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文艺小粉丝的福利：终于见到了鲁迅

人与人相交，就一个“缘”字。要说得清楚一点儿，就是投味，彼此都有喜欢对方的地方。

陈翔鹤1901年3月19日出生在四川省重庆市，虽然比沈从文只大一岁多，可陈翔鹤从小学、省立中学一直到1920年考进上海复旦大学，再到1923年转学北京大学研究生班，专攻英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他这一路走来，与沈从文的经历显然是天差地别的，尽管如此，彼此的相互喜欢，还是使他们成了朋友。

第二次他们相遇时，正好是一个暖阳流溢的中午。沈从文在阳光里啃馒头，陈翔鹤在远处的树荫下看书，他们的目光遇上了。一个把书拿在手上，一个把馒头拿在手上，他们都微笑着朝对方走去。

“你吃吧，接着吃吧。”

沈从文憨憨地笑着点点头，把剩下的半个馒头，一下子全塞进嘴里。

陈翔鹤看着他吃完，替他松了口气，说：“你真像条蛇，能吞下比自己还大的东西。”

“你还真说对了，我小时候，个小精瘦，还算机灵滑稽，常常逗得山寨中的老少们捧腹大笑，他们就都叫我‘沈蛇崽’。”

“还真有这事？”

“真有。”

“说说你小时候的事。”

朋友想知道的事情当然要如实回答，沈从文打开了记忆的大门：小时候家境还过得去，有书读，自己却不珍惜，而只顾贪玩，常常逃学去街上看木偶戏，还自作聪明地把书包藏在土地庙里，交由菩萨来给看管，自己尽兴地整天去看戏。结果，菩萨不高兴，就把书包送给别人。戏看完了沈从文才发现，急了好一会儿对菩萨说：“书包不见也不是什么大事，我本来就不想背书包。”

话既然这么说出来了就只能离开，第二天又只得硬着头皮去上学。刚进校园，就遇见了毛先生，“昨天到哪里去了？”他面带怒色大声责问，沈以文如实回答。

他所做的事情已经让毛先生很是生气，一副无所谓的神态更让毛先生火冒三丈，于是便罚他跪在那棵楠木树下，跪了半个小时才让他起来。

“你恨不恨老师罚你跪树下？”

沈从文坦然地迎着毛先生的目光说：“当然恨，你不该在同学面前罚跪侮辱我！”

“可我怎么就觉得是你自己在侮辱自己呢！你噘嘴，我知道你不服气，可我还是要告诉你：树木都知道往上长，你却要往下跪。人必须求上进，不能自轻自贱，要自尊自贵。你如果能自尊自贵，不仅仅是我，谁也没法侮辱你。你自己可以去想想，我能无缘无故地去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跪到这树下来吗？”

毛先生说着一指远处在上体育课的学生，然后一甩手走了。

“那是一个好老师，你遇上他是你的福气。后来，你就专心读书了是吗？”陈翔鹤听了问道。

沈从文摇摇头。

“还不改？”

“不是不改，是后来我就与学校无缘了，父亲在北京出了事，家道衰落，我只能去当兵了。”

不幸的经历人人都有，能让人赏识的，是对不幸的态度，一种充满活力不屈不挠的生命魅力。正是这一点，陈翔鹤喜欢上了沈从文。不久，同样一群嗜好相近相同的人也都喜欢上了沈从文，他们有刘梦苇、冯至、左恭、杨晦、黎锦明、王三辛、陈炜谟、赵其文、蹇先艾等等，其中德文系的冯至、英文系的陈炜谟，成了沈从文这个旁听生无话不谈的朋友。

冯至生于1905年，比沈从文小三岁。18岁时就在《创造季刊》上发表了组诗《归乡》，当时陈翔鹤与陈炜谟他们正组织成立浅草社，正是这首《归乡》引起了浅草社同人的注意，约冯至加入浅草社。

我有一颗明珠，

深深藏在怀里，

恐怕它光芒太露，

用重重泪膜蒙起。

我这颗明珠，

是人们掠夺之余；

它的青色光焰，

只照我心里酸凄。

……

我不能容忍了，

我把我的胸怀剖开，

取出血红的心儿，

捧着它到人丛处。

……

夜深了，

神啊——

引我到那个地方去吧，

那里无人来往，

只有一朵花儿哭泣。

在北大的绿树花间，陈翔鹤高声朗读着冯至的《归乡》，把他的作者介绍给沈从文。

作为诗人的冯至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诗篇，他与卞之琳一起被认为是中国新诗史上的现代派大家。鲁迅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褒扬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听了冯至的诗，沈从文非常钦佩地望着他，憨憨地笑着：“比我还小，就写出这么棒的诗，还就能出版了。”

“你能欣赏我的诗，我真高兴。”

“我也写过诗。”沈从文张嘴说出这话，脸竟然有些红起来。

冯至来到他面前，坚持地说：“快读出来，让我也听听。”

“我忘了。”

“忘了？！”冯至有些不信地望着沈从文，就连陈翔鹤的目光里也有疑问。

沈从文急了，说：“真是忘了，这已经有好几年了。”

“你才多大，已经有好几年了，我17岁时就创作第一首诗《绿衣人》，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你写诗比我还早？”

“没有你早，我是19岁时写那些诗的。”沈从文稍稍犹豫了一下，开始讲那一年在当地的团防局做税收员的事情，记得自己深爱过一个明慧温柔的女孩，只看了她一眼，就再不能忘怀。于是，就为她写了许多诗，许多半通不通的五律七律旧体诗。

冯至听了，一笑之后，立刻又忍住了，望着衣衫单薄的沈从文说：“你真直率，又这么善良，我们交个朋友好吗？”

“太好了！”沈从文有些激动地望着冯至，又问：“你认为我善良吗？”

“当然，一个能真爱的人，绝对是善良的。”

陈炜谟生于1903年，比沈从文小一岁。他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兼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课，是一个忠诚、坚韧、寂寞的学人、作家，一生都在追求光明和进步。

1980年8月10日，沈从文在北京回忆20世纪20年代前期在北平的一段生活时写道：

我记得就是在这时节和翔鹤及另外几个朋友相识，而且比较往来亲密的。记得陈炜谟是北大英文系高才生，特别受学校几位名教师推荐，性格比较内向，兴趣偏于研究翻译，对我却十分殷勤体贴……正因为我们性情经历上不同处，在相互补充情形下，大家不只谈得来，且相处极好……回溯半个世纪前第一阶段的生活和学习，炜谟，其文和翔鹤的影响，显然在我生长过程中，都占据一定位置。我此后工作积累点滴成就，都和这份友谊分不开。换句话说，我的工作成就里，都浸透有几个朋友淡而持久古典友谊素朴性情人格一部分。

除了北大的这些学人，经过姐夫田真逸的介绍，沈从文结识了董秋斯，并通过董秋斯开始与一批燕京大学的学生结识交往。

董秋斯1899出生，是个文学翻译家。他翻的《大卫·科波菲尔》《高原牛的家》《战争与和平》《士敏土》《杰克伦敦传》《红马驹》《跪在上升的太阳下》《卡尔·马克思》《佳作》《马背上的水手》《烟草路》等名著使今天的年轻人还记得他的名字。

沈从文与董秋斯结识，缘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沈从文去看望姐夫田真逸，碰巧董秋斯也在那儿。出于礼貌，田真逸给他俩相互介绍：“这是我的同学董秋斯，这是我的内弟沈从文。”

两个陌生的青年相互点点头后，又碰巧有人来唤田真逸去有急事，他于是便托董秋斯陪陪自己的内弟。董秋斯问道：“当兵很刺激吧？”

沈从文非常认真地摇了摇头。

看着沈从文肃然的样子，董秋斯突然感到眼前的这乡下人似乎并不只是憨厚和可笑，便问他：“能说说吗？”

“我干的是土著部队，在那里，只能看见烧房子、杀人、强奸妇女这些个犯罪记录，当然也可以从中了解这行为背后所隐伏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

沈从文严肃地点了点头，开始给董秋斯描述他9岁那年亲眼所见的杀戮几千无辜农民颜色鲜红的场面。

董秋斯也坦诚地给沈从文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

“小的时候我家里穷，只能穿破破烂烂的布鞋去上学，学校里的富家子弟，穿的都是皮鞋。上体育课，先生喊‘立正’，富家子弟两只皮鞋一碰，‘啪’的一声，气派得很，先生就给好分数。我听到‘立正’，踢踢踏踏的站都站不稳，先生便皱眉头，给个不及格，有时还引来同学一阵哄笑。”

沈从文听了没有笑，反而神色肃然地讲起家乡的贫困，讲起贫困中人的正直和骨气，就这样，他俩相识了。没过几天，董秋斯就忍不住托人邀沈从文来燕京大学聊聊。沈从文来了，他们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样聊起来。夜幕来临，沈从文就睡在董秋斯独住小楼的地板上，与董秋斯做彻夜长谈。两人一刻不停，天上地上谈了一整夜。到第二天白天，董景天感到有些支撑不住，可一到晚上，他又禁不住这种谈话的诱惑，与沈从文再继续谈下去。

两人轮流畅谈自己往日的所见所闻所感，沈从文谈得多一些。除了讲述自己的经历、更多是介绍湘西的种种民情风俗，一个特异的世界在董秋斯面前展开，听得他倦意全失。只不过，最能将他俩的心拴在一起的，还是沈从文那对过往经历的看法。清军对乡下苗民的血腥屠杀，使沈从文愤慨不已，他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自己内心的感受：对那些滥用权力的刽子手，我实在是恶心！

一个人少年时的感受是强烈的，这强烈的感受影响了沈从文的一生，“在无形中就不赞成这种不公正的政治手段。到了我能够用笔来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我就反映这个问题。”多年以后沈从文坦率地说。

后来，董秋斯成为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后还当过周恩来总理的外交秘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沈从文，终其一生，都不能自觉革命，根源就是他这种源自于少年时期就厌恶流血的看法。

那时候，董秋斯与沈从文一连谈了三个晚上，双方都把对方视为知己。

1981年，沈从文在回答《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在北京问及他这段往事时说：

“当时住北大附近公寓的相熟同学间，几乎过着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生活，相互接济是常事。陈炜谟、赵其文、陈翔鹤对我很关心，我常和他们一起在沙滩附近小饭馆里同座共食；燕京大学也有熟人。董景天（即董秋斯）是我在那里最先认识的朋友。他是姐夫田真逸中学时的同学，由于他的介绍，我先后认识了张采真、司徒乔、刘庭蔚、顾千里、韦丛芜、于成泽、焦菊隐、刘潜初、樊海珊等人。当时，董景天是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按惯例兼任校长室秘书。我去燕大时，晚上就睡在他独住的小楼地板上。他曾当掉自己的西装，特地为我买了一双新鞋……每到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便成了他们的‘不速之客’，在那里留宿三五天是常事……八个朋友毕业后返乡，北伐高潮期间，其中六人做了县农会主席。随后‘马日事变’一来，在国民党‘清党’时一同牺牲了。燕京大学的朋友，除董景天，后来也陆续死于中国社会的各样变故里。”

北京炎热的夏天终于过去了，新的学年开始，沈从文已经是朋友遍大学了，不仅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农业大学也有。繁华大都市北京，穷学生到处都是，人们在学校见到衣衫褴褛的人，一点儿也不奇怪，许多人为沈从文的经历和憨劲所吸引，都愿意跟他交往，并给他以帮助。

常常在学校开馆的时候，有人就会想到沈从文，跑来唤他：“走，一起去。”于是，沈从文这一顿的问题就解决了。偶尔也会暂时地被人遗忘了，这时沈从文就得忍过一顿，撑不下去时，他就会在开饭前主动到“朋友”的宿舍去拜访。

沈从文主动去“拜访”的，都是些得过他帮助的人，这些人大多还算有钱，学业上却很一般，常需要沈从文替他们写写作文，做做家庭作业试卷，或者代写一封情书。有一次，沈从文甚至代替一个学生参加考试，结果不但及格，还得了三角五分钱奖金。

这天，陈翔鹤与冯至来了，两人一路东张西望的，像是在寻找什么，沈从文一下子看见了，忙迎了上去。

“问了几个人，听到你今天发了点小财，我们就知道你在校外了。”陈翔鹤笑着说。

“你们真可以做侦探了。”沈从文对冯至憨憨一笑，望着陈翔鹤说：“走，我请你们去吃碗面。”

“你以为我们是来让你请客的？”冯至笑着问。

“是不是都让我请一次，我有钱了。”

陈翔鹤知道他就有三角五分钱，听他一本正经说“我有钱了”，忍不住想笑，但还是忍住了，说：“我们是来邀你去听课的。”

“特意来找我去听课，一定是好课。”

“这还用说，今天周教授开讲‘中国小说史’。”

冯至说的周教授就是当时已经名声赫然的大文人周树人，笔名鲁迅。陈翔鹤与冯至都是鲁迅讲堂里的忠实听众，对鲁迅都很崇拜，以至后来陈翔鹤特意写了《我所见的鲁迅先生》一文，对鲁迅赞扬不已；而冯至则专修鲁迅的“中国小说史”，以后又常到鲁迅家拜访。

鲁迅对陈翔鹤与冯至，评价也非常之高，认为陈翔鹤他们当时办的《浅草季刊》向外，在摄取异域营养；向内，挖掘自己的灵魂，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还认为第二年陈翔鹤与杨晦、冯至、陈炜谟等组织“沉钟社”，是当时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还说，看现在文艺方面有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对于冯至，鲁迅则褒扬他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当沈从文跟陈翔鹤与冯至走进大讲堂时，里面早挤满了前来听课的学生，不一会儿，讲台上的侧门开了，一个身着黑色、上面还补了补丁长衫、四十出头的男子走上来，他个子不高，蓄着平头，嘴唇上留着胡须。

“他就是鲁迅？连个讲义教案都不带？”沈从文忍不住问。

陈翔鹤用目光止住他。

讲堂里鸦雀无声，鲁迅用抑扬顿挫的声音，开始了他的开场白：“《中国小说史略》已印制成书，你们可去看那本书，用不着我在这里讲了。”

开场白过后，鲁迅开始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讲解，讲台下的学生们，一个个如逢甘露，瞪眼竖耳，全神贯注，生怕少听了一个字。

那时，鲁迅正在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一书。鲁迅是边译边印，然后把印成的“清样”课前先发给学生。鲁迅的课却并不按“清样”讲，而是把范围拓展得非常广泛。

冯至后来回忆1924年暑假后听鲁迅“中国小说史”课的这段往事时说：“讲到莫泊桑的小说《项链》时，鲁迅用沉重的声调读小说里重要的段落，不加任何评语，全教室静息无声，等读到那条失去的项链是假项链时，我好像是在阴云密布的寂静中忽然听到一声惊雷。”

鲁迅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中肯而剀切，谈到秦始皇时，他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

谈到曹操时，他说：“曹操被《三国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

冯至最后对鲁迅的课评价说：“他讲课时，态度冷静而又充满热情，语言朴素而又娓娓动听，无论是评论历史，或是分析社会，都能入木三分，他的言论是当时在旁的地方难以听到的。”

从讲堂出来，三人都很激动，沈从文连声说：“真是胜读十年书，胜读十年书。”

陈翔鹤和冯至听了，都看着他笑。

“我还是请你们去吃碗面条吧！”沈从文又一次邀请。

冯至摇摇头，说：“我要去看郁达夫先生。”

沈从文听到郁达夫的名字有些耳熟，他马上就想起来了，激动地说：“你说的郁达夫先生是不是《沉沦》的作者？”

“正是。没想到你还看过《沉沦》。”

“你什么时候认识郁达夫先生了？”陈翔鹤也问冯至。

“北大刚派经济系教授陈启修赴苏联考察经济，就请了郁达夫从上海来北京，代替陈启修讲授统计学，有一天让我给碰上了，聊几句就认识了。郁达夫先生对人很有同情心、非常热情，喜欢帮助他人。刚认识，他就向我推荐了海涅的《舒尔茨山游记》，我想把它译成中文，特去请教郁达夫先生。”

沈从文听了，羡慕地望着冯至。

几天之后，或许是受鲁迅“中国小说史”的影响，陈翔鹤与沈从文几乎是同时开始了小说的写作，还一起到书店去购买鲁迅的小说集《呐喊》。

在书店里，陈翔鹤和沈从文都拿着《呐喊》翻了一会儿，然后拿在手上，差不多同时去掏钱。陈翔鹤掏出一个银圆，沈从文掏出一个又一个铜板，刚掏出三个时，陈翔鹤已把银圆递进柜台。说：“两本一起付款。”

沈从文见了，着急地喊起来：“我有钱，一本书的钱还是有的。”

因为着急，几个铜钱撒在地上，引得柜台里一阵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