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 勇于创新^[*]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追求真理就是实事求是。真理是要向前发展的，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历史科学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前进，勇于创新，超越前人的成果，对历史做出越来越合乎实际的理解和判断，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必须反对一成不变、因循保守，反对在只言片语中讨生活。实践是最有权威的，理论必须从实践中来，再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历史研究中，就是要占有丰富的实际材料，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研究，而不能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不能受框框的束缚。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2]。

任何有成就的思想家、科学家都能倾听实践的呼声并富有创造精神。司马迁写《史记》，总结了大量的实际材料，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不但思想是新颖的，而且风格、体裁、语言也是新颖的。大科学家哥白尼、伽利略都是在无数次科学实验中创立和验证了自己的理论，并且勇于为科学献身，不顾教会和官方的禁令与阻挠，才把科学推向前进。毛泽东思想就具有创新精神。过去的一些机会主义者、教条主义者都是理论上的侏儒，只会躺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寻章摘句，凡是马克思、列宁说过的话，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在马克思、列宁的书里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根据地、统一战线等思想和词句，就不承认毛泽东的伟大创新，讥讽毛泽东思想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但是，革命的实践证明：正确的不是无视实践而只会引经据典的机会主义者、教条主义者。

在历史学界，也存在着不从历史实际出发而从只言片语出发来研究历史的情况。发言写文章，瞻前顾后，谨小慎微，力求稳妥，一个论点总要寻找经典著作上的某句话作为护符，似乎这样做就能证明论点之“正确”，就能保证不犯错误。这种态度是和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人类历史的发展无限生动、无限丰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锐利武器，使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不至于迷失方向。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但是，革命导师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对无限丰富、错综复杂而又不断发展着的人类历史做出现成的结论，大量的、艰苦的工作应该由后人承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却并不是穷尽和结束了历史研究工作。革命导师们总是实事求是、十分谦虚的。恩格斯晚年对俄国问题已深有研究，但他说：“至于我，对俄国现状知道得太少，不能冒昧地对那里在某一时期所应采取的策略的细节作出判断。……而这是得出肯定意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3]他殷切地期望俄国青年研究俄国的情况，把马克思的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而并没有做出现成的结论，发布策略指示。

有时候，革命导师就某个具体的历史问题的某个侧面讲过几句话，发表了一些意见，我们当然必须认真领会和学习。但是，有人却不正确地以为这就是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似乎整个复杂的历史问题就全面解决了，以后只要翻来覆去地引用这些话就行了，没有什么再可分析、再可研究的了。甚至把这些话发挥引申，应用到别的历史问题、历史人物上，胡乱地套用。例如：毛泽东写了“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著名诗句，意思是说项羽对敌手刘邦太手软。毛泽东从这个典故中总结了历史经验，来阐明我们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但并不是对项羽的一生做出了全面的评价。又如，毛泽东评论《水浒》，批评宋江是投降派，这明明是指小说中的宋江，而有人认为历史上的宋江也一定是投降派。谁如果说历史上的宋江并不是小说中的宋江，历史上的宋江并没有投降，那就如同犯了弥天大罪，被认为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替投降派辩护。其实，历史上的宋江是否投降了，这是可以研究、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可以根据史料，各抒己见。又如，毛泽东谈到太平天国革命的领导者李秀成，批判了李秀成被俘以后在亲笔供词中所表现的思想情绪。在这里，毛泽东并没有对李秀成的全部活动做出分析、评论，但有的人却说李秀成在革命前期就在搞投降，一贯地仇恨革命，破坏革命，把李秀成在被俘以前的一些重要功绩、正确主张全都说成错误和反动，这难道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历史人物，谁有幸被认为代表正确路线，就一切都正确，连错误也变成正确，谁不幸被认为代表错误路线，就一切都错误，连正确也变成错误。似乎研究历史只要有两个标签就行了，一个是“正确路线”，一个是“反动路线”，稀里糊涂乱贴一气，不必钻研大量材料，进行具体分析。于是历史事实被歪曲，是非被颠倒。这种引证只言片语，加以引申推广、胡乱搬用的研究方法，不但糟蹋了历史科学，也糟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历代的农民战争史被歪曲得最混乱不堪，他们先验地定下了评价历史上农民革命领袖的框框，以代替对复杂情况的具体分析。按照似是而非的简单逻辑：凡是受过招安的、闹过内讧的或者发生转变、当上了皇帝的都是背叛了农民革命，都是叛徒、野心家、阶级异己分子，都要从农民革命队伍中开除出去。这样一来，历史上许多农民革命领袖就被肆意否定了。例如，太平天国革命前期，有洪秀全和7位封了王的著名领导人，其中两人（冯云山、萧朝贵）早死，5人（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胡以晃）被否定，太平天国前期的领导人就只剩下洪秀全一个人。

与太平天国革命同时的许多次农民起义和抗清斗争，其知名领导人如张洛行、宋景诗、杜文秀、张秀眉也被否定。推而广之，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大批领导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曾指出我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农民起义，并列举了12个农民起义的领袖，即陈胜、吴广、项羽、刘邦、李密、窦建德、王仙芝、黄巢、宋江、方腊、朱元璋、李自成，其中有半数被否定，被戴上复辟派、儒家、叛徒、阶级异己分子、野心家、阴谋家、新生地主分子等帽子。

中国人民有英勇斗争的传统。两千多年来，被压迫的农民群众奋起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谱写了光辉灿烂、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难道伟大农民革命的发动者、组织者、领导者大多数是坏蛋？这种要打倒大批农民革命领袖的做法究竟有多少根据？

当然，历史上的农民革命领袖不可避免地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有的还犯有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对他们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批判是完全必要的。有些史学工作者根据史料，对某些农民革命领袖的功过有不同的评价，有的失之过高，有的失之过低，因而展开争论，这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问题并不在于这些。问题是：为什么把许多农民领袖扫出了农民革命的队伍？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新史料必须对大批农民革命领袖重新做出评价？显然不是。是不是从前的评价都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显然也不是。因为连毛泽东在40年前所列举的农民革命领袖也被打倒了半数。

这股打倒历史上农民革命领袖的歪风，其风源盖出于影射史学。我们应当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地为许多农民革命领袖恢复名誉，恢复历史地位，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农民革命推动了封建社会历史的前进。历史上的农民群众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奋起反抗，他们的英勇革命精神应该得到充分的歌颂赞扬。但是，农民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小生产者、小私有者，他们和封建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因此，有其落后的一面。马克思主义者对事物总是抱着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农民革命领袖的优点与弱点、功绩与过失正是农民的阶级地位造成的。农民群众在发动伟大革命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许多落后的东西，如宗教迷信、享乐腐化、分散主义、内讧争权、互相吞并，在革命行将失败的时候，又看不见斗争的前途，失去信心，不再继续革命，甚至常常蜕变堕落。发生在农民领袖身上的种种严重弱点并不是偶然的，是农民由于阶级局限、思想局限，不可能从根本上抵制坏思想、坏风气的侵蚀而导致的后果。作为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在歌颂农民伟大革命作用的同时，当然应该揭露和批判农民领袖的种种弱点，从中吸取教训。但不能因其犯有过失甚至罪行而将他们一笔抹杀，驱逐出农民的队伍。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体，美的东西和丑的东西常常互相联系而存在。如果把历史看得那么单纯，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都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都坏，那是僵化的形而上学观点。

洪秀全发动和领导太平天国运动，当然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也存在许多错误和缺点，如宗教迷信思想，任人唯亲倾向，最后死守南京的战略错误等。对这些缺点和错误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农民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是历史科学的重要任务之一。谁都知道，革命的成败与革命领袖能否实行正确的领导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洪秀全是十全十美的人，那么太平天国最后失败岂不成了不可理解的事情？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对历史上的农民阶级和农民战争做了正确精辟的分析，应该是我们研究农民革命和评价农民领袖的典范。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满腔热情地赞扬了16世纪德国农民阶级的革命起义，但又毫不隐讳地指明了农民阶级的种种弱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同时也指出：由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古代农民战争的最后结局，不是被残酷地屠杀、镇压，就是溃散或被统治阶级所收编。汉光武帝刘秀曾收编了大批铜马和赤眉的起义军，刘秀被称为“铜马帝”；曹操收编过大批黄巾军；李世民收编了大批瓦岗军，唐初著名的将相李勣、魏徵、秦叔宝、程知节都曾是瓦岗军的领导人；太平天国失败时，几十万西北的太平军披星戴月，赶来救援天京，听到天京失陷的消息，顿时军心瓦解，大批太平军放下了武器。这种现象在农民革命的历史上难道还少见吗？如果不对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具体分析，而是拿一个先验的框框生搬硬套，岂不是要把大批农民领袖和农民群众全都打成叛徒？

隋末的李密，出身于贵族，参加瓦岗寨农民起义军后内讧争权，杀死领导人翟让，后来又归降李世民，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李密一度领导了瓦岗军，有杰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在推翻隋王朝的战争中起过较大的作用，具有较大的影响。人是会发展变化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从坏变好，也可以从好变坏，不能因为他最后干了坏事而把他以前干的好事一概抹杀，甚至把以前的好事也硬说成坏事。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辩证的、发展的观点。

同样，对项羽、刘邦、王仙芝、宋江、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以及其他人物都应根据大量材料，做具体的分析。

从历史实际出发进行具体分析，不像引证个别词句那样容易、那样保险，而是很艰苦细致的工作，还可能发生错误。科学研究是为了探索真理，当然不会那样容易，也难免发生错误，有了错误就改正，并没有什么可怕。怕犯错误就不可能前进，不可能创新，不可能对人类有所贡献。人们认识真理，不会一下子就穷尽、完成，总有一个反复修改、不断充实发展的过程。郭沫若对历史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一生的研究工作就是不断探索、不断前进、不断创新的过程，如对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就经过了多次修改而愈趋于充实。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把古代史分期放在西周和东周之间； 40年代写《十批判书》，放在秦汉之际； 50年代写《奴隶制时代》，又放在春秋战国之际，而且具体确定在公元前475年。在古代史分期问题上，郭沫若不断前进，勇于创新，根据新掌握的实际材料，改变自己已形成的结论而不被任何框框所束缚，他的古代史分期意见也越来越趋于充实、合理。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郭沫若已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进行第四次创新？当然可以，而且应该鼓励、提倡。开展学术上不同意见的讨论，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

创新必须实事求是，而不是飘在空中，随心所欲，异想天开。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是尊重实践，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我们的世界观、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基础和出发点。

我们应该树立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好风尚，要有抱负，有勇气超越前人的成就，攀登科学的顶峰。我们的时代是革命变革的伟大时代。史学工作者要研究和总结这一伟大时代的历史，就不能只躺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不能满足于寻章摘句，简单地照搬、照抄、照转，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丰富生动的实际，开动脑筋，解放思想，用我们全部的才智、精力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我们要无愧于这个伟大的革命时代，不辜负人民群众和党中央对历史科学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注释

[*]原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3卷，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4卷，4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