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凿过头的开拓

至今人们还在不断地争论，从现代考古学的意义来说，德国人海因里希·谢里曼所做的惊世之举，究竟是蛮干大于理性，抑或是贡献多于破坏？无论怎样，谢里曼那富于传奇性的故事都会令现代读者一口气读到底，并不无对人生多有激励。特别是他的语言天才还有冒险的性格，在中国读者看来尤为鲜见。

小镇学徒

生活在19世纪德国小镇的海因里希·谢里曼（1822—1890年），终其一生保有收藏和整理文件的痼癖，他去世后留下近两万件各类文献，有日记、笔记、书信、电报、账本、备忘录和他亲自编纂的十几种语言的词典，还有那些他与学术对手火花四溅的争论。而且，在复印机还远没有被发明的年代，他把自己寄出的每一封信件都抄录一遍留为副本，把别人给他的每一封书信甚至便笺都分门归类存档。如果敏于行动的人都像他那样勤于记录，历史将会更加清晰。

谢里曼留下的大量文献为传记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写作依据，例如埃米尔·路德维希的《发现特洛伊——寻金者谢里曼的故事》、C．W．策拉姆的《神祇、陵墓与学者》等，此外还有一些考古专著中的插图也是很好的素材。由于谢里曼的资料之丰足以装满雅典一座博物馆，本书在这一章节无须旁征博引，从而采取直叙的方式以便于阅读。

谢里曼14岁那年，在德国梅克伦堡州一个无名小镇的杂货店里，孩子偶遇一次毕生难忘的经历：一个嗜酒成瘾的醉醺醺的磨坊工，闯进烛光昏暗的小杂货铺。谢里曼写道：

就在那个夜晚，他给我们朗诵了不下一百行那个诗人（荷马）的诗句，而且节奏和表情都极好。我虽然一个字都听不懂，可是那些充满韵律的词句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对自己的命运流下热泪。我请他把那些神圣的诗句重复朗读了三遍，同时赏给他三杯烈酒，都是我用自己仅剩的那几文钱为他买的。从那以后，我就一刻不停地祈祷上帝，求他有朝一日赐福给我，让我有机会学习希腊语。

从这个小小的细节中我们知道了两件事：从欧洲最南端的爱琴海到遥远北方的德国小镇，荷马史诗早已闻名遐迩，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再有，我们也知道谢里曼具有敏感、好奇、进取、对于未知世界狂热追求的个性。

可是他当时的境遇非常糟糕。

就在好学向上的谢里曼即将进入大学预科之前，他的父亲破产了。他被送到这个无名小镇的杂货店当学徒，在五年当中，苦难使他与人类的文化生活完全绝缘。尽管他心中充满对希腊、对荷马炽热的憧憬，但在当时看来，他的贫穷处境与他后来实现的伟大成就之间遥不可及，纯粹是白日做梦。他的传记作者称那是他微贱的年轻时代。

1841年，19岁的谢里曼徒步来到汉堡，他身无分文，听说大洋彼岸的哥伦比亚有一个就业的机会，便搭上一艘小方帆双桅船闯入波涛汹涌的大海。经过几天几夜与暴风搏斗，最后海水漫灌，船翻人落水，谢里曼抱着一个木桶在冰冷的海水中漂流，被冲到荷兰的一个离岛。

德国驻阿姆斯特丹的领事通知把此次事故中的德国人送回汉堡时，谢里曼说：“我认为我的前途是在荷兰。”惊愕不解的领事先生塞给他两个荷兰盾，便不再搭理他。

一通皆通

不论对谢里曼后来的成就有多少歧义，但没人怀疑他是一位语言学的旷世奇才。他对阿姆斯特丹的灯红酒绿毫无兴趣，三年中完全靠自学掌握了多门语言。第一年学会法语，第二年学会荷兰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第三年受聘于施罗德公司，为拓展俄罗斯的贸易又很快学会俄语。他一生掌握18种语言，可以随机用各种语言交谈、写信、起草文件。他的学习方法并不高深莫测，往往找来几篇目标语言的散文在老师的指导下反复朗读，散文是语言的精粹；打个比方，倘若有一位老外可以把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背得滚瓜烂熟并能深得其妙举一反三，他的汉语水平就非同一般了。谢里曼晚年时驻足于雅典，他故意不用现代希腊语而用早已消亡的古希腊语与最亲密的人交流。这位国际主义者执拗地认为那是全世界最优雅、最浪漫又富于活力的语言。

对于欧洲人来说，19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还是一片遥远而未知的莽原，没有铁路，海上航线迷茫，交通往往靠雪橇在冰天雪地里滑行。谢里曼正是因地理阻隔而猜想到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有流动于地面上的财富。他于1846年被施罗德作为商务代表派驻俄国，第二年就自立门户接受订单。这位年方26岁说着一口流利俄语的德国人，在俄国的上流社会如鱼得水，很快就与公爵巨贾们打成一片。如果说此时的谢里曼和爱琴海文明有什么关联的话，那就是“靛蓝”：靛蓝是从海洋蚌壳中提炼出的颜料。在荷马吟唱的那个世界，靛蓝是爱琴海贸易的主要项目，而靛蓝也使谢里曼财源滚滚。虽然谢里曼后来成为一位奔走于世界各地的银行家、铁路家、证券家，他却一直称自己是个“靛蓝商人”。

在浪迹天涯的旅途中，《伊利亚特》常伴着他。人们发现他蹲在甲板下的轮机舱背诵荷马史诗。他说他向往希腊的哲学、建筑、人文情趣和新鲜的空气。

1853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使欧洲第一次领略了那个北方大国的强悍。俄罗斯挥师向多瑙河流域进军，最终以大战塞瓦斯多波尔告终。俄国虽然战败，年轻的谢里曼却在战争期间日进斗金，跃升为知名的杰出商人。28岁的谢里曼操着熟练的英语远渡大洋，去追逐美国西部大开发的热潮，聚集更多的财富。他大手笔投资铁路，开办银行，晋身世界级富豪的行列，曾先后得到两任美国总统的接见。

1854年，他又相继学会波兰语、希腊语、拉丁语和阿拉伯语。谢里曼还到过中国和日本，并留下一部游记。据说他来中国是被万里长城所吸引，还带走了长城上的一块砖。中国与日本是他仅有的两个游历过但没有学会当地语言的国家。

年逾不惑的谢里曼似乎已经看透地上黄金的奥秘。这位德国出生、曾经归化于俄国、后来又加入美国籍的天涯浪子，最后选择在雅典定居。他第二次结婚时娶了一位美若海伦的希腊女子。按谢里曼生平年表计算，当年他46岁，妻子索菲亚16岁。

他决定结束经商，走向荷马，寻找地下的宝藏。

芳草天涯

谢里曼手捧《伊利亚特》行走在宽阔的特洛伊平原上，身边只有一个当地向导和一匹没有鞍具的马；他像狂迷的信徒，坚信荷马史诗就是史实，每一行诗句都熟稔于心，按图索骥去寻找特洛伊的遗址。

当时的考古学还停留于在昏暗油灯下的书房里摸索的阶段。“这片土地曾经有百十个学者写过上百本专著，但迄今为止却还没有一个人尝试过进行挖掘……”谢里曼在考察报告中写道。没有现场考察也就没有考古的组织架构，也没有发掘设计方案，没有发掘的技术规范，更没有前车之鉴可以参考。这门学科就像心智未开的婴儿。了解这样的背景事关对谢里曼此后功过的评价。

那个时代的学者大都认为史前的特洛伊是在一座名为布纳尔巴什的小村庄，荷马屡屡提到那儿有两眼清泉：

他们一直跑到了清澈见底的两股泉水旁边，
正是汹涌的斯卡曼德罗河的源头
……

在史诗中，那是头号英雄阿基琉斯出战特洛伊大将赫克托耳时两人相遇的地方。

谢里曼很快排除了学者们的假设，他不光笃信《伊利亚特》的诗句，还相信自己的直觉。他步测了从这里到古战场的距离，如果学者们认定的特洛伊在那座小村庄，希腊联军在第一天的战斗中不要说打仗，单是走完遥远的路途就已精疲力竭。

是科学，是直觉，还是从美国驻土耳其副领事兼希沙利克私人业主那里得到了一些忠告？或许三者兼而有之，令这个阅历老练的商人独具慧眼。他依据文物的碎片和地理测算，把特洛伊所在地锁定在希沙利克的平缓山丘，此地远离布纳尔巴什小村，却离希腊联军登陆的海滨只有一小时路程。同时，他又依据《伊利亚特》中的情节，认为这个山丘的方圆恰好适合满腔怒火的阿基琉斯追着赫克托耳跑三圈儿。他写道：

在踏上特洛伊平原，看到希沙利克这座土丘的那一刻，人们会立刻为之震惊，造物主创造它似乎就是要用来筑建一座宏伟雄壮的城市。

谢里曼再次显现了他所具有的语言天赋，他几乎一眨眼就学会了土耳其语；三个星期前他还听不懂一句当地话，但很快就能用流利的土耳其语与人交谈了。在买下这座山丘并和土耳其当局反复交涉并达成妥协之后，1870年7月，谢里曼雇用大约一百名工人，铲出希沙利克小山上的第一铲土。年轻的妻子索菲亚也来到这里，成为他最得力的助手。这一年的挖掘略有收获，他在土丘向下五米的深处发现了罗马时代的墙壁。

当时的工作环境极为恶劣。他们住在简陋的木屋里，忍受着蛇的惊扰和蚊虫的叮咬；谢里曼患上疟疾，靠服用大量奎宁支撑身体。这里的确像荷马所说是“多风的伊利昂”，一年四季都刮着大风，尤其是狂风暴雨来时就像世界末日来临。他们的挖掘没有现代技术支撑，牛车在没有路径的陡坡上缓慢地爬行。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谢里曼发现了厚重的城墙、宫殿和神庙的废墟，挖出了一大批早期的石器、铜像和陶瓷碎片。地质的年代像剥洋葱头似的剥开一层又一层。事后人们方知特洛伊是条九命猫，谢里曼挖出了七层，还有两层是在他身后发现的。

第三年的5月，有了更有趣的发现：两扇大门呈现出来，还有锁头和猫头鹰图像的花瓶，房间里有许多珍罕之物，以及被大火焚烧的痕迹。谢里曼认为那就是荷马所说的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宫殿。随后他发表了一篇篇文章和整本的著述，以及20幅插图和350多幅文物素描，全世界考古界的目光都被特洛伊吸引了。

到底哪一层是荷马时期的特洛伊？当时对地层断代的知识还很不完善，碳14同位素技术远未发明，谢里曼并没有确切的把握。争论、诋毁、嘲笑随之哄然而起。

脾气暴躁的谢里曼激动地反击：

所有学者的恶毒言行都不能把50英尺高、30英尺厚的希沙利克山丘推到被人遗忘的大海中去。

艰苦的挖掘历时三年，开挖了25万立方米的土方，谢里曼已感到厌倦。他宣布达到了目标，将在6月15日结束在特洛伊的挖掘，随之就打道回府。

接下来发生的事只能归于运气，真的是苦尽甜来。6月中旬，计划次日即将偃旗息鼓。当时谢里曼夫妇身边只有一两个工人，他们在挖掘现场一处次要的角落、地层深度九米多的地方，忽然看到了奇妙的金属光芒。

他的反应极其敏捷，对妻子说：“快去告诉他们休息！”

索菲亚有些犹豫，这时才中午11点。

“快！告诉他们今天是我的生日，不用上工就可以拿到钱！”

索菲亚传达了这个编造的喜讯，工人们高兴地散去。

谢里曼要求妻子把她的大披肩拿来。

在铜制容器的表面覆盖着一层坚硬的红色灰烬和大约五英尺厚的烧毁的废墟……我不得不挖掘的那座防御工程的墙壁，它随时都会倒塌下来砸在我身上，但看到这么多宝物，每一件都价值连城，也就顾不得想什么危险了。

他们回到小屋清点收获。谢里曼把黄金饰物佩戴在20岁的希腊妻子身上，她看上去堪与倾城倾国的海伦媲美。事后他拍下一张著名的黑白照片。这幅照片后来被无数次翻拍，刊载于许多刊物和书籍的扉页，有人题为“这或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首饰”。

清点登记表明，他俩发现了两个金王冠，其中一个由90根链子、12271个金环、4066个心形饰板、16个偶像组成。还有24个金项圈，加上耳坠、扣子、针、棱柱，共870件黄金制品。另外，还有一个601克的金黄色大酒杯、一个金瓶，以及一批银具。

谢里曼把这批宝物全部暗中运出土耳其，他违背了和土耳其当局签订的挖掘所获各分一半的协议，引发了一场漫长的诉讼，各方对这场官司的是非曲直描述不一。可能的结果是，谢里曼对土耳其当局做出高额的现金补偿，并交给伊斯坦布尔国家博物馆部分挖掘的文物，双方达成和解，谢里曼还得到继续在特洛伊合法挖掘的许可。此后多次挖掘持续到他的暮年，他还促成了在特洛伊召集的两次国际考古学会议。

谢里曼称他发现的黄金就是荷马史诗中“普里阿摩斯国王的宝藏”。事实上，三年看似漫长的挖掘，其工作还是做得太急躁了，谢里曼把从最底层向上数的第二层认作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事后验证那是公元前16世纪的文物，早于荷马所说的特洛伊之战几百年。晚年时谢里曼承认自己的判断有误。在他死后三年，他的助手多尔普菲尔德借助主人留下的资金完成了九层的全部挖掘，对于地层做出更准确的断代。现在学者们趋于认定，第七层A才是特洛伊之战的那层。多尔普菲尔德还宣布这桩伟大的考古功绩仍应归于开拓者谢里曼。

挖掘的宝物几经周折，由谢里曼亲手捐献给柏林博物馆，威廉王子主持了仪式。谢里曼获得柏林荣誉市民的称号，成为与铁血宰相俾斯麦和战功赫赫的毛奇元帅共享此项殊荣的三人之一。随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军攻克柏林的炮火中，这批宝物全部失踪；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宣布宝物保存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博物馆，与世人缘悭一面的瑰宝才得以重放光彩。

看到阿伽门农的脸？

谢里曼迅即把目光转向伯罗奔尼撒。他急切地想进行对迈锡尼的挖掘，以让特洛伊交战双方国王的遗物在三千年后的阳光下相会。看似激情满怀的浪漫之举，其实并不失他对现场的清醒认识。

迈锡尼的情况与特洛伊大不相同。在迈锡尼，既有文献记载又有裸露的地标，那是一片被叫作“巨人墙”的废墟，早在很久以前就被盗墓者多次光顾。在希腊人民的集体记忆中，迈锡尼的悲惨故事比特洛伊更加刻骨铭心。那是一连串家族内部爱恨情仇血雨腥风的谋杀，深埋在希腊人的记忆深处，此事容后文再做叙述。

对于谢里曼来说，这是一次非功利的现代学术性挖掘。他与希腊政府几度谈判，结果是由他出钱出力进行挖掘，一切挖掘所获归希腊政府，他只有发表文献的权利。

迈锡尼埋藏着黄金早有传说，此前的挖掘也时断时续，但是从无所获。就在谢里曼动手挖掘的同时仍然有考古人员在那里工作，学者们经过分析后大多在巨人墙的周边外围布点；而谢里曼依然把荷马史诗当作金科玉律，当然还依靠他那与生俱来的天赋，凭着直觉认定，联军统帅阿伽门农的坟墓必定在巨人墙内侧，黄金也一定在坟墓中。他的逻辑就是这样直接。

1876年夏，谢里曼率领150名工人走进著名的狮子门——在巨岩的门楣上有一双雄狮拱立的雕塑；随行的还有政府派来的监督员。在挖掘的高峰期，雇用的工人达到30人。这次谢里曼选择住在路途不远的纳夫普利翁的酒店，那里面向蓝色的港湾，居住条件比特洛伊工地的小木屋舒适多了，他每天亲临现场，像一位考古专家那样指挥若定。

挖掘前后又持续了三年，这期间渐渐有了进展，开始发现女神赫拉的一些小塑像、箭头、短柄斧、匕首与铁锁，还发现了一颗刻有图案的宝石，最多的是花瓶。随后发现一座特别的建筑——石板围起来的圆形广场，谢里曼认为这就是贵族们议事的地方。生活在公元2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波萨尼阿斯曾写道：“他们在这儿修建了议会的场所，以便能将英雄们的坟茔容纳其中。”谢里曼目光锐利，他坚信园墙中的石柱就是墓碑，指向基岩下的墓藏。

随着五座坟墓被发现，全部工人当即被解雇。现场只留下三个人：谢里曼、索菲亚以及政府指派的一个监督员。迈锡尼外围则由士兵组成了严密的警戒圈。接下去的挖掘完全要依靠谢里曼夫妇，尤其要靠索菲亚那双年轻、灵巧的手。她跪在地上用小折叠刀刮，用双手挖，一寸寸地清理废墟，取出宝物。

其中一座坟墓有三具骨骼，每一具都有纯金的王冠，四个由金月桂树叶子摆成的十字形。

另一座坟墓里躺着三个女人，周围堆满宝石和黄金。有70片雕饰精美的金叶子，还有许多造型不同的金饰。其中一具骸骨戴着华丽的黄金王冠，额带上钉有36片金叶。其余的两具也戴着精美的冕状头饰。此外还找到5顶黄金冕饰，无数的金十字、胸针、发夹、金酒杯和金小盒、紫晶、玛瑙以及嵌有水晶握柄的镀金银质节杖。

有最重要发现的那一座坟墓，内有高大的男子，头部覆盖着黄金面具，胸部有黄金护甲，身边放着黄金剑鞘的青铜长剑。谢里曼立即认定这是攻打特洛伊的主帅阿伽门农。另一骸骨也覆有黄金面具，面部特征各不相同，面具也形状各异，仿佛呈现死者生前的样子。头骨一经挖出，几个小时后就被风化。这里还有很多古代军队抢劫的东西相伴：长矛、战斧、金饰板、金酒杯、金戒指、金纽扣……还有80把宝剑。

有人传说，狂喜的谢里曼迅即给希腊国王乔治一世发出一封电报，大意是他看到了阿伽门农的脸！可以考据的电文是：

在这些坟墓里，我找到一笔巨大的财富：纯金的古代物品，这些财富可以装满一个巨大的博物馆，它将会是世界上最美的博物馆，并且在未来的那些世纪里，将把千千万万的外国人吸引到希腊来。

他还写信向巴黎的同事炫耀：他所发现的宝藏，就是把全世界博物馆的东西加在一起也不及它的五分之一。

可是，这一次他又因弄错了年代而招致嘲笑。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所谓阿伽门农的面具，要早于荷马笔下的阿伽门农生存年代约四百年，属于公元前160年迈锡尼时代的早期。

但他的说法似乎无伤大雅。至今那个黄金面具仍是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仍然被称作“阿伽门农的面具”，陈列在跨进博物馆大门最显著的地方。既然整个荷马史诗和史前史还有许多未解之谜，不妨沿用这个具有象征意味的称谓。

谢里曼在此后的考古生涯中变得谨慎了，他在晚年不再固执己见。在紧接着对梯林斯城堡的发掘中，他聘请建筑师多尔普菲尔德来担当主力，工作愈来愈井然有序。多尔普菲尔德的后续发掘持续了很久，这位睿智的建筑师在特洛伊确立了考古地层之间正确的关系，厘清了各自的历史断代，其结论至今仍然得到现代考古学界的认同。

处在谢里曼的那个年代，人们对希腊史前史的认识相当模糊。除了荷马史诗神话一般的叙述以外，一个年代久远、雄强勃发的迈锡尼时代，被历史的大幕严密地遮掩着。谢里曼的激情与意志穿透历史的暗夜，照射出希腊史前那个金光闪闪的时代——被后人称作英雄辈出的黄金时代，使油灯下的考古学成为在阳光下亲眼可见的信证体系。

1890年圣诞节前夕，谢里曼在德国做了耳疾的手术，绕道塞浦路斯的庞贝赶回雅典。此前他曾写信给妻子：

我要自豪地邀请我所有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结婚二十一周年的纪念庆典，因为在神殿保佑下，我们拥有了一段幸福、安康的生活。

就在圣诞节那天，他步行途经一个小镇时，突然瘫倒在地，失去语言能力。警察从这个衣衫破旧的老人身上找到一张医生的处方和一袋金币，确认了他的身份。第二天，谢里曼在小镇的医院里与世长辞。

谢里曼的遗产使他陷入功过毁誉永无休止的争论。

谢里曼按图索骥的考古方法显然把文学太当真了，许多专家学者把他看作太过业余，对特洛伊地望造成伤害。另一些人折服于他的雄心、坚毅和顽强的性格，在一个尚无现代考古专业的年代，人们把荷马史诗当作神话看待，神话比文学离开历史更荒远；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神话只是一种排列人类经验的方法，关乎兴趣而无关历史。谢里曼以他的践行提出一个反证：神话有可能变成传说，传说有可能隐含着历史。

尽管人言人殊，有一点是确定的：生活在今天的学者有可能比谢里曼更高明，如果换在他那个年代，却不一定比他更成功。他当之无愧地属于世界考古学的先驱。在他的身后，来自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的发掘遍及希腊全境，并且有了克诺索斯宫殿、皮洛斯宫殿、科林斯城堡等一系列的伟大发现；对迈锡尼的发掘也在持续，许多工作跨越了千禧之年。人们不会忘记，在这场考古学界风云际会的盛宴中，谢里曼第一个举起了祝酒杯。

小小九命猫

我们计划翌日一早前往特洛伊踏访，已经和当地向导在电话中接上头。特洛伊离此地仅有32公里，目的地指日可达。

晚餐时分，一股忧思在心中萦绕——在我之前有许多考古学家前赴后继，有许多历史学家呕心沥血，还有一批批徐霞客式的旅行家踏破铁鞋，但对特洛伊之战的真实性仍然存疑，仍嫌证据不足，对若干细节更是众说纷纭。而我作为遥远中国的一介书生，两手空空，来了又能做些什么？

稍稍整理了一下思绪：中国文学得心应手的体裁之一就是凭借所见所识所感所悟，以体验为己任，不以发现者自居。有此自知之明，但愿不虚此行。

清晨，我们的汽车刚驶出十几分钟，公路右侧的远方就出现了高耸的木马身影，不禁令人生疑。落下车窗仔细看去，木马的脚下是一排低矮的木房子。原来那是一家咖啡馆，“特洛伊木马”是它诱人消费的招牌。看穿它的把戏遂掉头向前驶去。似曾相识的感觉浮上心头，在中国也是这样，只要能和历史或文化沾边儿，就大加夸张地加以商业化。

汽车爬上一道和缓的坡道，地势渐渐升高，树木也变得茂密葱郁，路边时而闪过鲜艳的玫瑰花丛。沿着这条气象氤氲的道路，来到一片百年橡木掩映的广场；随着指示的路标，我们确信已到了特洛伊。

如今的特洛伊已被土耳其当局列为文物保护遗址，吸引着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人们。广场上矗立着比刚才所见更高大的“特洛伊木马”，木马的上身就像三四层楼房那样开了许多采光的小窗，供游人爬上爬下。再向前走几步，古老的特洛伊就露出沧桑面貌。广场周边的草地上，摆放着从古代城堡发掘出的许多大型储物罐，还有当初的给排水管道。有建筑学家说，这些30年前的地下设施，比19世纪欧洲许多城市的管道还要完善。

迈过一道石板铺就的路径来到城堡遗址。此刻是7月的正午，炽热的阳光直射头顶，也照射着一堆高低错落的巨石堆积的残垣断壁。我循着《伊利亚特》中的描述，指认着头号英雄阿基琉斯追赶特洛伊主将赫克托耳跑了三圈的城墙，还有“普里阿摩斯宝藏”出土的宫殿，却很难把语言还原为眼前的具象。据说全世界撰写特洛伊的书籍有340种之多，我在思忖特洛伊给我的第一观感——

在缓缓隆起的坡岗上呈现出一片由巨石构成的废墟，它与荷马史诗的壮观描述相比，显得实在太渺小了。

把它说成“废墟”有两层含义：它不但是亘古留下的废墟，也是屡经挖掘留下的废墟：历尽沧桑，粗糙裸露。自谢里曼多次挖掘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来自德国、美国、英国、奥地利等国的许多专家再次启动挖掘工程。据说汽车业巨头梅塞德斯·奔驰给予慷慨赞助。后续挖掘又有新的发现，文物在精确记录后被小心地加以封存，以把这份文化财富留给子孙后代。一次次的挖掘不绝如缕，顽强地表达了一种欲望——人们欲知历史真相而永不休止的饥渴。眼前的特洛伊就是由过去与现在人类行为交叠穿梭的堆积物。

幸好土耳其文物保管部门还够明智，没有像中国的一些地方为门票收入常做的那样，用钢筋混凝土外加调和漆把遗迹改造成为一座貌似壮观的山寨城堡。眼前的废墟尽管失去风采，却足以引发思古之幽情。当你向前跨进一步，一不小心就从一个年代跨向另一个年代，期间可能相隔上千年，从迈锡尼一步跨到罗马时代，历史时光在这里被浓缩为一道土坎或一截短径。

我们从东面登上第六至七层的遗址，这里的正东方向是北爱琴海之滨，正北方向则是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迈过几级石阶，面前出现一条甬道，两侧都是高耸的石墙。左侧的岩石切割整齐，堆砌有序，还有地震留下的闪电状裂纹。土耳其向导不无赞叹地说，这就是特洛伊的普里阿摩斯国王的城墙，它的布局极为巧妙，站在这里丝毫不能察觉东门的入口处，当年也没有任何工具可以突破关隘。只需关闭东门，城堡就固若金汤。

听着向导侃侃而谈，我以沉默表示礼貌。其实，眼前这座城堡的规模，不可能容纳荷马史诗中普里阿摩斯国王的正殿、议事大厅以及50个王子居住的广厦，更遑论还有宽阔的街道、高耸的塔楼和庞大的军队。

我相信，每个来访者当把史诗的语言还原为眼前的景观时，都会发现其间明显的差异。仅凭目测估计，特洛伊城堡的方圆大致相当于一座现代田径运动场的占地面积。《伊利亚特》所对应的第七层城墙范围也差不多，有计量的最大直径不过110米。对于一场大战的攻占目标来说小得可怜，这也成为一些专家质疑特洛伊之战真实性的关键。

此刻回头再去看矗立在广场上的那座高大的木马，将会有一个微妙的发现，木马与废墟之间构成互为否定的关系。如果你相信特洛伊木马的故事，就不会相信眼前的废墟是特洛伊，因为木马太高大，城堡太矮小。即使把城墙打开豁口也不足为信，就算把木马拖进城里也没有一条道路能够容纳木马的通行，难道真会愚不可及地拆毁宫殿和房屋吗？

广场木马的高度应是参照荷马之后的诗系《洗劫伊利昂》的描述而定，这首诗虽然归在荷马名下，作者实不详。其中有一段木马计的描述：

第一个是厄各昂，溥尔塔洛的儿子（从木马中）跳了出来，摔死了；后面的人就用一根绳子爬下来，并来到门边，打开城门让那些从特涅多斯划船回来的人进来。

（《英雄诗系笺译》，崔嵬、程志敏译）

木马被特洛伊人拖进城后，从木马腹中第一个跳出的希腊勇士摔死了；一个年轻力壮的人在有备而跳的情况下摔死，其高度应不低于六米，木马的体积应很大。矗立在现场，未免顿生困惑。人造木马愈高大，城堡就愈显狭小；倘若将木马缩小到容不下武士们藏身，盛传的木马计就更不可信。看来，就连主管遗址保护的当局也没有厘清两者之间难以协调的数据。

对于从事文学写作尤其是虚构文学写作的人来说，史诗与实物之间的差距则不难理解，那就是夸张的尺度、渲染的浓淡以及想象力驰骋的空间。把文学看作无本之木，错看了；把文学当作史料，过头了。文学需要一个原点或一个象征物作为想象力的附着；作家皆知文学与素材之间的袖里乾坤。特洛伊象征的是资源、利益和争霸。哪怕原点再小，也可以生发为一座城池和广厦。

史学家修昔底德曾指出，文学隐藏着某些真实的元素又极具夸张的本能，他的见解即便从现代看来也不过时。否则荷马史诗就不是史诗，而只可能是拘泥的记录性文字。阉割了文学的想象力，荷马史诗至多成为传唱的一个小角落方志史，而不会是石破天惊的杰作。这也恰好应验了王国维的模糊哲学：可爱者不一定可信，可信者不一定可爱。

我们沿着土耳其管理部门规划设置的路径，不到一个小时，就细细察看了整个遗址。大凡在路径转折处，都有各个层面城堡轮廓和地质年代的标识，令人一目了然。但在我看来，向导的解说和管理部门的标识都没有引进最新的考古成果，仍然局限于谢里曼的视野。

先后九层不同年代的特洛伊遗址堆积在希沙利克的山丘上，堪称人类学的奇迹。从距今6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以降，人类一层层地建设它，又一层层地毁灭它；建设得够极致，毁灭得也够彻底。隆起的高地，坚固的城墙，隐蔽的城门，无数的大型储物器皿，仿佛都在无言地宣示着一个简单的词语——防御！防御对应着攻击。特洛伊诉说着人类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两项动物性本能：攻击与防御！

荷马把人性诉诸诗歌，它不该是历史的真实，而应是艺术的真实。同时也意识到，谢里曼的发掘不足以构成考古发现的完整坐标，我们需要借助另一位现代考古学家——曼弗雷德·考夫曼的贡献。

考夫曼的皈依

此行在特洛伊的收获之一，就是确认一批德国和美国的考古学家于20世纪80年代来到这里，持续的最新发掘跨越了千禧之年。这些人的发掘主管是德国史前史和古代史专家曼弗雷德·考夫曼，时年44岁。

考夫曼并非荷马的信奉者，亦非谢里曼的追随者，他甚至怀有职业的抵触。作为生活在信息时代的学者，他以全新的视角来面对特洛伊。

特洛伊似乎是一座永不枯竭的宝藏。每一场大雨过后都会冲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每一次发掘都会收获数以万计的陶片。碳14技术和数字化应用使考古作业得心应手，考古人员把每一块出土的陶片、石块、兽骨、种子都登记在册，再把几十万测量点的数据汇入电脑，一幅还原的地层图呈现在众人面前。

早在20世纪60年代，瑞典的学者就发现特洛伊的地层犹如一个黑森林樱桃蛋糕，一层蛋糕，一层樱桃，一层奶油……如此反复。考夫曼的团队认为，特洛伊的居住层不但上下堆积，而且左右交错，更似被切了一刀的洋葱头，有半边塌陷下来，其间的对应关系清晰可见。荷马所说的特洛伊之战可能发生在被大火焚烧的第七层A。他们还发现青铜时代的特洛伊位置更临近海边，更适宜做港口。由于斯卡曼德河与西摩伊斯河水流的冲刷导致泥沙淤积，如今的特洛伊“退”至海岸之后。

应用特大型金属探测器进行探查有了新的突破，在特洛伊平原之下，隐藏着一座更大的城市，是山丘城堡面积的八倍，约27万平方米，使荷马的特洛伊规模变得更加可信。他们还找到了荷马笔下的两股清泉，以及《伊利亚特》中双方展开拉锯战的沟壕。考夫曼说：“这块地方属于全世界被研究得最透彻的地区，我们了解所有地表出土物，地质勘探钻孔达250次。”

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掘对于考夫曼来说不乏戏剧性，他因质疑荷马而来，最终却向荷马回归。

考夫曼于205年去世，年仅61岁。他的学术命运也与谢里曼殊途同归，招致一些学者的挑剔和诋毁。

主持考古发掘期间考夫曼有一项惊人的发现——英国人唐纳德·伊斯顿于1995年在山丘城堡废墟的建筑中发现一枚公元前11世纪的青铜印章，上面镌刻着象形文字。研究表明，印章的文字是赫梯—安纳托利亚流行的鲁维语，考夫曼由此推论特洛伊可能属于古老的近东文明。

赫梯帝国在世界历史中以《赫梯条约》著称于世，它的核心是地缘事务的誓言和义务。考夫曼的论断是颠覆性的，他把特洛伊看作亚洲大国美索不达米亚与赫梯的前沿阵地，这意味着特洛伊之战可能是东西方早期文明的一场冲突。

凭吊古战场

《伊利亚特》中有多处情节不能自圆其说。例如，这场战争为海伦打了十年，而海伦依然容颜如初，双方战士仍然认定为她血洒疆场大有所值，这可信吗？再如，希腊联军背井离乡，十年征战早已师老兵疲，对后勤供应却只字未提，究竟怎样保障？

我早就听说当地流传的笑谈，如果有一对现代男女情侣来特洛伊观光，男士最常发出的议论是：“为了一个女人打了十年仗，她早就老了，我才不信呢！”女士听了顿起疑窦：“亲爱的，难道你不肯为我去打十年仗吗？”

特洛伊战争的肇因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学界大致认为古希腊人旨在扼住达达尼尔海峡的咽喉，控制进出航道的贸易，坐收川流不息的买路钱，从而发动了这场战争。天姿国色的海伦象征着霸权、税收和财富。荷马也够机敏，他把乏味的物质欲望化为诗意的浪漫。

间接的参照来自公元5世纪一座石碑的镌文，拜占庭当局要求把这方石碑竖立在尽可能靠近海滩的地方。碑文中规定任何需要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商贾必须做出以下支付：

把酒带到君士坦丁堡的所有酒商，必须支付达达尼尔官员6个福利斯（古罗马货币）外加2塞克斯塔琉斯（容量单位）的酒。

所有橄榄油、蔬菜和猪油的商人必须支付官员6个福利斯，西里西亚海洋商人必须支付3个福利斯，另外，进入时还要支付1个克雷迅（古罗马货币），离开时支付2个克雷迅。

所有小麦商人进入达达尼尔时，必须为每马地奥斯（4—6公斤）向官员支付3个福利斯，离开时再增加支付2个福利斯。

两个不同的年代，同一处地理位置，明显的横征暴敛，也暗示了特洛伊你争我夺的战略价值，这方石碑现藏于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

达达尼尔咽喉的险要，不论怎样强调都恰如其分；在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它决定了国家的生死存亡。

我们此行的驻地恰纳卡莱是爱琴海东北的重镇，因此在参观了考古博物馆之后，我们悉心规划着下一步行程。寻来当地的古今地图，寻找阿伽门农率领古希腊联军可能的几处登陆地点，又对斯卡曼德河与西摩伊斯河交汇之处的古战场心仪神往。几经周折，聘请一位研究当地地形的工程师作为向导，再次上路，目标是特洛伊脚下那一大片舒展的平原。

我们的汽车行驶在特洛伊平原的乡间小道，迎面而来的是万物争荣的田野，一望无际的向日葵、番茄架、玉米田和橄榄树，在夏日阳光下茂盛生长。这里是伊达山奔流而下的斯卡曼德河的冲积扇，从东向西北微微倾斜，有着肥沃的黑土地、充裕的水源，至今仍然是土耳其重要的农业产区。我还在路边看到涓涓不息的自流泉，当地管理者特意安装多个水龙头，向人们提供清澈甘洌的泉水。

这里的生态环境令人羡慕。但是，古希腊人在这里一面耕种一面打仗，以解决后勤供应的传说不足为信。希腊联军面山背水的排兵布阵已是兵家大忌，又打仗又种地更非一个海洋民族的行为方式。阿基琉斯说过，在决战之前他曾经劫掠过特洛伊地区11座城市，这种“就地取材”以战养战的方式不失为便捷的办法。再说，从希腊本土至达达尼尔海峡，古代战船如果不遇逆风，只需要三天的航程，希腊联军也可能不会终年来此久战，间或运来几船葡萄酒或折返老家补充给养。登陆地点不会是一处而会是多处。

联军登陆地点又是人们热衷议论的话题。第一个可能的登陆点在斯卡曼德河的入海口，位于达达尼尔海峡南岸的库姆卡莱。我们驱车来到库姆卡莱的港湾，这里的进攻路线最便捷；港湾却风大浪急，需要选择季节和风向。右侧有一道现代修筑的防波堤伸入海中。古代如果没有这道人工堤的缓冲，水流会更加汹涌，战船难以停泊。对于希腊联军来说，在这里登陆的好处是去特洛伊城堡一日之间可实现往返，两者直线距离不过四公里。

第二处登陆地点是贝西湾。出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异常开阔的新月形沙滩，如今是天然的海滨游泳场。隔海相望的忒涅多斯岛宛如天造地设的屏障，阻挡了大海波涛的奔涌，致使湾内的海水格外平静，偶尔掀起几道轻柔的波纹，就像一只无形的纤纤玉手抚摸着蓝色丝缎留下的皱痕。这里是抢滩登陆的最佳地点，从地貌特征来看，几千年海水冲积的淤泥改变了地貌，古代的贝西湾可能更深地揳入特洛伊平原，更接近特洛伊城下。你可以站在贝西山的高地去遥想当年，阿伽门农率领大批黑色的船队如何在这里像乌云一般压向海滩，战士们如何趁着水浅沙多把船拖上岸来安营扎寨……

第三处传说的登陆地点在贝西湾南侧，僻静，荒凉，避风避浪。据说这里曾经是阿基琉斯停靠的港湾。阿基琉斯在这一带弹琴遣兴倒是符合《伊利亚特》的剧情。孤独的阿基琉斯躲在静寂的角落怒火中烧，但又不妨碍他侧目旁观战争的动态。

在踏查三处港湾之后，我请求驱车回到贝西湾，从那个方位眺望古战场。这一带与传说中的地形颇为相似，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举目四望果真有一股千古难消的戾气。

工程师引领着去查看贝西湾沙滩后边一道凸起的沙墙，向海的一面长满歪歪斜斜的苇草，背海的一面是颓弃的黄沙长滩。他说，这就是《伊利亚特》中描绘的希腊人修筑后又坍塌的“防御工事”。他的解释似嫌勉强，几千年前防御工事的遗迹不可能躲过近岸狂风大浪的考验。

从这里再向后穿过一片橄榄树林，就看到开阔的特洛伊平原；向北偏东远望，可以看到特洛伊城堡。直觉会告诉你，这里是当初引发龙争虎斗的中轴线。对于特洛伊来说，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对于来自海上的民族来说，似乎唾手可及胜利在望，冲上去就扼住一大片区域的咽喉。

这里发生过多少次战争？海边防御工事究竟是属于哪一场的？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还是从冷兵器到坚船利炮的近代？一概都发生过，各朝各代的战争不胜枚举。只要有人想控制进出黑海的入口，无疑就要先在这里立足。距今不过10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惨烈而著名的加里波利战役就爆发在此处。英法联军试图攻占加里波利半岛，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在登陆时遭遇土耳其军队的顽强阻击；双方先后共投入百万大军在这里激战，战斗的高潮是铁器时代的白刃战拼搏，伤亡人数约在50％以上。英法联军铩羽而归，土耳其军队也尽失精锐，成为此地有史以来最血腥的一场厮杀！

一批年轻的英国诗人和作家披上戎装，投入士兵的行列，奔赴特洛伊脚下的平原。他们在生死关头，无不联想到荷马述说的特洛伊。投笔从戎的鲁伯特·布鲁克在血染沙场前留下的最后诗句是：

他们说，阿基琉斯在黑暗中咆哮……
普里阿摩斯和他的五十个儿子
在惊恐中醒来，听到了枪声。
特洛伊再一次惨遭劫掠。

（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译）

细拣这些诗人和作家的许多遗言，几乎都从荷马的特洛伊之战到加里波利之战当中抒发了对于战争的厌恶和对生命的惋惜。

在造访特洛伊时就曾留意到，距离那里不远的地方有一处土耳其当局修建的烈士陵园，纪念为国捐躯的“一战”英灵。在那场战争中土耳其折损了数十万将士。恰与这座陵园遥相对望，在特洛伊平原临近贝西湾的丘陵顶端，可以看到多处奇异的弧线，对称的、拱起的、不似天然更似人工的钟形弧线。当地人告诉我，那里有头号英雄阿基琉斯和他的密友帕特罗克洛斯之墓。

在我见到的一些年代久远的希腊地图中，也曾标注有阿基琉斯之墓。这是此行凭吊古战场时铭记在心的意象。事先从文献中得知，钟形弧线是迈锡尼文明特有的圆形墓葬的顶端，很容易与自然景观区别开来，构成这一带独具一格的天际线。

我久久地凝视着钟形的墓顶，力求在脑海中刻下它的轮廓和曲线，并且预感到在即将前往的伯罗奔尼撒还将再次见到这样独特的天际线。它们隔海相望，同属于迈锡尼时代，那个时代希腊半岛的军队不止一次地侵入特洛伊，他们的英雄完全有可能长眠于此。

我们在恰纳卡莱盘桓数日，急于踏上前往希腊的旅程。土耳其西部虽然和希腊东北部的国境相连，却没有方便的陆路交通，需要驱车几百公里向东折返伊斯坦布尔，再搭乘飞往雅典的航班。

飞机起飞后掉头向西，窄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像一条飘逸的缎带在机翼下掠过，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多少刀光剑影的场景在脑海中飞闪。此刻直观地感到，欧洲和亚洲不是地理的概念，而是文化的概念；早期的希腊人以地中海为中心划分了欧亚非三个大洲。

读书和走路

抵达雅典后，一位雅典大学的朋友问起这次特洛伊之行的观感。我猜，他问的是特洛伊之战的可信性，这是研究古希腊的学者屡提不厌的话题。

“那里没打过仗就奇怪了。”我给出一个确定的回答，“如果曾经打过一场特洛伊之战并不奇怪！”

我的答复并未尽言。如今考古已发展为一门成熟的科学，现场发现的无声资料，科学能说的都说了，没说的他人也不宜多加猜测。像我们这般马后炮式的踏访，充其量只获得一点点感受。但我更想说基于人性的逻辑，需要对荷马史诗做出更深入的解读。

学术界至今不能确认特洛伊之战，那是仅就技术层面而言。考古学尚未发现在这座山丘上发生过的无数次战争当中，有一场战争可以请特洛伊普里阿摩斯老国王和头号英雄阿伽门农对号入座。但就文学意义来说，不论双方统帅姓甚名谁，荷马所言不虚。

我丝毫没有惋惜这次特洛伊之行，就算有一点儿感受都很必要。如果没有踏访特洛伊脚下那一大片平原，就不会确信这是人类数度残酷相争犹如绞肉机的一处战场，也不能体验人性中屡屡重演的残忍性。特洛伊是洗涤人对战争认识的好地方。

在研究希腊史或荷马的专家中，颇有几位倾情于读书与走路相结合的，这样的旅行从公元前就有人迈开脚步，此后未曾停歇。汤因比一生多次游历希腊，翻山越岭去考察一个个古老的村落，感受希腊的夏日骄阳如何把人击垮，冬天的满地霜雪如何把人逼退，亲身体验环境对人文风貌的刻画，写作中渗透了对希腊文明的体悟，获得一种无可替代的质感。

笔者亦有同感，从书本到书本是平面的寻觅，走向远方才可能善用上苍赋予人的全部感官。

希腊是一个特别值得涉足之地。虽然希腊现在属于发达经济体，但它的大多数地区仍保留了原初的地貌，没有受到过度现代化的惊扰。当你置身于伯罗奔尼撒的一处山谷，或伊萨卡的一处海湾，你可能面对着与希腊古人几乎一样的景观，这是我雅典之行开始后逐渐体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