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

——序阿来小说集《远方的地平线》

周克芹

我读过藏族青年作家阿来大部分发表出来的和少数未发表的小说。他从前写诗，只是近三四年才写小说，数量并不多。

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工作关系。我们开一个会，来了几十位省内的小说作者，阿来迟到了，但他还是按照会议通知带来了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叫作《永远的嘎洛》，写藏区生活的。我觉得这是那次会上讨论过的全部作品中最好的一篇。《人民文学》的同志也认为不错，就连同另外两位作者的短篇一起带回去备用。不久那两个短篇相继发表了，《永远的嘎洛》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没能发表出来，有点遗憾。但从那以后，我就喜欢上阿来的小说了，而且毫不掩饰自己的欢喜——因为我相继又从《西藏文学》《民族文学》《民族作家》等刊物上读到他另外的几个短篇。省内的刊物也开始注意他，去年开始，接连发表了《奔马似的白色群山》《旧年的血迹》《环山的雪光》。

阿来和别的青年作家不一样。他好像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写诗。他在试图对他的民族历史作一种诗意的把握。这种努力是十分有意义的。这种努力使他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这两个层面上与省内一些青年作家拉开了档次。把他的小说同国内几位已经颇有名气的藏族青年作家的小说放在一起看，是各有自己的特色。这方面他非常严格要求自己。有一次，我特别提到扎西达娃，我说：“扎西达娃写得极好，我很爱读他的小说。”阿来回答说：“是的，他相当不错，我和他是朋友，但我们俩小说路子不同。”是不同，扎西达娃只有一个，阿来也应该只有一个。

仿佛是为了把自己创造的小说世界与别人的区别开来，阿来显然回避了，或牺牲了不少通常最容易引人注目的题材，如仇杀、私奔、流浪在茫茫草原的男女……他甚至没有写到原始森林、荒山僻野去寻找人生价值和探究生命之谜这样一些最令一般青年作家醉心的故事。他给自己选择了一条艰苦的路：直面现实人生，直视社会变革大潮，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去透视他本民族同胞的心路历程。

阿来的眼光相当的“现代”。但是，他即使在处理民族的进步与变革、面对生活中新与旧的冲突这样一些尖锐主题的时候，也没有表现出浮躁、虚荣和赶时髦，他笔下的人物、乃至他自己面对势必消亡的旧的生活和过往的岁月，会流露出真实的惆怅、惋惜，甚至留恋的情绪来。对民族历史的肯定，对民族文化的挚爱，对故乡本土的深情，以及对民族未来的呼唤，使阿来许多“严格写实”的作品染上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弥漫着一种诗意的光辉。使你仿佛听到来自遥远天国的歌声，听到人类在诉说。

可惜我不是个评论家，我不能一一分解他的小说。读者有自己的眼光。现在我读阿来偶尔发表的新作，不再是由于“工作的需要”，而完全是因为有兴趣，像许多欣赏阿来作品的读者一样。

阿来生在马尔康。他一直在那里。马尔康是藏语，意思是“火苗旺盛的地方”。是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在川西北高原上，藏汉杂居，阿来本人是藏族。他还很年轻。他走过国内许多地方，比我走过的地方多得多。他喜欢走，喜欢到处看看，然后又回到马尔康去。他的一些短篇常常写到“路”，草原上古老的小路，高山峡谷间勘察公路的外地人以及汽车司机，还有马队的驮脚汉们。他对路的热爱，恐怕是根源于他的家乡的偏僻。威廉·福克纳笔下写过：路是属于“横着长的东西”，如蛇一样到处乱窜，属于运动；而人和树一样是属于“竖着长的东西”，是扎在一个地方不动的。福克纳面对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给人类带来的问题，把乡土人情的日渐消失归咎于美国人过分热爱道路，他经常用以表示人日趋渐小的象征手法是人不再骑马走路而坐进了小汽车。阿来之描写道路，其感情极为复杂，这复杂的思绪，在《奥达的马队》等篇什中表现得恰如其分，引人进入哲理的思索。

马尔康到成都，坐汽车有两天路程。阿来不常来成都，我和他谈一谈的机会极少，即便坐到一起，他的话也极少，他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这种人肚子里往往有货，我凭经验知道这一点。最近一次他路过成都去昆明开会，这一次带着他的妻子，他的汉族妻子在马尔康一所学校做英语教师，现在放假了，因为她没有坐过飞机，阿来这次带她出山，准备带她去昆明，然后从昆明坐飞机返成都。他很高兴地向我说起此事，我听着也很高兴。另外，他顺便说作家出版社要出他的第一本集子了，希望我能为这本书写个小序。我于是就写了这些。

1988年炎夏

（原载《民族文学》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