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协和医学生

20世纪初，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父子通过派著名医学家组成的中国医学考察团三次来中国考察，决定在北京创办北京协和医学院，作为其慈善投资的一个重大项目。在洛克菲勒财团的雄厚资金支持和当时中国政府的全力配合下，一批富有医学理想和激情的“拓荒者”来到中国，誓言在世界东方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建成一个与欧洲、美洲同样好的医学院，具有优秀的教师队伍，装备优良的实验室，高水平的教学医院和护士学校”。

1916年1月20日，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和拉什医学院的年仅28岁的富兰克林·麦可林(Franklin C. Mclean)被任命为北京协和医学院首任校长。他为学校的筹办和“目标定位”作出了巨大贡献。当被董事会问及对北京协和医学院未来的看法时，麦可林毫不迟疑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建设一个优秀的中国医学中心，培养少数精英，成为未来的中国医学领袖。他的观点清晰而坚定。

应董事会要求，麦可林还作了如下书面陈述：在有限资源的限制下，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科学目标是：1.提供与美国及欧洲最好的医学院相媲美的优质医学教育；2.提供科研机会，尤其是针对远东地区的特殊问题；3.顺便拓展现代医学及公共卫生知识的普及。这一陈述在1920年4月14日的纽约盖内农庄会议上通过，并被协和校董事会采纳，成为未来规划的基础。麦可林的愿景再次被重申，协和的教育目标是追求卓越，达到世界最好水平，同时强调科学研究。

1917年9月，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协和医院的宫殿式建筑在教育总长范源濂先生主持下举行了奠基仪式。工程建设历时4年之久，于1921年9月建成并投入使用。1921年9月15日至22日举行了为期一周的开业庆典学术活动。

新落成的协和医学院为当时北京三大著名建筑之一，外形为宫殿式建筑，画栋雕梁，琉璃瓦顶，内部设施则完全现代化。由美国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及哈佛医学院四方形新楼的设计者、来自波士顿的建筑师查尔斯·柯立芝(Charles A.Coolidge)先生担任设计。学院还在外交部街及北极阁两处建有几十幢小楼，供高级教职员居住，并建有学生宿舍。学院的创办者以高薪从中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聘请了一大批国际一流的教授，按照北美医学教育改革的成功模板——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教学计划、教学经验开展教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凭借优越的学习条件、严格的管理制度、先进的教学方法和丰厚的待遇，吸引了一大批热心现代科学技术、有志于发展中国现代医学事业、改变中国缺医少药落后状况的青年才俊来此求学深造。追求世界一流的目标，高标准、高起点、高要求的培养制度，加上中国学者的聪明才智和刻苦努力，使得“老协和”在短短的四分之一世纪内创造了一个不可复制的传奇，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医学精英。1929年被聘为协和校董事会成员的胡适先生将北京协和医学院比喻为“一个独轮车国家里的一架飞机”。

北京协和医学院素以“少而精”著称(招收学生少，实施精英教育)，实行的是“没有商量余地”的“淘汰制”。曾宪九在还没踏进协和校门时就已经知道，往届学生每年都会有因学习成绩不理想或健康原因而被陆续淘汰的，到毕业时，被淘汰的学生往往要达到三分之一以上。曾宪九所在的这个协和新班级，既有来自燕大医预科的20人，还有严仁英、王光超等其他院校选拔来的12人，全班共32人，是老协和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个班级。即使这样，按三分之一以上的淘汰率计算，能够毕业的也许不过20人。同学们感到了莫大的压力，不敢有任何松懈，所以一开学，几乎就与世隔绝了，一头钻到学习里。事实上，第一年学习下来就减员8人：4人留级、4人转校。

协和医学院的学生们当年都集中住在离医院不远的新开路“文海楼”宿舍，每两个人一个房间，大家朝夕相处，一起吃住，一起学习。对于马上要开始的协和学习生活，曾宪九感到既兴奋又紧张，但又充满信心。他的目标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不仅不能被淘汰，还要成为班上的尖子生。为此，他成天泡在教室、图书馆，即使回到宿舍仍然废寝忘食地学习。对于学习上的任何一个疑点，他都要反复查找资料，直到弄清弄懂为止。医院附近有一个基督教青年会俱乐部，同学们一到周末就会去打打篮球，看看电影，放松放松。但曾宪九却很少参加这类活动，总是利用一切时间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曾宪九进协和的第一年就获得了“生化奖”，并以出色的成绩连续三年获得奖学金。冯传汉说：“‘生化奖’是一个很不容易获得的奖项。”

协和医学院的医本科教育分临床前期(也称基础医学)和临床期医学教育两个阶段。基础医学教育强调学生对重要概念的理解、消化和掌握，重视实验教学，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据方永禄回忆，担任曾宪九和同学们基础医学阶段的授课老师有：细菌学的林宗扬教授、解剖学的潘明子教授、生物化学的吴宪教授、生理学的林可胜教授、寄生虫学的冯兰洲教授、病理学的胡正详教授、药物学的Van Dyke教授等。这些很有名望的基础医学专家，采用的是独特的教学方法，因此培养了曾宪九和同学们很强的科学精神、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在实际工作中灵活运用书本知识的能力。

协和与燕京在教学方法上一脉相承，都非常重视实践。冯传汉介绍，他们上课和做实验的时间比例是1∶3，即1小时上课、3小时做实验。每周有两个半天安排自修，目的是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生搬硬套和填鸭式学习。老师的教学是启发式的，学生要在这里独立完成工作，独立实践。在解剖学课上，每四位同学分到一具尸体，自行按照教材动手操作。

协和医学院的考试方法，并不以答卷和分数来决定优劣，而是通过口试、笔试、现场实验等各种方式来考核，且要求非常苛刻，学生们稍有准备不足，就会前功尽弃。协和采取严酷而灵活的考试方式，为的就是验证同学们的真才实学。方永禄介绍说，比如动物实验考试，要说出油脂到达十二指肠后胆汁如何变化。当时方永禄领到的题目是狗的实验，即将狗麻醉后，下一根导管到狗的胆管中，然后把油打进十二指肠，观察胆汁流速。曾宪九拿到的考题是脑神经受刺激后将发生什么变化。在解剖课的考试中，学生们被逐一叫进考场，老师突然提问：“锯木头的动作里有哪几块肌肉在动，由哪几根神经支配？”这样的考题如果靠死记硬背是很难答出的。寄生虫学实验考试，是将各种虫卵混装在一个个小瓶内，随意拿出一个放在显微镜下让学生辨认，而且要在一分钟内辨认20个标本中的寄生虫卵。结果由老师评判，对了打“√”，错了打“×”。这样的考试，同学们都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过关。

最让同学们难忘的是Van Dyke教授的药物学考试。一次药物学考试，Van Dyke教授出了100道听力题。他一边念题，要求学生们一边作答。答对的老师划“＋”，给1分；答错的老师划“-”，倒扣2分；全不答，得0分；全不对，就是-200分。老师念题很快，而且不重复，学生几乎无暇思考就得马上作答，如果略微犹豫，下一道题就出来了。这些题在课本上根本找不着，都是老师课堂上讲过的，如果没认真听或没听懂，就根本无从答起。老师讲课很快，又完全用英语讲，很难懂，也很难记笔记，所以这门课有的同学考了三次才过关。像这么难的考试，曾宪九每次都能顺利过关。

经过医预科和基础医学阶段的学习，曾宪九在第五个年头进入了临床学习，首先学的是内科诊断学、实验诊断学和放射诊断学等。六年级开始做见习医生，依次到内科、外科、妇产科，每科三个月轮流见习。七年级主要在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皮肤科、儿科、神经精神科等病房及门诊见习，八年级开始做实习医师。

六年级的见习医生是可以在病房直接接触病人的。在内科见习期间，曾宪九和另外几个同学编为一组，总住院医师每两周会将三个新入院的病人分给他们组，三个月轮转下来，他们组共收治了十五六位病人。每接收到一位新病人，曾宪九和同学们都会抓紧时间向病人详细询问病历，安排做各种检查，并在24小时内写出病历。这样的任务常常需要熬夜才能完成。之后他们把写得工工整整的病历和检查结果交给导师审阅，并在导师的带领下到病床旁为病人做检查，再根据老师提的意见修改补充病历，必要时还要重新书写。

在外科见习期间，曾宪九更加努力。在他心里早就埋藏着一个“小九九”——将外科作为自己将来的主攻方向。

曾宪九为什么对协和医学院外科学系情有独钟？这里必须提到几个在现代外科学史上响彻世界的名字。泰勒(Adrian Taylor)、哈罗德·娄克斯(Harold S.Loucks)、韦伯斯特(Jerome Webster)、刘瑞恒、谢元甫、吴英恺等。

泰勒早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接受“美国外科学之父”霍尔斯特德(William Stewart Halsted)教授的培训，因品学俱佳，被任命为协和首任外科学系主任。泰勒在协和进行了世界最早广泛使用丝线进行手术的实践，又把这些经验传回美国，他还是将现代神经外科技术引入中国的第一人。“美国外科的丝线缝合技术主要是从协和的手术室里引入的”这一评价使协和外科在国际上声名远播。此外，韦伯斯特1921年到中国后开展兔唇修补等整形手术，刘瑞恒在1922年建立了外科肿瘤实验室，娄克斯的得意门生吴英恺以超群的技术和禀赋，1940年完成了中国第一例食管癌切除术。这些杰出成就充满了协和在创建之初的“黄金时代”，使20世纪上半叶的协和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声誉如日中天。

娄克斯1922年从美国西储大学(Western Reserve)毕业后直接来协和医院作为助理住院医师接受培训。他的身上结合了孜孜不倦钻研学术理论的睿智和出色的基本手术技能，更强调外科医生要有良好的临床思维。1930年，年仅36岁的娄克斯接替辛宁格(Max M.Zinninger)教授成为协和外科学系第三任主任。他承担起这份重任，并在20余年间创造了协和外科的辉煌。在娄克斯的领导下，协和医院外科学系保持了从泰勒教授起就一直秉承的最高标准，高瞻远瞩地布局学科，永远不放弃对新理论和新技术的追求，甚至不遗余力赶超美国同行。中国最早的神经外科、胸外科、整形外科等新兴学科均发源于协和，如今许多强势的学科已经在更广阔的天地独立发展为专科医院。(见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住院医师杨远帆：《摧不垮的信念——老协和外科的教育与研究掠影》)。

作为一名医学生，怎能抗拒这种魅力的吸引？每天早上，曾宪九很早就来到手术室，为上午的手术做好一切准备并参加手术，下午回到病房接收新入院病人，晚上写病历、查资料、看书学习。他用脚步一遍又一遍地丈量着病房、手术室、图书馆之间的距离，同时积淀着知识和经验。他还完成了妇产科和其他科室的见习，全面地掌握了各科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冯传汉至今记得，在整个见习期间，曾宪九是最刻苦的学生之一，也是最能熬夜的。一天夜里曾宪九值班，一口气收了三个新病人，当连夜写完整套大病历时，天将破晓。加班熬夜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在这样紧张而繁重的学习和工作中，一些同学病倒了，但曾宪九仗着自己身体底子好，又能吃苦，硬是坚持了下来。天道酬勤!付出艰辛和汗水的人，自然会有好的回报。几年下来，曾宪九练就了一身扎扎实实的临床诊治技能，内心的喜悦不言而喻。特别是他在外科的出色表现，给外科教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博得了外科主任娄克斯教授的赏识。在外科见习结束时，他和班上的冯传汉、范国声等三位同学一起获得了“外科奖”。在毕业去向选择上，他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留在外科，实现了自己做一名外科医生的愿望。

冯传汉回忆说：“在同学们的心目中，曾宪九是一个博览群书、涉猎广泛、有独到见解的才子。他养成了勤学、多思的好习惯，学习非常扎实。凡是学过的知识，务求理解深透。为了弄清一个问题，不惜多方查找书籍资料。但他又不是书呆子，不拘泥于书本，而是善于将书本理论与临床观察相互印证，密切结合。同学们都打心眼儿里佩服他，没有毕业就称呼他为‘博士’。曾宪九做事非常认真细致，写的字从来都是工工整整、规规矩矩，很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他虽博学多才、思路敏捷，但每次发言都很谨慎，从不因学习好而自高自大。谦虚平和的待人接物方式，更增加了他的个人魅力。”

在曾宪九就读协和期间，1937年7月7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北京协和医学院组织了军士医官训练班，为抗战前线培训医官，曾宪九和全班同学都参加了训练。

经过8年的艰苦努力，曾宪九和同学们终于迎来了毕业的那一天。在毕业论文答辩中，曾宪九的论文《脊柱结核》获得教授们的高度认可。1940年7月，学校组织了隆重的毕业典礼，曾宪九和同学们戴上博士帽，穿上博士服，心潮澎湃。此时的曾宪九已不再是8年前那个稚气未脱的小伙子了，8年的训练不仅使他戴上了医学博士的光环，更重要的是使他具备了做一名好医师所需的最重要的基本素质，为他今后向医学金字塔顶峰攀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曾宪九选择的这条协和医学路，从一开始就注定比其他专业道路更为艰辛和漫长，且充满挑战。这是一条医学精英之路，有勇气走这条道路的年轻人自然不多，有能力走这条道路的人自然更少，走上这条道路并能坚持到底的人则少之又少，有资格在这条道路上领跑的人则可谓“精英中的精英”，而曾宪九就是这条协和从医路上当之无愧的领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