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领袖人物的性格，挖掘他的内心世界，当然要依据他的所言所行，借助他做事做人的外在表现及其客观效果。有距离，可以客观些，但也常常难免隔雾看花。有时候，如果从他们自我解剖的话里话外来分析，可能会弥补隔雾看花的不足。而成就了大业，特别是那些被认为伟大非凡的人物，一生的历程从来都曲折起伏。在他们艰难跋涉或顺达开怀的时候，常常伴随有灵魂的独白漫语，伴随着真诚的自我解剖。此类反思心迹，多少是他们得以成功并且伟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助力。

一个人在自己的坎坎坷坷的经历中，怎么会没有灵魂的独白、情感的波涛和真实的反思呢？没有这些而让人尊重的伟人，还真没见过。

毛泽东很推崇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我喜欢他的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也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

匆匆几十年过去了。带着人们不相信他的自我解剖的遗憾，毛泽东也谢世20年了。

现在无疑是该信的时候了。

可话又说回来，伟人的自我解剖，未必能反映他自身的全貌。有时未免谦逊，有时未免责己过严，有时则是出于微妙的政治需要……

于是，毛泽东眼里的那个毛泽东，自然就是打引号的了。

一、青年时代：“性不好束缚”，表面“意强”、实际“意弱”

在毛泽东留下的文字里，最早谈论自己，分析自己性格的，是1915年8月写的一篇日记。他为这篇日记起了个一目了然、近似严酷的题目，叫《自讼》，好像是自我控告一般。这篇日记是用文言写的，翻成白话，毛泽东说的意思是：

有一天，来了位客人，告诉我：知不知道一种野生的匏瓜，它的枝叶粗蔓，像杂草一样，人们都不注意它，可到秋天的时候却能长出累累硕果；相反，那些花园里的牡丹，在春天里争艳斗妍，雍容华贵，很惹人喜爱，可一旦秋至凉归，便花谢叶枯，随风飘散，一无所留。你这个莘莘学子毛泽东，在做人方面，对这两种东西，愿意效法哪一种呢？

我回答说：我愿意效法能留下果实的匏瓜。

不料来客却说：你是这样说的，你实际上并不这样做。我看你刚刚有了点本事，就急于在众人面前表现，而且还喜欢招朋引类，号召别人。在作风上，有张扬浮嚣之气，没有沉静淡泊之心，外强中干，爱沾沾自喜。这样下去，难道不是在学牡丹的样子吗？那是不会有成果作为的呀！可你却说愿意学匏瓜，岂不是诡辩？岂不是在糟蹋你看重的匏瓜吗？

我听了这位客人的责问，真是无言回答，羞愧得汗都出来了，出气都难受，非常沮丧，只得狼狈而退。

这篇日记里把自己“骂”得够痛快淋漓的了。不知道是真有人这样当面同他深谈进而责问过他，还是为了自省，在沉思中想象着并以文学的笔法来解剖自己。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毛泽东所说的自己的这些缺点，如“浮嚣之气”，多少是存在的，他不会无端地这样妄自菲薄，这样严酷地审视自我，哪怕是在文学的想象里面。

最有力的证据，是他把这篇日记毫无保留地抄在一封信里，寄给了堪称“师兄”并交往甚深的好友萧子升。一个浅显的道理，足可说明青年毛泽东的这个“自讼”是真诚的：愿意在朋友面前表露自己当时的性格弱点，无疑比只在日记里解剖需要更大的勇气和诚实。

这事发生在1915年，毛泽东进一师读书的第二年。那时，他22岁。这期间他好像是在集中地反省自己。

7月间，他在一封信里，曾流露出对学校的不满，认为自己“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由此，产生了退学的念头。11月间，他又向大不了自己几岁的老师黎锦熙倾吐心声，说自己入学以来，由于“性不好束缚”，始终觉得学校“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

看来，初入长沙这所有名的学校，毛泽东还不大“合群”。可能他内心的某些想法曾对他信任并尊敬的良师益友、湘潭同乡黎锦熙倾吐过，9月间，黎去北京谋职前，曾反复叮嘱他注意循规而学，谨慎从事。可仅两个月时间，尽管毛泽东“孳孳不敢叛”，但这种自我压抑，无疑更使他难以忍受，实在受不了学校的这种气氛，在这里感到简直是浪费时间，才坦率地写了这封信。

他不满意这所学校的原因，大致是：

（一）自己的性格不愿意受到什么规矩的束缚，在学校各种规章制度面前，觉得意志不自由；

（二）教学程度不如自己期望的高；

（三）相互往来的“俦侣”也不好，甚至“太恶”。

很明显，毛泽东当时看人评人相当苛刻，也就显得卓尔不群，乃至“孤芳自赏”。

于是，他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写了一个征友的启事，张贴各校，有五六个人来应征。在这封信中，他告诉黎锦熙，这是近日唯一一件让他稍觉快慰的事情。再一件事，也是在这封信中透露的：“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也就是要退学另谋他处学习。

可能是由于其他人的劝阻，毛泽东终究没有退学。不久，他当了学生会干部，干得兢兢业业，煞是认真，做了许多让师生们都说好的事情，慢慢也不再想退学的事了。

再后来，他一心扎入救世济民的大道理的探寻之中。他觉得世上有一些人，四处说大话，滔滔不绝，一般人都把他们当“贤者”看，把他们说的话当真理来奉行。读了一些书，对照纷纭世事，毛泽东认为这些人给社会开出的各种药方，都是枝微末节，没说到根本处。他觉得根本的药方是找到一种叫“大本大源”的东西。由此，反观自己，他于1917年8月给黎锦熙写信，再次坦露心迹，说自己近年言行，“亦颇有蹈此弊倾向”，下决心“今后宜戒，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

想想，自己快要毕业了，可还没有得到真理，还没有确立未来的志向，对人生，对国家，对教育，采取什么主张，都“茫乎未定”。毕业以后干什么呢？他告诉黎锦熙，去教书，去办事都是下策，“自思读书为上”。

其实，他毕业后，并没有时间去读书，组织新民学会的各种活动以集合群体，创办《湘江评论》投入五四运动，领导驱张运动干预湖南政局，开设文化书社以传播新文化……这时候，他已经开始考虑建党的事情了。

真是忙得够呛。毛泽东似乎天生不图清静和“独善其身”。搞这些社会活动，人事间免不了有一些争论，常有不痛快的时候。就在思想发生根本变化的门槛内外，不大愿意迁就于他人的毛泽东，再一次注意到自己性格中的一些弱点。

正好，新民学会一个叫罗学瓒的，从法国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说到人们待人处事，常常出现四种错误，一是感情用事；一是看问题以偏概全；一是不考虑事物间的因果联系，把现象当作结局：一是以主观代替客观事实。

毛泽东于1920年11月26日，写了封回信，作了一番自我解剖：

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我常觉得有站在言论界上的人我不佩服他，或发见他人格上有缺点，他发出来的议论，我便有些不大信用。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的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我于后三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常时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

感情用事、因人废言这些性格缺点，都难免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向上进步的团体中，应当倡导一种什么样的人格呢？

几天后他就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在给法国的蔡和森等人的信里，他提出，新民学会的成员所应该有的人格特点是：第一要有“互助互勉”之心；第二是诚恳，不圆滑；第三是光明开朗；第四是能变化气质，有向上心。

这个时候，在长沙的两个重要的新民学会成员彭璜和易礼容之间闹起了矛盾，彭璜找毛泽东谈了一次，说到不愿意与恶人共事，这大概是对易礼容的怨忿之词。也说到要“征服”易礼容等。此外，还说自己和毛泽东相交，常常觉得毛泽东意志太强，不免引起要“反抗”的想法，云云。

1921年1月28日深夜，在外奔波一天的毛泽东为调解彭璜和易礼容之间的矛盾，写了封长信。指出了彭璜身上的性格缺点，也说到自己。他说自己这两年多来，几乎把过去的修养都破坏了，“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

然后，一一指出了彭璜的十个缺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五、略有不服善之处。六、略有虚荣心。七、略有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

“论人喜苛评”的毛泽东也承认，以上性格缺点，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自信所犯不多外，其余他自己“一概都有”。

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自己说话办事，态度还算明朗爽快，能够择善而从。但感情用事，自视很高，责人严，虚荣骄气等，则概莫能免。

最后，毛泽东向朋友坦陈了自己过去“不好意思向人公开”的一个“最大缺点”——“意弱”。

这大概是对彭璜说毛泽东平日做事意志太强，有时强得难免刚愎自用、强加于人的一个解释。毛泽东的解释是：“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龂龂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意弱的表现。”

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用今天的话来说，大概就是用强悍执拗乃至咄咄逼人的待人处事方式，来掩饰自己意志脆弱和不太自信的一面。

毛泽东当然也不是无端地糟践自己，一味以贬损自己来安慰彭璜，让他听得进自己的意见和劝说。虽然不免有讲究劝说方式这个成分在内，但太看不起自己，决非毛泽东所为或所愿为。所以，他在信里也肯定了自己做人处事的优点：“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为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这又见出他的自信，并使自我解剖更全面得体，进而真实了。

正是明明白白地带着这些性格上的优点和弱点，总想做点事情干出经国大业的毛泽东，走进了刚刚呱呱坠地的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在这新生的一群人身上，当然都同毛泽东一样，还连挂着那个催产的时代母体的脐带……

二、红军时期：谈陈独秀和自己。为什么向斯诺敞开心扉？

从1921年建党到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以前，毛泽东谈论自己、分析自己的言论不多。

这大概是因为：东奔西跑，事务繁杂，且千变万化，没有沉下来反思自己的环境；无论是革命的道路还是自己的经历，都曲折起伏，处于实干应急之中，在党内还没有形成特殊的地位，无需多谈自己；也可能是有不少解剖自己的言论，但战事频仍，没有保留下来。

不过，在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有一处说到自己的材料，尽管并非专为解剖自己。而在土地革命战争就要结束，抗日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系统地谈了自己的历史。其间的跨度，正好十年。为表述方便，我们把这十年称之为“红军时期”。

先说第一个材料。

那是1927年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谈到农民问题，毛泽东说：

当我（1927年1月）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立场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

这段话表明：（一）在1927年1月以前，他对中央的决策虽不同意，但对中国革命应走的道路（主要是农民问题）还没有明确坚定的意见；（二）在湖南从事的农民运动的调查，对他形成自己的观点，起了关键作用；（三）在当时，他对中央的“领袖同志”还是很信任的，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他没有坚持己见。

这里说的“领袖同志”，自然就是引导毛泽东走进共产党队伍的陈独秀。

若干年后，陈独秀的秘书黄文容谈起陈独秀，说他那时的日子则“非常难过，睡不着觉，一方面是广大农民群众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农民领袖，要求陈支持农民运动；另一方面国民党和北伐军官坚决反对农民运动，他毫无办法，找不到出路。所以他听听党内同志的意见觉得有道理，又听听国民党方面的意见，又感到这样乱来不行，非常痛苦，非常矛盾”。

矛盾中的陈独秀，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无疑是主张二次革命的。在大革命后期国共分手在即且势所必然的情况下，陈独秀往右拐了，毛泽东则向左拐了。一度是毛泽东信仰共产主义的导师的陈独秀落伍了，“学生”毛泽东前进了。毛泽东的上级、整个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号人物陈独秀被历史抛弃了，毛泽东被历史选择了。

可是，后来被历史选择为中国共产党第一号人物的毛泽东，并没有完全鄙薄和否定陈独秀，他一生都对陈独秀怀着感情，并把陈放在自己的成长历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来肯定和叙述。

那是十年后在陕北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第一次向世界坦诚敞开自己的心扉的时候。

他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对我最关键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里说的是1920年的事情。

此后，1942年“整风”时期，1945年党的“七大”，以至到1962年和70年代，他都说过，陈独秀是有功劳的，将来写党史，还要说到他的。尽管建国后到“文革”期间的党史里，陈独秀几乎完全是一个反面角色，可毛泽东不管这些。

且回到他第一次叙述自己历史的情况上来。

在山沟里，向一个外国记者如此详细回述自己的历史，并不是很容易做出的决定。据斯诺后来说，刚开始的几天，他们的对话好像是在捉迷藏，闪闪烁烁的，总是深入不下去。聪明的斯诺无疑会感觉到，毛泽东是在通过绕圈子来做出自己的判断：能不能把自己的真实历史告诉这个外国人？这个外国人会不会滥用自己的信任来歪曲或误传自己的话？

斯诺急了。终于，有一天径直问毛泽东：“如果你想结束内战，首先得让全国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多年来的宣传把你们描绘成堕落、愚昧、无知识的土匪，光知道烧、杀、掠夺，还有共妻，你们必须让人了解你们是活生生的人——不能光靠政治口号。”

毛泽东又一次回避了这个问题。可他心里并不是没有在盘算。

从原则上讲，共产党人本来是回避谈论个人的事情的。斯诺的浓厚兴趣和使毛泽东也感兴趣的提问，还有那一脸真诚，不会不使他动心。更重要的是，这位来自西方的年轻记者，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媒介，通过他，可以向世界，更是向中国发表谈话。这个机会是难得的，也是头一次碰上。因为一个明显的道理是：过去实际上被剥夺了向全中国公开发表意见的可能，斯诺一旦用英文发表出来，尽管国民党新闻机构万般阻挡，也会传到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耳朵里。被称为土匪的共产党人，何尝不急于想让外界了解他们的经历和追求呢？再说，斯诺还告诉他，外间传说毛泽东已经得肺结核病死了。

结果，又一天晚上，斯诺拿出了关于毛泽东个人历史的一个“清单”，在毛泽东还拿不定主意是否为澄清关于他个人问题的一些流言蜚语而花费时间的时候，斯诺用起了激将法：

“你不是说过你曾受到乔治·华盛顿的为人和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一书的鼓舞吗？”

毛泽东又拿起清单细看了一遍，终于提议：“让我概括地把我的经历讲给你听好吗？我想那样更好理解些，而且最后你提出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得到回答，只不过不按这个顺序罢了。”

此后连续几个晚上，毛泽东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根据自己准备的提纲开讲了。斯诺觉得，毛泽东给他说的，“是一份大致完整的自我分析以及对一代革命者的叙述”。

毛泽东对自己的成长过程，不作虚饰。小时候的情况不用说了。说到他青年时代的思想探索以及世界观转变前后，给人印象很深的，是他对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信仰，以及胡适、陈独秀一度成为他的偶像；还有，说到在中央苏区时的沉浮等，都让人觉得真实可信，让人觉得是一个活生生的带着露水珠的毛泽东。

让斯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开始还都是个人的历史，讲到参加革命以后，便是党的历史，红军的历史了。

毛泽东不能不这样。本来，向外国记者谈个人历史，在党内就已是破天荒的事了。他首开此举，不光是对国内外有一种宣传上的需要，对在党内刚刚起决策作用的毛泽东来说，恐怕也是件很有益处的事情。那时，他还不是名正言顺的“第一把手”，党内负总责的是张闻天。问题还在于，无论是对毛泽东，还是对张闻天，中共的上级——共产国际到底持什么态度，是否认可，都是未定之数。因此，说早期历史，个性化点倒也无妨，一旦自己的经历融到整个革命事业以后，过多地宣传自己显然不大合适。

毛泽东谈自己的时候，没有要把自己树立为权威的意思。斯诺1939年重返陕北采访毛泽东后，在《为亚洲而战》一书里，曾把毛泽东和蒋介石做过比较。他说：“毛和蒋之间有着突出的相似之点和相异之点。两人都有坚强的意志。毛为了自己的事业，大概可以同蒋一样地无情。……蒋是一个内向的人，他似乎时常有意强调自己超脱于群众之上，以保持中国关于权贵的传统。毛则一点也不神秘。他并不声称自己是永远不犯错误的。我听到过他承认犯了错误，而且他并不因为改变自己的主意而感到羞耻。”

毛泽东或许没有明确说过他自己用什么方式来领导他的人民和军队，但有一点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即他在处理自己和“下面的人”的关系时，绝不愿通过有意表露威严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他时刻提醒自己，要靠自己的政策正确与否，当然还有难以掩饰的那种人格魄力，来确立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在这种时候，他和普通老百姓及一般干部之间的亲密交往，不仅不丝毫损碍他的权威，相反，是大大地相得益彰。

他和人民的交往，使1944年到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包瑞德惊叹：“如果有人打算暗杀毛泽东，在我看来似乎是非常简单的事，但事后逃脱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如果包瑞德先生知道这样一件事——

当毛泽东听到延安的老百姓说了一句“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不仅没有去审查严办，反而从中反省出自己的征粮政策给老百姓压的负担可能太重了，从而发动一场大生产运动来解决粮食问题。——他或许会为自己的感慨找到答案。

再说，那时还只偏据一隅之地，人员、政情都还不十分复杂，毛泽东的目标是夺取全国政权。喜欢“下层”，也是他天然般的性格内容。对他的这种优势，毛泽东不会不清楚，也就自觉地这样做了。

三、延安整风前后：面对夸赞。“你以什么权力在这里指导政府和军队？”

毛泽东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领袖，并为中共的上级共产国际最终认可，是1938年10月，在延安以东12里的桥儿沟一座天主教堂里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

全民抗战爆发后，比毛泽东小11岁的王明从莫斯科飞了回来。他当时的头衔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局书记处书记。

迎着凛冽的寒风，毛泽东穿着灰布棉袄围着陕北老百姓常用的毛巾，率延安的中央领导人欢迎王明、康生等人走下飞机。在机场上，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说“喜从天降”，称他们是“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回来之初，毛泽东对王明礼遇有加，在一段时间里，中央领导层的合影中，居中者往往是王明，一脸气宇轩昂，而毛泽东则偏立一旁。可王明的思维方式和志大才疏的毛病仍然没有改变。

胡乔木曾说：“王明刚回国时，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现得不可一世。对王明这种表现，毛主席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没有多说话，但还是坚持了他原来的主张。”为了统一思想，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刚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意思是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这对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而这时，他几乎是党内最高领导层中唯一没有到过苏联的人。

半年后，毛泽东的老同学萧三也从莫斯科回来了。1939年4月29日晚上，他请萧三、邓发、邓小平到杨家岭住处吃饭。饭后，邓发和邓小平走了，他却特意留下老同学叙旧。谈起20年前他们一起到天津大沽口看海的情形，毛泽东说：那个时候，我还相信旧小说里所写的蓬莱仙岛是可能的，……我八岁时最信神，我父亲不信神，我还认为他不对哩……

一周后，毛泽东又专程到“鲁艺”去看望萧三。萧三说他在苏联用俄文写过毛泽东的传记，想再增补修改。假如毛泽东不反对“翻古”，请再能详细谈谈。毛泽东说：“无事时‘翻翻古’也是有趣的，我可以在政治上帮助你。不过你要研究调查一些历史事实才能写东西，把一些历史事实写成一部小说，拿一个人做引线，那是有味的。斯诺花了我四个晚上，以后我再也不愿谈自己的什么了。”最后毛泽东又说：“等我休息的时候同你谈。”

看来，毛泽东当时并不反对萧三写他的传记，不过，他要求自己只是这部书里的“引线”，重要的是反映主人公生活的时代。但毛泽东后来并没有专门花时间同萧三谈自己的经历。

1941年4月，当过孙中山的卫士长，时任山西新军总指挥、晋西北边区行署主任、晋西北军区副司令的续范亭，到延安治病疗养。他本有肺病，经中山陵剖腹明志后，身体更坏。在延安，他多次同毛泽东交谈，视毛泽东为良师益友。1942年3月间，他写了一篇漫谈毛泽东的文章，可惜这篇文章找不到了。同时还写了一首诗歌颂毛泽东：“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

续范亭曾解释说：这首诗的前面三句我早就想好了，可最后一句想了几天，拿毛主席比喻历史上的哪一个人好呢？有一名记者问斯大林：列宁同彼得大帝相比，谁更伟大时，斯大林回答：如果说列宁是大海的话，那么，彼得大帝就是沧海一粟。所以我说“先生品质难为喻”。我曾想把毛主席比作刘邦的三杰（张良、韩信、萧何），但觉得不够全面，最后才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诗：“万古云霄一羽毛。”这是杜甫赞颂诸葛亮的。“万古”是空前，“云霄”是甚高，“一羽毛”是品清质虚而体极小，惟其清虚而不自大，所以空前而又甚高。

续范亭先是把文章和诗寄给毛泽东，接着又写了封信，请毛泽东同意他公开发表。

毛泽东于1942年5月14日回信表示：“你三月间的漫谈，到今日才复你，可见我的不对。我把你的漫谈当作修省录，但不同意你的夸赞，因为夸得过高过实了。因此我也不把这漫谈退还你，目的是使你不能发表，我觉得发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务请不要发表，就你的地位说，发表也有妨碍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做了座右铭。”

被毛泽东当作“修省录”的“漫谈文章”，不知写的是什么，想来对毛泽东是褒赞有加的，最终是没有发表。被毛泽东当作“座右铭”的诗，却留了下来，从中可以看出，“不自高”，是续范亭对毛泽东最深的印象，这也大体反映毛泽东当时以谨慎态度对待自己的实际情况。

就在拒绝续范亭发表文章和诗歌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还做了一番自我解剖。他以自己对劳动人民的态度也有一个转化过程为例，现身说法：“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地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这就让那些正在被要求改造思想的文艺家们意识到：哦，原来毛泽东也曾经如此……距离一下就近了。

194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五十岁生日。此前，中共党内一些同志便酝酿给他祝寿。为党内一些德高望重和功勋著卓的人祝寿，在延安是常事。譬如，朱德、刘伯承、徐特立等人生日时，延安都举行了一些活动，发表一些文章，毛泽东或题词，或写信，以示庆祝。搞这些，无疑是想发挥政治宣传效应，扩大远在山区和敌后抗战的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毛泽东五十寿辰，是个整数，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祝祝寿未尝不可。可毛泽东拒绝了。他在给中宣部副部长何凯丰的信里说的理由是：“生日决定不做。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

不过，经过“整风”运动，延安对毛泽东的宣传，以及毛泽东对待这些宣传的态度，多多少少发生了一些变化。

1944年6月至7月，延安迎来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中外记者访问团。其中有个叫赵超构的，是《新民报》的主笔。建国后毛泽东和他有过不浅的来往。同年10月，赵氏在其出版的《延安一月》一书中记载：

“共产党的朋友虽然不屑提倡英雄主义，他们对于毛氏却尽了英雄主义的方式来宣传拥护。凡有三人以上的公众场所，总有‘毛主席’的像，所有的工厂学校，都有毛氏题字。今年春节，延安书店所发售的要人图像中，毛氏的图像不仅超过其他要人的图像，而且是两三倍地超过。

“‘毛主席怎样说’，虽然不是经典。但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依然是边区干部动员民众的有力口号。……毛先生所提的口号，其魄力有如神符，在工农分子眼中，‘毛主席’的话是绝对的，保险的。”

这些感觉，对信仰毛泽东并久居如此氛围的人来说，可能不会像赵氏那样强烈，可对“走马观花”只一月的“客人”来说，却是异常的新鲜，故记得很深。唯其如此，描绘言辞可能有意无意之间有“扩大”、“强化”成分，但相信赵氏决无任何恶意，所说也大体合于实际。毛泽东是读了这本书的，建国后，他还同人谈起它，称赞赵超构作为记者看问题很敏感很准。

和赵超构一道来延安的，还有一个叫根舍·斯坦因的英国记者。他在《毛泽东朱德会见记》里的记述，则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信息，那是毛泽东对自己成为当然领袖的自信源泉。

一见面，斯坦因便苛刻乃至不免粗率地问：“你以什么权力在这里指导政府和军队？”

毛泽东回答得很简洁：“靠人民的信任，靠当前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政府之下的八千六百万人民的信任。”

的确，在陕甘宁边区管辖范围，毛泽东对自己的领导，是得心应手了，他也觉得是得心应手了。

也就是赵超构在延安的时候，7月1日的《解放日报》发表萧三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文章发表前，不会不给毛泽东审看。这是用中文发表的属于毛泽东传记的第一部正儿八经的作品。如果把它和斯诺记录的毛泽东在1936年的自述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二者的区别：一个是毛泽东的“自述”和外国记者的“平视”，一个是第三人称的“描述”和在毛泽东旗帜下的人们对他的“仰视”。

四、40至50年代：“我的思想体系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个人的最高评价，大概要算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里面。

这是1945年“七大”的事。

在此之前，主要是1942年“整风”以后，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就出现了。开始，宣传者还是沿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提法，说的是“毛泽东主义”。如1942年7月1日，当时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的邓拓，在该报便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他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如果是延安的报刊，发表这样的文章，尤其是以“社论”形式推出，不会不送给毛泽东审阅，可远在另一个边区，大概事前是没有给毛泽东看过，发了也就发了。

中央有关部门，如中宣部，在1943年初比较郑重地提出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不得不重视起来。1943年4月他在给何凯丰的信里特别申明：“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可在当时，毛泽东的个人表态是一回事，党内的期望和政治上的需要又是一回事。因为中国共产党确实希望并到了有必要打出自己的思想理论旗帜的时候了。这年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王稼祥的长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的解放道路》，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

发表前，王稼祥把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一天傍晚，毛泽东专门来找王稼祥，谈他读后的意见。开始，他不同意提“毛泽东思想”，由于王稼祥反复陈说理由坚持，他同意了。

但是，他还是坚持，不能提“毛泽东主义”。他说：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认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在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和理论概念，就这样确定下来了。毛泽东不同意叫“主义”，而接受“思想”的说法，按他的意思，他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不敢和他们并列，再说那时他认为自己的思想作为一种“体系”还没有成熟。但把自己当作马列的学生这种心理，他后来一直没有改变，即使“文革”当中林彪之流把他的思想吹捧为“顶峰”的时候，他也从来不在思想理论上同马克思和列宁并列。

建国前，一些人还是习惯用惯常的“主义”的说法。凡是经历过“五四”的人，多会觉得，提“主义”并不是很了不起的事，“五四”时期动不动就说某种“主义”的事太寻常了。或许是觉得“毛泽东思想”不如“毛泽东主义”气派和响亮，或许是觉得“毛泽东思想”还不足以显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理论贡献，1948年8月13日，华北大学校长、革命老人吴玉章给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说自己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说“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

第三天，毛泽东径直写信给吴玉章，再次明确地表示：

“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在十分谨慎的自我审视中，毛泽东迎来了一个新生的国家。从40年代到1956年，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诸项事业，蒸蒸日上，党心，民心，奋发顺畅。毛泽东的威望，也如日中天，是最高的时候。这个“最”，当然不同于后来的盲目崇拜，而是有着科学的态度在里面的。这个科学的态度，首先是来自毛泽东本人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的科学态度。

建国初，各个领域都在制定一些指导性的文件法规，在其大原则处，免不了要提到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对此，毛泽东曾反复表态，有人统计，说有十多次。我们且举几个例子。

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把该报准备发表的国庆社论的提纲草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把草稿里“这证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几字删去；又把草稿中“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随后，还在草稿上给邓拓写了一个批示：“此件已阅，可照这样写。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3年4月初，政务院副总理兼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就成立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有关情况，写了封信给彭真。毛泽东看到了这封信，特别对彭真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

这年5月，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萧克，把报送中央军委例会通过的有关军队的几个条令草案，送给毛泽东，同时还附了一个报告。毛泽东看后，批示说：“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如内务条令11页）。”

1954年3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给毛泽东送上军队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毛泽东特意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总则草案》第二条开头一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同月，当时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写了个关于呈请批准毕业证件的报告，报告后面，还附了一个对毕业证章制度的说明，其中提到：“毛主席题字：‘努力学习，保卫国防’是表示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努力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毛泽东看后批示：“‘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基础上努力学习……’，应改为‘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努力学习……’。”

如此这般，一再审改，还真是不胜其烦。干脆，发一个标准的文件。

于是，1954年12月，中央宣传部专门发出一个怎样解释毛泽东思想的通知稿。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问题，今后可用口头答复如下：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

这个通知稿报送毛泽东审定的时候，他又特别加写了一句话，说：“在写文章作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这个通知下发以后，有的省委对毛泽东加写的这句话有些不明白，向中宣部发来电报询问，说“毛泽东同志”几个字是不是“毛泽东思想”之误。中宣部又专门复电解释，说并没有印错，“意思即是说，在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一般观点或意见的时候，可用‘毛泽东著作’的字样去代替‘毛泽东思想’的字样。”

循着这个思路，一直到1956年召开“八大”，毛泽东都是不同意过分提“毛泽东思想”的，甚至包括刘少奇代表中央在“八大”上作的政治报告。有人捕风捉影，把它同刘少奇在“七大”上的报告进行对照，以为在这个问题上，反映出中共党内领导层的微妙关系，甚至断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从“八大”就开始了。如果明了毛泽东此前的一贯思路，就不足为怪了。

这样，从延安整风到5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待党内宣传他的思想，便经历了这样三个转变：“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一目了然，这是越来越谦虚。

一目了然，这个时期，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从一个成功，走向一个成功……

一目了然，这是毛泽东最了不起的时期。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50年代前期，反复真心实意地申明不要过分宣传毛泽东思想，甚至建议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来代替已经用了10年的“毛泽东思想”呢？

50年代初期，在毛泽东看来，过去说的“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和理论的总结。而毛泽东绝不是满足于过去的人，包括他的理论思想。举一个例子，1956年3月14日，在会见外国兄弟党领导人的一个宴会上，长征（越南）、艾地（印尼）等外宾谈到《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什么时候可以出版，毛泽东则回答说：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

即使是对自己特别满意的著作，毛泽东也不会去自吹自擂的，尤其是在外国兄弟党面前。这一点，很可能是接受了斯大林在这方面失误的教训。

1953年8月，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把以中共中央名义给驻越南顾问团罗贵波等人的电报稿送给毛泽东看。其中有这样一句：“劳动党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与越南革命实践的结合作为党的一切行动的思想基础和指南针’。”针对这句话，毛泽东当天批示：“应改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革命实际相结合’。”

1956年初，在中山大学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在访问孙中山故居的途中和陪同的中国人员聊天时，说不同意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述，还讲了自己的看法。中山大学知道后，很快写了个报告给中宣部反映这个情况，认为苏联学者的说法“有损我党负责同志威信”。中宣部随后向中央写报告请示，是否有必要向苏联方面反映。毛泽东看后，在这个报告上写了封信，是给刘少奇（国家主席）、周恩来（政府总理）、陈云（政府副总理）、彭真（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陈伯达（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陆定一（中宣部部长）的，他说：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苏联驻华大使——引注）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50年代，建国，建立新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对全党，对毛泽东本人来说，都是新课题。因此在各方面，都显得特别谨慎。在新的历史课题面前，毛泽东还在探索，越发觉得自己的思想还“没有成熟”。包括《论十大关系》这样的代表作，毛泽东也说：“不是我的创造。”

再说，“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还有明确的针对性（苏联，国统区人民……），而如今，整个大陆都属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且一派政通人和的景象，针对性不像以前那样明确和强烈了。

50年代，毛泽东还经常把一些报告和文件中提到的“毛主席”字样，改为“毛泽东同志”。

清醒而科学地对待自己的权威，也就能清醒而科学地从事中国的建设。反过来，清醒而科学地从事中国的建设，也就会清醒而科学地审视自己的思想。

五、50年代前期：搞个人迷信不好

夺取了天下，毛泽东成了全国的领袖。按中外开国的惯例，常常要用一些功臣特别是领袖的名字命名一些地名，或搞一些纪念性的建筑。

对此，在进城以前，毛泽东和中央就做出了决定，不许用人名作地名，还说不让祝寿，等等。

可下边的人却不管这些。而毛泽东正像谨慎地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一样，坚决地拒绝了好些提议。

开国不久，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决定在市中心修建开国纪念塔，打算在塔上铸一座毛泽东铜像。为此，沈阳市政府给中央新闻摄影局写信，请他们代为拍摄四幅毛泽东全身八寸站像，供他们塑像时用。

为便于拍摄工作，中央新闻局自然把这封信转呈给了毛泽东。不料，1950年5月20日，毛泽东却在上面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无独有偶，北京市人民政府于这年的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也通过了一个提案：建议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大概是周恩来把这个提案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于10月27日在上面批示：“周总理：不要这样做。”

这年12月26日前后，毛泽东收到国内外祝贺他57岁生日的电报，其中包括斯大林发来的。他特别在斯大林的电报上给外交部写了一个批示，说：“此类来电均应复电致谢，但来往电均不要发表。”1952年生日前后，毛泽东就此问题，再次重申，有关祝贺他生日的“来往函电，一律不得发表”。

50年代，有关描写毛泽东生平历史的作品，也多了起来。

1952年10月，毛泽东早年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的历史教员罗元鲲托毛泽东的私塾老师李漱清送来两件文稿，一件是罗本人的自传，一件是罗写的《第一师范时代的毛泽东》。罗元鲲还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大概是询问他是否读了这两篇东西，想听听意见。毛泽东回信表示：读了罗的《自传》，觉得“兴会飙举，评论深刻，可为后生楷模。”至于“另件”，即写毛泽东的那篇传记文章，“所述‘特色’诸点，得之传闻，诸多不实，请勿公表为荷”。

当时，对描写党的领袖的文章和作品，还没有严格的规定，毛泽东能表示意见的，说不让发表，也就发表不了，可中国之大，哪里管得过来？于是，他也经常看到一些关于他的纪实之作，很是在意，特别是一些不实描写。所谓“不实”，倒还不见得是贬损之作，而常常是夸大的传闻和赞扬。上面说的罗元鲲所作即是一例，尽管当时没有发表。而对发表了的，毛泽东读后则意识到是对他的“个人迷信”了。

譬如，50年代初，有的文章说毛泽东8岁就不相信神，成为无神论者。香港报刊也曾发表文章说，40年代，毛泽东在一个深夜到离延安40里的一个地方去看一个伤兵，因为他说他在死之前一定要见见毛主席。毛泽东知道这些宣传后，在一次谈话中说，这些故事并不符合实际，是不可信的，少年时还是信神，后来又曾是一个唯心主义、无政府主义者；至于伤兵，是看过的，但就在延安，而且是白天，并不曾因一个快断气的伤兵的要求去看他。毛泽东认为这些故事是一种迷信，是不好的。

1958年，在毛泽东身边做警卫工作的张木奇，署名“红奇”在《解放军战士》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毛主席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点滴》，毛泽东看到后说：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要写，我死了以后，你们可以写。

50年代中期，苏联公开批评斯大林，在各国引起很大反响，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件事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敏感问题：如何看待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很感意外，不同意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但认为适当批评也有好的一面。

1956年9月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时，毛泽东谈到这个问题，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大家都敢讲话了。”毛泽东这里说好，是解放，大概指的是共产国际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获得了一种“解放”摆脱了一度存在的“父子关系”、“猫鼠关系”。但反观国内，也有启发，毛泽东意识到，政治决策过于集中，“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还说：“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

接着，毛泽东说到了自己在中国、在党内的问题：

我国很少有人公开批评我，我的缺点和错误人们都原谅。因为我们总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我们虽然也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但是人民觉得我们做的好事总比坏事多，因此人民就多予歌颂，少予批评。这样就造成偶像，有人批评我，大家就反对他，说是不尊重领袖。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平均每天都能收到三百封信，其中总有几封信是批评我们的，但这都不署名，或署假名。他们并不怕我整他，而是怕周围的人整他。

这显然是在向兄弟党表示：我们中国的情况，和苏联不同。同时，反映出毛泽东1956年前后对自己和全党、和人民的关系相当自信，并认为十分融洽。

毛泽东似乎喜欢在外宾面前谈论自己。1957年7月，在和尤金的谈话中说：我自己也犯过错误，由于我的错误，在战争中也打过败仗。毛泽东举的败仗的例子，就是他在遵义会议复出后指挥打的第一仗——赤水河边的土城战役。又说：如果说我在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也很高兴了。

这样的话，毛泽东后来说过好多次。

六、50年代：请斯大林派人“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

1956年9月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毛泽东还比较集中地说了对斯大林的看法，以及自己和斯大林的关系：

“他有些做法走极端，个人神化、使人难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义的。

“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长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交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

对中国革命来说，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了许多好事，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是应该肯定并感谢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之间做了一些伤害中国的事情。因此，对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始终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态。如果说在第三国际还存在的时候，中共更多的是服从的话，那么，在第三国际解散以后，特别是建国后，不满的想法便更明确更外露起来了。

从个人的角度看，毛泽东不大喜欢斯大林，是明确无疑的。他的解释有三个方面：（一）斯大林不平等待人，常常居高临下发号施令；（二）看问题走极端，即毛泽东在其他场合说的，搞形而上学；（三）搞个人崇拜，把自己神秘化，结果搞得缺少民主。看得出，对这三点，毛泽东在50年代前期，都有意识在避免。

还有一点，毛泽东喜欢有声有色充满激情的人生风格，而斯大林严肃刻板有余，生动活泼不足，反映在他的文章风格上也是这样。所以毛泽东不喜欢读他的书。像马克思、列宁，都是有诗人气质的人，文章也相当漂亮，热情动人，除了他们的特殊建树外，在这些方面，也颇能引起毛泽东在情感上的共鸣。

政治家当然是不会被情感支配的。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局着想，毛泽东处理同斯大林的关系，依然是十分节制和理性的。因此，他曾写过三篇文章称颂斯大林。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1949年访苏时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真理报》约他写的。对这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在1956年9月同南斯拉夫外宾的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作了表白和解释，他说：

“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

1958年7月为联合舰队的事，毛泽东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大发脾气的时候，甚至说：“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后来由于形势的需要，即同苏联的论战，毛泽东不可能写这篇翻旧账的文章了，因为一写出来，就意味着我们同意甚至配合了苏联赫鲁晓夫等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

的确，斯大林去世不久，毛泽东又面临着和赫鲁晓夫打交道的麻烦。

开始，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还是很尊重的。曾说他有胆量，1957年在莫斯科访问时，还在60多个兄弟党代表面前说：“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当然也是不无深意地说了：“中国有句古话，叫红花虽好，也得绿叶相扶，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的。”

遗憾的是，赫鲁晓夫仍然没有完全改掉斯大林生前苏联那种以老大自居的习惯，结果仍然是：美国是毛泽东最看得起的对手，苏联则是他最具戒心的朋友。

1958年7月21日深夜，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的一个让毛泽东愤懑难忍的建议：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舰队。尤金走了以后，毛泽东睡不着觉了，也吃不下饭。想了一夜，觉得和苏联的一些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该有个通体明亮的说法了。讨这个说法，还应该是当面的。

第二天，他让人把尤金叫了来。开门见山，说是要请尤金给自己“当个医生”，谈完后，自己“下午就可以吃饭、睡觉了”。

尤金自是满脸疑色。毛泽东则充满火气地说：

“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我们对米高扬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作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到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每次来都劝我去莫斯科，我说我去干什么？他说：总会有事情做的。后来，还是赫鲁晓夫同志出了题目，去开会，搞个文件。

“去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当时我说过，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

说到这里，毛泽东指着尤金讲：“这个话我同赫鲁晓夫讲过，当时在场的有布尔加宁、米高扬、苏斯洛夫，中国方面有我和小平，你也在吧？”

话题扯到米高扬率苏共代表团来参加中共八大的事，毛泽东又提起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

毛泽东对苏联的意见实在太大了，一个又一个的事情在他的脑海里涌现出来。显然在头天晚上，他想了一夜，做了些准备，意在让尤金把好些“旧账”都传回去，同时，也让苏方明白，在对待苏联以及斯大林的问题上，中国是做得十分周到和细致的，包括以前一些不起眼的事情。

譬如，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希望出版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同意了，并当面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协助编选，还点了哲学家尤金的将，希望斯大林派他来。斯大林尊重毛泽东的意思，于是尤金来到了中国，后来又当了驻华大使，如今就坐在毛泽东面前听毛泽东“翻旧账”呢。

毛泽东这样解释他当时请斯大林派学者来的真实用心：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朝鲜战争以前，苏联及斯大林为什么对毛泽东和中国党有怀疑呢？

直接的原因是：毛泽东是当时中共党内唯一一个没有到苏联学习过的核心圈人物，而且是在山沟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土生土长的，又掌握着中国的根本权力，对他不了解，不摸底，也就不放心。更何况，毛泽东反对他们信任有加的王明，王明是他们自己培养出来并认为是最懂马克思主义的人。

最让斯大林领略到毛泽东接手中国政权以后的厉害之处，或者说“民族主义倾向”的地方，恐怕是毛泽东1949年的莫斯科之行。因为一到莫斯科，毛泽东就要求斯大林重订中苏条约，还要收回东北的一条铁路，真是太神气了。哪怕是不得不按中国的意思办，或者说按道理，毛泽东的要求并不过分，但对做惯国际共运“太上皇”的斯大林来说，心里总是不大舒服的。

于是，他有意冷淡桀骜不驯的毛泽东。

据当时苏共中央核心圈人物莫洛托夫回忆：

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请我喝过茶。谈到应该会见斯大林，不知何时方便些……斯大林好几天都没有接见他。斯大林对我说：“你到他那里去一趟，看看他是什么人。”当时他住在布利日纳亚，斯大林的别墅里。

我同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谈完后对斯大林说，值得接见他。他是个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当然离马克思主义者还很远，他向我承认，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第138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尽管斯大林对毛泽东有过“胜利者不受责怪”的缓和的、甚至类似于套近乎的表示，但主要还是把他看作成功了的农民领袖而已。以老大自居的苏联领导人，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仍然是疑窦丛生。巧的是，建国前夕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来往的秘密电报，也称斯大林是“大老板”。

而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向陪同他访苏的苏联人科瓦廖夫发脾气呢，甚至拍了桌子：“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说了这一大通，毛泽东明白告诉尤金：“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又指着在场的其他中央领导人说：“他们没有气，我一个人有气。如果犯错误，是我一个人。”

周恩来立即补充：“这是我们政治局的一致意见。”

整个过程，好几个小时，弄得尤金无所适从，只插了一次话，而且很短。

七、50年代后期：不当国家主席，“个人威信不会……有所减损”

在新中国国家元首这个位置上，毛泽东只待了10年。

1949年，新政协选他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他为国家主席。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刘少奇为国家主席。

是毛泽东自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的。

毛泽东公开讲在下届人大会议提名选举时，不再作国家主席的候选人，是1956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一个有几十个人参加的会议上。这是个党内会议，与会者认为他的这个想法是可行的。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还说到将来在适当时机不再担任党的主席，与会者认为这个想法目前暂时还不可行。

这是“八大”之前的事。这期间，党内高级领导人对毛泽东不愿连任国家主席一事想通了的渐渐多起来了。在八大通过的新党章里，专门写了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名。这里就是为毛泽东不光从国家主席退下来，甚至从党的主席退下来后的安排埋下的一个伏笔。所以，在1961年9月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前一天，听外交部办公厅的熊向晖谈到蒙哥马利可能问及毛泽东的接班人时，他说：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

可由于和民主党派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太少，情况就是两样了。

1957年4月30日，为庆祝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许多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也来了。当时，开门整风进入了高潮，利用这个机会，毛泽东把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召集起来，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厅开了一个会，商量帮助共产党整风的问题。

就在这个会上，毛泽东把他不愿连任国家主席的想法，第一次向党外公布了。末了，还嘱咐在场的身份较高的陈叔通和黄炎培两人（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把他的这个意思有意识地透露出去。

这个消息，无疑让陈叔通和黄炎培深感意外，他们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一时也想不通。二人商量了一下，觉得此事关系重大，决定暂不透露，还“相约勿遽外传”。

第二天他们联名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特意密陈”了一封信。

信的中心意思是不同意毛泽东不再连任国家主席的意见——“我们期期以为不可”。理由是：（一）形势还不算很稳定，“不可以说国家已经稳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决，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二）固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短期内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这一点，因此，“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如果此时贸然宣布，“可能因国内人心的震动，而给以国际间推波助澜的造谣机会”。

最后干脆“披沥直陈”：请刘少奇、周恩来考虑“应否及时邀集昨在场人大、政协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如大家都有上面所陈感想，即请转呈毛主席”。

刘少奇、周恩来自然把这封关系甚大的信转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是5月5日看到的。

在这封信上，毛泽东写了几处批语。

他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有了根本的巩固，“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如果国际“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

在陈、黄来信的末页，毛泽东还写了一段长的批语，说可以修改宪法，国家主席可以连选一届。但自己“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这大概是照顾各方面想法，为以后的变化留下余地。

这个批语所集中表达的，还是毛泽东自己为什么不愿连任国家主席的原因：

“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作主题报告）。这样，比较作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

此事既然连民主党派的高层人士都想不通，那么，干脆就在大范围展开讨论吧。

于是，毛泽东给去年在八大会议上当选的其他几个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以及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彭真，写了个批示。要刘少奇召集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展开一次讨论，希望取得大家的同意，然后把陈、黄的信和自己的批语，印发给所有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八大代表、全国人大所有代表及政协委员。总之，“此事应展开讨论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

5月8日，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了陈、黄的信和毛泽东的批语，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11月间，毛泽东访问苏联，又专门把自己不再连任国家主席的情况通知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问他有没有人接替？毛泽东回答：“有，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在我之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这些同志来，希望你们对待他们和对待我一样，当作朋友。”

经过充分酝酿，到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终于正式做出了决定。195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便改选刘少奇为国家主席。

这些举措，这些过程，看出毛泽东不连任国家主席在当时的阻力，也看出他的决心。他要辞去国家主席，或者还有其他考虑，不好去过多猜测。但不管怎么样，有一点非常明确，并吻合他一贯的想法，甚至吻合他一贯的性格本色：想多研究点问题。这期间，他甚至在一个同文学家们座谈的会议上，说到自己以后退下来，要像鲁迅那样写点杂文之类。有一次批评《人民日报》的工作，大概是对上面的文章不满意，有书生气，他又说：辞去国家主席后，就有空闲给你们写文章了。从历史的经验看，在整个革命年代，他非常注意抓路线，抓大事，而且正是在延安集中攻读马列著作，写出像《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这样大量的理论指导书籍，奠定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无可替代的“精神导师”地位。同时他又有大量的革命实践并担负具体领导工作，正像他年轻时主张的那样，既有“圣贤传教”的一面，又有“豪杰办事”的一面。他那时的精力，在党内几乎也是无可比拟的。

在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特别是八大会议的召开，真是风云一代英才齐聚一堂，且大多正值盛年，在他的领导下，新的领导班子摆出大干一场的架势，集中精力搞建设。搞建设，他和许多人一样，也有一个具体摸索过程，许多具体问题，不再像战争年代那样都得心应手。他要研究问题，是可体谅的。况且又是在和平时期。

还有一点，到50年代后期，毛泽东已是60多岁的人了，自然没有像先前那样的精力兼顾各方面。1956年新年伊始，宋庆龄给他寄来一张贺年卡，在回信中，他曾如此陈述自己的身体：一方面是“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的自信，同时又有一个“然而”说：“甚至吾衰矣。”在同年9月会见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时，他说得更明确：“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在这种心境中，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肩挑，对他确实是个“妨碍”。

这里有一个看来是巧合的情况出现了：正是他下决心摆脱杂务，不再连任国家主席的时候，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开始出现偏差。

就在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对开展“大跃进”有至关重要作用的1958年南宁会议上，他还专门对参加会议的人讲：“我辞去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在今年九月以前用征求各级干部意见的方式举行一次鸣放辩论，……求得多数人同意。”

稍后，他又把这个问题写进《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作为最后一条，说：“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适宜。”

在翻阅档案文献时，我们也不难发现，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是越来越多地引用书本，特别是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典故。

这恐怕也不是偶然的巧合。

另一个不是偶然的巧合，是在1958年为了推动并不是所有干部都赞成的“大跃进”，他提出了个人崇拜问题。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不能一概否定。为了现实需要，他不得不利用他个人的威望，对自己的权威看得更重一些了。

八、“大跃进”及其以后：经济工作“不懂”，“这一辈子搞不了了”

怎样搞经济工作，对毛泽东来说，是个新课题。这方面，他一开始就不像在军事上那样特别自信。

建国后，他就注意经济方面的学习，力求掌握经济规律，但也有些失误，做过自我批评。1953年8月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说过一番话，大概是他在经济工作上最早的一次自我批评。当时对财经工作批评得很厉害，毛泽东讲：“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接着讲了自己应负的几方面责任，诸如抓得少，抓得迟，关于统收统支，关于预算，等等，自己都有责任。其中还说：“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

此后，他尽管还是花主要精力搞社会主义革命，但为了指导经济建设，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他仍然从事了大量调查，写出《论十大关系》那样的著作。这部著作主要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政方针的论述，和一线的具体经济运作还不完全是一回事。

后来他冲到一线，搞大跃进，直接指挥，并一心要干成一件大规模的经济运作。

由于急躁冒进，搞得国民经济很不协调，得不偿失。捅了乱子，就有一个怎样认识的问题。这样，毛泽东又一次面临对自己搞经济工作的反思。

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对大跃进，毛泽东是推动最力的人，也是较早意识到大跃进有问题的人。时间大致在1958年10月底。他于11月初亲赴郑州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他的反思，也常常结合对自己的检讨。

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的头一天晚上，毛泽东把田家英和吴冷西找到自己的房间深谈了一次。基本意思是要“压缩空气”。

当时，毛泽东心里不大痛快，感触很深。事情是由这天下午他同各大协作区组长（相当于建国初各中央局书记，也称大区书记）的谈话引起的。他本来想同他们商量压缩1959年的生产指标，比如把钢产量从3000万吨降到1800万吨，结果是各路“诸侯”反过来说服他保持此前在8月北戴河会议上定的高指标。毛泽东对田家英和吴冷西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依据。毛泽东还说，中央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还有一件事也让毛泽东担心。此前，《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说用三四或五六年就行了。这个社论本来是根据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的精神写的。在北戴河会议的决议里，谈到过渡时间，在三四年或五六年后面还有半句话：“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谈话中，毛泽东告诉田家英和吴冷西：那半句话是我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泼点冷水，但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说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显得很激动：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此后，经过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又决定7月间召开庐山会议。

可以说，在这期间，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有这样三条路交叉前行着：一是下决心纠正“大跃进”中高指标的偏差，但在一些领导干部中，要立刻转过弯来一时也不容易，这使他有为难的地方。一是虽然想纠偏，但他不愿意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这“三面红旗”，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这场运动毕竟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热情，这是他一生特别看重的“民气”，因此他反复提醒，既要“泼冷水”，又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事实上这是一个两难之境。再一条路就是“大跃进”毕竟是毛泽东本人积极促成的，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事实上已经准备承担责任，并在反思中意识到自己搞经济工作还不像搞其他工作那样顺手。

胡乔木生前为了写“回忆毛泽东”一书，曾向参加撰写的人员披露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这样一个心态：

在庐山会议开会前，毛主席曾开过一次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表示他不能搞经济工作，他不懂。他认为他这一辈子搞不了了，年纪这样大了，还是陈云搞得好。这些话在庐山会议前期也讲过：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经济工作还是要陈云出来。后来庐山会议的气氛完全反过来了。

1959年7月初上山后，毛泽东的心情还是很舒畅的。前半截的会议，被说成是“神仙会”，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也不忌讳在人面前谈他的失误。

譬如，11日晚上，他找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谈话时，说：提倡敢想敢干，确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我这个人四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真理都在自己手里；现在还有肝火……自己就是个对立面，自己常跟自己打架，有时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就想通了。

彭德怀的信出来后，毛泽东在7月23日大会上的讲话中还说：“去年8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去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是不满的，曾针对它讲了许多话，其中说到自己，解剖自己的话也不少，但，那不是经济方面的了，属于另一个主题。放在后面说。

胡乔木还曾回忆：“庐山会议后就有人提出继续出《毛选》。毛主席说现在不是出《毛选》的问题，而是出《刘选》。”

看来，“大跃进”的失误，对他原先良好的自我感觉影响不小。如果说，在庐山会议后期，他的许多自责的话，由于是针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不免有些赌气的意思在内，那么，在处理了这种被他认为是错误的思潮以后，他的一些反思，还是很深刻和真诚的。

庐山会议后一个月，毛泽东回到北京，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说道：我也是个甚为不足的人，很有些时候，我自己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门学科没有学好，外国文没学通，经济工作刚开始学，但我决心学，不死不休，对于这些我也要赶起，要进取，那时见马克思时我的心情会舒畅些。

这里虽然说了经济以外的其他方面，但毛泽东真正要说的，或者说引起他发这一大通感慨之语的，无疑是“大跃进”的经济失误问题，是自己在经济工作方面的把握能力问题。

说完这番话后三个月，他便带着一个班子到杭州去了，去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用他在杭州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中的话来说，是要“下决心搞通经济学这门学问”。

但是，由于反对所谓“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经济工作方面的“左”倾倾向，仍未得以消除。毛泽东继续做自我批评。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作《十年总结》的报告时，便说道：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万吨钢，又在上海同意了可以完成1650万吨钢……如此等类。

纠“左”的高潮，当然要算是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了。

在此之前半年，1961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对几年来经济工作中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讲完还提出让与会者把他的自我批评传达到下面去。然而，由于他的特殊地位，许多地方并没有传达毛泽东的自我批评。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在30日这天讲了一大通话，还说到一些地方没有传达他的自我批评的事情：“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不只是中国在探索，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探索的事情，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关注的事情。这样，接见外宾时就免不了要谈到中国的经济建设情况，在“大跃进”失误以后，毛泽东同外宾谈话，也是常常说我们在这方面缺乏经验。在30日的讲话中，他便介绍：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要来中国，一九六○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一九六○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

中国缺乏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把握方向、起决策作用的毛泽东缺乏经验，并懂得很少：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事实上，在“大跃进”以后，毛泽东再也没有过多地插手经济工作了。正像他说的那样：“这一辈子搞不了了，年纪这样大了。”

九、庐山会议及其以后（一）：“偏听偏信，就是要偏”，“领袖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

庐山会议有许多故事可说。我们要说的是毛泽东在会议后期谈论自己的事。

庐山会议前期，各小组的讨论，对工作提出了不少意见，有一些很尖锐的议论，毛泽东特意在7月10日晚上召集各小组的负责人谈了一次话。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一书记载，他第二天听传达的内容中，毛泽东有这样一段话：“张奚若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去年1900个项目，搞得多了些，现在改为788个，不是很好吗？我还是要好大喜功，比较接近实际的好大喜功，还是要的。偏听偏信，就是要偏，……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一边。”

看来，这时候，毛泽东对党外人士因为“大跃进”的失误进而对他本人的评论和批评，是很不满意的。张奚若和陈铭枢的话，说得也直截了当。这就埋伏了在怎样评价“大跃进”的问题上的情绪对立的种子。

关键自然不在于党外的批评。作为党内高层会议，庐山上反映出来的，更多的是党内同志的意见。最有代表性的，是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以及其他同志的议论。

这样，在7月23日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自责，但自责中也难免夹带有一些情绪：

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待了，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而已。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是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

这里甚至说到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样严重而且颇为伤感的话。他还重说了一遍，扯到了自己的家庭、孩子，说自己两个儿子，一个死了，一个疯了等等。

8月15日，在庐山会议就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篇《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其中又专门例举了一些人关于他的议论，说：“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

这里列举的对他的议论，有民主党派人士说的，有当时同毛泽东有较多接触的党内“秀才”的私下议论，有彭德怀、张闻天说的。

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毛泽东是怎样来看待“大跃进”的错误的？

应该说，他是真心实意要纠正错误，并承担责任的。但在方式上，按毛泽东的性格，纠正错误更多的是要由他来领导和指导，也就是说，他要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也占据主动位置。正像他私下里和人讲过的那样，他希望出现海瑞这样的人，在他面前讲真话，甚至敢于批评他的错误，可当海瑞真正出现的时候，又担心自己未必受得了。这话果然是应验了。

其次，对“大跃进”的错误估计到什么程度，批评到什么程度，他是有所保留的。用量化的概念来说，他认为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而他认为彭德怀等人的批评，是从根本上来了个否定（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在那时，谁也不会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的，包括彭德怀），这是他不愿接受的。

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反映了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思想的变化，其中包括对待自己的认识的变化。发动“大跃进”的第一个重要会议，是1958年1月在南宁召开的。正是这个会议，毛泽东很严厉地批评了周恩来，批评他在1956年搞的“反冒进”，周恩来还写了自我检查。这个时候，他还讲过对个人崇拜不能完全否定的话呢。从此，党的一些领导人不敢在他的面前讲真话的情况，是存在的。譬如，1959年的几大生产指标都定得过高，胡乔木回忆说：“陈云同志主张不要在公报上公布。他要我向毛主席报告，我不敢去向毛主席报告陈云同志的意见。”由此，才有了“偏听偏信”、“斯大林晚年”这样一些议论。这些议论，特别是“斯大林晚年”这样的话，对他的刺激，是可想而知的。因为人们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和中国不满意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记忆犹新。毛泽东绝不会认为自己竟然和此前一再批评过的斯大林的这个缺点有相同之处。

在毛泽东看来，即使工作有失误，也绝非出于私心的，他的宗旨，他的目标，都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为此，他就不管别人说什么了——你说我“偏听偏信”，我“就是要偏”，我偏的是人民，是绝大多数人的要求和利益。

下面这个例子，多少可以成为他这种心理的注脚。

1960年5月27日这天，毛泽东和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作了一番长谈，其中说到什么样的领袖是最好的，他们评价了西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一些政治领袖——

毛泽东：我们看到麦克米伦（当时的英国首相——引者注）到法国访问，戴高乐到伦敦访问时受到隆重接待，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希望你们两个国家能够合作。

蒙哥马利：麦克米伦可能是西方世界最好的政治领袖。

毛泽东：可能，至少他比艾森豪威尔好。

蒙哥马利：谁会比他更好呢？我是指在西方世界里。

毛泽东：我们希望英国能够更加强大。

蒙哥马利：他在西方集团是最聪明、最老实的人了。

毛泽东：人们可以看出，他比较有章法。

蒙哥马利：我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牺牲他的原则。你同意不同意这样一种标准？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

毛泽东：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

蒙哥马利：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

毛泽东：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

蒙哥马利：他必须带领人民去做最有利的事。

毛泽东：他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蒙哥马利：但是人民并不经常知道什么对他们最有利，领袖必须带领他们去做对他们有利的事。

毛泽东：人民是懂事情的。终究还是人民决定问题。正因为克伦威尔代表人民，国王才被迫让步。

蒙哥马利：克伦威尔只代表少数人。

毛泽东：他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

蒙哥马利：但是他失败了。克伦威尔去世并且埋葬以后，过了几年，人家又把他的尸体挖出来，砍掉他的脑袋，并且把他的头在议会大厦屋顶上挂了好几年。

毛泽东：但是在历史上克伦威尔是有威信的。

蒙哥马利：如果不是克伦威尔的话，英国就不是今天的英国了。

毛泽东：耶稣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但是耶稣有威信。

蒙哥马利：那是在他死以后，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很多的跟随者。

毛泽东：华盛顿是代表美国人民的。

蒙哥马利：可是他被暗杀了

毛泽东：印度的甘地也是被暗杀的，但是他是代表印度人民的。

对话不短，无疑涉及毛泽东自己的选择。

十、庐山会议及其以后（二）：回顾历史，“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1959年以后的毛泽东，在经济工作上，意识到自己懂得太少，可在其他方面，他还是相当自信的。对自己过去的成功，特别是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看得更重了。也是从庐山会议开始，他时常谈起革命年代的一些往事。其中也有一些自我解剖的内容。

在8月1日中央常委会上，批评彭德怀，不知为什么，扯到了30年前在闽西苏区的一些事情，他说：“闽西时我有责任，那时个别谈得少，公事公办，好像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别人讲得不多，违反原则事即斗，必须立即当众回答。横直公事公办，那时方式太生硬。后来慢慢学会一条：谈话。现在方法又少了。谈话，小型会议，像这次庐山会议，少了。”

这是从历史的回顾角度，多少觉得自己在50年代后期工作方法，特别是在联系群众做细致的意见交流方面，有些不足。

接着又说：“中央苏区整我，也睡不着觉。整我狭隘经验主义，山上无马克思主义，这是第一次反‘围剿’以后，我们这些人早几天也是在城市的。……而土包子，是毛派。但整狭隘经验主义，给我很大刺激，因而读了几本书，到后来，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这是政治结论。”

这多少是借过去的经验来意味深长地指今日之事了。

这以后，到60年代，毛泽东接见外宾或在中央会议上，以及同身边的工作人员的谈话中，谈论自己的历史，特别是在中央苏区挨整的事，明显多了起来。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自己67岁生日的前一天，把在北京的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共十三个人，叫到自己的家里，搞了一个聚餐会。其实，是借为自己祝寿之名，对这些亲近的身边人来一次小小的“整风”教育。身边的人多了，相互之间就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意见。毛泽东日理万机，仍不放过对身边人的思想教育。再说，作为政治家，大党领袖，这也是倾吐很细微的心里话的难得机会。

人到齐了，说什么好呢？

那就谈历史吧。

毛泽东先讲了一大段战国时张仪和苏秦两个纵横家交谊的故事。说张、苏二人本为同学，苏秦先在赵国做了相国，张仪却在楚国混不下去，跑到赵国来投奔苏秦。苏秦怕他在赵国依靠自己，安居下来，不求上进，做不出大事，便有意冷淡他，使张仪决心要赌气到别的地方去，苏秦又暗中出钱并派人把他送到了秦国，还为他打通了升官的各种门路。后来，张仪果然在秦国当了相国，一提起苏秦还是咬牙切齿。这时，苏秦派来帮助张仪的人对他讲了实情。

讲完后，毛泽东把自己从这个故事中得出的体会告诉聚餐的人们：“你们看，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

这是古人的历史。毛泽东接着这个话题，说开自己的历史：

“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我就受过压的，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掉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过话吧！那时，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也不是生来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指《战争论》——引注）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写《实践论》、《矛盾论》，是为了给抗大讲课。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去讲课，可以总结革命的经验。讲一次课，整整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作准备，而且其中还要有两个通宵不睡觉。准备一个星期，讲上两个钟头的课，就卖完了。课不能照书本子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自己作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也讲了一大段自己在中央苏区挨整的经历。得出的结论是：“可以锻炼革命意志。”

在各种场合下讲自己过去的遭遇，自然有不同的用意。但他用自己的经历要说的道理，无论是“人没有压力不会进步”，还是“锻炼革命意志”，意思实际上是一样的，就是在挫折面前，要进取，把坏事变成好事。

这个意思，或许毛泽东在女儿李讷大学毕业时送给她的四句话里表达得更详细：“1.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2.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3.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4.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毛泽东送女儿的，无疑是自己的经验，是对自己的经历的反思，以及自己的现实心态。

十一、60年代：肯尼迪“也看我写的军事文章，这可能是真的”

过去的成功经验，在军事上居多。毛泽东对自己的军事生涯，一向自信而满意，说是胜多负少。在这方面，他似乎用不着谦虚的。

哪怕是在外国元帅和军事家面前。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他很欣赏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谈到自己的军事生涯，有这样一段对话：

蒙哥马利：同时做一切事情是没有好处的。我是个军人，我了解这一点。你也是个军人，你也应该了解这一点。

毛泽东：你有35年军龄，你比我长，我只有25年。（大概是指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再加上三年抗美援朝战争。——引者注）

蒙哥马利：我有52年了。

毛泽东：可是我还是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主席。

蒙哥马利：那很好。我读过你关于军事的著作，写得很好。

毛泽东：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我是从你们那儿学来的。你学过克劳塞维茨，我也学过。他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蒙哥马利：我也学过成吉思汗，他强调机动性。

毛泽东：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东西。

蒙哥马利：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

毛泽东：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

蒙哥马利：我们应该从两千年以前回到现在了。

两位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军事家，来自东方和西方，由不同的军事文化所培育，使用着不同的装备，都是一等一的高手，谈起战争，都是那样的自信和洒脱。对毛泽东来说，在军事上，他始终是很自信的。在中央苏区挨整时，周恩来就向中央说过，“泽东的长处在打仗”。而毛泽东在建国后的自我评价中，在别的方面，多有谦虚之辞，而在军事方面，则颇有些当仁不让的气概。

50年代接见外宾谈到自己的经历，说：我们是打了22年的仗，如果包括朝鲜战争，就是25年，我们这些人大半辈子都耗费在打仗上了。批彭德怀时，他说，我就不相信军队会跟你走，还说大不了，再上山；不行，就上山打游击，再搞红军。晚年批判林彪时，他也是经常说到这样的话。

的确，一直到晚年，毛泽东都保持着军事上的绝对权威。1971年那次有重大意义的南巡，一路讲话，首先是政治家的成算，可他竟能于细微之处，长驱回京，粉碎林立果的谋害，确也见出军事家的机敏和果断。后来的八大军区司令员的调动，显然也是为了消除林彪在军队里的影响的一个举措。他一声令下，10天之内，司令员们就报到了，由此可见他在军队里的绝对影响力了。

1961年9月，蒙哥马利元帅再次来访，两人又谈起战争。不过，这次不是说的遥远的古代，不是孙子、成吉思汗，不是克劳塞维茨，说的是现代核战争。蒙哥马利讲起核战争的威力，可毛泽东却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

看来，对战争艺术，对战争中人的军事智慧的发挥，他总是情有独钟，仿佛有一种审美上的愉悦。60年代，他多次讲，打仗并没有什么神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战略战术，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这四句话。如此简单明了轻松无比地谈论战争的真谛，正是传达着他对自己军事生涯的欣赏和自信。

其实，在实际操作中，在理论著述中，毛泽东却绝不是这样轻松，总是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绝不放过任何—个细节。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留下一系列军事著作。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特别是这种胜利是在长时期的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取得的，也就格外引起国外的注意。所谓“国外”，不光是处于战争状态的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也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政治家。这对毛泽东来说，当然也是件值得开心的事。

1965年1月斯诺来中国时告诉他，说此前曾读了主席的军事著作，联系越南的情况，觉得有些像中国的解放战争。毛泽东未置可否，只说两场战争规模不一样。说到对国际上的主要矛盾的判断，斯诺又讲：“我相信主席可以回答，我无法回答，或者只好等主席的下一本书了。从主席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主席特别重视的那些事件，从这里是否可以认为帝国主义和亚非拉的新兴力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毛泽东回答：“我看美国总统也是这么说的……有消息说，他（指前任总统肯尼迪——引注）也看我写的军事文章，这可能是真的。当阿尔及利亚问题不得解决的时候，阿尔及利亚人问我，我的著作他们利用，法国人也利用，怎么办？说这话的是当时的总理阿巴斯，他访问过中国。我说，怎么利用？我根据中国的经验写的书，只能适用于人民的战争，不适用于反人民的战争。蒋介石也研究我们的材料，我们的许多材料在战争中被蒋介石得到，但是无法挽救其失败。法国人也没有因为看我的书而挽救其失败。”

毛泽东相信他的书是为人民而写，这是他一直的观点。随着世势的变迁，他不否认甚至还有点希望，自己的军事著作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在亚非拉反帝斗争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十二、60年代中期以后：“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做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自己的看法，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这个变化同他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看法是一致的。1962年秋的八届十中全会，他重提阶级斗争，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觉得问题很严重，而且越来越严重。再加上同苏联之间“口诛笔伐”的论争，于是，他考虑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就更多了。

而中国的未来，和他的现在和未来是搅在一起的。有时候，他觉得自己的权威有些不如从前，有重树的必要。

这些内心的想法，不可能直通通地表露出来，但在特殊情况下，在特殊对象面前，他多少会有所透露。

一个例子是1965年1月9日同老朋友斯诺的会谈。

斯诺告诉毛泽东，国外关于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讨论。

斯诺说：“你在中国进行革命，同时也使外国的‘汉学’起了变化，现在出现了各种的毛派和北京学派。不久前我出席了一个会议，一些教授在争论你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作出独创的贡献。会后我问一位教授，如果能够说明毛从未自称有过任何创造性的贡献，这对你们的争议会不会产生影响？那位教授不耐烦地回答说，‘不会有影响。那完全是不相干的’。”

听到这里，毛泽东笑了起来。他说，两千多年前，庄周写了关于老子（道家）的不朽的著作（《庄子》）。后来出现了诸子百家，争论《庄子》的意义。

讨论毛泽东是否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独创性贡献，或许出于满足自身的智慧愉悦，或许是60年代西方“毛泽东热”中赶时髦的动作。那时毛泽东在西方青年人当中的影响，几乎与国内相近。西方的青年学生不满现状，于是也采取各种方式来“造反”，他们认为是毛泽东请他们这样做的，对毛泽东评价很高，视之为“精神导师”。这种情绪，自然要引起西方学者们的反应，仿佛这当中有许多深奥的大道理值得去耗费他们的精力。对毛泽东来说，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他一生从事的事业的一个根本内容。且不说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作为，就是1958年那样的大动作，也多少是要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没有干过的事情——尽管他常常说自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生。

没有独创性，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毛泽东给予了中国式的回答：自己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间的关系，犹如庄子和老子的关系。都是道家学派，“庄”源于“老”，而多有发挥。

接下来，斯诺和毛泽东谈到有关毛泽东的两个敏感话题。在当时，都多少引起了一些不小的反应。

一个是关于死亡的约会，一个是关于个人崇拜。

斯诺对毛泽东讲：“在俄国有人说中国有个人迷信。”

毛泽东是这样回答的：“恐怕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有的。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

这段话让人很费琢磨。可从正反两方面来理解。从反处讲，是否认苏联的说法，语气间颇有回击对手攻击的惯常方式：你们的领导人倒台了，我没有倒台，你就说是靠个人迷信支撑的。从正面讲，是承认苏联的说法“也有点道理”，其中也暗含着毛泽东自己微妙的心里体会：没有丝毫个人迷信，是容易倒台的。

斯诺当时是从正面来理解的。回去后，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写了一篇报道，其中说毛泽东承认中国有个人崇拜，并且有理由要求有点个人崇拜。文章发表后，国内有关部门对斯诺很不满意，托人传话对他进行过批评。还把文章翻译过来，报给毛泽东看了。毛泽东当时怎样说，不得而知。

1970年斯诺再次来中国的时候，毛泽东的话说得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是这样解释1965年同斯诺谈个人崇拜问题的：文章我看了，你的那些错误有什么要紧？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书没有人看，你就高兴啦？还说，1965年同斯诺谈话时，许多地方的权力，如北京市委，自己就管不了，所以那时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斯诺按自己的理解，说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意思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文革”时期，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指示来作为一切的标志，直到斗争的结束。

毛泽东似乎没有否认这种关于个人崇拜的解释。若干年后的解释，难免有后来的心里印迹，但大体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在“文革”前一段时间，出于政治考虑，对群众崇拜自己是需要的并愿意接受的。

这种心曲，其实，就在他同斯诺1965年那次谈话不久，发动“文革”的时候，就私下里吐露出来了。他是结合自己的性格，在自我解剖中说出来的。

这就是1966年7月在“白云黄鹤”的武汉给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

这封信虽然还谈到其他内容，但不少篇幅是分析自己。而直接引起他作自我解剖的，就是“我的朋友的讲话”，即林彪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说了许多复辟政变的事，说“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还说毛主席可以活到100多岁，“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是我们的行动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词句，毛泽东说自己“总感觉不安”。

不安何在？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们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作了共产党的钟馗了。”“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无须再摘引下去了。

有两点值得注意：（一）自己目前有“不自信”的因素。为了什么不自信呢？显然是有所指的，大概是对正在“熊熊燃烧”的“文革”烈火，将烧向哪里，烧到什么程度，自己能不能最终控制好，还没有绝对的把握吧。（二）自己是不是像林彪这些人讲的那样神乎其神？不是。毛泽东觉得自己在“名”与“实”之间是有差距的。

尽管有些不自信，尽管知道自己的“几本小书”没有那样的神通，但是，“不同意他们不行了”，这个“他们”，自然是指那些积极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并推波助澜的人，而毛泽东当时无疑是需要这些人的，尽管这些人说的话在毛泽东看来有过头的地方，但为了对党和国家来说举足轻重，甚至是“生死攸关”的“文革”，为了打倒那些不愿“继续革命”的“走资派”，他还是愿意当“打鬼”的“钟馗”。

所以，毛泽东基本上还是自信的。正像他在信里还说到的那样：“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于是，这封罕见的解剖自我和流露真情的信，写好后，除了给周恩来和王任重看过外，没有给其他在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人看过，又因为里面提到林彪且有所批评，后来周恩来曾转告林彪，搞得他很不安，而那时毛泽东从根本上还是信任并倚重林彪的。

说到那时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有一个明显的例子。也是这一年，他同外宾谈话时，回忆起红四军“七大”的问题，说：遭到内部的不理解，被赶出红军，当老百姓去了，那时林彪同我一道，他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

为了使“我的朋友”放心，毛泽东吩咐把原信烧掉了。还多亏据说是江青保留了一个抄件。这封信多少也成了毛泽东自我反思的一个私人笔记。

关于这封信，有不少文章都在研究它的真实意图和透露的微妙心态。我在这里不再多说。只是要强调，这封信不同于和其他人的谈话，或什么公开场合的讲话，而是毛泽东主动要写，并且是有感而写，又是私人信件，想来必是最真实的心灵记录。

随后，林彪搞个人迷信，依然如故，而且是“更上一层楼”。就在毛泽东写这封信后不久，林彪在接见高等军事院校、政治学院和总政宣传部负责人时，发表谈话，称“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洋人、古人哪里有毛主席高？哪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这就是著名的“9·18谈话”。12月，林彪又发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鼓吹“顶峰论”。这些，未见毛泽东有什么表示，看来也是在不得不当“钟馗”的心境下接受了。

几年后，当毛泽东给江青的那封信以文件的形式，在全党公布的时候，林彪已折戟沉沙，毛泽东对林彪之流大搞个人迷信的真实用心和社会弊端，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多少也是应了他在信中说的那句话：“吹得越高，摔得越重。”

有人认为，这句话既指大搞个人迷信的林彪，也是在说被搞成迷信人物的自己。至少在林彪那一面，是应验了的。而于自己，他不免担心起来。

有时候，他的说法显得幽默。许多回忆和传记都写到他批评林彪的话：我讲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6次，一次就算一句，也有6万句，可他们就是不听，连一句也不顶……搞那么多塑像，大理石的、花岗岩的、不锈钢的，你们在家睡觉，让我在外面站岗，风吹日晒雨淋，好不残忍呀！

想到自己恰恰被搞个人迷信的人蒙蔽起来，犯了一些错误，有时候他的话又说得十分沉重。譬如，在林彪事件后，他几次讲到贺龙的问题，公开承认：“我看贺龙搞错了，我有责任呢”，“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的确，在“文革”中，许多老同志对毛泽东是敬畏有加的。例如，一开中央军委扩大会，徐帅和有的老帅总是检讨执行张国焘路线的错误，陈毅则检讨红四军“七大”问题，连一向厚道的朱老总也是检讨。林彪出事后，毛泽东让叶帅出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叶帅希望毛泽东有时间能见他一下，以便得到指示，写了封信，用的词也是“赐见”，真有点战战兢兢的味道。

对这些现象，毛泽东不会没有察觉。这样，在“文革”进行几年后，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看法，又是一变。

在林彪摔死前，同样是在1970年那次和斯诺的谈话中即已披露出来了。

这是斯诺最后一次到中国。国庆节的时候，毛泽东还请他上了天安门和自己站在一起。

毛泽东告诉他，“文革”发动前后的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要降温，因为崇拜得过分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

毛泽东认为的“形式主义”，著名的就是给他定位的“四个伟大”。谈话中，他用英语把“四个伟大”说了出来：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接着表态：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自己是当教员的，现在还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诺说自己不知道那些过分搞个人崇拜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毛泽东认为有三种：真的；随大流；假的。

看来，毛泽东始终是清醒地注视和利用着人们对他搞的个人崇拜，并不时地琢磨。否则，他不会那么自如地随口用英语对斯诺讲起“四个伟大”。说得玄一点，就是毛泽东并没有被“个人崇拜”之火“熔化”，他并不是真正按人们崇拜的那个框框来自我塑造，来认同自己的形象，他的自觉意识中，是和人们塑造的那个“神”保持着距离的，至少力求这样做。

“文革”进入后期，过分的个人崇拜，使他警觉起来，分析出三种人来，不是无所指的。在这个谈话前三个月，便有庐山会议上陈伯达讲天才的事件，而讲“四个伟大”最起劲的正是林彪。他这个时候反对个人崇拜，是不是又暗含着一种政治需要呢？还真说不准。

在“四个伟大”中，他承认“导师”一角，这大概是他对自己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发挥的作用的一个能够接受的定位。这倒不是因为他青年时代确实当过教师，以及“教师”在英语中同“导师”可以用一个词汇来表达。

是啊，被光环围裹起来，远远看去，确令人羡慕，觉得神秘。一旦拨开一道缝，换一个方向看，被光环围裹的人肯定是不会觉得舒服的。里面的人如果真以为自己就像被人们装扮的那样，倒也好了，大体不会有主观的烦恼。问题是里面的人越是清醒，越是觉得不得不让人们这样装扮自己的时候，那内心的感慨，乃至挥之不去的忧虑、痛苦，恐怕不是局外人所能体会和揣摸的。

一年后，1971年在武汉同党政军领导人谈到自己，毛泽东说：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一个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他心目中的“圣人”是谁呢？

是一位逝去经年，却冷峻地立在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峰巅上的文人——

他的名字叫鲁迅！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重复先前说过的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同时，他加了三个字——“包括我！”

1. 注：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年2月22日生，美国独立战争军事领袖，美国第一任总统，被尊称为“美国国父”。1799年12月14日，在弗吉尼亚温恩山家中病逝，此处说华盛顿“被暗杀”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