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郁金香》

“张爱玲热”兴起之后，张爱玲“打捞业”一直都很兴盛。我对张氏佚作的“出土”也一直抱有兴趣，虽说其中并无什么让人喜出望外之作。有兴趣是因为“张爱玲”三字如大品牌一样，是品质的保证。还有一比：张爱玲可说是一位高人，高人并非不会犯错，然而对有对的理由，错有错的理由，绝不会有莫名其妙的错，因为有理由，即使犯了错，也必有可观。

但我对新近“出土”的张记产品，并无急不可耐、一睹为快的迫切心情，比如《郁金香》，两年前就知其已然现身，出书也有两个月了，却一直没想到特意去找来看——这是基于我的一个判断：张爱玲最好的作品都已问世，要想从她的遗作或散佚作品中找出上乘之作（不是相对于其他作家，而是相对于她本人的平均水准），近乎不可能。张爱玲的经典地位，无待旧作的发掘来巩固，反过来说，再多的发掘，也不可能将其地位垫得更高。她的高度，已经由《传奇》《流言》《秧歌》标示出来，不论是佚作的重现，还是遗作的出版，都不会产生“重估”的必要。

是故现在读张爱玲新问世的“旧作”，已没有“发现”文学史意义的意义，在喜爱张爱玲的读者看来，那是熟悉的调子的重温，好比看名角的戏，即使不是特别出彩的时候，乃至嗓子倒了，“张腔”还是“张腔”；对于研究者，则有可能借以修复张爱玲研究中某些遗漏的环节。

若将《郁金香》放入《传奇》之中，《郁金香》毫无奇异之处——要指望张爱玲在《桂花蒸：阿小悲秋》《留情》等篇之后“平地起高楼”，不管在回归“传奇”路线的意义上，还是在“突破”的意义上，都不大现实。将其与《传奇》挂钩，盖因此篇遥承《传奇》后期风格之余绪，时间上也是距《传奇》诸作最近的一篇（《多少恨》虽写在前，却又是一路），虽然其写作与《传奇》最末一篇《创世纪》，时间上已隔了将近两年时间。这两年小说写作的中断与她后来在美国创作时断时续的情形不同，在美国虽有生计的压力等种种外因，但无可讳言的是，彼时她的创造力已有衰竭之相。40年代后期则她的创作欲依然旺盛，《传奇》阶段的“气盛言宜”原可至少维持一段时间，中断带有突然性，其中缘由，自然要归之于她当时的处境，一是她在沦陷时期的身份暧昧加上大红大紫令她在抗战胜利后的文坛上很尴尬，二是与胡兰成关系的破裂给她精神上很大打击。后者可能影响到她写作的心绪，但她早就认定卖文为生这条路，写作于她有职业性的一面，仅因失恋，一年半的沉默不可想象。所以更关键的还是不利的外部环境。

因为“张爱玲热”的持续升温，也因《郁金香》的“出土”显得突兀，网上有读者甚至怀疑该小说的真实性——是否是伪作？理由多至五六条。其一是张爱玲怎么肯在下三烂的小报（《郁金香》1947年5月16日至31日连载于《小日报》）上发表作品。这实在是昧于张当时的处境。张认同世俗的立场令她向来并不排斥小报，相反她是小报的热心读者。陈子善先生曾举她与《力报》编辑黄也白的通信为证，说明她与小报的关系。此外她还在公开场合（比如杂志社搞的“纳凉晚会”）以及散文（比如《私语》）表示过她对小报的好感。这并非敷衍之词。当然有好感是一事，是否将自己视为个中人，又是一事。张对小报的态度正如她对所谓“小市民”，毋宁是俯视的，要看，也要刻薄，比如她对鸳鸯蝴蝶派作家顾明道就没少奚落。此无他，她心里明白，她有她的格调（或曰精神高度），根底里与小报别是一路。所以只要有可能，她雅不欲与小报为伍。证据是《郁金香》之前她虽也给过小报稿子，却都是“残丛小语”，绝对是应付性质。她的用心用力之作，一概发表在当时的主流杂志或媒体上，只有《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发表于与小报气息相通的鸳派杂志《紫罗兰》，那还是因为刚出道，所谓文坛者尚不得其门而入，而一有可能，她马上就转移阵地，另占高枝了。

但抗战胜利后，情形已经大大不同。顶着“文化汉奸”“文妖”等恶名，没有哪家主流杂志或报纸敢找她。具体的情形她自己未说过，然我们可从处境与她相仿的苏青那里找到一些旁证。苏青在《关于我——〈续结婚十年〉代序》中就对自己的处境有竹筒倒豆子式的详尽交代，这里只需提到与卖文相关的几点。其一，仍有大报找到她编副刊，不过要求她换个笔名，为她峻拒。有一家许她继续用“苏青”写文章，声称正要借她大名相号召。不料“号召”之后即招来一串恶骂，该报慌了，不敢再登。其二，大报怕惹麻烦，小报则不怕她的名字（虽然当时小报也以传播“汉奸”“文妖”的花边以广招徕），而且肯给较高的稿酬（“我为了生活，也就替他们效劳了，眼看他们把我的文章排在‘木匠强奸幼女’等新闻下面，未免心痛，但却顾不得”）。张爱玲沦陷时期与苏青齐名，讨伐的文章也常将二人骂在一起。苏青引《文汇报》1945年9月6日创刊号上一段文字曰：“……至于色情读物，年来更见畅销，例如所谓女作家苏青和某某某，她们颇能在和平作家的一致支持下引起上海人普遍的注意，其实她们的法宝只有一个：性的诱惑！”名字是苏青有意隐去，应该就是指张爱玲。《关于我》写于1947年2月，距张发表《郁金香》仅数月，张发表作品之难，由此可想见一二。

鉴于张爱玲的号召力，类似的事情当然也会发生在她身上。其间必会有小报找到她。她没有家累，卖文为生的压力没有苏青那么大，把作品交给小报肯定心有不甘，此外恐怕也不愿招惹是非，所以一度从文坛抽身推步，躲到幕后写电影剧本。及至1947年4月在《大家》复出，她的发表环境仍未有多大改善——《大家》虽比小报高出一筹，其实力及“纯文学”色彩与她沦陷时期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杂志》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至少不属主流杂志，而该杂志的主编唐云旌与小报实颇有渊源。在此情形下，小报向她约稿，她也就半推半就了。既然此前曾上过鸳鸯蝴蝶派的杂志，此后也曾在小报（《亦报》）上连载小说，张爱玲将《郁金香》交予《小日报》，也不能算是出人意料之举。就像《十八春》《小艾》的情形一样，她实在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有没有哪家报纸杂志开过口请她用笔名，不得而知，张爱玲比苏青难说话是肯定的，如果有此不情之请，她恐怕也唯有敬谢不敏。在沦陷时期是清是浊的问题上，她和苏青的态度一样，即声明自己只是卖文为生，与政治无涉，所不同者，苏青是大声抗辩，她只在《传奇》增订本序言《有几句话同读者说》里就婉拒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事稍作交代。此时用笔名，无异于服罪，或是承认心中有愧。张爱玲后来用过笔名，即五十年代初发表《十八春》《小艾》之时，署“梁京”，这是循《亦报》之意还是出于她的主动，待考。然不论如何，与抗战胜利后讨伐声中改用笔名，显为两事，彼时如将真名隐去，那是大大的屈辱（用“梁京”如是出于主动，动机也大可推敲，我们只能说，她的嗅觉实在是灵敏，以她个人主义的立场，那是一个“更大的破坏”来临的乱世）。《郁金香》署名“张爱玲”，别无蹊跷，乃是一贯的做法，有人因其出现在小报上，便疑为伪托，那是将张看得危乎高哉。那一特殊的时期，“张爱玲”三字倒更是真品的保证——既然这个名字仍是某种忌讳，冒用乃是有可能触霉头的事。

那么，张为何从未提起这篇旧作？作家不提旧作，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已然忘却，二是不愿提起。张爱玲忘却或愿意忘却的作品不在少数，不独《郁金香》为然。后者如《连环套》《小艾》《殷宝滟送花楼会》《创世纪》等，或者未完，或者有明显败笔（以致整个被视为失败之作），或者是“遵命”之作（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违心之作）。何者她愿意忘却，40年代所作最易区分，1947年《传奇》出增订本，原先未收集的小说大多收入，此时距写作、发表时间未远，当然全都记得，发表的刊物较集中，她手里应该都有，未收入的，就是她主动遗弃的。这以后到她去国这一段，情形就有些复杂，因她出走时许多材料并未带出，而张爱玲“打捞业”始于70年代后期，时间既久远，张在美国又居无定所，面对生存压力，有些小说（遑论散文、电影剧本）怕真是淡忘了。发掘出来的张氏佚作多出在这段时间，并非偶然。《传奇》增订本初版于1946年11月，1954年香港天风版《张爱玲小说集》序言中说：“《传奇》出版后，在一九四七年又添上几篇新的，把我所有的短篇小说都收在里面，成为《传奇》增订本。”“都收在里面”不确，出版时间则她肯定是误记了。这可以解释为何张未将已经完成的《多少恨》《郁金香》收入其中——其他未收集的小说都是未完之作。

当时疏忽的可能性不大，几十年后忘却则极有可能。作家中完全不把自家作品当回事的，与不论好歹一概敝帚自珍的，都属极端。通常的情形是有取舍，好比嫡出、庶出的不同看待。而其记忆与一般人无异，最容易记住的，端在两头，即特别好的与特别差的，要不就是有特殊的写作背景，最易淡忘的是平平之作。得意之作，如《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阿小悲秋》这样的，任是怎样张爱玲也绝不会忘记。以我之见，《郁金香》在张的全部作品中不高不低，恰在平平之列，而因发表在一不起眼的所在，去世前一直未经人提起，她的遗忘应是在有意无意之间。

事实上根据上面的种种外证考论《郁金香》必出自张爱玲之手，实属多余——《郁金香》本身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这里有太明显的张氏印记：风格、语言、细节、题材、人物、句式、节奏，还有这些后面张爱玲所特有的感性、感受方式。模仿张爱玲者或者可得其一其二，要诸般齐备，除非还有一个张爱玲。这里说的不是水准高下的问题，而是说“张腔”得那么地道、完整，可挑剔处也是张爱玲式的。而且喜爱张爱玲者，多好的是《传奇》前期的风格，至少是有《金锁记》《倾城之恋》乃至《第一炉香》等垫底，倘她出手就是《留情》《等》之类“嘴里淡出鸟来”的作品，是否招人待见，很难说。学张者，更多关注的，也是较早的作品，而《郁金香》显然是张爱玲由绚烂趋于平淡之后了。

《郁金香》之值得注意，首先在于该小说的写作时间，这是张爱玲近两年沉寂之后作为小说家真正的复出之作。张爱玲的第一身份当是小说家，她作为小说家的复出无疑最应关注。不论主动还是被动，张爱玲这段时间里移情于电影乃是事实，论影响，电影也当在其他作品之上。然而电影剧作家张爱玲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张爱玲，这还不是指电影须多方合作的性质，即以剧本而论，张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她不得不迁就拟想的电影观众的趣味，此外构成“张腔”极重要一面的语言在剧本中也没有多少施展空间，差不多仅限于对白，《传奇》那种极富暗示性的文体用于剧本不仅奢侈，而且反成其累。

从时间上看，刊于《大家》的《华丽缘》《多少恨》在《郁金香》之前。《华丽缘》发表时有副标题“一个行头考究的故事”，不知是否就是因被“故事”二字误导，编者将其标为“小说”。事实上当然是篇散文，90年代被人发掘出来，收入《惘然记》时，张自己也如是说。至于《多少恨》，不用说，确为小说，然却是根据电影《不了情》改写，先有电影后有小说，在张爱玲作品是特例，也仅此一例。张爱玲自认为“写得差”，所以检点旧作带出时将其“刷下”。因有电影在前，《多少恨》不免受牵拘，又因是电影的副产品，写时是否用心用力，多少也是个疑问。最关键的是，《不了情》是个从俗的言情故事，与《传奇》诸作旨趣各别，其病在根，其实是改无可改的。

《郁金香》则不同，我以为这是张爱玲自抗战胜利到赴港这几年间最“纯粹”的作品。所谓“纯粹”是指该小说的写作与这段时间其他作品相比，最是我行我素，虽因搁笔近两年，不免手生，难以达到《红玫瑰与白玫瑰》《阿小悲秋》等作的水准，与《传奇》中相对较弱的小说相比，亦自不差，关键还在于张爱玲的回到《传奇》后期路线——平淡的故事与近乎无事的日常生活的悲剧性。该小说在小报上连载，实在是阴错阳差，在张氏刊于小报的小说中，这是最不相宜的一篇，若与《多少恨》调换一下，登在《大家》上，多少还要好些。

关于该小说的归类及意义，我与陈子善先生的意见稍有不同。陈子善先生在《〈郁金香〉发表始末初探》一文中道：“如果把这篇小说置于从《桂花蒸：阿小悲秋》到《小艾》的女仆形象小说系列中加以考察，其重要性应该无可置疑。”我以为若将张氏中短篇小说——从《沉香屑：第一炉香》到《同学少年都不贱》——看作一部广义的“传奇”，则《郁金香》的意义当在于它在时间上补上了其中缺失的一环，《小艾》因为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不在“传奇”线索之上，要算也只能算是《传奇》的“外篇”。此外，以人物、题材来归类，也还可商。倘硬要归类，我更愿意把《郁金香》归入其他系列，比如《年轻的时候》《茉莉香片》乃至《红玫瑰与白玫瑰》之类的男性系列——虽然其实颇为不同。

虽然篇名似乎暗寓女角“金香”之名，这里“郁金香”却像《传奇》诸多篇什的命名一样，更多是情调、氛围的提示，与那女仆的关系，只在通与不通之间。《郁金香》首先应被看作宝初的故事，他是小说的“意识中心”，故事大体上也在他的意识中展开：旧式家庭特有的那种让现在人绕得头昏的复杂关系（正房偏房，同父异母，新仆旧仆等等），其间的种种微妙，以及在这背景之上一段主仆之间的男女故事。宝初、宝余兄弟都对金香动了念，在宝余，是意在调戏，在宝初，是怜香惜玉而“未免有情”。什么也没发生，宝余既未得手（其实宝余并非老手，也未必真敢怎样），宝初也只是意意思思，止于似有若无的遐想。

这是又一型的“年轻的时候”，只是宝初不是单恋，金香是恋慕他的，格于身份，于不敢指望中暗存期待。这是张爱玲式的爱情，只有反讽，没有浪漫。最具戏剧性的时刻出在金香为他缝被子适被他撞见的一幕，二人居然有机会将久存心中的意意思思表白出来，张将二人间那一刻弥漫的一种奇异气氛营造得极饱满，同时又暗示个中人于恍惚中未必意识到的做戏意味。二人的确都入戏了，金香的拭泪，宝初期期艾艾的表白，极像戏台上的场景，而唯有点破其中不自觉的戏剧化，才是张爱玲。她在宝初的表白之后垫了一句道：“其实宝初话一说出了口听着便也觉得不像会是真的，可是仍旧嘴硬。”“不会是真的”还要“嘴硬”，一则已然入戏，“规定情境”中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二则并非有意欺骗，是真的有情，只是如同张笔下其他旧家里的软弱男性，没有实现的意志，话出口自己也吃惊。但是有这一缕绮思也是好的，这是他无数人生当中仅有的一抹桃色的云，可于遐想中存在的一种可能性，此外全是灰色。张爱玲笔下只允许有这样的“浪漫”（指《传奇》一路的小说而言，《多少恨》《十八春》之类，另当别论），灰姑娘的故事没有余地。后来宝初、金香当然是走散，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结婚，度日，都是定了的，就像他自己娶的太太和后嫁宝余的阎小姐，“都是好像做了一辈子太太的人”。宝初偶或想起金香，是一缕绮思的重温，而张爱玲安排的尾声，宝初回上海听人说起金香，则是再来一点反讽，同时因为时过多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恰可上演张派又一出“惘然记”。

摹写男女间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张爱玲最是拿手，状拟旧式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她亦是驾轻就熟。宝余、阮太太、老姨太、荣妈乃至阎小姐这些人物均着墨不多而活灵活现，其间嘀嘀咕咕，切切嚓嚓，细密地织出一种生活的质地。老姨太心态的刻画，对她与荣妈主仆心态的揣摸，则非张爱玲莫办。《郁金香》不过一万字之谱，却有藏闪，有伏笔照应，有暗示，机关多多，的是张氏含蓄蕴藉的风格。虽然已是趋于平淡，与前几年发表的遗作，70年代写作的《同学少年都不贱》相比，后者是枯瘦，《郁金香》则平淡之中仍见丰腴。

可惜我们对张爱玲的短暂复出也唯有感到惘然：《郁金香》之后，直到1950年《十八春》发表，张氏创作年表上一片空白。算起来将近五年的时间里，真正的小说，仅此一篇。经过1943至1945年的创作高峰之后，张爱玲确有被掏空之虞，她自己就曾有过表白。加上个人生活中的波折，政治环境的压力，要产生《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那样飞扬的佳构，确非易事。但说老调子已经唱完，却也未必，至少形形色色的“传奇”故事她还可以讲下去，而且她已经以《郁金香》热身，复出了，起点也不低，找不出重新搁笔的理由。陈子善先生以为，张爱玲从文坛的再度消失与《太太万岁》上映后遭受的批评大有关系。果真如此，则我们不免又要想起柯灵先生在《遥寄张爱玲》中的话，张爱玲的走红，实在是“过了这个村，没那个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