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魂

柏桦一直是我佩服的诗人。说真的，他是我八十年代所遇到的最有诗歌天赋的人。他的机敏细致，他的善谈，他那一触即发的诗心，以及将迷离的诗意弹射进日常现实深处的本领，使每一个与他有较近接触的文艺人都获得了多益而久远的启示。我一直是受益者，所叹的是，我所能回赠的恐怕是少得可怜。这种慨叹后来一直掺杂着自责：九十年代始，我们每个人都坠进各自的深渊里，忙于自救，终于，“是什么东西让人受不了”（柏桦《自由》），他搁笔了。凭我们亲密的友情，万里之外的我当时能去阻止他，并试着逆转他吗？我为什么没去做，甚至没有察觉到他搁笔的决心呢？这种自责时常又被一个反问解释：生活如此广阔，人为何一定只有写诗呢？

但写诗的日子是销魂的，无以替代的。一九八三年秋天一个雨后的下午，在重庆歌乐山下，在我的那一小间研究生宿舍里，我和柏桦第一次结识。我内心多少次庆幸这次相遇啊。正是因为它，我猛然获得了一面无形的镜子，窥到了自身潜能，唤醒了亡命于诗歌的勇气。那之前，从一九七八年上大学以来，我独立写了五年诗，却总是落落寡合。我试图从汉语古典精神中衍生现代日常生活的唯美启示的诗歌方法，但在我家乡湖南，那弥漫着浓郁的楚文化日常微妙的地方，却完全得不到同代人的半点回应。先锋诗这些年不知为何一直与那片土地绝缘，虽然我的同学中涌现了一批如何立伟、韩少功、残雪、徐小鹤似的散文叙述艺术的革新者。当代汉语诗歌为何重点选择了四川、南京等地来显灵，这是一个大谜。

柏桦的《左边》正是给我们讲解这个谜。从他特殊的讲述角度，我们首先可以体悟到，所谓“后朦胧诗”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以纯美学变革为内涵的运动，它的始作俑者是“文革”后第一、二批（七七届，七八届）招收的老大学生，继之是后来六十年代初出生的年轻一些的应届生。虽然八十年代初这些诗人的历史记忆、用词措语、交流结社等方式也有着强烈的时代烙印，但在写作中却基本上没有选择正面的对应，而是沉湎于发明一种新颓废，来点染写作冲动和青春的苦闷。加之当时在社会角色上，他们有天之骄子的骄傲感，校园里又有对专业态度的鼓励，因而诗意的卓越，而不是对文本的一呼百应的社会效应之企盼，便成了首要的选择，成了新类型反叛者成功的标志。

柏桦是广州外语学院英文系七七届的学生，是“后朦胧诗”最早的创造者之一。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如果说北岛是早期“朦胧诗”的主要代表的话，那么柏桦无疑是八十年代“后朦胧诗”最杰出的诗人；如果北岛给了晚几年出道的柏桦不可磨灭影响的话，那么柏桦对八十年代的南方地下诗界的影响亦是深入而广泛的。一北一南，一前一后，他们作为角色确实有某种对称。我们若拈出北岛的《回答》（1978年）作为其早期代表作，以此来比较柏桦的前期力作《表达》（1981年），我们又能看出两者作为不同的诗学宣言的一种对称：虽然两者都是关涉言说的，但一个是外向的，另一个却内倾；北岛更关心言说对社会的感召力并坚信言说的正确性，柏桦想要的是言说对个人内心的抚慰作用和质疑表达的可能。柏桦在本书中处处流露出对早期北岛的倾慕之情，但他却顺利地转化了影响，一开始就在写不一样的诗。看来，明智的作家接受影响时就在学会回避某些东西，或者说，最好的接受某种影响的方式就是不去接受这种影响。柏桦典型地代表了“后朦胧诗”诗人的这种明智的策略，而诗意的提高就是不断地去积累这方面的经验。

柏桦在书中很是慷慨地抖露他写作的一些秘密，一些重要而奇特的诗篇诞生的始末。这些细节贯穿全书，是十分引人入胜的。我记得十六年前，在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六年那段似水韶光里，我们俩最心爱的话题就是谈论诗意的机密。当时，他住重庆市郊北碚区，我住市区里沙坪坝区歌乐山下的烈士墓（从前的渣滓洞），彼此相隔有二三十公里，山城交通极为不便，为见一次面路上得受尽折磨，加上他被一个极制度化的女人管制，不能动辄就出门疯癫，我呢功课也忙，有时个把月才能见上一面，因而每见一次面都弥足珍贵，好比过节。我们确实也称我们的见面为“谈话节”。我相信我们每次都要说好几吨话，随风飘忽；我记得我们每次见面都不敢超过三天，否则会因交谈而休克、发疯或行凶。我们常常疲惫得坠入半昏迷状态，停留在路边的石头上或树边，眼睛无力地闭着，口里那台词语织布机仍奔腾不息。我那时真能想象梵高为什么会割下一只耳朵来，那很容易。在那种情境中，若谁向我们要大拇指，我们就可以给谁，这样可以少一点小累赘。我劝告任何人跟一位真正的诗人聚会都不应该超过三天，事实上，好朋友相聚就是不该超过三天，否则会出事。

那絮叨不绝的话题只有一个：诗。诗如针眼，肉身穿过去之后，别有洞天，这个世界都是诗，一草一木，一动一响，人与事，茶杯，耳机，二胡，老太婆突然像少女似的奔跑，童年，灯芯绒上衣，体育老师的寂寞，一个胖官僚白胖胖却小如花生米的阳具，会哭的门，古代的吊桥，女邮差与月经的某一天，艾略特的荒原与阳痿，灯泡里电的疼，大师的相通（比如邓小平天生能看懂毕加索），古今不薄，东西双修。一切一切都是诗。没有这种境界的人，终究不可为诗。十年后，柏桦在一九九三年歇笔前最后那首叫《选择》的诗里，他骄傲地唱道：

他要去肯尼亚，他要去墨西哥

他要去江苏国际公司

年轻时我们在规则中大声尖叫

今天，我们在规则中学习呼吸

啊，多难啊，请别吵了！

让我从头开始练习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这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

肯尼亚，墨西哥，江苏国际公司

这就是诗，请选吧，这全是诗

我们在规则里不知疲倦地练啊练，销魂在练习中。时光流逝，全不察觉，竟接近了回忆的年龄。我们曾好像是在竞赛着什么，凭虚指点，彼此能指哪到哪，不甘落步，经一番心灵的遨游，最终又能落实和复原到生命实在的事理中。落实和复原到事理，我坚信诗的最终意义；而给人一种貌似脱离事理的虚无的翱翔之激荡，乃诗意也。柏桦谦卑地既叫我们飞，又叫我们活在事理中，而诗的事理就是生活的事理。柏桦，你必须再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