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首擘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晚清时期重要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代表人物。1891年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1895年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1898年开始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自称持有光绪帝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溥仪复位。1917年和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讨伐下宣告失败。

康有为以其所著《广艺舟双楫》自负。当杨守敬即席指出其中几十处错误时，康佩服不已。

康有为写长条，从不在他人名下写“正之”“教之”之类客气话，乃以为他人皆不够格。

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逃往日本。香港《中国日报》记者丁禹辰在“谐部”版作诗讽刺：“戊戌翻新政，飞鹰追老康。清廷唔讲理，英国大帮忙。……若非煤炭尽，圣道久沦亡。”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逃至日本神户。有华侨梁渭子娶妻，康出一趣题，先写“司月二大，旦牛住了”8字，请新娘在第一、二、三、五字上各加一竖，第四、六、七、八字上各加一横，再对客人朗诵一遍。原来是：“同用工夫，早生佳子。”

康有为替广州、肇庆水灾写字义卖，每天求书者二三十人。康让刘海粟每天临摹对联十余副，由他选定，凡认可的，则加盖“康有为”，“维新一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四十万里”等两印章。

1917年康有为到洛阳，送一副对联给吴佩孚拍马屁：“告过则喜，闻善则拜，若诸葛之公明，了专集思，庶广益哉；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如周公之才美，使骄咎不，足观也矣。”但吴并不欢喜。有人回一对联：“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横额为：“兽而康。”

康有为自称“文圣”，称谀吴佩孚为“武圣”。吴在洛阳做五十大寿，康写联贺之：“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其女康同环回忆父亲，说最了解康有为的是粤籍同乡孙中山。他们在政治观念上虽有不同，但两人一直是好朋友，而且互相佩服。

康有为晚年别号“长素”，源自孔子尊称“素王”，即他想以教主自命。后章太炎对梁鼎芬说，康想做教主，未闻他想做皇帝。人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怪；但想做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

康有为晚年以“天游仙人”自居，在杭州丁家山上修造别墅，屋内所有匾额都题有“天”字，如“人天庐”“开天室”“寥天”“别有天地”等。

康有为晚年在青岛，每次去公园散步必携一册《唐诗三百首》，或坐或立，吟哦不止。

康有为一生偏喜到处题字，写字无数。他最喜欢写“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一联。

谭嗣同（1865—1898），湖南浏阳人。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其所著《仁学》是维新派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重要著作。早年在家乡湖南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主办《湘报》，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北京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33岁，为“戊戌六君子”之首。

谭嗣同从少年时代起就有“剑胆琴心”的雅号。 在长沙才常路的“谭烈士专祠”里，曾有一幅谭摄于南京的照片。那年他32岁，外穿月白色长衫，内着玄色武士装，左手叉腰，右手持剑，浓眉俊目，闪闪似电，有一种立如山岳、傲视死神的凛然正气。谭短暂一生中，两剑三琴陪伴他度过了不少苍茫岁月。

谭嗣同的《狱中绝笔》一诗脍炙人口。据黄彰考证，《绣像康梁演义》中所引林旭遇难前所作之诗，实为谭所作：“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梁启超为契合保皇活动需要而修改了全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并自解释“两昆仑”即王五和康有为。该诗流传至今，引起学者对“两昆仑”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去留”，可作死生解。嵇康《琴赋》中有“委天命兮任去留”，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有“曷不委心任去留”。无论生还是死，自己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但也有人认为，“去留”不是“去”和“留”两个对比的意思，而是要留下什么。

湘人余德泉撰写对联悼念谭嗣同：“壮矣，维新欲杀贼而未回天，终成国恨；快哉，喋血屹昆仑以昭肝胆，长醒吾民。”正是化用了这首《狱中绝笔》的诗意。还有谭的临终遗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人被誉为“佛学彗星”，一个是东晋时期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他只活到30岁，却留下了一部经典之作《肇论》，奠定其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另一位是晚清谭嗣同，他只活到33岁，却赋佛学予现代精神。如果说僧肇是“理论佛学”，那么谭嗣同则为现代人开拓了“应用佛学”的领域，将佛法精神贯注于现实社会，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锁居的围墙，重现其刚健雄猛的精神。谭生于中华大地千百年来未尝经历之严峻时刻，外辱内乱，蹂躏着流离失所的黎民苍生，而此间此刻，佛法悲悯的关怀，体现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举目所望，诚令人大失所望。若佛法只是一种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体用于社会之改善，那么其鼓吹的平等无差别，势必成为苍白的字眼。谭正是于此种情状下，挥舞佛学之剑，劈荆斩棘、勇往直前地开拓出了一条指向社会人生的佛法之路。

秋瑾（1875—1907），浙江绍兴人，生于福建云霄，后嫁于湖南湘潭王家。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倡导者，近代民主革命志士。第一批为推翻满清政权和数千年封建帝制而牺牲的革命先驱，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提倡女权与女学，创办《中国女报》，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1907年任绍兴大通学堂董事，拟发动起义，事泄，被捕牺牲。其诗句“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有巾帼豪气。

秋瑾在北京最惊世骇俗之举是“上戏园子”。当时的宅门女性都是在家中听“堂会”，不可能抛头露面去戏园子，戏园子也不卖“昆客”的票。而秋瑾坐着西式四轮马车去看戏，开创了上层社会女性进戏院的先河。

秋瑾任绍兴大通学堂负责人时，有学生冯翊以她所写“读书击剑”横幅为题，作联送她请教，联曰：“击剑尽杯酒；读书挑夜灯。”秋瑾读后，遂将此联改动两字，请他重写一匾，悬挂于己室，联曰：“击剑尽樽酒；读书贪夜灯。”

秋瑾嫉恶如仇，平日最看不惯男人蓄妾的陋俗和嫖妓的淫性。据冯自由《革命逸史》所记，当年湘人陈范家中饶有资财，携二妾湘芬和信芳远赴东瀛，红袖添香读洋书，好不惬意！秋瑾哪能看得惯他这副德性？她认为陈范拥妾而骄是玷污了同胞名誉，便极力促成湘芬和信芳脱离了陈范的掌控，从此人身独立。后来陈范见利忘义，竟将女儿陈撷芬许配给广东富商廖某为妾，又是秋瑾公开反对，使婚事泡了汤。

据徐自华《秋瑾轶事》所记，有一次她俩同游上海张园。小憩品茗时，秋瑾见一留学生挟一雏妓乘车而来，在这花娇柳媚之地，露出一副轻狂放浪之态。她忍无可忍，立刻上前用日语狠狠教训了他一顿。那人还算识相，赶紧灰溜溜地走了。徐静观这一幕，不由得打趣秋瑾横加干预是“子真杀风景”。秋瑾则爽爽脆脆地答道：“余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秋瑾初到北京时，人生地不熟，生活也不习惯，常常喟叹：“室因地僻知音少，人到无聊感慨多。”后来她又搬去南半截胡同居住，在这里认识了丈夫王廷钧的同事廉泉及其夫人吴芝瑛。廉氏夫妇思想比较开明，崇拜孙中山，且在文学、书法等方面都很有造诣。秋、吴二人很快成为知音。

秋瑾就义前夕，有“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名句。这实非秋瑾自作，乃从清松江诗人陶澹人之作《秋暮遣怀》中“秋雨秋风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而来。

秋瑾遇难以后，人人自保，无人敢为其收尸，中国报馆“皆失声”。其生前好友吕碧城、吴芝瑛等设法将她遗体偷出掩埋。清光绪三十四年，吴芝瑛将她遗骨迁葬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因朝廷逼令迁移，其子王源德于宣统元年秋将母墓迁葬湘潭昭山。民国元年，湘人在长沙建秋瑾烈士祠。又经湘、浙两省商定，迎送她遗骨至杭，复葬西湖原墓地。

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长沙人。现代革命家、教育家，“延安五老”之一，毛泽东、田汉等人的老师。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早年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湖南临时议会副议长等职。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1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及教育部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

徐特立9岁时，父兄因愤于不识字受人欺压，凑钱让他去读私塾。他读了6年书，又因无钱，辍学在家，曾随一个和尚学习禅宗。后来他在家劳动，又教私塾。1905年因清政府废科考办新学，长沙办起师范学校，他考入该校读速成班，毕业后当高小教员，又应聘了长沙周南女校。

1907年发生清政府向外国屈辱妥协的教案时，徐特立正在学校作时事报告。讲到激愤之处，热泪如倾，竟拿菜刀把自己左手小指砍掉，蘸着血写了抗议书，写完当场晕倒。这一“抽刀断指”的举动顿时蜚声全省，徐也被当时有进步思想者誉为最具血性的激进人物。

徐特立白天教书，晚上读书。他读书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定量，二是有恒。《说文解字》540个部首，他每天只读两个，不到一年读完。

徐特立在长沙湖南一师任教时，提倡“不动笔墨不读书”，由此改变学生们读书贪多求快、不求甚解的风气。

徐特立后来回忆说：“使我对书籍发生兴趣的，是朱柏庐《治家格言》和杨椒山《父椒山谕应尾、应箕两儿》二文。”

徐特立在湖南任教二十余年，爱学生如子弟。他任师范校长时，曾将自己的月薪与校内主任、庶务等同样定为20元，还经常接济穷学生。

田汉入学时买不起蚊帐，徐特立便买了一顶相送。而他却把自己家小安排在乡下，以节省开支。逢假日回家，他要步行往返八十公里。一次查夜时，他发现有新生烂脚呻吟，便亲自打水为其洗脚、上药。此事传出后，一些教师认为太失校长“身份”，学生们却对他更加敬仰。

徐特立一生保持着勤俭朴素的作风。他终生不抽烟、不喝酒；直到晚年每天只泡一杯清茶，喝到深夜都不许换茶叶。他只有一双皮鞋、一套呢制服，而且是在外出活动时才穿上。

1937年在延安，毛泽东在祝贺徐特立六十大寿的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这段话成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尊师重教的典范。

陈独秀（1879—1942），安徽安庆人。近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民主主义者、革命家与改革家、启蒙思想家。先后就读于求是书院、日本早稻田大学。曾任北大文科学长，创办并主编《新青年》杂志，领导五四及新文化运动。1920年前往上海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中共“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书记。1927年脱离中央。1929年因就中东路事件发表不同意见被开除党籍。1931年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得以出狱，先后迁往武汉、重庆等地，最后长期居住于江津。

陈独秀小时候很调皮。有一次，母亲请了一个瞎子来算命。正在瞎子装模作样之际，他故意在屋外大叫：“失火了！失火了！”算命先生信以为真，就说“我闻到烟气了，赶紧离开吧”。于是陈大笑起来，说算命先生一点都不灵。

陈独秀性格刚硬。少时祖父领其读书，管教甚严，其常因背不出书而遭受皮肉之苦。然无论如何挨打，他总是一声不哭。祖父为此怒不可遏，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陈独秀道：“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新文化由此发端。青年，从此以崭新的面貌和整体的形象，登上中国历史舞台。

1917年北京大学名师荟萃、人才辈出，互称朱希祖、陈独秀为老兔，胡适、刘叔雅、林公铎、刘半农为小兔。盖朱、陈皆大胡等12岁，俱为卯年生。

1918年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系）学生毕业，师生们在一起照相。老师们坐在前排，学生们站在后排。陈独秀作为文科学长，恰好坐在梁漱溟前面。照片洗出来后，班长拿去给陈看。陈乍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脚伸得太远了一点。”班长说：“这是您的脚。”陈再仔细一看，果真如此，不由得笑了。

20世纪30年代，陈独秀自狱中寄联画家刘海粟：“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受艰难气若虹。”刘评此联：“道我处境，颇为切合。”

晚年陈独秀居蜀，喜欧阳竟无珍藏之《武荣碑》，便以诗代笺去索碑。诗云：“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岁晚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欧阳读后，只得忍痛割爱。后陈胃病复发，痛苦不堪，好友朱蕴山送了他几只鸭子。陈有感于老友厚谊，自叹身世潦倒，遂将原索碑诗略加改动，书赠朱蕴山。诗云：“贯休入蜀唯瓶钵，山中多病生死微。岁晚家家足豚鸭，老馋独噬武荣碑。”

蔡锷（1882—1916），湖南邵阳人。近代革命家、军事家，爱国名将。1904年从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曾任广西陆军讲武堂总办、云南军政府总督、临时革命司令等职，发动昆明重九起义。1913年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加以笼络与监视，任全国经界局督办。1915年辗转回到云南，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1916年率部在四川纳溪、泸州一带击败优势袁军，迫袁取消帝制。袁死后任四川督军兼省长，同年病逝。

蔡锷7岁应童子试，因路途遥远，人又长得矮小，于是就骑在父亲脖子上前往考场。到了乡里，已过了开考时间，主考官不让他进去。蔡父好说歹说，主考官皱了皱眉头，看着骑在父亲脖子上的小蔡锷，慢声慢气道：“考场有考场的规矩。看在你是个小孩的份上，我出个上联，你对得上就进去，对不上嘛，那就抱歉了。”主考官上联云：“子骑父做马。”这分明是在拿蔡锷父子俩打趣。小蔡锷不急不忙，稍一沉思，对曰：“父愿子成龙。”主考官点头赞叹，于是放他进去了。

有一次蔡锷去买笔。老板见他小小年纪便参加科举，十分高兴，拿着一束笔说：“我出个上联，若能对上，这束笔就送你。”老板的上联是：“小学生三元及第。”蔡锷摆着小脑袋，对曰：“大老板四季发财。”说完拱手作揖，接过笔束，笑嘻嘻地离开了文具店。

蔡锷小时候还用对联形式劝导父亲戒烟，并取得成功。一天半夜的时候，蔡父吸过的烟头引燃了鞋里的棉团，差点酿成火灾。蔡锷发现后把火弄灭，并写了一副对联放在鞋上：“孤舟含愤守江烟；霜海摔波沉漏船。”横批：“苦魂同蒂。”第二天，蔡父看到此联后非常感动，从此再也不吸烟了。

蔡锷14岁至汉口，适朝廷某大吏将至，全省官员鹄候竟日，奔走趋跄。蔡目睹怪状，吟诗嘲笑：“可怜九月初三夜，汗似珍珠腿似弓。”唐人白居易《暮江吟》诗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蔡借用后两句，但改了两个字，即把“露”和“月”改为“汗”和“腿”。

1915年10月初，蔡锷计划跳出袁氏控制，即作出种种假象迷惑袁世凯。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浪荡之徒，打麻将、吃花酒、逛妓院，与云吉班妓女小凤仙整日厮混。蔡家在棉花胡同，妻子、母亲都在身边，对他逃出北京十分不利。他有意利用与小凤仙的关系制造家庭不和的舆论；甚至请袁亲信为自己找房子，声称要“金屋藏娇”。他还经常公开与妻子吵架，妻子趁机带着母亲回了湖南。袁得知情况，觉得蔡堕落成性，昏庸无能，实在不足为虑，戏称他为“风流将军”。此年11月11日蔡逃出北京，到天津又乘运煤船东渡日本，经上海、香港、越南河内，沿途躲过数次暗杀，历尽艰险，于12月19日返回自己大本营云南。袁得知消息后不由得仰天长叹：“我一生骗人，不料竟被蔡松坡骗过了！”

护国战争前夕，蔡锷对恩师梁启超说：“失败就战死，决不下野；成功就归田，决不争权。”

蔡锷死时年仅35岁。死前他对好友蒋百里感叹道：“我们建设国防尚未着手，现代战争已由平面转为立体，我未死于对外作战，死有遗憾。”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革命家、社会学家、散文家、文学评论家。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23年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前锋》，参加编辑《向导》，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1925年之后，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自编《瞿秋白论文集》。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慷慨就义。曾翻译《国际歌》。

1904年，5岁的瞿秋白进入一种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私塾，启蒙读书。翌年转入当地冠英小学。他爱学习，勤思考，作文也写得顶呱呱。曾有一篇作文，先生给了满分；拿给校长看，因字写得好，又加了5分。

瞿秋白翻译《国际歌》，当译到“国际”一词时，总自感不满，因为这个词的外文是长长一串音节，用意译怎么也配不上原谱。最后，他考虑到该词在西欧各国语言都是同音，便采取音译的办法，译为“英特耐雄纳尔”。

瞿秋白在上海大学执教期间，为社会学系设置了近四十门课程，称得上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教学规划，注重基础知识训练，力求扩大学生的知识面。瞿的课非常吸引学生，喜欢听他课的人不仅有社会学系的学生，也有中文、英文系的学生，还有其他大学的学生，甚至一些老师都愿来听课。由于教室座位有限，室外也站着很多听课的人。瞿讲课时，神态安逸从容，声音高低有致。他为了使大家听明白，引证了丰富的古今中外故事，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同学们都很认真地做笔记，缺课的学生也非要借别人的笔记抄下来，才去安心睡觉。

女作家丁玲后来回忆说：“……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午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我常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他那里讲哲学，哲学是什么呢？是很深奥的吧？他一定精通哲学！但他不同我们讲哲学，只讲文学，讲社会生活，讲社会生活的形形色色。后来，他为了帮助我们能很快懂得普希金语言的美丽，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诗，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得读两百多个生字、文法。对于诗，就好像完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俄文了。”

社会学系逐渐成为上海大学最大的系。学校常以社会科学为主题，举办各种课外学术活动。1923年春至1925年上半年，学校举办特别讲座，邀请中外名流李大钊、马君武、胡适、杨杏佛、章太炎、美国学者华德等来校演讲。1924年夏学校举办暑期夏令讲学会。自7月6日至8月31日的8个星期当中，总共有名流、学者35人参加演讲，作了51个学术报告，听众如云，盛况空前。

1932年瞿秋白居上海，偶听“小热昏”卖梨膏糖的说唱，受到启发，写了《东洋人出兵》等说唱文艺作品。“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街春色上云梢”，这是“常州三杰”之一瞿秋白在青年时代写的两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