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口号治国”的旧思维

“口号”的本义是什么不必去考证，它的今义则众所周知，就是挂在嘴边或者横幅上、刷在墙壁或告示牌上的那些“口气很大”的话，有时又叫“标语口号”。现代口号起源于动员群众的革命运动。我不久前参观湖南浏阳文家市秋收起义纪念馆，就看到了当年编拟的“秋收暴动口号”文本，“留”在墙上的旧痕则有“欢迎白军士兵和官长来当红军”等。应该说那时候口号还是很有宣传效果的，因为红军随时可能撤走，尽可能让人更多地知晓红军的政策实有必要。

1949年之后，从土改到合作化，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不断；那么，标语铺天盖地，口号震耳欲聋，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文革”后拨乱反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宣布再也不搞“政治运动”，再也不“运动群众”。“大批判”、“斗争会”没有了，首都十里长安街动辄挂满横幅、数万人夹道欢迎某国领导人的场面也没有了，但是喜欢到处刷标语写口号的做派却传下来了。前两年，号称“北大醉侠”的孔庆东同志好像出过一本书，就叫《口号万岁》。

口号万岁不万岁我不知道。但用“口号治国”做关键词在网上一搜，大开眼界。有好事者把网民实录的千奇百怪的口号分门别类整理，还真幽默得紧。有吓阻型的，如“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似乎说，和平抗税是合法的）；“放火烧山，牢底坐穿”。有半吓半劝型的，如“光纤没铜，偷也没用”；“光缆无铜，偷盗有罪”。有宣谕型的，如“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我”成了垃圾一种）；“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为什么我们一些干部这么钟情刷标语喊口号呢？

标语口号显然不是刷（如今“喊”已不多见）给干部自己看的。一是刷给上面看，表示我们在抓或抓了这项工作，而且很重视；二是对下给“群众”看的，这就是营造气氛。比如，曾为许多人所诟病的“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刷在许多乡村的墙上，其实不是要骗谁。上世纪末在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县乡财政拿不出钱来建学校，要农民集资，这些口号是要动员农民捐款集资呀！我当时就被当村支书的大弟为村里建校逼捐了400元，在外做官的堂姐和小弟则为他们要财政补助。当然，你可以说与其刷这样的标语口号，还不如干部们带头捐献，或者……这都是事后假设，而这个世界上最靠不住的就是“假如”。

我喜欢搞“逆向思维”，即使打算否定某人某事时，也先找其好处。我家马路对面的居民小区大门边钉有一个告示牌：“中国邮政邮政储蓄提醒您莫让陌生人尾随入门”。这与公共汽车上的广播告诫上车的乘客“保护好自己的行李物品，谨防被盗”一样，绝对是善意的。至少它们承认治安状态不佳，怪不得居民门窗装铁栅子“影响本市形象”，要比逼居民拆除铁栅护窗实事求是。可是，这样的告诫比吓鬼的符咒效果强不到哪里去；它们所营造的氛围只能让人心惶惶。真要关心人，比如提防尾随入户，何不有针对性地让学校老师对脖子上挂钥匙的孩子们讲？

我写这篇文章是有感于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办法》，它很有必要也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第十七条似乎未脱“口号治国”的旧思路。该条规定：“娱乐场所应当在营业场所大厅、包厢、包间内的显著位置悬挂含有禁毒、禁赌、禁止卖淫嫖娼等内容的警示标志。”假如我与朋友去找乐，唱K什么的，看到这样的东西感觉一定不舒服，好像到了犯罪场所。从好处说，这么警示，比改革开放初期对黄、赌、毒采取驼鸟政策，不惮麻烦地委婉地称之为“新中国早已绝迹的丑恶现象沉渣泛起”要有正视的勇气，但这种警示又有什么用处？黄赌毒不管在哪里都该禁，这不是废话吗？想做这种事的人并非不懂法，也不会因为看到这种牌牌就改邪归正，能自持的人更用不着这种警示。这样的警示与“教师不得强奸学生”、“没到会的人站起来”不是同样滑稽吗？它们最可靠的效果，只能是为做铭牌的老板提供了订单；而这算为增加GDP作了贡献吗？我知道，这些年做牌牌和刻公章之类的生意总是很兴旺，却不知当贺还是当吊。

（人民网2008/07/23,《杂文选刊》2008年9月上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