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何可能？

莫里斯·布朗肖　文　尉光吉　译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1907—2003），法国作家、文学理论家，1940年代开始文学虚构和批评的写作，曾在《论争报》、《现代》、《批评》、《新法兰西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是战后法国批评界不可忽视的声音之一，著有《黑暗托马》（Thomas l'Obscur）、《文学空间》（L'Espace littéraire）《不可言明的共通体》（La Communauté inavouable）等作品。

本文原题Comment la littérature est-elle possible？，分两部分发表于1941年11月25日和12月2日的《论争报》（Journal des débats）。

让·波朗的《塔布之花》有两种阅读方式。如果一个人满足于对文本的接受，跟随它的指示，对它传达的首要思想感到高兴，那么，他就会得到一种阅读的奖励，这样的阅读是最合人胃口、最振奋精神的；几乎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在它同时评论、迷恋并废除的某一文学概念面前所作的种种判断之转动和迂回，更加巧妙或更加完全称意的了；一个人走出这一图景，欢喜且自在。但他不久便心生疑虑。我们必须反思；显而易见的表面下隐藏的暗示，形式多样的插曲，一个神秘莫测的结尾，逐渐地催人深省。我们刚刚接近的书是一部必须被阅读的真正的作品吗？或者，它只是作品的表象？其存在只是为了讽刺地隐藏另一种更加困难也更加危险的尝试，而我们则推断出了那一尝试的影子和抱负？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开始阅读，但认为波朗交出了他的秘密，则是徒劳的想法。只有通过一个人感受到的不安和焦虑，我们才被准许进入一场同他研究的伟大难题的对话，并且，他同意展示的，只是那些难题的缺席。

第一部书，表面的书，致力于检查一种批评理论，它必须被称为“恐怖主义的”（terroriste）。根据这个支配了文学一百五十年的理论，文学的使命是抵御陈词滥调，抵御规范、法则、形象和统一性的更为广阔的领域。任何一个屈服于陈词滥调和规约惯例的作家都迅速地放弃了对其思想的公正对待，甚至放弃了对原始关联，对作为一切艺术之目的的世界之新鲜性的找寻；他沦为词语的牺牲品，成了一个懒惰迟钝的灵魂，被一个个对其思想施加可耻权力的现成公式所捕获。这一切显而易见。陈词滥调泄露了一种既慵懒又顺从的理智：它迟钝，并被引向、献给了一种它并不指导的语言。对一个毫无防备地使用“自由”、“民主”、“秩序”等词语的人，我们该予以怎样的谴责呢？我们指责他满口废话。这是一个听命于陈词滥调的作家。他是言语的囚徒，不再让这些言语服从其意义。他患了一种秘密的语言疾病，并且无能为力，只有屈服而已。

这一批评观念——简言之就是雨果对修辞的拒绝，魏尔伦对雄辩的谴责，兰波对老派诗学的逃离——通过它对词语施加的羞耻和它赋予一种本真思想的特权地位，有趣地调解了圣伯夫、丹纳和超现实主义，它在波朗那里得到了如此严谨的研究，以至于人们怀疑，在波朗赋予了它如此坚定的基础后，又怎么可能动摇它呢。但波朗需要的不过是一些评论，的确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其重要性可在随后得以察觉。最简单的观察证明了恐怖（Terreur）的错误。认为陈词滥调的使用是懒惰更不用说是空话连篇的标志，这并不正确。不是有一些作家发明了陈词滥调，不是有一些作家不服从它们而是发现它们并通过它们表达了最温柔的情感和最自发的想象吗？不是还有人使用陈词滥调，且意识到自己在使用它们吗？他们根本不相信自己因此失去了话语的精神，他们使用这样的语言只是因为它过于陈腐以至于无法引起注意并阻碍了它必须转述的意义。陈词滥调注定不会引起注意。意象、词语不再重要了。语言从中勾勒了一具不可见的缺席的身体。

事实上，对恐怖的整个指控取决于一种独一的光学错觉。一些陈词滥调的确能够包围词语的精神，给它强加过度的忧虑和噪音。但这样的病痛不在作者身上产生；被它击中的恰恰是读者。在每个陈词滥调面前，读者必须问自己：这一表述保持了其天然的力量，其原始的活力吗？或者，它只是一种陈腔滥调，一个花哨之词？读者担负着有关语言的问题，陷入了一个言语的网络，那样的言语不再允许他支配精神，而是满嘴空话了。但恐怖，能够如其所做那般，得出这样的结论吗，即缺陷源于作家舍弃词语的恼人倾向？其实恰恰相反。如果作者对语言越是谨慎，那么，读者就对语言越不关心！任何一个不专注于言语之命运的写作者一定会让阅读者只关注言语。

如此的错觉一经发现，波朗就能够证明不充分性并用他赋予恐怖的完美化来纠正其过度，从而轻易地使之返回它的位置。我们指责陈词滥调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外在于理解，因为它模糊不清，意义可疑，尚不确定，不被普遍地（communément）理解：简言之，因为它还不是陈腔滥调（lieu commun）。这是全部的缺陷。并且它是严重的，因为这些如此普遍的腔调将自身呈现为完美的交换手段，其实只是混乱的工具和模糊的怪物。但补救的方法也在那里。因为如果陈词滥调总是作为陈词滥调出现，那么，它们就无所匮缺。所以，让陈腔滥调（lieux communs）变得普遍（communs）并让种种规则、符号及其他所有表现相同功能的惯例返回其实际的使用，这就够了。如果作家使用合适的意象、统一性、韵脚，也就是所有反复更新的修辞手法，那么，他就能发现他所寻求的无人称的清白的语言，那唯一一种允许他是其所是并同事物的全新性发生接触的语言。

这大概是波朗的结论。但到了这一终点，读者就要在两个可能的选项之间作出抉择。他可以坚持这篇他已理解的文本，其重要性足以让他费心。现在，一切不是清楚了吗？或者，还有一个尚未澄清的疑问？对于一个预见了一切的作者，人们还能要求什么呢，甚至也没什么好要求的了？同一个专心致志的读者还会在作品的结尾，在他心满意足的那一刻，发现一些回缩的词语，这些词语让他心神不安，并迫使他原路返回。所以，他重新阅读，并逐渐地相信，在他感到满意的最初的肯定背后，有一个他必须获得的秘密；他试着更进一步，寻找他为打开这本献给他的真正之书所需的计策。他首先想到，要提出一些反驳，以便攻击，并且，如果可能的话，驱散那个牢牢地吸引了其眼球的表面文本。有一个他无需冒太大的风险就可以提出的反驳。这样的恐怖到底是什么呢？它怎么能够把这么多如此不同且在几乎一切事情上相互对立的精神聚到一起呢？乍看之下，人们发觉，恐怖分子中间有两类作家，他们对语言的看法似乎相距甚远。根据一些人的说法，语言的使命乃是正确地表达思想，是把自身变成思想的忠实阐释者，是服从思想如同服从它所承认的一位君王。但对另一些人而言，表达只是日常语言的平凡命运；语言的真正作用不是表达，而是交流，不是转述，而是存在；并且，从中只看到一个中介，一个悲惨的代理，会是荒谬的：语言拥有一种本然的德能，那恰恰是作家有义务发现或恢复的东西。似乎存在着两类思想，它们完全陌异于彼此。它们会有什么共通之处吗？

这无疑大大超出了人们最初之所想。让我们返回古典类型的作家。对他们而言，写作就是通过一种话语表达思想；这种话语不能垄断注意力，事实上，它必须在它出现的那一瞬间消隐，并且，无论如何不能向它揭示的深刻生活投下任何的影子。因此，艺术的唯一目的是照亮内心世界，让它远离一种不完美的语言用来遮暗它的那粗糙的一般错觉。但其他人拒绝要求文学语言发挥和实践语言一样的作用，他们欲求什么呢，并且，他们以其他方式来欲求吗？同样，对他们而言，写作乃是表达秘密的、深刻的思想，是从语言中驱逐一切使之类似于日常语言的东西，也就是说，用一种并非表达工具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并且，在这种语言里，词语无法传达平庸生活的乏味无趣的模糊性。所以，在两种情形里，作家的使命是让人认识一种本真的思想——真理或秘密——这样的思想，只会被注意力相对于词语，尤其是日常使用的词语的那一过度，置于危殆当中。

确认了这两种精神之亲缘关系的，乃是其命运的同一性。在其迫切要求的运动的引领下，两种精神最终构成了语言本身的进程和文学本身的进程，并且，如果不被一种持续的错觉所拯救，它们就将在沉默中耗尽。让·波朗清楚地表明了古典类型的作家的命运。这些作家想把语言变成理解和明证的理想位置，被迫从语言中撤回了扰乱思想之理解的陈词滥调，抛弃了惯用的词语，最终驱逐了词语本身，并且，他们在一种说出了一切却什么也不是的语言里徒劳地寻求一种明晰，他们死而无获。简言之，他们最终消除了一种作为表达手段的语言，恰恰因为他们要求语言只是一种表达手段。至于后者，他们达到了同样的敌意，因为他们首先承认，词语因为表达而毫无价值，却因交流而极其有用。他们因此从语言中排除了那些最适合使之类似于一种交换手段或一套精确的替代体系的词语、形象和转折。但这样的要求只能是消耗性的。如果它允许马拉美把一个事件的价值恢复为某些语词，如果它赋予了马拉美探索内在空间的手段，乃至于他看似真地发明或发现了它们，那么，它就迫使后人拒绝这些已然被使用所败坏的同样的语词，抛开这个被传统所庸常化并沦入了粗俗之不纯的发现。

很显然，在这场对一个被单一的运用所败坏的权力的令人疲惫不堪的找寻中，在这种让词语的模糊或平庸消失的努力里，语言恰恰被暴露给了毁灭。并且，一般的文学，可以说，也是如此。陈词滥调，一种无情放逐的对象，和那些看似被人常用的文学惯例一样，并且，那些规则本身是先前经验的结果，因此，它们仍必定陌异于它们被认为协助揭示的个人秘密。因此，作家有义务同这些惯例决裂，同一种无比不纯的现成的语言决裂。如果可以的话，他必须摆脱习俗所塑造的一切中介物，并取悦读者，让读者直接地接触他希望读者发现的那个隐蔽的世界，也就是，一个形而上的秘密，一种纯粹的宗教，对它们的追寻，就是他真正的命运。

在检查的这一点上，波朗向我们伸出了一只几乎不可见却十分坚定的援手，我们能够作出两个相当严肃的评论。首先，我们刚刚在恐怖的名字下学到的概念不是任何审美的或批评的概念；它涵盖了几乎整个的文字领域；它是文学，或至少是文学的灵魂。因此，当我们审问恐怖以反驳它或表明其逻辑的后果时，恰恰是文学受到了我们的追问并被我们推向了虚无。进而，我们被迫声称，除了少数著名的例外，任何类型的作家，甚至是最严格的作家，最依恋其抱负的作家，都没有弃绝语言或其艺术的形式。这是事实；文学存在。不管内在的荒谬如何纠缠它，分割它，使它变得完全地不可思议，它都继续存在。在每一位作家心中，都有一个恶魔，它促使作家击毙一切文学的形式，并在他同语言和文学决裂之际意识到他身为一个作家的尊严；简言之，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质问他之所是和所为。在如此的条件下，文学如何存在？作家，那个因质疑语言有效性这唯一的事实而显得与众不同的人，那个以阻止一部成文作品的形成为己任的人，最终如何创造出一部文学作品？文学如何可能？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为了看清波朗如何作答，有必要追随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可以通向一种对恐怖的反驳。我们看到，一些人反抗语言，因为他们从语言中发觉一种不完美的表达手段，因为他们希望语言是可理解性的一种彻底的完美化。如此的野心导致了什么？一种语言的发明：一种没有陈腔滥调（lieux communs）的语言，一种没有表面之含糊的语言，其实就是一种不再提供任何共同尺度（commune mesure）且彻底摆脱了理解的语言。我们还看到，另一些人反抗语言，因为语言被视为一种过于彻底或太过完美的表达手段，因此不是一种文学的语言，并且，因为他们的无情要求，因为他们对一种不可通达的纯洁性的关注，他们最终抓捕种种的惯例、规则、体裁，直至完全地放逐了文学，让他们的秘密在一切文学的形式之外变得可以察觉，才善罢甘休。但现在必须补充，这些结果——对语言的拒斥，对文学的拒斥——不是两帮人所服从的唯一结果。他们的反词语的事业，他们为了让思想完好无损而不考虑词语的决心，他们对无差异的固执的恐惧，这一切势必会激发一种对语言的极端关注，结果就是空话连篇。这是一个既可悲又侥幸的重大命运。这无论如何是一个事实。任何一个想要每时每刻从词语中缺席或者只在他重新发明的词语面前到场的人，都为词语而无尽地忙碌，因此，在所有作者中间，那些最急切地试图摆脱空话连篇之谴责的人，恰好也被最彻底地暴露给了这样的谴责。逃离了语言，它将追捕你，波朗说。追捕语言，它将逃离你。请回想一下雨果，这位沦为了词语之猎物的完美作家所做的一切恰恰是为了征服修辞，他说：“诗人不应该用已经写过的东西（也就是词语）来写作，而应该用他的灵魂和心灵。”

那些经由苦行的奇迹而产生了一种远离一切文学之错觉的人，也是如此。由于想要摆脱惯例或形式，以便直接地触及他们意图揭示的秘密的世界和深刻的形而上学，他们最终满足于使用这个世界，这个秘密，这个形而上学，正如他们使用他们沾沾自喜地展示的惯例和形式一样，那些惯例和形式同时构成了其作品的无形框架和基础。对此，波朗作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评述。“云中的城堡，黑夜里的光，幽灵和梦（比如说）都是……纯粹的惯例，如同押韵和三一律，但在一个人们从未听说过三一律的语境里，这些惯例被人不可避免地当成了梦和城堡。”换言之，对这类作家而言，形而上学、宗教和情感取代了技巧和语言的位置。它们是一个表达的体系，是一种文学的类别，简言之，就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