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五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华夏文明中，文章妙手如群星闪烁，不可胜计。当现代人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唐宋文坛风云际会的历史瞬间时，多数人会眩惑于诗与词灿烂的云霭，却往往忽略了掩于其后的另外一种同样重要的文学体裁——散文。唐宋散文，上承先秦汉魏六朝，下启元明清三代，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其时名家辈出，各具个性，文体大备，丰富多彩，既大大拓展了散文的天地，又多有传世名作，可谓盛况空前，震古铄今。其中作家最负盛名者有八位，他们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被后人尊称为“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由于各自所接受的传统文化影响不同，所面临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以及自身的际遇不同，其文章所涉及之领域与内容亦不尽相同。韩愈以振废起衰为己任，其文多涉及“道统”之类，追往圣，继绝学，为复古张目，回击阻碍古文运动发展的种种言论。柳、欧、王等都是全力从事政治革新的人，身处政治革新运动的漩涡，所以他们的文章更多涉及当时的政治焦点及社会现实，既有对下民病痛的忧心，也有对贤才湮没的同情；既有对奸吏暴政的抨击，也有对衰风弊习的斥讽。其笔触所及，远比六朝骈文更为广阔、丰富。而“三苏”更以学识渊博著称于世，其文立足现实问题，出入于经史及诸子百家，旁征博引、气势磅礴，多史论之作，为社会改良开济药方，摇旗呐喊。曾巩一生官位既不如欧阳修、王安石之显赫，仕途亦不如柳宗元、苏轼之多坎坷，其文多阐述古文理论、劝诫后学上进之作。

更值得注意的是，唐宋八大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都铸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如韩愈之构思精巧，气盛言宜；柳宗元之思理深邃，牢笼百态；欧阳修之唱叹多情，从容不迫，无艰难劳苦之态；王安石之锋利劲峭，绝少枝叶；曾巩之醇朴平实，深切往复；苏洵之纵横雄奇，尤长策论；苏轼之如行云流水，随物赋形，宛转曲折，各尽其妙；苏辙之委曲明畅，一波三折等。应该说，这表明了唐宋诸家在“文学的自觉”、艺术的追求上，比缺乏艺术个性的六朝人要更向前跨进了一步。同时，诸大家在散文理论的构建中，虽力反六朝颓风，对其文笔之辨、文学特质的探讨亦弃之不顾，而在创作实践中却并未忽视散文抒情的特质。他们在创作中摆脱了音律、辞藻等方面的重重束缚，在熔冶古人与时人语言的基础上，吸取各方面有益的艺术技巧，从而创造出随势而异、新颖完美的散文艺术形式。这种继承与发展的特质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

当然，唐宋散文作者堪称大家者，远不止上述诸人，其他如晚唐小品文作家罗隐、皮日休、陆龟蒙，以及北宋的范仲淹、司马光等，都颇具大家风范。但在散文理论的构建、推广及对后学的影响上，上述诸大家却为举世所公认的丰碑。此八大家之作，大抵代表了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于是，我们将其辑录编译，详加校勘，名曰《唐宋八大家》以飨广大读者，希望能有助于读者管中窥豹，触类旁通，了解唐宋散文的价值，并从这笔宝贵的遗产中汲取滋养，或可作为繁荣今天散文创作的借鉴。

诸大家除散文创作取得很高成就外，诗词方面亦有可观之作，韩柳的诗，欧阳修、苏轼的词，均当之无愧地属大家行列。本书在重点突出八大家散文创作成就时，对韩愈、柳宗元的诗，欧阳修、苏轼、苏辙、王安石的词也一并铺陈，进一步张扬其大家气象，以彰其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所做出的继往开来的重要贡献。

当然，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时间仓猝，书中恐怕难免有贻误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文史界同仁批评指正，以便让我们再版时及时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