠刀？嵇康临刑时，顾视日影，索琴弹了一曲《广陵散》，悲叹道：“《广陵散》于今绝矣。”虽然他怀着无限的遗恨，但神色自若，对这种结局早已有所感悟了。

三

嵇康的诗文极力主张听任自然而反对虚伪的名教，这也是他诗文的一个主要内容。因为司马氏挂着虚伪的礼教招牌，干着篡位的勾当，嵇康不能不首先给以尖锐的批判。《难自然好学论》一文集中猛烈地抨击了礼法制度。首先，他对礼法的本质加以揭露：“及至人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为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他认为仁义、名分，不过是为了束缚人的思想言行而制定的，“劝学讲文”不过是装点门面的手段而已，一切礼法制度都是“至人不存”之后统治者特意设立的。接着又痛斥儒家经典的罪恶作用，“开荣利之途”，使人们竞相追逐私利。他对视“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的说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他把学校、诵读、六经、仁义，分别比作“丙舍”、“鬼语”、“芜秽”、“臭腐”，这是旷古未有的嘲弄。在《太师箴》中，他更认为由于统治者以天下为私，怕万众乖离，所以才“攘臂立仁”。这就把一切礼法名教的根源都归结到一个“私”字上。这是异常深刻的。司马氏提倡礼教，难道不是为了“宰割天下，以奉其私”（见《太师箴》）吗？

名教和自然之辨，是魏晋玄学最重要的论题之一。《释私论》就是他抨击虚伪名教的理论性文章。“释私”就是“除私”。什么是“私”呢？“夫私以不言为名，公以尽言为称”。“不言”就是隐藏真情，“尽言”就是显露真情，无所隐匿。“公”和“私”的本质区别，就是真和伪，真就是“实”，即“自然”；伪就是“名”，即“名教”。嵇康认为，“君子无措乎是非”。“无措”就是行为不拘束于世俗的是非界限，要“越名教而任自然”。他把“公”和“私”看成是“是非之至”，认为是一切事物成败的关键。

嵇康反对名教，其实质是反抗当时黑暗的现实政治。他在对历史人物的评议中，也贯穿了抨击黑暗政治的意图。司马氏以周公自居，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则宣称自己“每非汤武而薄周孔”，致使“大将军（指司马昭）闻而恶焉”（见《文选》卷四三《与山巨源绝交书》李善注引《魏氏春秋》）。其矛头所向，是一目了然的。在《管蔡论》中，嵇康则对一向被视为“凶逆”的管叔、蔡叔，给予了全新的评价。他从“三圣之用明”的角度提出问题，说明管、蔡原本是“服教殉义、忠诚自然”的；后辅助武庚，功绩卓著，“名冠当时”，只是因为“不达圣权”、“愚诚愤发”，才招致反叛之名、杀身之祸。这是一种以古喻今的手法，实质是针对司马氏握柄镇压丘俭而发。明代张采便说：“叔夜盛称管、蔡，所以讥切司马也。”（明黄澍、叶绍泰《汉魏别解》卷十引）

嵇康的诗文时时表现出他隐居不仕的思想。这是一种对司马氏集团的不合作态度。《与山巨源绝交书》就如一份与司马氏集团公开决裂的宣言书，其中他以许由、季札、子臧自比，表明了“志气所托，不可夺也”的坚定态度。他的五言诗大多抒写高蹈出世的强烈愿望，也反映了作者对险恶政治的畏惧和对世俗的愤激。如《五言古意》，描写他和朋友就像双鸾一样远离世俗，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而对朋友后来的被迫入仕，则表示了深深的忧虑、愤慨。又如四言《幽愤诗》，表明他即使是身陷囹圄，也期望着“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他对隐士生活如此向往，是因为他对那个险恶的时代彻底绝望了。

嵇康诗文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养生”。随着汉末以来道教的神仙长生之说的流传，嵇康也深受影响。在《养生论》、《答难养生论》和《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诸文中，他与时人反复辩难，认为神仙是存在的，住宅是有吉凶的。今天看来，这些都是违反科学知识的。但是嵇康的养生之学，仍然有积极可取的地方。他的养生包括精神和形体两个方面。他指出“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养生论》），精神和形体是不可分离的，是互相依存的。养神，是指精神修养方面而言，即要“清虚静泰，少私寡欲”，“旷然无忧”，“体气和平”；养形，是指“呼吸吐纳，服食养身”。导引呼吸之术可以锻炼人体机能；“上薄养命，中薄养性”，服用妙药可以保养身体。他主张节欲，对富贵、名位、酒色诸事物，都必须加以节制，否则就伤身害性。这些都包含着嵇康对人生真谛的哲学思索。由此看来，《养生论》受到后世的重视，并非没有道理。在这些文章中，嵇康也时时对世态人情、虚伪名教予以辛辣无情的嘲讽，同样表露了他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和他那愤世嫉俗的傲兀气质。

嵇康还是一位出色的演奏家，而且有系统的音乐理论。他的音乐思想集中表现在《声无哀乐论》一文中。这是一篇专门论述音乐理论问题的长篇巨制。文章就音乐的本质、声与心的联系、音乐的教育感染作用以及对民歌的评价等重要问题，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嵇康认为声音起源于自然，如五色五味一样，都是自然的产物。它只有善与不善的区别，而“无关于哀乐”。他说：“心之与声，明为二物。”音乐是客观的存在，感情是主观的表现，二者并无因果关系。他也承认音乐有巨大的感染作用，但又认为这只是乐声自然和谐的结果。他认为音乐本身并没有教育作用，音乐“移风易俗”的作用，实质上是政治清明、潜移默化的结果。这与儒家“治乱在政，音声应之”的乐教思想形成尖锐对立。因此，他对“郑声”即民间音乐进行辩证分析，给予高度评价。一方面从音乐本质看，“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像美色、美酒一样，本身是美妙的，但容易迷人醉人，应当节制；另一方面从风俗形成看，“淫之与正同乎心”，即风俗荒淫与雅正都是从心而来，与音乐无干。因此，他认为“雅、郑之体，亦足以观矣”。

嵇康的音乐思想带有强烈的反叛性质，在批判传统乐论中的神秘主义思想，打破儒家对音乐的垄断等方面，有积极的进步作用。今天看来，他有许多观点是正确的。如肯定音乐创作是有感而发，肯定不同乐器和乐曲有不同的性能，肯定民间音乐等等。《声无哀乐论》提出了许多音乐美学中的重要问题，它在中国音乐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四

嵇康的诗文都有独特的成就，二者相比，文高于诗。与同时代的文学家阮籍相比，阮籍长于诗；而嵇康长于文。鲁迅说：“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见《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嵇康的文章见解独特，立论新颖，常和传统唱反调，颇具“异端”的思想色彩。如《管蔡论》，为早有定论的管、蔡二人翻案，文章虽然没有正面攻击周公，但字里行间却流露出深刻的讽刺。又如《难自然好学论》，反对俗儒对“六经”的崇拜，认为“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儒家的好学，不过是对功名利禄的向往罢了。文中那些激烈大胆的议论，确是惊世骇俗的。

嵇康本是个善谈名理的思想家，所以他的文章长于辩论，文辞壮丽，独步当时。《声无哀乐论》充分体现了他的析理绵密、善于辩论的特点。全文洋洋洒洒五千余字，主客辩难，八番问答，陈古论今，反复设喻，层层推理，步步递进，显示了极强的逻辑力量。又如《养生论》与《答难养生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答难释宅无吉凶摄生论》等，都是与时人反复辩难的文章。今天看来，文章内容虽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但析理精微，犹如剥茧，丝丝入扣，却又不能不令人赞赏。它们对后世议论文的发展都起过很大的推进作用。

《琴赋》是嵇康的代表作之一。文章对琴的制作、弹奏、音响效果等各方面进行了极为细致、生动的描写。写琴体，先从琴的材料——梧桐写起，而写梧桐却又采用烘托手法，着力描绘梧桐的生长环境：山川壮丽雄伟，物产丰富珍贵。不言梧桐之贵，而贵尽在其中；不言梧桐之美，而美尽在其中。文章对琴声的赞美更是极尽描绘之能事。色彩丰富华丽，音响复杂和谐，变化诡异，美妙无穷。文字艳丽夸张，用典繁富，同时兼用《诗经》和《楚辞》的形式，疑问句、陈述句交相使用，用韵繁多而不刻板，并善于变化转折词语。它是继王褒《洞箫赋》、马融《长笛赋》之后的进一步发展，对后代辞赋（如江淹等人的作品）有很大的影响。《家诫》一文，则与其他文章风格迥异。《家诫》是他告诫子女的遗作。文章以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基础，以守志为纲要，具体论述了为人处世的各个方面。最使人惊奇的是，这位轻肆直言的刚正之士，竟教给儿子许许多多稳妥乃至圆滑的处世方法。如谈到言语谨慎，避免与人争论，不要打听他人的隐私等，这是因为他深深体验到世道太过险恶，爱子之情使他设想到了种种全身之法，他委实不愿子女也像自己一样陷入罗网。文章语不惮烦，事无巨细，耳提面命，谆谆教诲，言词朴实无华，亲切感人。

嵇康的诗，大都发挥老庄思想，宣扬高蹈出世的宗旨，但又不同于何晏等人的阐述老庄哲学教义的玄言诗。它具有很实际的内容，反映了生动的生活情趣。

嵇康的诗，以四言最多（存三十首），艺术上也以四言诗成就为高。何焯曾说：“四言诗，叔夜、渊明（陶潜），俱为秀绝。”（《文选评》）这些诗在艺术上的成就是：突破了前人四言诗的陈规，创造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其中以《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为代表，从手法到语言，都学习《诗经》的“风”、“雅”部分，但又不受它的拘束。如第十二首：

轻车迅迈，息彼长林。春木载荣，布叶垂阴。习习谷风，吹我素琴。咬咬黄鸟，顾畴弄音。感寤驰情，思我所钦。心之忧矣，永啸长吟。

“习习谷风”，“咬咬黄鸟”，“心之忧矣”等句，都是直接套用《诗经》中的原句，但并无陈旧之感。这主要是因为诗人从《诗经》中摘取的是形象的语言，景语之中常是包含情语，在诗中组成了新的意境。又如第十四首：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

这首诗以想象高妙取胜。诗人想象嵇喜在行军休息时，醉心于大自然风光的情景：或射猎，或垂钓，或“目送归鸿”而想望，或“手挥五弦”而自吟。设想中的嵇喜，完全陶醉在自然之中。晋大画家顾恺之“每重嵇康四言诗，因为之图，恒云：‘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晋书·顾恺之传》）。可见嵇康的四言诗所表现出来的形象之美与意境之美，足以使人形超神悦。这种短小的四言诗表现出一种清新洒脱的风格，一洗两汉四言诗的呆板滞重。它继承了建安四言诗的成就，而又有重要的突破和提高。

《幽愤诗》则作于狱中，长达八十六句，是嵇康四言诗中最长的一篇佳作，素被后人推崇。全诗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内心独白的性质也反映出了他的鲜明个性。首先他叙述了幼年的生活及放任性格的养成，进而叙述了不幸的遭遇和愤恨的心情，最后则表示全身远害的愿望。何焯评价说：“四言不为风、雅所羁，直写胸中语，此叔夜所以高于潘（岳）、陆（机）也。”（《文选评》）这是另一种风格的四言诗，但同样是“建安风骨”的继承和发展。在五言诗风靡的时代，嵇康别开生面，采用四言体，写出了如许好诗，这是值得重视的。

嵇康的五言诗虽不及四言诗有特色，但也有佳作。《五言古意》中描写双鸾栖息在泰山之崖，长鸣云中，时下兰池，逍遥自得，岂知世网高罗，终于为时所羁，双鸾被迫分离。魏晋之际，司马氏罗织文士的现实，贤者岌岌可危的处境，诗人内心的悲愤，在这首诗中都反映得异常深刻。全诗写得精炼扼要而又含义深远，富有较强的感染力。钟嵘称赞说：“叔夜‘双鸾’……五言之警策者也。”（见《诗品下·序》）此外嵇康尚有骚体诗、六言诗和杂言诗，表现了他向民歌学习和尝试新的诗歌形式的创造精神。

总而言之，嵇康的诗文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中古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嵇康集》在梁代存有十五卷，《录》一卷。宋以来仅存十卷，共有诗六十首，文十五篇。鲁迅有《嵇康集》辑校本，戴明扬有《嵇康集校注》。今选诗文以鲁迅辑校本（《鲁迅全集》本）为底本，同时参照戴明扬校本。凡底本文字有误，则依戴校改正；若两本有异，而以戴校本为胜，则择善而从，一般不出校说明。

本书尚参考汲取了殷翔、郭全芝的《嵇康集注》、吉联抗的《嵇康〈声无哀乐论〉》以及郭维森先生的《嵇康思想及其诗文的特色》等研究成果，受益匪浅，在此谨致谢忱。在译注过程中，还得到了姚松、陈昱、姚继舜等友人的无私帮助，使此书得以顺利地如期完稿；而此次重版，又承蒙我的博士研究生王晓静女士仔细校订全书，增色不少，笔者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武秀成（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