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群众的历史 为群众写历史^[*]

1964年10月到1965年6月，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教研室的几个同志，到山西五台县阳白公社李家庄大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解到农村中文化生活的一些情况和农民中流传的历史观点、历史知识，对于历史科学怎样为农民群众服务的问题有了一点体会。现在把它写出来，请大家指正。

农村的文化要求

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在阶级社会里，农民用自己的血汗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财富，但是他们处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没有学习文化的权利。毛主席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2]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做了主人，同时，他们也就迫切地要求自己成为文化的主人。从前农村里读书识字的人很少，现在新一代的农村知识青年正在迅速成长，大批复员军人、还乡职工参加了农业生产，有些原来一字不识的农民也经过努力学习摘除了文盲帽子，农村里有文化的人大大增多了。拿李家庄来说，全大队160户、550余人，男女知识青年（小学四年级以上）将近100人，复员军人和还乡职工20余人，加上识字的中年老年农民，略有文化的人有150人以上，占全村人口27%。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农村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还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前，李家庄只有一个四年制的初级小学；没有文化室、俱乐部和医疗站；大队办公室和小学校里的几份报纸，常常有许多人抢着阅读；书籍也很少，分散在个人手里，不能广泛流通，而且其中还有不少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旧书；近年来已经加强了农村电影的放映工作，但农民们看电影的次数也还是不多。农闲的时候，或者每天傍晚的时候，经常有许多人挤在一个小窑洞里，听一位老贫农吹唢呐、说故事。这个老贫农是农村的义务乐师，他的“演奏会”几乎每晚举行，风雨无阻，可惜他的乐器仅有一支唢呐而已。农民在一天劳动之余，迫切需要文化生活，可是却缺乏组织、缺乏指导、缺乏必要的书籍和设备。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们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的劲头很大。我们又和农民一起建立了文化室，捐赠了500多册图书，举办了讲习所、故事会，农民群众非常欢迎。40天内文化室借书达1 200人次，平均每人借了2本书。吃过晚饭，小伙子们不愁没处去了，他们相约说：“走！听老李、老尹讲形势、讲故事去。”

农民如饥似渴地要求学习政治、学习文化，农村正在经历一场巨大深刻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5亿农民群众意气风发、信心百倍，为彻底铲除历史上遗留的文化落后状况而斗争。在这样的形势和要求面前，我们历史科学工作者能不能为农村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历史科学要不要下乡以及怎样下乡为广大农民群众服务呢？

农民喜爱学历史

要回答历史科学要不要下乡的问题，可以先看看农民中有多少历史知识以及流行着什么样的历史观点，他们是否需要和喜爱历史科学，历史知识在他们的生活中能够起什么作用。

农村中流传着许多历史故事和历史传说，农民们非常喜欢听、非常喜欢讲这些故事和传说。历史知识从来就是农村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农村里有一些能写会算、能说会道的“秀才”，他们往往就是农村的故事员。在出工集合的时候，在地头休息的时候，在夜晚乘凉的时候，这些“秀才”的周围常常跟上一群小伙子、姑娘们、娃娃们，天南地北地开讲起来。讲的人眉飞色舞，听的人津津有味。其中有很大部分讲的是历史故事。在农民看来，能够讲历史故事是知识渊博的一种表现。

我们遇到了几位出色的农村“秀才”，一位是55岁的贫农老大爷，他只上过两年私塾，却读了不少旧演义。农民们说他“一肚子两肋巴都装着故事”，而且有讲故事的瘾。他自己说：“一讲起故事，茶也不思，饭也不想了。”全村男女老少都听过他讲故事。另一位只有21岁，农业中学毕业，下中农，现任生产队会计。他读的新旧小说很多，本村的书读完了，就跑到邻村去借。我们和他谈了几次，他讲起故事来滔滔不绝，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说到杨五郎五台山出家，从义和团打洋鬼子说到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模范治安员。他对历史的细节描绘得非常具体，周幽王的大臣叫什么名字，杨五郎打死韩昌怎样把铁棍打折了，义和团怎样架着光着脚板的五台知县在东冶镇上游街等等；有时候还穿插几句七言诗、西江月（从旧小说里学来的）。尽管他讲的事实有真有假，他的观点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但是他那过人的记忆力、生动的语言、诙谐的评论，使得我们这些专搞历史的人也听得出了神。

农民们讲的乡土现代革命历史具有很大的真实性和很高的价值。李家庄及其邻村有几位刘胡兰式的和狼牙山壮士式的英雄人物，他们光辉壮烈、可歌可泣的事迹，感人至深，值得历史科学工作者为之立传作赞，大书特书。但是超过乡土的和现代的范围，涉及较远较古的历史，农民们就只有些片断的、模糊的、不确切的印象了。除少数农村“秀才”以外，大多数农民的历史知识是很缺乏的，尤其是妇女和不识字的人更是如此。我们和4位女知识青年（都是小学毕业生）谈过，她们知道关公、曹操、包青天、杨五郎、穆桂英等人，但不知道汉武帝、李自成、林则徐、洪秀全。有的回答：“只听说过名字，学校课本上也学过，全忘光了。”也有的不知道孙中山是什么人。问她们中国共产党是哪年成立的，先是异口同声地回答1949年。再问时，有人回答：“大概是1937年。”

农民群众缺乏科学的历史知识。在农村中流行的故事和传说，大多掺杂着虚构的成分。有的还比较健康，能够反映历史的某些侧面；有的则显然是出自剥削阶级的捏造，包含着严重的毒素。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但是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剥夺了农民群众正确地了解自己历史的权利。他们通过迂回曲折的途径，而且常常是通过剥削阶级的欺骗宣传，才能窥见被歪曲了的祖国历史的一斑，也因此在农民纯朴的思想中留下了一些消极、落后、迷信的影响。农村文化革命的深入发展要求涤荡剥削阶级遗留的腥秽，要求澄清反动派对历史的歪曲，使农民的历史知识建立在更确切、更真实可信的基础上。

农民群众对祖国历史具有深挚的感情，他们爱听历史故事，爱读历史书。有一些好学的农村知识青年，他们的求知欲是那样的强烈，什么知识都想学习，但苦于缺乏指导，缺乏书籍。李家庄有一个19岁的小学毕业生，下中农出身，民兵队长的弟弟，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却很爱读书。他从县武装部借到一本《世界现代史讲义》（油印本，300多页），自修了两个月，已经学到1918年德国11月革命一节。他自己还保存着几本书，其中一本是《唐诗合解》，还是乾隆版的线装书，有他自己圈点过的痕迹；另一本是《词林富艳》，是封建文人吟诗作赋的蓝本，都是土改时的遗物。我们问他为什么不买新书读，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新书要花钱嘛！”这种贫而好学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为了加强阶级教育，活跃农村的文化生活，我们一共举办过14次故事会，大部分是讲近代革命斗争的故事。农民们非常欢迎。每逢故事会的日子，南坡的群众提前吃了晚饭，赶到北坡来听讲。屋子里挤满了人，来迟了的挤不进去，就站在窗外听。群众反映：听革命历史故事，“既受教育，又听着红火（生动热闹的意思）”。群众常常向我们探询，哪一天开故事会。邻村听到我们这里讲革命历史故事，也邀请我们去讲了两个晚上。

我们还买了一批通俗历史读物，借给农民读。这本来是为了征求他们的意见的，不料有一个青年第一天借了一本《鸦片战争》（工农通俗文库），一口气就读完了。他称赞这本书有头有尾，一连几天向我们借书读。

这些现象使我们既兴奋又惭愧。我们过去对农村的文化工作做得太少了，不了解农村的情况和农民的要求，甚至以为农民不喜欢学历史，不能接受科学的历史知识，这些错误想法必须彻底纠正！历史科学工作者应当深入农村，把农民口头流传的阶级斗争史集中起来，去粗取精，作为阶级教育的教材；并把科学的历史知识送到农村，让广大农民群众了解自己历史的真面目，在汹涌澎湃的农村文化建设的洪流中贡献我们的力量。

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侧面

现在，各地农村正在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这是提高农民政治思想水平，促进农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最主要的途径。围绕着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文化教育方面的各行各业应当紧紧跟上，满足农民群众广泛的、多方面的需要。在这场农村的文化建设中，历史科学作为一个方面军，应该而且可以发挥它的战斗作用。

历史科学通过事实陈述达到规律性的认识，这个特点和农民的认识方法很相近。单纯而朴素的农民群众不容易理解名词、概念、原理之类抽象的东西，而习惯于从生动、具体、明确的事实中接受某种观点和某种看法。因此，那些历史故事和传说曾经是农民智慧的重要来源之一，他们从中学到了待人、接物、处事的态度和方法，农民自己在说明一个道理的时候，也往往更多地借助摆事实的办法，很少做长篇的议论分析。在一次会议上，我们听一个贫农（文盲）讲了一个中山狼的历史寓言，来说明对假装老实的反革命分子要保持警惕。他讲得虽然不很确切，不少地方加枝添叶，但却很生动，有声有色，狼的残忍本性和东郭先生的迂腐愚蠢被他描绘得淋漓尽致。这个发言紧紧扣住了听众的心弦，它没有很多议论，却透彻地阐明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历史知识潜移默化的教育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农民在听历史故事、读历史书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在陶冶自己的品质。革命的历史故事给人以鼓舞和推动，而反动、淫秽、不健康的历史故事则给人以消极恶劣的影响。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位爱读书善讲故事的青年会计，他跟我们谈到李自成的失败时说：“李闯王很爱士兵，有一天闯王问士兵过什么日子最快乐，士兵们回答过年最快乐。于是闯王就让全体士兵天天过年，饮酒吃肉，不几天就把粮食吃光了。士兵们滋长了贪图享受的思想，也不再想打仗，结果就失败了。”这位农民最后还发表他的感想说：“家业再大也不能讲浪费图舒服，领导国家是这样，领导一个生产队也这样。”这个故事虽然史籍无征，但却包含着生活的真理，它不借助任何复杂的概念，但却培育了农民刻苦勤俭的美德。

但是，不健康的历史故事也对农民的思想产生了有害的影响。这位青年农民跟我们谈到生产队里干群不团结的问题时讲了一个朱元璋的故事。他说：“朱元璋炮打庆功楼，把功臣都杀光，就是听了皇后马娘娘的话。后来朱元璋听说某地有一个五世同堂、百余口人的大家庭，日子过得挺和睦，就把那家的家长找来，问他这么多的人一起生活，怎能过得这样和睦？那个家长回答说，‘事无巨细不听妇人言’，于是朱元璋才醒悟过来。”这位农民的结论是：“生产队也往往是给多嘴饶舌的妇女搅坏了。”这个历史故事不但灌输了歧视妇女的落后观念，也妨碍了农民找到生产队里不团结问题的真正根源。

革命和反动、正确和错误，两种历史故事和历史传说都在农村流行，这是农村文化生活的现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如果长期不下乡，如果不去占领农村的阵地，那么，包含着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毒素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点就仍然要谬种流传，继续腐蚀农民群众的思想。事实上，农村中确有个别人还在那里嘘其余焰，农村青年爱听故事，他们就投其所好，大讲神仙鬼怪、孝子忠臣；农村青年爱读书，他们就拿出荒唐淫秽的旧小说给这些青年看。青年们读了这些书，产生了一些消极的思想。有的农民受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论的影响；也有的农民很称赞“人生在世如蜉蝣，争名夺利几时休。成败万事总由天，费尽心机亦枉然”的诗句。李家庄以前有一个反动道首，常讲些阴风森森的故事，吓得胆小的人夜间不敢出门；他还和历史上的大汉奸吴三桂攀上了亲戚，他写的反动歌诀里还说什么“三桂爷，奉天命，下凡报仇。不办道，不领法，不能存留”等等。对于他们散布的反动观点必须通过思想斗争来加以清除。

历史科学是党在文化战线上向劳动人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有力武器。历史科学工作者应当是生气蓬勃的革命战士，应当写出适合于农民需要的科学的历史，特别是“四史”和近现代革命史，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科学的历史观点，批判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淫秽、有毒的观点，在农村的文化建设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为谁写和写什么

历史科学，也如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只有适应时代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变成物质的力量，使得对于既往历史的研究成为推进未来历史发展的工具。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两方面的工作都是重要的：既要有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又要注意到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学界在历史知识的普及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近年以来，又出版了大量的“四史”专著和单篇文章。但从广大农村的需要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李家庄住了半年多，连一本“四史”和通俗历史读物也没有看见，只发现一本《太平军在永安》和一本《世界现代史讲义》，而这两本书又都是教学用书，带有专门研究的性质，不适于农民阅读。周围几个村庄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又在县城和几个市镇上进行了解，历史书籍（包括“四史”在内）一般都很少。农村和一些城镇中非常缺乏适合农民阅读的历史书籍，这是历史科学工作者应当极端重视的问题。

农村是各行各业人才广泛活动的园地，为农民服务，这是社会主义革命之必需。我们应该下定决心，为农民写出好的历史作品。毛主席说：“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3]。历史科学工作者只有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在最广大的农民中集结起自己的文化军队，才能真正发挥出战斗作用。

怎样才能写出适合农村需要的历史作品？关键还在于历史科学工作者自身的思想革命化。和贫下中农交知心朋友，学习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使我们的思想感情和农民息息相关，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能立场鲜明、思想性强、通俗生动，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欢迎。毛主席说：“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4]。

为农民写历史，首先应当写农民自己的斗争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是几千年来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历史科学当然要反映和讴歌农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丰功伟绩。历史学界的确也很重视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但是农民战争的史料较少，而且几乎全是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充满诬蔑歪曲的记载，如果只在这样的史料堆里兜圈子，我们是很难探索到历代农民战争的真相的。要深入理解农民战争的历史，就必须深入农村，调查农村的现状和过去，了解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体会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要求。流不尽的血泪、诉不完的苦难、扑不灭的仇恨，这一切，正是一次又一次地开动了历代农民战争的发条。要抓住这根历史的发条，就只有到农村去，和农民同命运、共呼吸，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此外别无捷径。

就在李家庄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我们听到了许多极富教育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传说：几百年前，有两户农民怎样迁移到这里，他们的汗水滋润了这片土地，辛勤地抚育起附近的山村；清朝初年爱国志士傅山的朋友张黄楚怎样在这一带组织起义，又怎样被清兵击破；若干年前，某村的大恶霸向李家庄勒索银米不遂，怎样一把火把全村化为灰烬，至今有些农民仍被迫在山沟窑洞里存身。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活在农民记忆里的事件和人物更加丰富具体，神采奕奕。抗日战争时期，有几位民兵在附近山头上和日寇浴血搏斗，剩下最后一个人，他拉响了一颗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这位大无畏的战士就是本村贫农团长的儿子；邻村的治安员被敌人绑在树上，被用锥子遍刺全身，血流如注，但他坚强不屈，骂不绝口，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在阎匪军对石村的一次大屠杀中，本村的前支部书记率领十几位民兵机智地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冲出了包围圈；还有一位本村的武工队员赤手空拳被困在斗室里，和阎匪军官展开了一场夺枪大战。听了这些传奇式的真人真事，我们仿佛回到了烽火连天的斗争岁月，一幅又一幅群众斗争的光辉画面展现在眼前。农民群众没有读过历史学家的论文，他们从自身最切近的斗争历史中受到了教育，吸取了前进的力量；但历史学家却对群众的斗争史知之甚少，类似这些可歌可泣的生动史实还被排除在史册之外。

目前各地正在展开群众性的编写“四史”的运动，这是人民群众伟大的自我教育运动，同时也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宽广的新天地。历史科学工作者应该积极投身到编写“四史”的运动中去，认真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全心全意帮助群众续起红色的家谱，让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广泛传布，成为鼓舞全体人民的巨大力量。

当然，写“四史”，写群众近现代革命斗争史，并不排斥我们为农民创作其他历史作品。我国人民以自己悠久的革命传统和丰富的历史遗产而自豪。历史上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今天的借鉴。农民群众喜爱学习祖国历史，希望弄清剥削阶级对古代历史的歪曲，以利于摆脱旧思想、旧观点的影响。同时，他们还有了解世界历史、吸取世界人民斗争经验的愿望。只要我们坚持古为今用的方针，引导农民向前看，使历史科学密切地结合现实斗争，那么，古代的和世界的人民革命的历史就能够成为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的巨大力量。

历史科学怎样进入农村

历史科学工作者有了为农民服务的决心，还需要解决怎样服务的问题。如果只有一片服务的好心肠，而没有好的服务手段和方法，写出来的东西不合农民的胃口，不为农民所欢迎，那么“为农民服务”就是一句空话。

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5]这个宣传的对象决定了我们所应采取的宣传形式和宣传方法，因此对宣传对象必须下一番调查、研究、分析的功夫，努力去了解他们，熟悉他们。我们只有真正熟悉、了解、懂得农民的思想感情、文化水平、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兴趣爱好等，才能写出农民所需要的和易于接受的东西。

我们在李家庄分发了一批通俗历史读物（其中包括中国和外国历史小丛书、历史故事、中国历史常识、工农通俗文库等），请农民阅读，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新书，表示很欢迎。有的农民说：“这些书有头有尾、有眉有眼、有根有据。”（意即系统、清楚、真实）有的农民说：“旧小说拿迷信欺骗我们，这些书拿政治教育我们。”但是，他们也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现有的通俗历史读物还不完全适合农村的需要。他们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

第一，情节不够生动。不少农民反映通俗历史读物“不红火”（不热闹），有些书里“没有人”（指史话一类），有些事“写得太简单”，“读着没意思”。农民们读这类书都是在劳动之余，希望得到休息，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当在生动活泼的形式中展开历史教育，拿娓娓动听的情节吸引他们。历史科学不是文艺作品，当然不允许随意虚构，但却应当尽量写得像文艺作品一样生动可读，应当十分讲究题材的剪裁、人物的描写、场面的烘染。不讲究剪裁，什么都想往里塞，是不会受欢迎的；对人物和场面平铺直叙、苍白无力，也是不会受欢迎的。一部好的通俗历史读物，可以是而且应当是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它不但要说服人，而且要感动人。《三国演义》之所以在农村广泛流行，就在于它情节生动。历史本来是无限生动的，但到我们手里往往把它弄得干巴巴了，这是我们的过错。我们觉得，如果把历史谱成演义，使它既有生动丰富、扣人心弦的情节，又有发人深思的教育意义，那么这就不失为一种可以尝试的方法。

第二，语言文字不够群众化。农民对某些通俗读物的反映是“看不懂”，“字认得，不知讲个甚”，希望“通俗更通俗，易懂再易懂”。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难字难句、名词术语、人名地名（特别是世界史）太多，文章半文半白、半中半西，农民不容易懂；另一个问题是有些书带有浓厚的“学生腔”，表达的方式和农民不一样，他们看不惯。这两个毛病都妨碍我们接近农民。毛主席再三要我们学习人民的语汇，他说：“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6]我们听了农民讲的一些故事，他们的语言的确生动简洁、富有风趣，说得入骨三分。我们确实应当老老实实地做个小学生，认真地向农民学话，再拿到农民中去运用，这样才能把一件事、把一个思想说到农民的心坎上。

第三，选题缺乏针对性。有些农民反映通俗历史读物里写的人物、事件，他们大多不知道，而他们熟悉的人物、事件，书里又没有。譬如，这里距北宋名将杨业的故乡很近，邻村大多姓杨，他们自然而然很关心杨家将。他们不了解为什么历史书里不写杨家将，也不知道自己关于杨家将的知识是不是真实的。农民希望复习和验证自己已有的历史知识，并在这个基础上扩大知识领域。如果整本书全是陌生人、陌生事，一大堆人名、年代、地名，整套的分析说理和冗长的历史过程，一阵倾盆大雨，农民是要摇头的。我们应当尽量结合农民已有的知识和存在的问题来进行历史教育。譬如，我们是不是可以讲讲杨家将的故事，给农民分清其中虚构的方面和真实的方面，再联系讲一些宋辽斗争的历史？这样，也许更容易受到农民的欢迎。《中国历史常识》这本书里，有一些是用民间熟知的历史成语为题目（如“卧薪尝胆”“班门弄斧”“风声鹤唳”等）而编写的小故事，讲讲这些成语的意义和来历，逐渐引导到故事的展开，这种方法是较易为农民群众所欢迎的。

此外，历史知识的普及还可以采用连环画、故事会、幻灯、科教影片等手段，创造一些普及历史知识的新途径。

历史科学怎样下乡？这不能单靠头脑的想象，而是要在实践中摸索。重要的是历史科学工作者必须亲身熟悉和了解农民，反复实践，不断总结。办法是从实践中来的。如果我们真正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诚恳地向农民学习，诚恳地为农民做事，那么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一定能够积累起普及科学历史知识的好经验和好办法。农村的各个方面都将一日千里地进步，几千年来农村文化的落后状况将一去不复返，让我们历史科学工作者把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贡献给农民群众、贡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吧！

注释

[*]原载《历史研究》，1965年第5期。笔名夏芗。

[2]《毛泽东选集》，1版，第1卷，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3]《毛泽东选集》，1版，第2卷，6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4]《毛泽东选集》，1版，第3卷，8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5]《毛泽东选集》，1版，第3卷，793页。

[6]《毛泽东选集》，1版，第3卷，7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