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宿儒

严复（1854—1921），福建省福州市。近代著名翻译家、教育家，新法家代表人物。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监督、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纂、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他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对后世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是清末极具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虽为福建人，却能说一口地道北京话，而他登台演讲时则常夹杂英语。

1899年4月，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吴汝纶称之“高文雄笔”，亲自抄录珍藏。吴对其极是赞赏，为之作序，并手录副本，藏之枕中。

1903年吴汝纶病死。严复集李商隐、陆游诗句为挽联：“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唯使君。”

严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发表论述时，便称德国和日本必定会败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柳诒徵称赞严复译书，几能与“晋隋唐明诸译书相颉颃”。

李霁野曾对学生说，严复在《天演论》译本序言中所称“信、达、雅”3字，只有一个“信”字是必要的。如果背信而求达求雅，信必遭受破坏。

严复译述《天演论》，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8字传诵一时。秋瑾以“竞雄”为字，陈炯明以“竞存”为字，“胡适之、张竞生、李天择”之名均与此相关。

严复译《社会通诠》，与出版商签订一项版税合同，税率高达定价的40％，为我国有版税之始最高者。

严复自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期间翻译170万字，每字均经过斟酌，可谓“字字由戥子称出”。

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02年印行严复的《英文汉诂》，第一次使用中文横行排版，并采用新式标点符号,使用现代装订法及著作权印花证，引起时人注意。

严复《英文汉诂》里粘贴严氏“版权证”印花，此为商务印书馆试行“著作权印花”创举。

严复遗嘱，内称3事：（1）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2）新知无穷，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3）两害相权，己轻，群重。

辜鸿铭（1857—1928），祖籍福建惠安，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近代学者、文学家。学贯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也是中国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者。

辜鸿铭生于马来西亚，求学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曾到达过日本，居住在北京。他说自己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故自号“东西南北人”。

辜鸿铭清末时在南洋公学讲课，每当上课，上下古今纵横万里，滔滔不绝，凡国外名著多能背诵。课本一字不提，只命学生每次自阅数十页。

马建忠路过新加坡，辜鸿铭前往拜访，谈话3日。辜倾心于祖国文化，决定返国，研读中华经史。

辜鸿铭追念张之洞，写书《中国的牛津运动》，被卫礼贤译为德文，书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为哥廷根大学哲学系新康德学三年级师生必读书目。

辜鸿铭对歌德和麦休·阿诺德有精湛研究，往往在与朋友谈话中引用这两位文豪的名句。

辜鸿铭讲中国话只会闽南话，使得学生不得不学厦门话。

辜鸿铭回国时对汉文一窍不通。他把《康熙字典》作为初学课本，因此最终识汉字比他人还多。有一次他写“非”字误将两旁的六横弄到里面去了，变成了“”字。

有人问辜鸿铭，现在正是西学吃香，“为什么凭你这一肚子西洋学问，连一个大学讲座都保不牢呢？”辜怫然而言：“大水一到，连死猪死狗都会冲上水面来，没什么可谈的。”

1917年辜鸿铭在北京大学开课。他第一天进教室就与学生申明：“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教室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要先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或你们问我话，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来不能坐下。”学生认为前两条好办，第三条有困难。但要上课，也只得勉为其难。

辜鸿铭对外国银行素无好感。他说：“银行家是晴天把雨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这句话成为讽刺名言，被收进《英国谚语》。

辜鸿铭某日游北京茶园观剧，有两洋人坐前排。其中一人回头见辜容貌古朴、胡子拉碴、衣衫破旧，乃以英语对同伴说：“中国人愚陋不洁，可以后座之老人为代表。”辜听了遂以英语责备：“你们来此看戏，竟敢公然侮辱华人，好生无礼！况且你们怎么就知道我愚陋？”该洋人很是难堪，复用俄语说：“不料此愚陋老头竟能说英语。”辜听了又立即用俄语痛斥之。该洋人大惊，急起谢罪，并表示敬佩。

袁世凯死后，北京禁止演戏、宴会、娱乐3天。辜鸿铭却请戏班到家里表演，且大宴宾客。警察干涉，他说：“什么？老袁死，便不许人演戏？这是我的生日！我的生日，非演戏不可。”警察署要抓人，他说：“什么？我的生日不许我演戏、请客？没有这个道理。而且这戏和酒席不是我自己叫的，是朋友送的。不然的话，失却了朋友面子。”问是什么朋友，他说：“黎副总统送来给我祝寿的，不信你去问他。”

辜鸿铭喜说笑话。张勋生日时，辜曾送其一对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又谓徐世昌办了一个“四存学会”，四存者即存四，可对忘八！

辜鸿铭善诙谐。他解“妾”字为立女。妾者靠手也（elbow rest），供男人倦时作手靠也。有女子驳曰：“女子又何尝不可将男人作手靠？女子又何以不可多夫乎？”辜答曰：“汝曾见一个茶壶配四只茶杯，但世上岂有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者乎？”

辜鸿铭精通各国文字，但穿戴似田舍翁。他在北大执教时，一天在校外澡堂沐浴，有穿西装两青年见其外貌，即用英语讥讽。辜听后默不作声，只在纸上用拉丁文写了几句教训的话，然后又用英文注：“你们若不认识上面写的那种文字，可于明天下午到北京大学来请教辜鸿铭。”嘱茶房转交。两青年见纸，始知遇到了辜教授，即抱头鼠窜而去。

辜鸿铭称自己是“中国最后一个哲学家”。他说：“我留辫子，它象征我是旧中国最后一个代表。”

辜鸿铭将他所译《论语》英译本送与来武昌的日本同学伊藤博文。伊藤说：“听说你精通西洋文学，难道还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还能行于20世纪之今日吗？”辜回答说：“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如数学之加减乘除。数千年前，其法如三三得九；至今20世纪，其法仍是三三得九。”伊藤为之结舌。

盛宣怀向辜鸿铭索取其译《中庸》一书，以为《中庸》为经世济民之宝册。辜问：“《中庸》一书要旨，宫保谓当在何句？”盛反问之：“君意云何？”辜说：“贱货贵德。”盛默然而言他。

胡适称辜鸿铭为“太老师”。但辜不但要跟胡比赛英文，后来又要上法院控告胡，因胡诽谤他和他脑袋瓜后面那条辫子。

辜鸿铭在北大讲课时，每谈及袁世凯就大骂；袁做皇帝后他骂得更凶，到袁死后方罢休。

辜鸿铭因蔡元培提倡新文学、白话文，便以笔名“冬烘先生”撰文讽刺他，蔡读后只一笑置之。

辜鸿铭和同为福建人的严复、林纾最初不相识。有天同赴宴会，酒酣，辜突然站起：“我如有权，必杀严又陵、林琴南以谢天下。”严假装未听见。林故意问：“这两人有何开罪足下之处？请念同乡之谊，刀下留人！”辜说：“严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有物竞而不知有公理，忘君毁国，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林译《茶花女》，主张自由恋爱，故一般青年滥情放纵，唾弃伦常，使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不杀此两人，天下将不会太平！”

辜鸿铭针对宋朝赵普说“半部《论语》可治天下”，声言“半章《论语》振兴中国”。

辜鸿铭曾在外交部办事。一日同僚举办“诗钟”，题目是“不倒翁与砧板”，用分水格。辜即写下一联：“问他何事摇头脑（不倒翁）；此物从来厚面目（砧板）。”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近现代国学大师。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人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总统府枢密顾问。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运动，为袁禁锢，袁死后方被释放。1923年前后脱离孙改组的国民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

章太炎在日本为留学生讲课，不用稿子，讲了4个上午，把一部中国文学史讲完，后来写为文言《国故论衡》。

章当时写一字条与汪允宗：“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同室蒋维乔说：“既已向人借钱，曷勿多借几元？”章回答说：“此君只有两元交情。”

章太炎在日本填户口调查表，“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

章太炎在苏州讲学，不编讲义，不带参考书，唯凭口诵手写。他能全文背诵《说文解字》《尔雅》。在无锡演讲，提出“历史是账簿，非看不可”。在常熟讲学达3个小时，其语言难懂。有一福建籍学生一字未记，却写有打油小诗一首：“满口余杭话，香烟五十支，浓茶来一碗，再讲不为迟。”是日，章的一罐大前门香烟仅剩六七支。

章太炎曾在狱中作诗：“衡岳天人地，吾师洪大全。中兴沴诸将，永夜遂沈眠。”时蒋百里在日本编《浙江潮》，遂将此诗特列，题为“永夜遂沈国民”。

章太炎常收到不相干的信。那些替他办笔札的书记员往往是不复的。但章以为既有信来总得回人家，因而这些被弃的信反而由他亲笔答复。

章太炎敬仰同为浙籍的爱国诗人张煌言，说：“生不同辰，死当邻穴。”故死后最终亦葬于杭州西湖南屏山麓。

1899年章太炎在由台赴日船上作了一上联：“今古三更生，中垒、北江、南海。”（指西汉刘向、清代洪亮吉和晚清康有为）他在日本要梁启超等人作对，时无人对出。1924年符鼎升在北京教书时，因钱玄同提及此联，他沉思一会，就对出了下联：“世间一长物，孔兄、墨哥、佛郎。”（指儒家、墨家、释家）

1904年章太炎在《顺天时报》登报征婚。日本媒体称这是有史以来登报征婚的滥觞。章征婚条件有五：（1）以湖北女子为限；（2）要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3）要大家闺秀；（4）要出身于学校，双方平等自由，互相尊敬，保持美德；（5）不缠足。另外，丈夫死后，可以再嫁；夫妇不合，可以离婚。此条广告，南北诸报纷纷改编为新闻转载。

章太炎与汤国梨婚后，每日督汤读《说文解字》百字。

1912年章太炎准备续弦。朋友问他对未来的这位夫人有什么条件？章回答：“什么严格的条件都没有，只要能读读《红楼梦》也就够了。”

章太炎有一习性，凡文章佳妙，就动笔修改；不佳，则不加润饰。

章太炎到北京，钱玄同请他写陆九渊的语录：“激后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但章以为文辞太激烈，没肯写。

章太炎读书不讲究版本。一部《十三经注疏》只是普通石印本，因为他翻阅次数太多，竟变成活页。一次为学生讲《尚书》，稍不留心，书页散落满地，但他仍言谈自若，毫不在意。

章太炎与吴稚晖、张继原为挚友，后发生冲突，章抄《北山移文》以告绝交。吴、张知道章傲慢，亲往其家讲和。章氏却掷刺拒见，始终不谈一句。

章太炎1914年居北京时，正临除夕。他满怀忧郁之气写了一副对联：“门前学种先生柳；道旁时卖故侯瓜。”21年后的1935年，章居苏州阊门，过年时又重写此联。

1917年章太炎奉命去云南，促唐继尧出师川黔，以壮北伐声势。到了昆明一看，唐管制下的地方烟雾瘴气，混乱不堪。章十分气愤，白天在门口点上红纱灯。有人见了奇怪，问他用意。他说：“四海茫茫，到处黑暗。”

1929年上海《时报》刊载《东南文坛点将录》，仿《水浒》一百零八将，将东南名士依其声望排列座次，第一名天魁星为章太炎，第二名天罡星陈三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章太炎赴北平，北平国学研究所请他演讲。可是章口操杭州土话，听众难以领会。为此由学生钱玄同、马裕藻担任述译，把黑板写得满满的。

章太炎学问精深，为人正直。他上课常引经据典，谈话诙谐而兼怒骂。“九一八”事变后，他讲课的最后一句话经常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又迎来石敬瑭啊！”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我国最早采用标点的书。他送给章太炎一本，写有“太炎先生指谬”，“胡适敬赠”。在姓名旁，各加黑杠符号。章因不懂，大骂胡。当他看到胡的名字旁也有黑杠，说：“就算相互抵消了吧！”

章太炎一生不知美，连自然之美也不知欣赏。有人邀请他游山，他说不知山为何物，无论怎样都提不起雅兴。

章太炎在成都时，有一客叙述己贫，请求他向四川当局推荐。章听了，勃然大怒道：“你一贫已至此，若至穷时又将如何？”在座赵熙以为来客是章旧友，为打圆场，就问：“贫与穷亦有异乎？”章道：“异甚，所谓贫者，以其贝（古人以贝为钱）分之于人，而己身尚不致一无所有；若穷则弃家而无有，孑然一身，藏身穴内，安能与贫并论乎？”后赵熙对他人说：“我读书数十年，今日方才懂得贫、穷两字之义啊！”

章太炎相当敬仰刘伯温。他应刘后人所请，写了一篇有关刘的文章。因章不肯要笔润，刘后人特将家乡青田某山上刘之墓冢附近一块山地相赠。

章太炎狱中索阅《瑜伽师地论》，仅蒋维乔有一册，送交于章。章在狱3年，研究法相宗，大有所得。

章太炎为袁世凯所囚禁，在墙上悬七尺宣纸，上书“速死”两个大篆；还托人在青田刘伯温墓冢旁置墓地，自书墓碑，并写了《终制》一文以代遗嘱。

章太炎娶媳。皆号称“大麻子”的刘成禺、李根源前往祝贺。章邀两人合照留念，两人都争着要站在主人之左。李对刘说：“我较你年长，当以齿等。”刘对李说：“你不过是李麻子，天下谁人不叫我刘麻哥？当然让我站上位。”章哈哈大笑说：“我这里不是‘麻花大学’呵，不要在这里争行辈吧！”

学者连横游北京，特地前往柴市凭吊文天祥遗迹。作《柴市谒文信国公祠》，内有“一代豪华客，千秋正气歌；艰难扶社稷，破碎痛山河”句。章太炎读后大受感动，叹道：“英雄有怀抱之士。”

章太炎（枚叔）与刘师培（申叔）在日本时并称“二叔”。章曾说：“常人患不读书，而申叔读书过多，记忆太繁，悟性反少。诚欲著书，宜三二载束书不观，少忘之而后执笔，庶可增其悟力云。”

章太炎曾对学生吴承仕和黄侃作过比较，说吴“文不如季刚，而为学笃实过之”。

章太炎戏语其五大弟子：黄侃为天王，汪旭初为东王，朱希祖为西王，钱玄同为南王，吴承仕为北王。

吴佩孚以巨幅白布自制《大竹歌》长诗，函请章太炎题诗。章作诗：“大块成天籁，因风尽鸣于；干霄何足羡，所贵在心虚。”乃讽刺其目空一切。

章太炎曾说：“广东之士，儒有简朝亮^[1]，佛有苏元瑛^[2]。”

章太炎被称为“地上派”。其治学有四言：不以金文疑群经；不以赝器校古史；不以甲文黜许书；不以臆说诬诸子。

章太炎是近代经学大师。他也深通佛学，曾引《瑜伽师地论》《华严经》等解释《庄子》，著《齐物论释》，又尝据大乘教理以批宋明理学。但他受西洋学说影响甚少，于现代社会科学更不了解。他曾附和王小徐引佛法批马克思主义学说，事实上他连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界限都没弄清楚。

章太炎曾说，我对于中国学术求进步有3种意见：一是经学以比类知原求进步；二是哲学以直观自得求进步；三是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

章太炎给杭州大井巷书“张小泉剪刀”5字，“剪”下省去一“刀”。老板持而请释，章说：“‘刀’明明在旁，何用再书？”此后顾客皆认“前”为真正的张小泉，其他皆假。

章太炎写条子要仆人买肉作羹，但仆人最后两手空空回来说：“你写的字，他们看了都说没有。”原来纸条上字迹潦草，将“肉”字写得与“月”字相仿了。

章太炎写字若不满意，即置于废纸篓。这些墨迹却被仆役出售。章察觉后，把字纸戳破丢在废纸篓里，以为稳妥。不料仆役将它装贴补齐，仍旧拿去出售。

章太炎为刘成禺《洪宪纪事诗》作序，对袁世凯称皇帝的“洪宪”年号作别致解释：“袁世凯以明太祖建号洪武。满清以太平军为劲敌，其主洪也。武昌倡议者黎元洪，欲用其名以厌胜之，是以建元曰洪宪。”

章太炎耻笑词人作词，颠倒往返不出二三百字。其妻汤国梨云：“二三百字颠倒往返，而无不达之情，宁非即其胜处？”章无话以对。

章太炎曾因吴稚晖袒护爱国学社事，当众拍案大骂：“稚晖，汝要阴谋篡夺，效宋仁之所为，有吾在此，汝做不到。”吴向来口若悬河，但此时默默无语。

王国维（1877—1927），浙江海宁人。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门户，成就卓越，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曾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

王国维为罗振玉抄《殷墟书契考释》，罗赠王400圆。王自比为张力臣(因张曾为顾炎武抄写《音学五书》)。

王国维曾从日本藤田丰八学英文。此后他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期间，与藤田通信即以师弟相称。

王国维研习外语的方法，是将学外语、读外文书籍与译外文著作三者结合。

王国维在1906年就将美育列为教育宗旨之一。他提出：“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

1909年王国维进入京师图书馆任编辑。后为《国学丛刊》起草宣言，倡言“学术无新旧之分，无中外之分，无有用无用之分”。

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授课，满口浙江海宁土白。学生中完全能听懂的只有吴其昌一人，因他也是海宁人。

王国维于《尚书》《诗经》颇有造诣。但每次与学生讲解，他总要声明有四五处地方自己还没搞懂。

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每日出寓至研究院均要经过颐和园。他工作完毕即返家，如此3年。他说：“吾自来此处，未窥颐和园。”但他没想到，自己最终还是在数年后（1927年）投了昆明湖自尽。

王国维曾写过《曲录》。郑振铎评价说，这是一部黎明期的著作，而不是一部完美无疵的目录。

王国维于柯劭忞的《新元史》不以为然，但称赞他的旧体诗：“今世之诗，当推柯老为第一，应以其为宗。”

王国维未曾将武则天时公布的《大云经》残卷与佛藏传本参校，就说《大云经》是伪托。后陈寅恪参校，才知它与佛藏传本几乎全部符合，从而修正了王的推论。

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讲《仪礼》，以为《周礼》是伪书。

《宋史》中无王禀之传。王国维特作“王禀传”，以为北宋亡国延迟1年，实王禀坚守太原之力。

王国维26～30岁时四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还是不能弄懂。他说：“哲学的海洋深不可测。”黄侃称：“八部书外皆狗屁。”所谓“八部书”，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

王国维用叔本华哲学来解读《红楼梦》，认为它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1927年王国维投颐和园昆明湖自杀。左舜生认为王是受叔本华影响，此外也许还受曹雪芹影响。因为王所写《红楼梦评论》，其论述之深，当时还找不出第二人。

李叔同（1880—1942），祖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近代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中国话剧开拓者之一。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曾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1915年谱曲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首校歌。代表作《送别》。

1933年，李叔同为福建晋江万山峰苏内村“晋江草庵”题楹联：“草芜不除，时觉眼前生意满；庵门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

李叔同出家后住浙江永嘉庆福寺。凡家书来，均让人在信封后批上“该人业已他去”等字，将信退回。李曾对人说：“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

李叔同任教于浙江两级师范时，桌上常置明刘宗周的《人谱》。他在书面上写有“身体力行”4字，每个字旁还加一小红圈。

李叔同在福建讲学时，接到一个16岁少年的信，信里批评他忙于酬酌。回信表示：“惠书涌悉，至用惭惶！自明日起，即当遵命闭门静修，屏弃一切。”

李叔同爱李商隐诗，自号“晚晴老人”，选辑亦有《晚晴集》等，书斋又名“晚晴山房”，取意均源自李商隐诗：“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李叔同去学生丰子恺家，每次坐木藤椅时总要摇摇才下座。丰刚开始不好询问，但见他多次如此，就开口问他为何这样。李答道，这个木藤椅可能会有小虫，这样摇摇后，那些小生命就跑走了。坐下去后不至于杀生。

李叔同在上海《太平洋画报》任文艺编辑时，曾以隶书笔意撰写英文莎士比亚墓志铭，与苏曼殊为叶楚伧所作《汾堤吊梦图》同时印入《太平洋画报》，被时人称为“双绝”。

李叔同表演《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新剧，名噪一时。为扮演艾美柳夫人，他剃光了胡子，花了一百余元自费做了一件女式西装。演出获得成功，轰动全东京。日本报纸赞叹说：“演欧美剧，日人自愧不如。”

李叔同除了事先约定，决不会客。一次，欧阳予倩约好与他面叙，大清早赶来，递进名片不久，只见他打开楼窗探头说：“我和你约的是8点钟，可是你已迟到5分钟，我现在没工夫了，改日再约吧。”说罢竟自闭窗。

夏丏尊曾接李叔同到上虞白马湖暂住，并做斋饭请他。因为用了香菇，他谢绝了；后来改用豆腐，他也谢绝了；且吩咐只许用白水煮青菜，用盐不用油。夏只好依了他办。

李叔同有“三不”：一不做住持，他认为做住持俗务太多，妨碍事业；二不开大座，所以有时应别人之请讲律，仪式简单，不搞大规模号召；三不要闻名。

李叔同出家后，为约三章：“凡有旧友新识来访者，暂缓接见；凡以写字作文等事相属者，暂缓动笔；凡以介绍请托及诸事相属者，暂缓承应。”

胡朴安到杭州灵隐寺访弘一，曾以长诗相赠，内有“弘一精佛理，禅房欣良觌”，“为我说禅宗，天花落几席”。岂知法师看了后对他说：“学佛不仅精佛理而已。我又不是禅宗，并未为你说及，你在诗中不应说谎话。”胡才知道，自己的几句诗犯了佛家“诳语”之戒。

弘一在俗时，“天涯五好友”中有位叫许幻园的。有年冬天，大雪纷飞，当时旧上海一片凄凉。许站在门外喊出弘一和叶子小姐，说：“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挥泪而别，连好友家门也没进去。李看着昔日好友远去的背影，在雪地里站了整整一小时，连叶子小姐多次的叫唤声仿佛也没听见。随后李叔同返身回到屋内，把门一关，让叶子小姐弹琴，他便含泪写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的传世佳作。

弘一出家后，徐悲鸿曾多次进山看望法师。一次，徐突然发现，山上已经枯死多年的树枝发出了新嫩的绿芽，遂很是纳闷，便对法师说：“此树发芽，是因为您。一位高僧来到此山中，感动了这棵枯树，它便起死回生。”弘一说：“不是的，是我每天为它浇水，它才慢慢活起来的。”

还有一次，徐悲鸿又去看望弘一。他见一只猛兽在法师跟前走来走去，没有伤人的意思。徐很是奇怪，便问：“此物乃山上野生猛兽，为何在此不伤人？”法师道：“早先它已被别人擒住，而我又把它放生，因此它不会伤害我。”

弘一50岁生日时，丰子恺以“护生戒杀”为主题作画50幅给他致贺。李自己又为每幅画配诗题字。

弘一临死前曾题4字：“悲欣交集。”叶圣陶在纪念他的诗作中写道：“悲见有情，欣证禅悦，一贯真俗，体无差别。”

1942年弘一圆寂前，曾写了遗偈给夏丏尊：“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陈垣（1880—1971），广东新会人。近现代历史学家、宗教学家、教育家。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教授。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现代中国史学四大家”。他的许多著作已成为史学领域经典。

陈垣自幼酷爱读书。其父从不吝惜金钱，每每满足他的读书需求。陈垣成为学者后，将自己书斋名以父亲别号“励耘”命之，称“励耘书屋”，还将所刻之书称为《励耘书屋丛刻》。

陈垣写《通鉴胡注表微》，引用了两百五十多种书，作详细考证。陈垣著述必要请人批评，一般得修改4次才能定稿。

抗战时期陈垣留在北平。他发现城东郊有《嘉兴藏》，便带了助手去阅读、抄录。因为那里蚊子多且凶，他只得预先吞服了奎宁。

陈垣是广东人，却能说一口标准北京话。他上课时学生记的笔记，一字不改，就是一篇流畅、通顺的好文章。他很少点名，却几乎从未有人缺课。

陈垣认为，材料、工具、方法为治学之3大要件。陈一生嗜好就是买书、读书。他常说：“我如鱼，书如水，鱼离开了水就不能生存。”抗战爆发后，因为离不开多年的藏书，他最终选择留在了北平。

陈垣为学生开史源学实习课，以顾炎武《日知录》及全祖望《鲒埼亭集》为本，命学生分查史源，为史学方法之练习。陈教学很是勤勉，他给学生出题后，自己也写一篇。发还试卷时，他把学生的试卷择优张贴在走廊墙壁上，同时也贴出自己写的那篇。学生对照寻思，收获很大。

陈垣被称为学界之显微镜，其撰文写作精于造题。早年成名作《元也里可温考》，初题为《元代也里可温考》，几经推敲，乃删去“代”字。

陈垣习惯散步，每日早晚各一千步，以口诵幼时所读之《千字文》为准，散步时即默诵《千字文》以记步数。因用数字记步不易准确。《千字文》诵毕，一千步亦即走完。

1931年“九—八”事变后，“二陈”的治学方向均有改变：陈垣注意到民族气节；陈寅恪则讲政治制度。两人都不再治考据，而是讨论大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末期，陈垣在北平辅仁大学讲授“国文”时，为使学生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和提高爱国觉悟，对作文约法三章：一不准作白话文，必须作文言文；二不准用钢笔自右至左竖写，必须用毛笔这样写；三不准写简体字，必须写繁体字。

1942年日伪当局逮捕辅仁大学教授。校长陈垣忧愤之至，通过讲“微言大义”一节抒发爱国情怀。

陈垣博览群书，记忆力超众。早年在辅仁大学任教时，教员们都把他当活字典用。有人比喻说：“他如知道某处地下有伏流，刨开三尺，定然能有鱼跳出来。”

1942年陈垣在主持辅仁大学“返校节”时，见来宾中有丧失民族气节者，就在致词里巧妙讲了一个故事。说有次射箭比赛之前，孔子命子路宣布：“凡是败军之将、投降事敌、亡国大夫、在敌伪做官者，均不得进场。”宣布过后，有些人只好溜了。大家明知他是借题发挥，也不好说什么，因为他讲的是孔子。

陈垣治学严肃，对备课极为认真。他曾对学生说：“我对学术上某些问题研究已一两年之久，而对你们讲授不到一两小时便结束了。”他主张教师应一面教书一面读书。

陈垣对学生撰文写作，常告诫要注意“开头便错”，使学生无不兢兢业业。陈曾对学生云，为学者为了某专题到书丛里去找材料，如果只注意一点而不及其余，其实是很大的一种浪费。

陈垣曾对某学生说：“君常混用‘臭’‘嗅’两字，何故？”学生说：“此两字仅有一口之差，甚难辨别。”陈垣说：“吁，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男女间亦不过仅差一口，而分别大矣！不可不察。”

陈垣推荐启功到辅仁大学附中教国文课。但两年后，管教务者调查学历，认为启功只是中学生，不合格，竟把他解聘了。陈得知后，便让他在大学教一年级国文。

抗战期间，陈垣在北平，陈寅恪在昆明，各写论文研究杨贵妃。当时烽火漫天，互不通问，然两人文章结论不谋而合。

陈垣常对人说：“一篇论文或专著，做完了不要忙着发表，要给三类人看：一是水平高于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他以为这样可以从不同角度得到反映，以便修改。

陈垣从蒋良骐编《东华录》考信，认定顺治死后始称灵柩为“悴宫”，以后改为“宝宫”，正说明最终是火葬的。从一个字解决了一大难题。

陈垣说法国学者伯希和所用治学方法，是清代乾嘉诸老治朴学的方法。向达以为还不止此，说道：“法国汉学家能运用比较语言学工具与中亚、印度、波斯、阿拉伯及中国的史地知识，这是乾嘉学者不能办到的。”

马寅初（1882—1982），浙江嵊州人。现当代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南京政府立法委员，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南京大学教授、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校长等职。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而被打成右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以平反。一生专著颇丰，特别对经济、教育、人口等方面研究有很大贡献，有当代“中国人口学第一人”之誉。

马寅初生于壬午年（公元1882年）五月初九。他自称一生“五马”齐全：姓马，生于马年(壬午)、马月(丙午)、马日(甲午)、马时(正午)。

马寅初抗战前在南京工作，每周往返于南京与杭州。他说：“我在来去的火车上看书已成习惯。我是走马看花，只把其中要点划上线，以后需用随时可查。”

马寅初在北京大学任第一任教务长时，开设新课“经济哲学”。任北大校长期间，马得知中文系老师郭良夫在燕园“临湖轩”举行婚礼，便抽空前去表示祝贺。郭当时只是一名普通老师，见校长亲自前来祝贺，心情非常激动，便同新娘一道向校长敬酒。马也十分高兴，举杯对新娘风趣地说：“我想请新娘放心，因为根据新郎的名字，他一定会成为好丈夫。”众人报以热烈的掌声。

马寅初在杭州经济学会发表演说，与会者无人记录。恽逸群并未在会间作记录，回后凭记忆将演说全部写出，经马过目，未增删一字，在上海各报发表。

在杭州时，马寅初经常带儿子去澡堂洗澡，与服务员混得很熟。服务员见马氏父子夏天穿的背心总是有洞，冬天穿的长袍也很破旧，忍不住说：“马先生是省府委员、经济学博士，还穿这么破烂的衣服？” 马指着背心上的破洞说：“这样穿着凉快！”到了冬天，他又换了另一种说法：“衣服的作用在于保暖，新旧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能穿就行，不必讲究！”

马寅初讲课很少翻课本、读讲义。讲到激动时，他往往走下讲台，挥动胳膊，言词密集，口沫横飞。一些坐在前排的学生说：“听马先生上课要撑雨伞。”

马寅初读书讲究效率。他说：“我可以肯定地说，1+1决不等于2。我这指的是看一个小时的书，接着再看一个小时的书，绝不等于看了两个小时的书。因为前一个小时与后一个小时的学习效率不同。”

1946年5月，马寅初在上海工业界人士聚餐会上讲《中国经济之命运》。他对访问者说，他不喜欢上海：第一，上海空气太坏；第二，他每天要做“爬山运动”，因回家只能爬楼梯。

马寅初曾说，蒋介石的光头脑袋就是“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

马寅初60岁生日时，上海工商界赠其横轴，上面写着“马首是瞻”。

余嘉锡（1884—1955），祖籍湖南常德，生于河南商丘。语言学家、目录学家、古文献学家。清末举人，初任吏部文选司主事。后在辅仁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主治目录学。1942年兼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委员。著作有《四库提要辨证》《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论学杂著》等。

余嘉锡14岁时读刘基《郁离子》，非常喜爱，即仿效其体例著述数万字。

余嘉锡17岁时读《四库全书提要》，日夜不休。遇有疑难问题，随时就所藏书籍予以考证，并抄录于书页上端。同年他看到张之洞《书目答问》，读之不厌。遇有疑难，即翻家中藏书分别考证，将有关文字写在《四库全书提要》书页上，一年后遂录为一册。其后五十余年岁月，写完《四库全书提要辨证》490册。

余嘉锡讲课从不印讲义，仅带一本书，上面写有提示和纲目。讲课时口若悬河，举例鲜明，但面无笑容，目不斜视，同学们称他“黄河清”。据大家反映，谁若在课堂上不专心听讲、赶记笔记，则课后在图书馆翻上两三天书，也得不到一堂课所获的教益。

抗战时期余嘉锡不愿在北大教书。针对学生选修日文，他就在课堂上写下：“汉儿竟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余嘉锡开《世说新语》研究课，学生争相选读之，连史学系、教育系师生也来旁听，窗户外面都站满了人。

北平沦陷时，余嘉锡针对汉奸横行，写成《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刊于《辅仁学志》。

余嘉锡在辅仁大学讲课，据说只发过一次脾气。上目录学课时，有个学生在后面讲小话。他说：“我讲这门目录学课，不但你不配讲我不好，就是当代任何国学大师也不敢批评我讲得不好。”

余嘉锡解答学生疑难，能立刻指出其可看哪部书，甚至还能告明页数。他对学生极客气，考试时成绩再差的也可得D（及格）；但全班同学的成绩都差不多，要想得C（良好）都很难。

余嘉锡每读一史书，必小心玩其辞意，平情察其是非，搜集证据推敲事实，而后笔之于书。读书每有所得，即随时修改，密行细字，册之上下四周皆满，朱墨淋漓，不可辨识，则别易一稿。如此三十年，积稿二十余册。

1937年日军侵占北平，余嘉锡恐《四库全书提要辨证》亡佚，先取史、子两部分写完两百余篇文稿，排印数百部作为副本。1947年他即以此书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余嘉锡以为《全唐诗》是官修之书，若要查李贺的诗，不如去翻阅《艺文类聚》等著作。他还认为，学生初学诗歌不宜即学李贺，称“宜从杜工部入手”。

余嘉锡读书五千余部，自题书房名“读已见书斋”。抗战时因愤日军残暴，改题为“不知魏晋堂”；盖因系湖南常德人，其著述自题籍贯为“武陵”，乃以陶潜《桃花源记》自比。

1927年余嘉锡夫人陈福彩竟以39岁猝逝。他遭切肤之痛，亲撰墓表，称夫人“清闲贞静，出于天生。恕以接人，仁能及物。鞠躬尽瘁，十有九年。存孤健绝，功在宗祀。生叹薄祜，殁有遗恨”。情辞悱恻缠绵，衷怀眷恋。且誓不再娶，鳏居近三十年。

吕思勉（1884—1957），江苏常州人。近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现代中国史学四大家”。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曾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早年还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51年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一级教授。

吕思勉一生以教书为主，但他写作竟达七八百万言。每部著作，从搜集材料、撰稿编纂到誊写校核，都是自己动手。

吕思勉晚年曾计划将全部《道藏》通读一遍，为后人研究开辟一条途径，后因患病未成。陈寅恪也称，《道藏》之巨，迄今无专治之人。

吕思勉喜下围棋。有一次到银行缴电费，因顾客拥挤，遂外出观人下棋，不料回来时，银行早已关门。

吕思勉自1900年开始写日记，终生从未间断，每年初就更易日记名称。

吕思勉在光华大学讲课，必发讲义。但他上课却不用讲义，只作重点阐述，谈自己研究的心得体会。他说，讲义是给学生课外自学和掌握系统知识的。

吕思勉一生，其思想经过了3次较大变化：少年时期最信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说；17岁时服膺法家的术治之说；47岁时开始信仰马列主义。所以当梁发起“史界革命”时，当时年仅十四五岁的吕在思想上的震动是巨大的。他抛弃了旧的史学观念，在思想上开始追随梁，在实践中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之后吕在治史的体系上，深受梁“新史学”的影响。

吕思勉早年在青云中学教书时，每逢他上课，从不叫学生去买教科书，也不专门印发讲义，全靠自己口述，内容处处引人入胜。学生都感到，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

吕思勉在大学开宗教课，只用3个小时就把佛教的大小乘教义、中国佛教主要派别在理论上的异同、得失等，讲得清清楚楚。

吕思勉批评了旧史的“常事不书”，认为“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

吕思勉是史学界公认书读得最多的学者，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为学界同人传为美谈。吕之国学基础深厚，治史有意趣却不保守。五四时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深深影响了中国史学著作的语言风格，一些史家也开始尝试运用白话文撰写专著，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等。

吴承仕（1884—1939），安徽歙县人。近现代著名经学家、古文字学家、教育家。清末举人，辛亥革命后任司法部佥事。曾受业于章太炎门下，研究文字、音韵、训诂学及经学。与黄侃、钱玄同并称“章门三大弟子”。曾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任系主任多年。与在南京大学任教的黄侃有“北吴南黄”两大经学泰斗之称。

1934年吴承仕在北平创办进步刊物《文史》，仅出4期即遭禁止。钱玄同对他说：“我送你一副三字联：‘普罗学，唯物观’。加上你的《文史》，就是‘普罗文学，唯物史观’。可见《文史》是个赤色刊物。”

吴承仕在北平创办研究文史的杂志，其名《盍旦》，源自《诗经》，含义是希望天快点亮。后被勒令停刊。他把最后一期编成特大号，说：“既然出版的继续是无望了，所以就索性出这最后一次。”《文史》曾受到日本当局两次警告，《盍旦》则被抄过一次。但他说：“由此更可说明语言文字的功效。”

吴承仕有划火柴的习惯。他解释说，这个习惯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就是一面划火柴，一面写像《资本论》那样伟大的经典巨著。

吴承仕从来反对人们称他“大师”。他对学生说：“人称太炎先生为国学大师，但他从来是否认的。所谓国学本分‘朴’‘质’两学，太炎先生对朴学是有精湛研究和新建树的。太炎学识渊博，我只是从他学得一点东西。当听到被称为‘大师’或‘王’时，压力很大，又无法解释。希望同学们免称尊号为好。”

吴承仕为学生鲁方明写立轴，有“黑渊水深色如墨，传有神龙人不识，池上架屋官之祠，龙不神，入神之”等句。

吴承仕会客室内挂有其恩师章太炎小篆书：“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吴亦有自书小篆联：“松间明月长如此；世上浮名何足论。”

吴承仕爱唱昆曲，曾组织昆曲研究会，演戏以借古讽今。他在中国大学主办国学系时，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设有昆曲选修课。

吴承仕曾为父亲住宅的大门上写过一副对联：“人在白日青天下；家住方壶椿树间。”红漆油底，黑漆描字，十分漂亮。有一年正月初一，吴先生率子吴鸿迈去给父亲拜年。吃午饭时，老祖父问几位孙辈：“大门上的对联，你们看见了吗?谁能讲得来，给我讲讲看。”鸿迈的叔伯大哥抢先发言：“现在全国都摘下了五色旗，换上了青天白日旗。”讲了这副对联上句如何贴切现实。另一位堂哥因与祖父住在一起，马上接着说：“咱家住在永光中街，它的北邻是方壶斋，南邻是椿树胡同，所以下句对联更妙，指出了咱家的地址。”鸿迈当时是师大数学系预科班学生，在一旁一言未发。吴先生问他:“你为什么不讲话?”鸿迈说：“话都被哥哥们说完了，我没有可讲的了。”吴先生说：“你不会把‘方壶[3]’和‘椿树[4]’的出典讲一讲吗?”因鸿迈不知这两个典故，一下子愣住了。吴先生本想说他几句，又考虑到来给父亲拜年不要给老人扫兴，正巧菜已上桌，于是将话题岔开了。

黄侃（1886－1935），湖北蕲春人，生于四川成都。近现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1905年留学日本，师事章太炎，受小学、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曾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山西大学等校任教。学界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

黄侃在武昌讲授《说文》《尔雅》，对书中每个文字、事物都能分别说出卷数、页数，甚至在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都能准确指出。

黄侃读书必圈点，有始有终。他能背诵之书，不仅有《说文》《文选》，即如杜工部、李义山全集，也几皆能上口。黄过目不忘，因此对学生说：“我一天最多用5分钟的功。”

1928年黄侃在中国大学讲《说文》《毛诗》。黄骂钱玄同无知，钱因此请假一年，不到校上课。

黄侃、叶楚伧和苏曼殊于酒后半夜自驱马车至味莼园。月明夜好，黄诵龚自珍诗：“楼中有灯，有人亭亭，未通一言，化为春星。”徘徊久之，乃归。为此叶写有一诗：“放马月光似水，明灯人影留痕。安垲第前燕子，衔泥投止朱门。”

黄侃好用古字、奇句、僻典。他曾对学生说：“什么叫作奇句僻典?只是大家不懂得罢了。”

黄侃学问渊博。据说他只佩服两人，一是刘师培，二是陈汉章。他最不服气的是胡适。刘半农曾说，胡适因提倡新文化，得到大量青年拥护，敢与陈独秀、章太炎等大师论战；可是一碰到黄先生，马上矮了半截，没回嘴余地。

黄侃一身傲骨，只专心做学问。当时一些达官贵人都想拜访他。一次，一个大官到黄家做客，竟要与黄讨论学术问题。黄听罢说：“你们做官刮地皮的，配谈这个吗?”来客大窘而走。

黄侃平时富有生活情趣，喜欢喝酒打牌、游山玩水，与他人吟诗作词。但是，无论怎样畅游、嬉戏，他对自己规定每天应做的学问一定要完成，日记也要记；白天耽搁了，晚上就一定得补上。

黄侃重基本功，告诫学生三十岁以前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黄厚积薄发、才思敏捷。有一次为人书写碑文，约定五天，但至第四天尚未动笔；第五天取文之人前来，才研墨铺纸，吩咐为他打格。格打好了，他提笔一挥，连上下款带正文，刚好写到最后一格，一字不差。

黄侃每星期六必由南京到上海拜谒老师章太炎。偶因治学不合，章怒至拍案，黄则低首唯唯，不敢有言。又因黄有“季常之癖”（怕老婆），且尤畏犬，故时人为之语：“一主三畏黄季刚。”

黄侃游南京中山陵，见野外秧田，对其同伴说：“毕竟江南风物与此不同，连韭菜也这样齐整。”闻者以为是他噱语，实则他确不识得。

黄侃去访问某要员，为门房所阻，须有名片方能入内。不料他当即拍拍胸脯，幽默地高叫：“我就是名片，你把我带进去！”门房瞠目，不知所对，只得眼看着他昂首而进。

黄侃清明踏青，见两姓后裔因争坟地而拳打脚踢，遂改南宋高翥《清明》诗以嘲讽：“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打架各纷然。毡帽撕作黑蝴蝶，鼻血化成红杜鹃。日落死尸横冢上，夜归儿女哭灯前。人生有架须当打，不打何能到九泉。”

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说文解字》，学生颇不易懂，每次期末考试皆有不及格者。后学生投其所嗜，乃集资设置酒会，黄欣然光临，于是凡考卷皆及格。蔡元培知而责问，黄辩道：“彼等尚知尊师重道，故我不欲苛求也。”

黄侃治学，常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他批评某些初学者之病有四：急于求解；急于著书；不能阙疑；不能服善。

黄侃批评近人治学之病有三：一是郢书燕说^[5]之病；二是辽东白豕^[6]之病；三是妄谈火浣^[7]之病。

黄侃虽读书数万卷，亦必点完方休。死前一天，仍以《唐文粹补遗》末两卷未了，犹力疾圈点完毕，方才卧榻。

黄侃称自己读书极快，但记忆不佳，所以每引用一条材料，即使极熟的书也要认真核对。上课时他曾对学生说：“我讲小学，就比较自如；讲经学，拿着书还怕讲错。”

黄侃在东京与章太炎、钱玄同聚晤，忽陈独秀至。黄躲在隔房，听到谈及清代学者多出自安徽、江苏，而陈说湖北欠缺此项人才。黄听了“走火”，大喊：“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但这未必就是足下。”

黄侃最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有一次他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简明时举例说，若胡适丧妻，家里人拍电报来说：“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家啊！”长达11个字。如用文言文，则只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这样电报费可省去三分之二。

胡适有次与黄侃在宴席上大谈墨学。黄大骂：“现在讲墨学的都是些混账王八，你的老子也是混账王八。”胡指责黄不该侮辱他父亲。黄说：“你心目中还有你老子，那你就不是墨子信徒了。”

一次，马寅初拜访黄侃，提出要谈小学。黄说：“你还是专心去弄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马听完拔腿便走，立即与黄断交。

钱玄同（1887—1939），浙江吴兴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近现代思想家、文字学家，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五四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字改革，曾倡议并参加拟制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著有《文字学音篇》《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古音无邪纽证》等。

1912年钱玄同到浙江军政府教育司上班，穿戴自制冠服，“玄冠”“深衣”“博带”，大摇大摆进办公室，引得人们哄笑。

钱玄同以“东”字韵，为子女各取名为“雄、弘、工、穹、东、充”。因同韵，不好分辨，打电话也易叫错人。

辛亥革命之后钱玄同就主张汉字横写。其理由是：人目横列，则文字亦以横列为便；汉字直行，殊失人目横列之作用。

钱玄同为人谦虚。他向章太炎介绍魏建功，称是“北平大学同事”，而不说“小门生”。凡是大学里的学生，他一概称先生；等相处熟了，才改称兄。

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征文启事有“布告征文，不收白话”句。黎锦熙和钱玄同则创办《国语》周刊，征文启事针锋相对：“欢迎投稿，不取文言。”

刘半农和钱玄同相见便各自夸：“我的字至少总比你写得好！”钱曾在北平“公味斋”素菜馆对蔡元培说：“你写的字这样蹩脚，怎么让点了翰林的？”蔡笑说：“因为一位主考喜欢黄山谷的字，他说我写的字像黄，所以取了。”

1918年，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洋洋洒洒数千言，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攻击主张新文化的人是不要祖宗。刘半农撰写万余言《复王敬轩书》，针对王所提出的观点一一加以驳斥，批得体无完肤。这实际上是钱、刘二人演出的一场“双簧”，故意制造论战，以便把问题引向深处，唤起社会注意。鲁迅后来称这场论战是一场“大仗”。

钱玄同“九一八”事变后拒绝与日本人往来，同席只要有日人在即拂袖而去；谈话也不提“日本”两字，而用“我们的敌人”替代；还恢复了少年时代的名字“钱夏”，寓早日光复华夏之意。

1938年夏，北平汉奸文人、伪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病死。汉口《楚报》误将钱为钱玄同，发了消息。钱在南方的学子见到后非常悲痛。虽北平已沦陷，仍有人寄去挽联等悼念。家人收到后都瞒着他烧掉，怕他生气，因他对汉奸有切齿之恨。

钱玄同生前常爱讲的一段话是：“三纲者，三条麻绳也，缠在我们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代代相传，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得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头上，孩子们也永远不得再缠在下一辈孩子们头上！”他称自己三位公子为“世兄”。鲁迅说，做钱的儿子并不危险，钱开明得几乎成了儿子的后辈。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杰出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现代中国史学四大家”。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曾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

陈寅恪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每运用一条史证，必先从几条副证证其确凿，然后再用。抗战期间陈居九龙，在香港大学开史学讲座，第一次用英语讲《武曌与佛教》。

对几种基本的国学书，陈寅恪喜欢将平日阅览的意见或发现的问题写在书上。他尤好《世说新语》，原想出版《世说新语笺注》，后因此书书稿遗失，未成。

陈寅恪在桂林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其中颇有不甚解处。当他联系由香港脱险归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忽然心通意会。他说：“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

陈寅恪双目失明著《论〈再生缘〉》。每静听家人诵读后，逐段口述内容，由家人一字不遗记录下来。他的每句话，录下来便是质文俱美的文辞。

20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有3种讲课方式：一如梁启超，不发讲义，也不用讲稿；二如陈寅恪，不发讲义，却有讲稿；三如黄节，发讲义，而且就是一部书稿。

20世纪20年代中期陈寅恪从欧美归国，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看到许多宝贵研究资料已沦为异邦之物，学人不得不东渡日本，乞求一睹佚籍，以解疑难，陈深以为羞。1929年在北大史学系学生毕业时，他赠诗曰：“群趋东邻爱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讲课。凡讲佛经文学，必用一块黄布包了那堂课所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那些参考书。陈精通佛经。其父陈三立死，他人都主张依习俗诵经。他反对说：“我读过各种佛经，都是骗人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主讲东方汉学。全欧汉学家云集奥格司佛镇。女学者陈衡哲说：“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

陈寅恪认为，对子作得好坏，可看出一个人读书之多少、语汇之富贫以及思维能力之强弱等。因此有一年招生考试，他在国文试卷中加了一道对联试题，上联仅有3字“孙行者”。结果只有一名考生答对，为“胡适之”。（原标准答案为“祖冲之”。）

陈寅恪讲学注重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按学校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考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办法。”

陈寅恪在大学讲授历史。他对学生说，凡他本人没有特别见解的，不讲。因此他上课并不点名，而缺课的人却少，是当时清华听课学生最多的一位导师。

陈寅恪讲白居易《长恨歌》，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考证这个“汉”字，他旁征博引，就讲了4堂课。

陈寅恪从不以僻书吓人。他引用的书都是最习见的，却能在最习见中、在一般人习而不察中提出新解，令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感。

陈寅恪双目基本失明之后，却以二十年时间钩稽沉隐，独力完成八十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

1950年陈寅恪在岭南大学讲授“唐代乐府”，仅有一个学生选修。但他仍认真开课，绝不马虎。

陈寅恪最动人之语是李唐氏族问题之推测，说李唐是胡人。对此朱希祖撰文驳诘，责陈打破传统观念。而陈不以为然。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时，陈却推荐朱为特约研究员，对朱收藏之近代丰富史籍深致敬意。

陈寅恪以诗文证史为一种重要史学方法。如以李商隐《无题》“万里风波一叶舟”，证李德裕归葬日期为大中六年夏；以陶潜《桃花源记》释十六国时期北方坞壁；以韦庄《秦妇吟》补述黄巢起义事迹等。

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赠陈寅恪以自著《科学与玄学》。陈即送罗家伦嵌名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

陈寅恪极善幽默。有一天，他对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生说：“我有个联句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在这里，学生是指梁启超、王国维的学生，他们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也是溥仪的同学。

陈寅恪重视“三通”（《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通”的序文他都能背诵。

陈寅恪认为，《再生缘》是古代弹词体小说中的“空前之作”，而其作者陈端生也是“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的人”。其理由是，封建社会里，在政治上、社会上有极高地位的宰相、状元是男性专占；然陈端生竟让一个女性获得，表现了“女子不劣于男”的思想。

陈寅恪在70岁时曾说：“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

梁漱溟（1893—1988），蒙古族，广西桂林人。20世纪中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之称。受泰州学派影响，曾发起“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

梁漱溟渊博的学问基本上来于自学，得力于报刊。他自报刊引起对书评的兴趣，然后把原书找来细读。梁十四五岁时喜读梁启超文章，其父说：“真是像极了我的少年时代，值得嘉奖。”因此送梁一“肖吾”的字号。

梁漱溟20岁写《社会主义粹言》一书，内容分为10节，计1.3万字，亲手刻于蜡纸，油印数十册赠人。梁谈做学问：“要回头看自己，从自己的心思、心情上求其健全，这才算有真学问。”

梁漱溟报考北京大学未被录取。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究元决疑论》。蔡元培以为是一家之言，破格请他来北大任教，讲印度哲学。

梁漱溟谈起诸葛孔明，曾动容地表示：“我平素非常崇拜诸葛亮，爱他的谦虚。一般人都认为他很有智巧，其实他很谦虚，愿意听人家指责他的话。谦虚谨慎是最可贵的品质，一个人自以为聪明，了不起，那就不行了。”

梁漱溟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下此评语：“那本书在表面上好像是有一点儿价值的哲学书。”

梁漱溟精通孔孟之道，他断然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妨碍现代化的成分。他说：“孔孟学说是非常开明的，只因为历代相传，传久了就有惰性，形成礼教，才失去了朝气。如果按孔孟本人训诂，则不是这样。”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讲师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巨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心怀，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

梁漱溟终身不坐人力车。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年轻时碰见一个老人拉着人力车，内心感到痛楚难忍。

梁漱溟曾杜门研佛3年。信佛的梁有自己的规矩，抗战时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儿子称：“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抗战时梁漱溟在桂林结婚。梁谓此次结婚，“似得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忽然间被人攻入了。”结婚之日，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教务长林砺儒赠以贺联：“随大师垂帐受经，太璞而今成玉琢；得天女散花护法，名城从此固金汤。”

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955年7月梁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据其子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家父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在对梁漱溟的人生素描中，人们看到最多的词儿，往往不外乎“自负、固执、清高、不群”之类。似乎他身上最惹眼的，即那股儒家遗老的傲慢和孤僻劲儿。

吴宓（1894—1978），陕西泾阳人。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曾任东南大学文学院、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1941年当选教育部部聘教授，1950年起任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后为中文系）教授。他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学贯中西，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由于胡适倡导白话文，而吴宓创办《学衡》杂志，一意捍卫国学和文言文，对胡意见甚大。有一次，两人在一个聚会上相遇。胡戏问：“《学衡》最近有何新阴谋？” 吴立即回敬道：“欲杀胡适耳！”

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中说：“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吾国古今之学术、道德、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学术、道德、文艺、典章，亦当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

1935年吴宓称所爱读之书是《亭林诗集》《耶稣传》等4部。他说：“我出版的《吴宓诗集》，我之性情行事，一切都具其中；而我所以爱读这4部书，亦可以该诗集为之说明。”

抗战前夕，清华大学因敲钟全校听不到，即改放汽笛。为此吴宓上书校长，长达数千言，内称：“其音复复，其声惨惨。”

吴宓和汤用彤在云南蒙自同住一室，两人常下围棋。由学生画一个棋盘，买了200个白钮子和200个黑钮子，就在床铺上展开大战。

吴宓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爱上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女生。有一天，吴去宿舍拜访这位女生。女生问：“谁呀？”门外，吴宓学着小生的声音回答：“吴宓来也。”女生懂了，故意大声说：“不在家。”而吴仍然是小生唱戏的语调：“吴宓去也，明日再来。”女生不客气地说：“讨厌。”吴忙回：“岂敢！岂敢！”然后哼着唱戏的调子走了。

昆明曾发生一起一对青年情侣双双服毒裸体死在床上的事件。一般人闻之，莫不引为笑谈。独吴宓知道后热泪盈眶，喃喃叹说：“真美，真美……”

吴宓专作旧诗，但不反对别人作新诗。他只反对放弃一切规律而作诗。他说：“新诗可作，旧诗亦可作。”

吴宓主张毕业论文不必多花心思考虑，而看书尤为要紧。他在一学生作业上批注：“君毕业在即，转瞬服务军中，相聚之日无多，盼多置疑问难，毋负师生相迎之因缘也。”

吴宓称其追慕的中外诗人有六，其中国内的3人是杜甫、李商隐和吴梅村；西方的3人都是英国人：拜伦、安诺德、罗色蒂。

吴宓用大圈套小圈的方式比喻宇宙、社会、人生，其最内的一圈即《红楼梦》的微观形态。他认为此书涉及天人之际，可以“一颗沙粒看世界”。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我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现代中国史学四大家”。1930年因发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而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今香港中文大学）。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

钱穆9岁即能背诵《三国演义》。有人要他背“诸葛亮舌战群儒”一节，于是他边背诵边表演书中人物语气及动态。他12岁时国文老师顾子重对他说，如果要有进益，必须学韩愈文。故钱一入中学即时时诵读韩文，后成大家。他说：“余之正式知有学问，自顾此一语始。”

钱穆自学成材，对苦学者深表同情。但他表示：“我不愿做一个苦学成功的模范。我不愿给社会上或是青年人一个印象，就是可以不进学校。”

钱穆青年时在《燕京学报》发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有28处不通；并因此纠正刘歆伪造群经之说，证明《左传》《周官》都是先秦旧籍，非刘歆伪造，受到胡适称赞。

钱穆的代表作《文化学大义》，是他1940年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两小时之讲演稿稍加润饰而成。

钱穆以3天10堂课之讲稿，稍加修改而成《民族与文化》一书。钱之《清儒学案》是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时所撰，以8个月时间完成80万字，但原稿已在长江旅途中遗失，今仅保留其序目。

抗战时期五华书院在昆明创办。钱穆说：“学院好似一棵大树，由根发起，成长甚慢，不似草花，不到一月就青葱满目。但是这株树之长大，还要赖同仁心血、汗水来浇灌。”

钱穆在北大教书时，送给选读古代史的学生人手一册自著《老子》。他说老子并无此人，什么“河上丈人”“荷蓧丈人”“老莱子”等都可以说是老子。

钱穆上古代史课，所列参考书只有《史记》和他自著《先秦诸子系年》。他提出《史记》要精读，但又指出书中的不足之处。

钱穆自称生平最敬佩3个人：诸葛亮（谨慎）、王阳明（知行合一）、曾国藩（通经致用）。钱最尊崇的中国史学界教授是柳诒徵。钱认为，柳对史学研究的成就，是充实而有光辉的。

钱穆极推崇唐文治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他说，办学若不办出个独特风格，充其量不过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教科书推销员，那是没有意思的。

钱穆读日本龙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发现日军侵华作战路线多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钱穆治学方法既讲考据又讲通义。中年以后他常批评考据，批评学人为考据专做钻牛角尖的工作。

钱穆于孔学很有研究。他说：“中国学问，不是只凭一点浅近的逻辑所能理解。比如说《论语》中讲仁，你把所有讲仁的话归纳、排比一起，就可以给下个定义，但那能算懂得了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