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特洛伊悬疑

走近荷马并不轻松，既有坎坷的道路也有始料不及的危险。

迄今为止中国几乎没有直通希腊的航班，许多航线都要途经欧洲的其他城市中转，这次我们选择了土耳其航空公司的航班，在伊斯坦布尔降落。为了赶时间，我们降落后对这座历史名城只是匆匆地逛了半圈儿。就像世界上任何现代化大都市一样，伊斯坦布尔马路两旁矗立着熠熠闪光的玻璃大厦，交通拥堵得和北京一样令人没脾气。在此地稍作逗留的第一件要紧事，是请租车公司的人设定前往北爱琴海的导航，目的地是特洛伊的古战场。

土耳其的旷野

随之，我们就仓促上路了。汽车在土耳其东部乡村小路上剧烈颠簸，就像孤独的小船在大海中飘摇。在驾车经历中，从未领教过如此刁钻古怪的道路，多年风雨侵蚀的路面已退变为一望无尽的蜂窝状，支离破碎，又如岩石般坚硬。每当车轮陷入一处坑洼，车厢里就传来令人惊心的巨响。

比路况更糟糕的是在这片陌生的国土迷失了方向。按原来的计划，从伊斯坦布尔上路，穿越黑海和马尔马拉海之间宽阔的地峡，向西行驶30多公里，在天黑之前抵达北爱琴海之滨的恰纳卡莱，那里是踏访特洛伊必经的落脚点。

车驶上高速公路，风驰电掣，不久左侧出现了明丽的海岸线。正当前方迎来第一个指向恰纳卡莱的路标时，导航仪却发出向右转的指令。到底向左还是向右？听谁的？有驾车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一刻间不容发，在犹豫的瞬间向右几个大盘旋，就驶入这片苍莽无边、曲陌倾斜的田野。

途经一个又一个村庄，简陋、破旧，几乎与中国的偏僻地区相似，却空寂无人，像沉睡般宁静。此去再也见不到地名和路标，只能靠阳光投下的影子猜测方向。偶然遇到一位农民，急于向他问路，对方却不能用英语沟通。这时唯有导航仪显得超级灵敏，忽而发出或向左或向右或掉头的指令，就连几米半径的小弯都不会漏掉。而目的地却离我们愈来愈远了。

车轮更加频繁地发出撞击坑洼的声响，一次比一次沉重，叫人担心随时可能发生切轴事故，被抛置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旷野。此刻才感悟到一种无奈的惶惑，在既没有方向感又没有地面标识的异国他乡，仅凭导航仪发神经似的调度，就像陷入令人绝望的怪圈，顿时心情紧缩起来……

记得离开北京前在一次艺术沙龙聚会中有朋友问我：“你在忙什么？”

我说：“在看荷马。”

“河马？”他惊异地睁大眼睛，“去动物园？”

我在北京有一个艺术家的朋友圈，这些朋友见多识广，却对“荷马”两个字如此陌生。我想大概因为它既非显学，读来又很费功夫；这是不该被中国文学界忽略的一个角落，醉心于荷马的人为数不多，其中也包括迟迟而来的我。

如今掏出手机扫一眼微博或微信中的故事，就翻开一个比文学更鲜活也更沉重的世界，一个人的纸质阅读趣味不免变得挑剔。在夏日一个炎热的午后，我的手在书架上寻觅，仿佛下意识地要触碰一下最生疏最艰涩而被冷落的东西，偶然抽出《伊利亚特》，翻开来，一眼看到下面两行诗句：

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致命的愤怒，
那一怒给阿开奥斯人带来无数的苦难……

开头的古希腊故事古老而陌生。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令人最困顿的莫过于那些“繁杂”的人名，不仅要记得人物的名字，还要记住他父系的名字；不然还没弄清人物关系，他早已死在弓箭枪矛之下了。随着情节层层展开，很快就把人带入诗人营造的世界。紧迫的节奏，曲折的情节，严谨而宏大的结构，一行行，一页页，不停歇地埋首疾读。荷马仿佛身怀一种令读者不容间歇的叙述魔力，一旦被他攫住，就进入他那惊心动魄的场景和环环相扣的旋涡。

用了四天读完这本如同砖头厚的《伊利亚特》，接着又用三天去读荷马名下的《奥德赛》，读完掩卷而思，霎时间愣在那里……

在阅读荷马之前，我对荷马的认知和中国大多数读者一样，只限于特洛伊木马之类的肤浅传说。合上荷马的诗卷才察觉自己的知识少了一半的空间，而那半个空间对于认识人性、认识自己，乃至认识世界都是不可或缺的。

伴随着中国翻译界持续地活跃，中国读者的阅读眼界已足够宽阔。我们熟知莎士比亚，也知道但丁、歌德、普希金、拜伦、雪莱、泰戈尔……这些诗人一概俯伏在荷马的脚下。年轻的拜伦投身希腊的解放战争，雪莱曾高呼：“我们都是希腊人！”如今，不仅美国一些著名大学将“荷马的英雄主义”列为基础课之一，在我国也偶见读书榜单把《伊利亚特》列作人生必读的十大书籍之一。

荷马的文学魅力在于它的原初性，它是整个西方文化的万泉之源。文学可以有千百种定义，而对于人性的贴近是文学始终不移的焦点。在西方，每当人性处于焦虑和迷惘时刻，人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叩问希腊，回望荷马，似乎那里存有可解决问题的取之不尽的宝藏，视为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

这两部史诗树立了诗歌艺术的最高典范，自古以来就是希腊文化和教育的基石。

（K．W．格林斯登：《荷马与史诗》）

对于中国一介文人来说，这真是一次奇特的读书经历。国人讲读书，必讲王国维所说的三重境界；西人讲荷马，既是直捣源头也是直点要穴，一点就点到荷马。荷马史诗的文化意义堪比中国的《诗经》，前者作为两部长篇叙事体裁所承载的信息规模却宏大无比。

说来奇怪，荷马虽然古老，阅读他的史诗所描绘的青铜世界却伴随着无往不在的“当下感”，仿佛他就在你身旁，就在你耳边，驱使你和当下的世界做一番比较。一位西方学者把古希腊精神与现代关系讲得很通透：

所有人都同意希腊属于古代世界。任何历史学家，无论他怎样划分古代和现代，希腊人都无可争辩地属于古代。但是就时间的先后而言，他们是在古代社会的时间段中；希腊人身上没有任何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标志……他们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全新的东西。他们是最早的西方人；西方精神，也就是现代精神，是属于希腊人的创建，希腊人是属于现代社会的。

（依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精神》）

不久，有关荷马和古典希腊研究的各种著述就积满我的一个书架。当读完半个书架仍有半个书架待读时，一股不可抑制的冲动油然而生，于是就盘算着这一程荷马之旅。按计划，土耳其只是第一站。接下来还有希腊半岛和海上航线的一连串行程。

不料还没到达第一站，就因迷路陷入四顾茫然的困境。

这次从北京出发之前，甚至没来得及对目的地做个粗略的安全评估。最近的国际新闻报道中说，与土耳其接壤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局势动荡不安，而且这里是“伊斯兰国”向中东转运恐怖分子的枢纽，还时有恐怖分子袭击华人的事件发生。此行不假思索就急忙上路，显得多少有些莽撞。

天色已近黄昏，山丘、树木在倾斜的地峡拖下长长的影子。环顾左右，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令人担心这死寂的荒野在天黑之后会发生什么意外……

荷马寻踪

说到荷马其人，归在他名下的两部宏大的史诗历历在目，读来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却唯独不知其人身世；后世人看荷马，穿过层层的历史迷雾去看他徘徊在爱琴海之滨的身影，人也朦胧，事也朦胧。他的生平逸事一直停留在考证、揣测和无休止的争辩当中。

荷马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分别160行和120多行，任凭后人穷尽想象力去解读。在古希腊史一个特殊的时代，在爱琴海沉沉的暗夜中，荷马史诗有着星悬日揭、云蒸霞蔚般的光芒。不过，荷马其人相对其作，就像一副模糊的面容躲在史诗绚丽光环的暗影处。

荷马生平缘何不详？他名下的两部史诗中缺少一句哪怕最谦恭或最简要的自我介绍。他把自己的才华横溢归功于女神缪斯，而将自己隐藏起来。这种艺术处理本应是叙事文学的不凡境界，但在学者眼中却弄得荷马作品的作者模糊难辨。而在希腊普罗大众心目中，荷马就是神，其才情、灵性和创造力与神无异。

比荷马生存年代稍晚，大体属于同时代的诗人赫西俄德，甚至有传说曾经与“神一样的荷马”同台竞技，后者的生平就略显真实。他留下两本薄薄的小册子——《神谱》和《工作与时日》，一本是对希腊众神族裔的排序，另一本是对自己兄弟的劝谕，诗中都以第一人称留下多处印迹，于是著述权便毫无争议地归属在他的名下了，他也被后世誉为“我们所能知晓的第一个希腊诗人”。据说两人竞赛时，赫西俄德因题材不涉及战争而获胜；这难免有人为荷马打抱不平。从文学角度来看，赫西俄德的《神谱》不太像诗歌艺术而更像一位脾气不好的牧师在布道；《工作与时日》又像一位债主在向欠债的亲戚去说教。相较之下，赫西俄德的才华难望荷马项背：

他没有荷马的激情，没有他的尖锐，没有他狂野的想象力。如果赫西俄德是一轮苍白的月亮，那荷马就是光芒四射的太阳。

（约翰·朱利叶斯·诺威奇：《地中海史》）

在那不勒斯、波士顿、慕尼黑以及希腊的博物馆，我们都可以看到荷马的大理石头像。卷曲的长发、浓密的络腮胡子、棱角分明的轮廓，一脸沧桑和悲天悯人之态，看得出是个盲人。这座头像的照片被许多正规的希腊史书所采用。不过，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艺术鼎盛时期按照当时一个模特雕塑的复制品，晚于荷马30年；其依据是有关文艺女神缪斯的传说：缪斯钟爱荷马的才华，给予他快乐也给予他不幸，取去他的双目同时给予他美妙的歌喉。有关荷马最早的雕塑尽管不大可靠，却也给后人勾勒出对于荷马最具感性的想象空间。

在爱琴海克里特岛的伊拉克利翁考古博物馆，有一尊竖琴演奏者的青铜小塑像，早已锈迹斑斑。大脑袋、小身子，四肢比例令人可笑地失调，怀抱一架古老而残破的竖琴，就如原始造型艺术那样拙朴。这是一件确凿的证物，证明在荷马之前的年代，环地中海一带已生活着一批以说唱为业的游吟诗人，“它”是荷马的先行者，干着同一个行当。

公元前约470年的一尊双耳陶瓶的彩绘，令游吟诗人的形象清晰起来：身披优雅的长衫，手持多节拐杖，仿佛一位盲人在探路。而且按照苏格拉底的评价，这一行当很受尊敬，可登大雅之堂，奉若上宾礼遇。在《奥德赛》中荷马也提到一个游吟诗人出现并且受到优渥的款待。

通常认为荷马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被称为古希腊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曾估算过荷马的生存年代；希罗多德大约生活于公元前482年至公元前430年，他说：“荷马的时代比之我的时代不会早过四百年。”（希罗多德：《历史》）而且，荷马的诗句最早被记录为文字，见之于考古发现的埃及莎草纸、陶器瓶画和金属盘上的铭文，也约在公元前8世纪。现代学者通常认为，荷马史诗在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就用文字记录出多种手抄本，距今已将近30年了。如果仅以叙事篇幅比较，中国出现篇幅相近的叙事文学则是两千多年后的明清小说。

荷马的出生地一旦确定，注定将成为文化和旅游的洞天福地，全希腊至少有七座城市在争此殊荣。其中被认为最有可能的地点是士麦那或希俄斯岛。

修昔底德（公元前471—前440年），这位古希腊的信史的奠基者，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引用一首《阿波罗颂歌》，说明荷马故乡在希俄斯岛：

少女们，我向你们全体告别了，
愿阿波罗和阿提密斯保佑你们。
在将来，请你们想到我，
无论什么时候，有其他旅行中疲乏的人来到这里，
询问你们：“少女啊，请告诉我，
在所有流浪歌手中谁的歌声最甜蜜？”
请告诉我，谁的诗歌你们最喜欢？
那时候，你们一定要用你们优雅的言辞，众口同
声地回答：
“住在希俄斯石岛上的盲目歌人。”

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这首诗中的“我”就是荷马。不过，后世学者认为荷马不会如此自负并大言不惭；又有人考证在希俄斯岛上生活过自成一派的吟诵诗人“荷马立达”，这些人奉荷马为先祖。其实，指认了“荷马立达”也就指认了荷马。这不禁令人想起西方一位作家的调侃：历史学家靠歧义性而生，新闻记者靠确定性而活。到底依据什么对七个出生地进行筛选？一个人最难改的两件事都和口舌有关：一是乡音，二是口味。由于口音永远带着乡土的痕迹，人们首要关注荷马使用的语言。

爱琴海东部现今土耳其的西岸，当初名为安纳托利亚以及周边的海上岛屿，早期被称为伊奥尼亚。据希罗多德记载，这个南北狭长地区使用四种方言，其中的士麦那和希俄斯岛使用爱奥尼亚方言。爱奥尼亚人是古希腊民族的一个分支，曾经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生活，后来迁徙到小亚细亚一带，形成一个与雅典密切关联的文化语言集团。最早的荷马史诗就是以爱奥尼亚方言为主，又在流变中混杂了当地和其他方言。

（史诗的）程式句法是爱奥尼亚人从埃俄利亚人那里习得的，尔后尽管他们在自己言语习惯的压力下，将之爱奥尼亚化了，但无论在怎样的情形之下，都无损于对之加以运用的技巧。

（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

说到这里，笔者提醒一下当今的旅游者：古爱奥尼亚非今日的爱奥尼亚，与今日所谓爱奥尼亚的地理方位大调角，位于希腊西部与意大利隔海相望的爱奥尼亚群岛，传说中是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的故乡。

2014年全希腊的荷马年会在希俄斯岛上举行，主持人不无骄傲地说，尽管荷马的出生地有几份名单，每份名单上都有希俄斯岛。我们把荷马出生地设想在爱琴海东部的一个岛屿上大致不会离谱。不仅由于荷马的“乡音”是这里的；而且这一带人文荟萃，诞生过古希腊许多著名的诗人、史学家、哲学家，诸如希罗多德、泰洛斯、毕达哥拉斯以及整个米利都学派，可谓人杰地灵。

对于荷马是盲人的推断相当一致。其根据是古希腊身强力壮的人都当战士，只有盲人适于充当歌手。并且唯有盲人才具备超群的记忆力，才可以驾驭两部鸿篇巨制的演唱。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荷马的诗歌中对色彩有着丰富而细腻的描述，若没有感性认知何来色彩绚丽的诗句？

当那初升的有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呈现时，
他们就开船回返，向阿开奥斯人的
广阔营地出发，远射的阿波罗给他们
送来温和的风，他们就立起桅杆，
展开白色的帆篷。和风灌满帆兜，
航行的时候，紫色的波浪在船头发出
响亮的歌声，船破浪航行，走完了水程。
他们到达阿开奥斯人的宽阔营地，
把黑色的船拖上岸……

天空、海浪、黎明、白帆……这一切在荷马的诗中备显灿烂多彩，比喻精妙，非亲睹者所莫为。因此学者们相信荷马是后天致盲的。他先前见多识广，后来又博闻强记；若果真如此，那可是天造地设的降大任于斯的妙合。

虽然荷马的墓葬地也有不同说法，如今却只剩一处——爱琴海中央的小岛洛斯，他葬于这座小岛的普拉科托海滩。不论与传说是否相符，全希腊无异议。那里没有墓碑，也找不到有人借亚里士多德之口在《残篇》中记载的墓铭：

在这里的土地下掩盖着一颗属于神的头脑，诸英雄的荣耀，神圣的荷马。

洛斯海滩只有强烈的阳光映射着一堆几乎被晒焦的乱石，荷马仿佛把自己的归宿深深嵌入蓝色爱琴海的海心。

倘若把以上对于荷马其人的记述作为生平简介，当即看出这些记述多么闪烁不定。其实，有关荷马的传说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例如，公元前5世纪有人不但知道荷马的出生地和归宿地，还说荷马在世时有许多人亲眼见过他，甚至还能说出荷马的原名和他父母的名字，对他的音容笑貌的描述，绘声绘色，不厌其详……各种说法见之于古希腊无名氏的《荷马与赫西俄德之间的辩论》，但不被学界采信。

学界能够“求同”的太少，留下“存异”的太多。倘若对荷马其人再多问一两句，例如荷马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一群人，顿时变成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被总称为富于经典色彩的“荷马问题”，引无数学人竞折腰。

初访特洛伊

特洛伊是荷马史诗的地望，《伊利亚特》的全部故事都在特洛伊发生。或可说，这是世界上最神秘也是令许多人心驰神往的废墟之一，是笔者在踏足希腊之前的必访之地。

从上午开车一路颠簸到傍晚，我们的汽车终于在土耳其旷野中无奈地停下来，前方再也无路可走。一道横亘的深沟出现在面前，有挖土机正在施工，道路被拦腰切断。那道壕沟很宽，施工人员离我们很远，我们向对方大声问路也无法听清。

这才顿时明白过来：如果不是导航仪在伊斯坦布尔设置有误，就是导航仪的版本太过陈旧，把我们引向了一条早已废弃多年的旧路。我们的汽车在马尔马拉海与黑海宽阔的地峡之间像没头苍蝇一般东奔西突，天知道这条无名的道路通向何方。

我们决心不再受导航仪的摆布，任凭它一再发出这样那样的指令，也坚决按照自己判断的方向反其道而行。导航仪执拗地用英语喊叫“掉头！掉头！”，烦得人索性关掉它。

几经折腾，终于见到路标，驶上了一条通往恰纳卡莱的高速公路，不久前方出现了久违的超市，赶紧下车去探问。在超市中遇到一位中年男人，一袭普通的白衬衣和长西裤，显得与当地普通人不同，像个斯文的知识分子。他可以用英语沟通，还十分认真地在一张A4纸上画出一幅详细的路线图。

这时才弄明白，我们是从伊斯坦布尔沿着黑海南岸和马尔马拉海的北岸向西行驶的，刚才驶过的地峡伸展为一条狭长的半岛揳入海岬，汽车需要找到渡口上船向回折返，横渡北爱琴海之滨的马尔马拉海峡，与目的地尚有一海之隔。

赶到渡口，庆幸渡轮停泊在那里还没起航。买票上船按排队顺序把汽车停好，运气真不错，稍候一小会儿这艘巨大的渡轮就开足马力，在轮机的轰鸣声中驶向对岸的恰纳卡莱，湍急的水流竟然把大型渡轮冲出一条U形的航线才到达对岸。倚在渡轮的栏杆上注视着海峡激流拍打着船舷，悠然间意识到我正在走入希腊的历史，这里就是古希腊史上屡屡提到的科勒斯滂，公元前480年，波斯王薛西斯驱赶几十万大军，正是在这道水流汹涌的海峡架设浮桥入侵希腊，发动了著名的希波战争。这真是一次冒险之举，即使在今天看来“锁住大海的咽喉”也是疯狂妄为。一个帝王竟然硬是要用野心跟海浪与潜流较劲，也难怪科勒斯滂的浮桥架设不久就被冲毁。

恰纳卡莱是一座质朴的小城，沿着横贯市区的主要马路找到预订的酒店，终于松了一口气。至此，我们已在土耳其的航班上度过12个小时，又连续在土耳其大陆上行驶8个多小时，再加上登机前候机和降落后取行李的时间，算来超过一天一夜的时间都在奔波劳顿中度过；扺达酒店已近落日时分，但并未感觉到疲倦。

这家酒店恰好坐落在马尔马拉海峡的入口处，酒店宽阔的游泳池是所谓无边界游泳池，与海水处于一个平面，看上去淡水与咸水融为波光粼粼的一片，许多孩子在海边嬉戏。我们安排停当，便抄起照相机，去拍摄海峡落日。

海峡对岸是低缓的远山，夕阳愈是向下沉落就变得愈加浓艳。当落日衔山时，万道光芒把天空和海洋染得姹紫嫣红，海水像火焰燃烧一般。片刻间有一艘又一艘巨型货轮驶入海峡，一如几千年来的古老航道，驶过狭长的马尔马拉海峡，再驶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驶向黑海沿岸的某个港口。有时是货轮，有时是军舰。

如今黑海正因为克里米亚争端炮声隆隆；而在土耳其南端的中东地区，宗教与种族之间的残杀尤为血腥，世界超级大国的插手令那里更加动荡不宁。此刻，面对异国的良辰美景，手捧一杯当地佳酿，不免生发怀古之幽情：荷马叙述的特洛伊之战，希腊联军的舰队至少有一处登陆点就在马尔马拉海峡的入口；遥想当年这里帆樯如林，金戈铁马；三千年后的世上依然纷扰不断，人类仍然不能妥善解决自己的问题。从循环论历史观看来，似有一种置身度外的悲悯与洒脱，胸中泛起一阵“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感慨。

一转念，不对头！循环论的背后是东方式的宿命观，是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深刻的无奈。从《东周列国传》的卷头诗，到《三国演义》的卷头词，再到《红楼梦》的《好了歌》，无不笼罩着中国人对自身历史循环往复的厌倦以及被压抑的幽默感。

笔者此行将要走近荷马，也走近西方文化的深处，以获得对异域文化的感知；他们可不都是历史循环论者，其中有许多人把历史看作激流卷起的漩涡，翻滚着奔腾的泡沫，夹杂难以预见的偶然性。

言归正传，还是让我们把思绪转向荷马——

真有这场恶战吗？

不论存在多少争议，多少知道一些历史背景会有助于对荷马史诗的理解。笔者尽可能用简约的方法，概述一下希腊的早期史。

随着学术界持续地考古发掘和文献研究，古希腊历史呈现出清晰的断代。一般认为，古希腊文明始于公元前20年至公元前160年的克里特时代。

克里特是横亘在爱琴海南端的一座小岛，从青铜时代早期，那里的社会文化就绽放得无比灿烂，甚至不逊于它的后继者迈锡尼文明。尽管克里特原住民并非希腊人，但两代文明都曾拥有对方的一部分；米诺斯曾强迫雅典每年向克里特纳贡，迈锡尼人也曾入主克里特宫殿。一团繁花似锦的爱琴海文明深刻影响了希腊乃至欧洲文化的发展。

迈锡尼是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小地方，那里的考古发掘最能代表公元前160年至公元前120年由青铜武士主宰的时代，诸邦林立、英雄辈出、尚武好勇。仅就题材来看，荷马史诗是以迈锡尼时代晚期作为故事背景的。

对于荷马史诗，人们最常提出的问题就是：特洛伊战争真的发生过吗？头号英雄阿基琉斯、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特洛伊大将赫克托耳，这些诗中人物是不是确有其人？一场浴血大战竟然因为一个女人而不可收拾，可信吗？

特洛伊之战是一切问题的起点。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发生过这场战争乃三千年之问。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浓烈兴趣从未衰减。

大致来说，离荷马生活的年代愈相近的人就愈当真。例如，史学家修昔底德写道：

在特洛伊战争之前，我们没有关于古希腊人整体行动的任何记载。

阿伽门农似乎是当时最为强大的统治者之一；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聚集力量前去攻打特洛伊的原因。

我们完全没有理由认为对特洛伊的远征，不曾是已发生的一次最大的军事行动。

对于特洛伊之战发生的年代有各种各样的推算，一般大致认为发生在公元前120年前后。前文所说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还有后来的一代天骄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军事统帅恺撒大帝，这几位盖世豪杰都曾追随荷马史诗的足迹，造访过特洛伊遗址，酒酹豪杰，携卷吟咏。尽管他们沿着不同的路线取向，或南下或北上，却有着共同的心态——对头号英雄阿基琉斯的崇拜和对征服世界的渴望。

此后，岁月的风尘湮没了这个遗址，从地貌模糊难辨，渐至消失。当欧洲到19世纪上半叶时，许多人对荷马史诗的热情从历史的视角转向文学的视角，不再认为史诗中的故事与历史事实存在多少关联。信者相当于索引派，不信者相当于虚无派，双方仍在各执一词。皆因这件事处在欧洲文化的源头信证不足，随着每一步坚持不懈地探索，争论就更趋于白热化。

史诗与史实之争的根本问题在于对史诗的定义。如果它是文学，凭什么非得精确，还要把它坐实不可？人们喜爱文学，需要精彩愉悦的感受与思考的启迪，并不需要件件事出有据。

不过，把文学与史实扯在一起，似乎是东西方共同的癖好，差别在于方法各异。对红学的热闹讨论中，中国近代文人总是特别热心地在书本里推敲揣度。西方则有所不同，他们当中的成功者首推携带各种工具的考古学家。

当今的考古学从理论到手段都突飞猛进。但在19世纪的欧洲，虽然已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而考古学还处于懵懂的孕育之中，理念与方法都很稚嫩。对特洛伊的讨论也停留在从故纸到故纸的徘徊。当时有一个人即将翻开考古学簇新的一页，并为解读荷马史诗打开炫目的视野；不过，谁也没有料到此人的出身和学历如此卑微，当他捧着《伊利亚特》如痴如醉的时候，还是德国一个小镇上境遇窘困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