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元末明初至天顺年间

绪言 从繁荣昌盛到啴缓呆板的演化：元末明初至天顺年间诗文发展概况

这一时期诗文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一个繁荣昌盛的诗文创作局面逐渐演变成啴缓呆板的台阁体诗文，这样的演变过程留给人们文化上许多启迪和思考。

元末明初的诗文创作园地无疑是极其繁荣昌盛的。就诗歌来说，陈田在《明诗纪事·甲签序》里这样描述：

凡论明诗者，莫不谓盛于弘、正，极于嘉、隆，衰于公安、竟陵。余谓莫盛明初，若犂眉、海叟、子高、翠屏、朝宗、一山、吴四杰、粤五子、闽十子、会稽二肃、崇安二蓝，以及草阁、南村、子英、子宜、虚白、子宪之流，以规弘、正、嘉、隆时，孰多孰少也？且明初诗家各抒心得，隽旨名篇，自在流出，无前后七子相矜相轧之习，温柔敦厚，诗教固如是也。

这就说明这个时期不但优秀诗人的数量众多，而且每个诗人的创作个性鲜明，能做到“各抒心得”。就散文来说，黄宗羲在《明文案序》里曾感叹地认为，“有明之文”，首先是“盛于国初”。而且，不少优秀的散文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风格，比如宋濂是雍容浑穆，刘基是神锋四出，王袆是缜密舒缓，贝琼是冲融和雅，苏伯衡是繁缛横逸，胡翰是明快晓畅，高启是清新奋发，王行是踔厉风发，王履是劲健雅洁，孙作是纵横奇崛，刘崧是峭厉转折，陶安是清和畅达，唐桂芳是逶逸顺畅。

元末明初的许多优秀诗文作家的文化个性都形成于元末这个时期，而这个时期恰恰是文化环境相当宽松的时期。当时，元朝统治者对全国已失去了控制权，各地起兵的首领对文化都采取一种灵活的态度，比如当过和尚的朱元璋，开始是既利用儒家，又利用佛教，也利用道教，表现出相当的宽容。因此，当时许多文人的思想理念都非醇儒，就以最著名的宋濂、刘基为例。宋濂对佛教就特别感兴趣，他曾在《佛性圆辩禅师净慈顺公逆川瘗塔碑铭》里表白自己“自幼至壮，饱阅三藏诸文，粗识大雄氏所以见性明心之旨，及游仕中外，颇从文辞为佛事”。他充分地领悟出心为万物之源的思想。所以，全祖望在《宋文宪公画像记》里指出，婺中之学，“至公（指宋濂）而渐流于佞佛者流”。而陆世仪在《思辨录辑要》中阐述得更为具体：“宋景濂一代儒宗，然其文大半为浮屠氏作，自以为淹贯释典，然而学术为不纯矣。不特非孔、孟之门墙，抑亦倒韩、欧之门户。八大家一派，宋景濂绝其防矣。”如果说，宋濂对佛教感兴趣，那么，刘基则对道家多尊重。刘基对世界、对人生的思考丰富驳杂，其中渗透了不少道家思想的精华与糟粕，以至于许多体现道家思想、极其驳杂的他人著述都附会到刘基的头上，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正因为元末有个文化相当宽松的环境，所以许多诗文作家思想活泼，能创作出“各抒心得”的诗文作品，形成繁荣昌盛的局面，难怪刘基、宋濂许多精粹的诗文也创作于元末。明初继续的繁荣昌盛的诗文局面不过是元末的自然延伸和有效继承而已。

元末明初诗文创作繁荣昌盛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文人在战争环境中将精力集中于诗文创作，黄宗羲在《明文案序》里就有这样的看法，他认为：“国初之盛，当大乱之后，士皆无意于功名，埋身读书，而光芒卒不可掩。”而且，尽管元末人们处于战争环境，但由于各种原因也有一些一时相对平静的地方，比如岭南、吴中，许多文人就办起诗社，一心一意地切磋起诗艺。以孙蕡为首的南园诗社活跃于元至正十四年至十五年（1354～1355），孙蕡在《琪林夜宿联句一百韵序》里曾这样描述过：

因思年十八、九时，承先人遗泽，得弛负担，过从贵游之列，一时闻人相与友善，若洛阳李长史仲修，郁林黄别驾楚金，东平黄通守庸之，武夷王征士希贡，绀扬黄长史希之，古风蔡广文养晦，番禺赵进士安中，及其弟通判澄、征士讷，北平蒲架阁子文，三山黄进士原善，皆斯文表表者也，共结诗社南园之曲，豪吟剧饮，更唱迭和。

以高启为首的北郭诗社也活跃于元末，高启在《送唐处敬序》里有生动的叙述：

余世居吴之北郭，同里之士，有文行而相交善者，曰王君止仲一人而已。十余年，徐君幼文自毗陵，高君士敏自河南，唐君处敬自会稽，余君唐卿自永嘉，张君来仪自浔阳，各以故来居吴，而卜第适皆与余邻，于是北郭之人物遂盛矣。余以无事，朝夕诸君间，或辩理诘义以资其学，或赓歌酬诗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湮滞之怀，或陈几筵以合宴乐之好，虽遭丧乱之方殷，处隐约之既久，而优游怡愉，莫不自所得也。

明王朝建立不久，闽中也有大规模诗社活动。由此可见，诗文创作在当时许多文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明王朝的日益巩固，朱元璋所采用的“文字狱”政策，不但杀害了许多明初的优秀诗文作家，逐渐摧毁了元末明初繁荣昌盛的诗文创作局面，而且对今后的诗文发展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从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祸》的记载来看，朱元璋采用的“文字狱”相当荒唐可笑：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贺正旦表》，以“建中作则”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睿性生知”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圣德作则”诛。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寿域千秋”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州作《万寿表》，以“遥瞻帝扉”诛。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取法象魏”诛。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宴笺》，以“式君父以班爵禄”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诛。盖“则”音嫌于“赋”也，“生知”嫌于“僧”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髠”也，“有道”嫌于“有盗”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

诗文创作必然要以文字为载体，而朱元璋搞的“文字狱”对文字的运用却如此穿凿附会，自然要大大影响诗文创作的健康发展。

促使明初诗文向僵化方面演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严格的思想控制。明成祖永乐十三年，官修完成了三部大书：《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这三部书的纂修标志着明初朱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也促使了当时思想学术文化环境的死板僵化。例如薛瑄就说：“自考亭以后，斯道大明，无烦新著”，章懋就说：“自程朱后，不必再论，只遵闻行知可也”，以至于陈鼎在《东林列传》中说：明初是“一宗朱子之书”。这种恶劣影响，正如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所说：

明初朱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对封建社会晚期的影响不可低估。封建思想像一道“长城”包围着人们，禁锢着人们，使人们冲不破，跳不出，使人们不能独立思考，不能创立新学派，不能探讨现实问题。

明初朱学统确立以后，统治阶级大力灌输封建思想。从中央国子学到地方的书院，以至乡村的社学，都用朱学进行教育。社会上，家庭里，朱学的思想影响到处存在，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人们的言行准则就是朱学。

诗文创作是生动活泼地抒情达意的文学形式，而面对如此僵化死板的思想学术文化环境，自然会影响其健康发展。

恰在此时，明代的内阁制度基本确立，因而有许多著名的文人进入了政治中枢，致使诗文创作与歌功颂德的政治密切结合，形成了虚浮与僵化的台阁体。这是当时诗文创作的主要倾向。

当然，一个时期有主流文化，必然也会产生非主流文化。首先就是在在朝的文武百官当中，能不为当时台阁体所束缚而能自成一格的诗文作家就有于谦、郭登、童轩、刘昌、张宁、聂大年、柯潜、叶盛等。其次，景泰时期出现的所谓十才子：刘溥、汤胤绩、沈愚、苏平、苏正、王淮、晏铎、邹亮、蒋主忠、王贞庆，他们的创作风格也与台阁体大不一样，他们绝大多数人是中下层官吏和在野布衣。另外，这时期与台阁体诗风大不一样的还有江南一批布衣文士以及一些理学家们的诗歌创作。因此，我们观察和研究任何一个时期的诗文创作风貌一定要充分注意到它的复杂性和多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