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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年少聪颖，不在话下。但他并不特别聪明。特别聪明的孩子往往难成大器，所以我宁愿说：少年时代的苏轼心智健全。他家境尚可，家里有园子，有侍女，有一个叫任采莲的乳母，苏轼和他的姐姐八娘都吃过她的奶。任采莲在苏家呆了二十五年，以七十二岁高龄谢世，苏轼专门为她撰写墓志铭。早年的苏轼衣食无忧，这一点可以肯定，也很重要。穷苦人家的孩子一般都立志早，能发愤，但心中也会有阴影，长时间挥之不去。穷孩子的发愤多半就是同这种阴影作斗争，等他战胜了阴影，却发现错过了童年。苏轼不同，他无忧无虑地生长，像一棵树，既有沃土，又有充足的阳光雨露。现存的资料中，找不到他小时候有过任何不愉快的光景记载。不过，这也是史料的一种弊端。关于苏轼，一般都讲他如何勤奋，如何才华过人。我本人对这些记载并无兴趣。一个人名气大了，他的早年生活就会被人套上莫名其妙的光环。我崇敬苏轼，对他成长的过程怀有浓厚的兴趣，可我不愿意看到一个从五岁起就读得摇头晃脑，一直摇到二十一岁进京应试的书呆子。我相信这不是真的。苏轼可能贪玩，可能调皮，可能有种种恶作剧，可能对人言语刻薄（朱光潜先生说过，刻薄是文学天才的几大要素之一），总之，什么都可能，就是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苏轼八岁入乡塾，老师是个道士，名唤张易简。先生穿着道袍上课，不总讲诗文，有时也讲讲鸡犬升天的故事。百余学生中，有个叫陈太初的，听得入迷。道家故事，一般学生听听也就罢了，这位陈太初却能听出弦外之音。老师讲升天，他就会意地微笑着，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情。仿佛老师讲的不是别人，正是他陈太初。这陈太初后来也通过了科举，大约也做过官，到晚年，忽然决定不再食人间烟火。他在自家门前按道家规矩打坐，不吃不喝。朋友或路人劝他吃点东西，他不予理会。虽然饿得东歪西倒，脸上却浮着笑，和童年的表情一般无二。朋友不知个中玄妙，不敢再来相劝，只远远地瞧着他幸福地摇晃。过了几天，他终于摇不动了，咽下最后一口气。朋友叫来下人抬尸体，时值新年，下人们一面动手，一面抱怨：大吉的日子抬尸体，真他妈的晦气。话音未落，“尸体”忽然开口说话：“没关系，我自己走。”说罢便从地上站起身，朝乡野走去，在一个僻静之所倒下来，重新变成一具尸体。其时张易简早已作古，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出类拔萃的弟子。而苏轼是知道的，他记下了这件事。“尸体”开口说话就是他讲的，所以很难说他不相信有升天这回事。

苏轼在乡塾读了三年书，换句话说，他稚嫩的眼睛望着张道士，整整望了三年。他心智正常，受道士的影响也就有限。他后来回忆，老师器重的学生，只有他和陈太初。陈太初听升天的故事听得怡然自得，而苏轼是因为一句话，让老师吃惊不小。有一天，京城来了一个人，名叫刘微之，带来了一首诗。这人重面子，但更重学问，一辈子虚心向学，哪怕学习的对象是他的学生。堂堂刘教授，谁能让他失面子？当然是苏轼。苏轼何以让教授失面子？因为苏轼替教授改诗。当时，诗是一种了不起的东西，也很有实用性——朝廷考举子，诗赋是其中之一。刘微之教授是喜欢写而不轻易公布诗作的那种人。如果他公布了，那就证明他自己很满意。如果他在课堂上对着学生吟哦，那就不仅满意，而且得意。他得意的一首诗叫《鹭鸶诗》，诗中有这样一句：“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他吟诗吟到这一句，不觉停了脑袋摇晃，捋须而笑。所有的学生都用崇敬的目光望着他，觉得他不让陶潜，直追李杜。这时，有个学生要求发言。这学生身子长，脸也比较长，名唤苏轼。对苏轼教授是知道的：历来肯用功，脑子也灵活。老师想：苏轼要称颂他的诗作了。一般学生只不过瞪着眼睛崇敬，而苏轼要发言，说出崇敬的理由——这就是苏轼的与众不同。教授仍然捋须而笑。他已经准备了谦逊：学生称颂老师，老师总不至于哈哈大笑吧。换句话说，教授的脸上浮着一种亲切的笑容。然而，苏轼的一句话，将这笑容凝固起来。苏轼说：那个句子固然好，但不如改成“渔人忽惊起，雪片落葭。”鹭鸶被渔人惊起，转眼又被风卷着，雪片一样落于葭之上。这一起一落岂不美？再者，可爱的鹭鸶也有个归宿，不复可怜兮兮地“逐风斜”。苏轼坐下了。课堂哗然。有人对苏轼侧目而视：好啊你个苏子瞻，竟敢改老师的得意诗。“逐风斜”哪点不好？你偏要说什么“落葭”。你以为你是谁？你用意何在？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让老师“落尴尬”！

很难设想刘微之教授当时的表情。他大约笑不起来。有几分尴尬也在情理中。他细细一想，认为苏轼改得有道理，于是当众宣布了将“逐风斜”改为“落葭”，并加上一句感叹：吾非若师矣！此言一出，对苏轼侧目而视者立刻转变态度，对他青眼有加。其时苏轼才十二三岁。我个人并不认为苏轼改得好。“逐风斜”有一种凄婉的美，“落葭”却是大团圆结局。小孩子喜欢大团圆，可以理解；大人们加以附和，则显得可疑。我疑心当时的情形并不像诠释者们一口咬定的那样，刘微之的那句“吾非若师矣”亦可作别解，是一句生气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