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叙述王士珍的生平事迹之前,我们首先来解决几个基础性的问题,因为这几个问题关系到对王士珍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几个问题分别是北洋派的含义、军阀的来历与本义、北洋军阀的确切定义。我们只有将北洋军阀的所指厘清,才会对王士珍这个人的所作所为有一个清晰而准确的认识,也才能从单一性的历史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

北洋和北洋派

北洋最初只是一个与南洋相对的地理概念。鸦片战争前,学者包世臣在一篇文章中说:“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海、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南洋多矶岛,水深浪巨;北洋多沙碛,水浅礁硬,非沙船不行。”吴淞口在上海,是黄浦江与长江的汇流处。也就是说,长江入海口以北的海域称为北洋,以南则称南洋。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政府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三口通商大臣及五口通商大臣,负责处理对外通商(包括外交)事务。三口通商大臣驻天津,管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开始是专职,首任大臣是崇厚。同治九年(1870年)改三口通商大臣为北洋通商大臣,简称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管理直隶、山东、奉天三省通商、洋务,办理有关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等事宜。李鸿章是第一任北洋大臣,他在此任上干了二十八年,后由王文韶、荣禄、袁世凯相继接任,“北洋”一词逐渐带上了政治色彩。

北洋派是1912年民国建立后形成的政治名词。张一麐概括其源流说:“北洋派之结合,始于李鸿章,而成于袁世凯。鸿章督直二十余年,当时虽无派系之名,实已蓄成北洋派之势力,即为北洋派之胚胎。袁世凯继李鸿章为直督,于小站练兵时,多以北洋武备学生为军官,段祺瑞为皖派领袖,王士珍、冯国璋为直派领袖。惟籍贯虽殊,初无门户之见,同属袁氏部下,统称北洋派。”北洋派在袁世凯时代本来是一个团体,后来才分化出直皖两派,至于将王士珍也归为直派领袖,并不妥当。王士珍与直系的冯国璋、李纯、陈光远等人关系比较密切,但他自己从没有要当直系领袖的念头。

李鸿章

北洋派中人后来也自己称自己为北洋派,吴虬曾记述说:“自北洋派三字为世人习见,于是乎北洋大学、北洋医院、北洋商店先后出现。最可笑者,北洋武人,类多出自舆台,故伧俗鄙野之笑史,层出不穷。北洋元老王士珍与人通函,常用‘我北洋团体’之句;王占元在公庭广众中,自称‘我们北洋派’,并不知此系私人党援之名,决不宜自承,更不应见诸正式文牍也。”虽说自己称自己为北洋派不太恰当,但是出于圈子认同的考虑,倒也不无道理。王士珍给别人写信有“我北洋团体”的用语,可惜著者没有找到相关的信件,所以无法做出确证,就算他真的用过此类话语吧。而从王士珍的资历和地位来看,袁世凯死后,他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北洋派元老,这一点毋庸置疑。需要说明的是,王士珍自始至终都没有要当北洋派首领的想法,这一判断可从后面的章节中看出来。

军阀的由来与本义

关于“军阀”一词的由来,目前考证得还不是很清楚。根据徐勇的说法,“可以确认‘军阀’是来源于日本,而且可以确认它出现在大正初年(1912年),其后于1917年前后在中国得到传播运用”。我们姑且认定徐勇的说法是可靠的,并以他的论述为基点,进而考察“军阀”一词的演变过程与社会运用,或许会对民国前期的历史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来新夏先生指出:“‘军阀’这一称谓从其产生和使用情况看,只是用作贬义的政治性通俗名称,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概念,因此,要对它做科学的界定,殊属不易。”在我们平常人(即非学术研究者)看来,“军阀”一词确实是贬义的,一旦沾染上就不免有被歧视的意味在内。从目前国内大众传播媒体对“军阀”一词的使用上来看,实实在在也是贬义的成分居多。那么,“军阀”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根据徐勇的文献调查结果,李大钊是最早将“军阀”概念移植到中国来的人。李大钊于1917年8月15日发表的《辟伪调和》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军阀”概念:“东邻有政友会者,常与军阀相结以当局者,舆论多鄙薄之。”李大钊发表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张勋复辟失败不久,段祺瑞重新掌握北京政府的实际权力,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偏袒热衷于武力统一中国的段祺瑞,“伪调和”是李大钊批判梁启超等人的用语。李大钊所说的“东邻”系指日本,“政友会”是1900年由伊藤博文创立的代表日本地主和财阀利益的政党,1940年解散。“政友会”与军阀相勾结,故而很受日本舆论的轻视,李大钊的意思再明白不过,“军阀”不是一个好东西。

两个月后,1917年10月15日,李大钊又发表《暴力与政治》一文,将“军阀”一词运用于指称国内的军事势力派:“苟有依力为治者,一夫横暴,固为吾侪所弗许,即在太半豪强,亦为吾侪所不容;一系军阀,固为吾侪所深疾,即在多数党人,亦为吾侪所痛绝。质而言之,即使今日倡言自由、反抗暴力之党人,一旦得势,挟其强力陵轧其余,以暴易暴,与今日之暴者相等。”李大钊反对使用武力、推崇民主政治的思想于此表露无遗,而对于文中“军阀”一词的具体所指,历来众说一词,皆以为指的是北洋军阀。事实上,李大钊所说的“军阀”不仅是指北洋系的各派军事势力,也指向“挟其强力”的南方革命党人。在李大钊眼里,只要是破坏国家统一、推行武力造成内战冲突的军事势力,均应入“军阀”之列。他在1919年3月写就的《现在与将来》一文中更是对军阀大加鞭挞:“试看那强盗军阀,那个不是忙着搜刮地皮,侵扣军饷,拿到他家,盖上些比城墙还坚的房子,预备他那子孙下辈万世之业？”李大钊在此指出了军阀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忙着搜刮地皮,以为自己聚敛钱财。

在李大钊之后,梁启超、陈独秀、孙中山等人也相继使用“军阀”一词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1918年10月26日,梁启超对记者发表谈话时,首次使用了“军阀”一词。他说:“试问中央对于北方诸督威信何在,愈主战而愈倒持大阿,以授彼在外拥兵之军阀,以此言威信,失将谁欺？”梁启超所维护的是段祺瑞政府的中央权威,他指称的军阀还仅限于北方的军事势力派别。

陈独秀使用“军阀”一词要稍晚于李大钊和梁启超,在1919年2月16日发表的《我的国内和平意见·裁兵问题》一文中,陈独秀做了如此陈述:“我看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要点,不在南北分立与否,而在能否合舆论的内力和友邦的外力,铲除这南北军阀的特殊势力。”陈独秀作此论的主要意图在于批评段祺瑞借助日本军阀的帮助训练参战军,告诫段祺瑞要洁身自好。但是,陈独秀也把与革命党人合作的西南军事势力派视为军阀,即西南军阀。

而把北洋与军阀连在一起并针对袁世凯死后北洋派军人继续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事实,是孙中山在1919年11月中旬的《与留法学生的谈话》中:“袁世凯现在虽然死了,北方政府仍然在北洋军阀、官僚、政客的手里。所以我非在广东组织护法政府,重新革命,不能挽救中华民国。”此后,北洋军阀的称谓不胫而走,逐渐成为报章杂志上的常见词。比如,左翼的《向导》杂志就这样评说:“‘打倒军阀’这一句话,是充满了全国,差不多个个人都有一种印象在脑筋上。”

1926年6月开启的国民革命运动,以强大的宣传攻势使“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深入民间,此时所指的军阀就纯然是北洋军阀了。1928年7月7日,完成北伐、踌躇满志的蒋介石致信他曾经的老师段祺瑞,表达了师生情分与双方政治立场的区别:“先生几度秉国大政,备极煊赫,中正始终追随先总理,奔走革命,致力于扑灭奉先生为领袖之北洋军阀,历经艰苦,而未尝偶一修音问者公也。今烟云收复,北伐即告完成,中正身临旧都,未遑宁处,上书敬候起居私也。公私之间,截然有鸿沟在。”又说:“先生所拥护者乃共和虚名,所培成者尽军阀余孽,此必非先生始愿所及。”蒋介石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为北洋军阀的终结画上了一个句号,但他仍然没有忘记段祺瑞拥护共和的初衷,也算是为北洋军阀的历史地位做了一点肯定的表示。

王士珍不应被称为北洋军阀

要弄清楚王士珍究竟算不算军阀的问题,首先需要澄清军阀的定义是什么。徐勇归纳国民党人对“军阀”的定义并做了进一步的延伸说明:“它确认‘军阀’的性质特点是:割据地盘,军队私有,勾结帝国主义,搜刮钱财,压迫民众等要点,从而将‘军阀’内涵模式化、固定化,也是50年代以后迄今,在大陆学界通用的、评判军阀的基本定义要素。”其实,这是从政治运动的角度设定的军阀定义,在学术界,人们对军阀的定义有很多种。我们选择几种有代表性的比较一下:

李国祁论述军阀的标准:“军阀是指以武力乱政或割据的军人,其构成的条件,就我国历史而言,是:一、多粗鄙武夫,知识程度不高。二、一意依恃武力,不知民政及文教为何物。三、缺乏国家民族观念,行事以个人喜好及私利为标准。四、不知爱民从事建设,追逐最原始的酒色物欲,所部亦多军风纪荡然。五、军中尊崇个人关系,缺乏严密组织及现代化观念。民初的所谓军阀显然亦是如此,除武器较为进步外,并无其他的任何不同。”李国祁给出的这几条标准,有些属于人们头脑中想象的成分,历史个案研究证明,民国时期的军阀不全是粗鄙武夫,也不完全是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庸人。

张玉法曾考察多家观点,综合出军阀的定义有三:“(一)凡以军队为私有,以军队达到个人目的,罔顾法律秩序,或不孝忠国家者,为军阀。(二)军阀并非完全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有时控制中央政府,没有控制中央政府的军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若即若离,有好处就即(如发饷、给官),有害处即离(如派去打仗、调动不好的职位),但有中央政府所赋予的军职或官位。(三)有固定的地盘,或游动的地盘,以获得资源,供养其军队。在此定义下,1916年至1928年间,许多团长以上的统兵军官,或恃军队为后盾的许多中央或地方大吏,都是军阀。”张玉法归纳出的判断军阀的三条标准,比李国祁的更加精炼,也更符合历史事实。但是,他说许多团长以上的统兵军官也是军阀,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我认为,以清代军制研究著名的王尔敏,对军阀的定义最具代表性,他说:“军阀一词的命意,应至少具备以下几种条件:一、对于中央政府有极大的离心力。这须包括:不受节制,任意扩张,和充分的人事任命权。二、据地自雄。这须包括:占据一定区域之土地,拥兵自卫,和地方财政的任意搜刮支配。三、军事行动为个人目的,而非为国家利益,或中央政策。这须包括:地方领袖之间的攻伐,对弱小的兼并,和对外国的勾结与妥协。总之,军阀统治的实质,已经不是分权,而是分裂。”比较起来,王尔敏给出的判断军阀的三条标准要好于张玉法的,不仅更加全面,而且更加精确,使人具有明晰的判断准则。

以王尔敏对军阀的定义来衡量,王士珍不应该被称作北洋军阀。纵观王士珍一生的行事方式,进入民国后,他除去在短暂的时间内出任过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以外,长期游离于政府之外,并没有对中央政府保持离心力;他也没有个人的军队用以拥兵自卫,形成地方割据局面,更无从组织过基于个人目的的军事行动。王尔敏所谓构成军阀的三个必要条件,王士珍一个也不具备,怎可称其为军阀呢？所以,我们给王士珍的历史定位是,北洋派的首领之一,而不是北洋军阀。

再以公认的判断军阀的标准条件之一的“私兵”来说,王士珍自入民国后就没有自己的直接武力,其实就连被称为直系军阀的冯国璋和皖系军阀的段祺瑞,他们拥有“私兵”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冯国璋的直系,一般认为1917年8月1日冯国璋在北京就任代理总统,6日调李纯为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所控兵权迅速膨胀,直系“私兵”体系才正式形成。段祺瑞则一直没有自己直接控制的武力,以至于张勋复辟时几乎找不到一支可以立即调动的军队。1918年开始编练参战军,段祺瑞才算初步有了自己的嫡系军队。但就是这支参战军,也是在对德参战的形势下,由中央决策建立、名义上属于国家的中央化军队,与其他军阀势力的“私兵”有着很大的区别。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参战军改为边防军,徐树铮率领其中的一个混成旅入蒙,利用科布多都护使陈毅原有的对蒙交涉基础,迫使蒙古王公取消独立,这可看作参战军实际发挥过的国防作用。因而,我们在识别“私兵”的问题上,一定要依据史料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切不可乱下结论。

1939年6月5日,曾为北洋派首领之一、被称为“文治总统”的徐世昌在日本占领下的天津病逝,香港《大公报》发表了题为《徐世昌死矣》的社论。社论在评价徐世昌生平的同时,也论及北洋系各派人物的人格品行:“历来政局治乱,世道消长,每视秉政者之人格以为转移。贤哲之士秉政则国治,利禄之徒秉政则国乱,功名之士秉政则国可治可乱。……北洋派又承淮军骄惰之余,虽有一二杰出之才,如袁、徐、段(祺瑞)、王(士珍)一流人物,平心而论,此辈何尝不爱国,惜乎,国家民族在世界上之位置如何？国民对国家民族之关系如何？大都未能彻底明了,以是虽有爱国忧民之心,终不如其爱己忧家之切。”信哉斯言,王士珍等人“虽有爱国忧民之心,终不如其爱己忧家之切”,那是时代的错误,而不能完全归结为个人的错误。

王士珍在民国政坛无所作为,或像时论所说做了“名流”,不再参与政治活动,乃是来自于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清醒认识。在他出任国务总理时,曾有一名记者问其政见,王士珍太息曰:“余少年时,意气不可一世,视建功立业,直寻常事。比追随李合肥,以彼勋望之隆,才猷之富,阅历之深,凭藉之厚,而见其行事多扞格,每郁郁不自得,始叹天下多难事,非可妄自矜许。从此遂不敢放言高论。后渐跻高位,闻见更广,益知建树之不易,惟兢兢自持而已。自由江北提督解任归里,即无宦情;辛亥一出,已为蛇足。其后以项城敦迫,故交牵率,勉相周旋,毫无裨补。今复以河间推挽,忝尸揆席,而国事则久无可为,岂余之才力所能有济,不过聊徇友谊,暂维门面,有何政见之可谈乎!惟私心默祝和平统一早日实现,兵祸不作,举国宁谧。余得为一太平之民,安居乡里,于愿足矣;然颇虑此愿之不易偿也。”看来王士珍少年时也是意气风发之辈,及至看到晚清重臣李鸿章都行事艰难,自己也就心灰意冷了。他自认为“由江北提督解任归里,即无宦情”,倒是颇合实情,于是民国史上的王士珍就没有什么作为了,充其量当个“和事老”,调解调解军阀间的矛盾纠纷罢了。像这种行为处事的人,又怎可称其为军阀呢？

王士珍

但是,由于王士珍个人留下的文字数量极少,我们无法对他的心路历程做出精确的推断,这应该说是本书的最大弱点,希读者诸君阅读时注意。

1. 李星点校:《包世臣全集》,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11页。
2. 崇厚(1826—1893),满洲镶黄旗人。曾任三口通商大臣、署直隶总督,出使法国大臣。后因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吉亚条约》被清廷撤职查办,不久病死。
3. 王文韶(1839—1908),浙江杭州人。历官湖北安襄勋荆道、湖北按察使、湖南布政使、云贵总督、直隶总督、户部尚书。
4. 荣禄(1836—1903),江苏无锡人。曾任内务府大臣、西安将军、兵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慈禧太后的宠臣。
5. 张一麐:《直皖秘史》,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9页。
6. 冯国璋(1857—1919),直隶河间人。民国时期曾任江苏都督、北京政府副总统、代理总统。
7. 李纯(1874—1920),直隶天津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曾任北洋陆军第六镇统制,民国时期任第六师师长、江西都督、江苏督军。
8. 陈光远(1872—？),直隶武清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曾任北洋陆军第四镇统制,民国时期任第十二师师长、绥远都统、江西督军,1922年被孙中山的北伐军打败后回天津经商。
9.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6页。
10. 徐勇:《近代中国军政关系与“军阀”话语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25—226页。
11. 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12. 守常:《辟伪调和》,《太平洋》第1卷第6号。
13. 张勋(1854—1923),江西奉新人。晚清时任甘肃提督、江南提督、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民国时期任长江巡阅使,驻防徐州。
14. 段祺瑞(1865—1936),安徽合肥人。晚清时任曾任北洋陆军第四镇和第六镇统制、保定军官学堂总办、江北提督;民国时期曾四次出任国务总理。
15. 守常:《暴力与政治》,《太平洋》第1卷第7号。
16. 《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1页。
17.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69页。
18. 《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9页。
19.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5页。
20. 黄居仁:《打倒军阀》,《向导》第37期。
21. 沈云龙:《北伐统一五十周年纪念》,《民国史事人物论丛》,(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6—437页。
22. 徐勇:《近代中国军政关系与“军阀”话语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92页。
23. 李国祁:《导言——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演进》,《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一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9页。
24. 张玉法:《军阀政治论(1916—1928)》,《中国近代现代史论》,(台北)东华书局1988年版,第144页。
25. 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77—378页。
26. 徐树铮(1880—1925),江苏萧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因其父与段祺瑞有旧交,归国后入段祺瑞幕。入民国后,先后任国务院秘书长、陆军部次长、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被目为段祺瑞的“智囊”。1925年,被冯玉祥指使人枪杀于廊坊车站。
27. 陈毅(1873—？),字士可,湖北黄陂人。清末历任学部参事、图书馆纂修、宪政馆统计科员等职,精通边疆舆地。中华民国建立后,任大总统府秘书、蒙藏院参事、中国政府驻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和驻扎库伦办事大员、西北筹边使。
28. 徐世昌(1855—1939),直隶天津人。清末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司业、练兵处提调,军机大臣兼巡警部尚书、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兼津浦铁路督办、内阁协理大臣;入民国后,曾任大总统。以诗书画闻名,编有《清儒学案》《晚晴簃诗集》。
29. 沈云龙:《徐世昌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37页。
30. 徐一士:《亦佳庐小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