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曾经沧海的人。正是在沉浮中渐渐被人们接受和拥戴；中国革命也是在曲折中才逐步走向坦途。

历数毛泽东在党内早期的地位，历史老人对他并不是情有独钟。

1924年，党内有同志讥讽毛泽东是“胡汉民的秘书”；他不管，仍努力推进国共合作走向高潮。

1925年召开“四大”前夕，在党内身负要职的毛泽东不知为什么却回韶山养病去了，连中央候补委员都没选上，他则埋头搞农民运动，待他再回到广州，已然是农民运动的权威。

1927年4月底5月初，在武汉召开的“五大”上，毛泽东只是候补代表，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他关于土地分配的提案，被陈独秀锁进抽屉，拒绝拿到会上讨论。毛泽东勉强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事先拟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中没有他，是蔡和森、李维汉等坚持，毛泽东才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作出四省暴动的决议，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组织秋收起义。8月20日给中央写信说：“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立，必且迅速取得全国胜利。”

毛泽东不是神，最初也受到瞿秋白发热的头脑影响。

秋收起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名正言顺地打出了自己的旗帜：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毛泽东任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书记。22岁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任总指挥。

霹雳一声秋收暴动，暴动也似一声霹雳轰隆而过。不过10天光景，围攻长沙的三路人马接连受挫。没想到败得这么快。激动、亢奋的毛泽东，变得冷静了。他是勇往直前的战士，但更重实际。中国革命绝非高潮又至，夺取长沙和各省都市，无异于以卵击石。

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集各路首脑讨论“向何处去”，师长余洒渡等依然嚷嚷：“进攻长沙！进攻长沙！”否则便是违背中央方针。毛泽东坚持：“向萍乡南撤。”在军队举足轻重的卢德铭，投了关键一票。可惜，四天后他便在萍乡附近饮弹身亡。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毛泽东身边第一次倒下了得力战友。

打了败仗的队伍不好带。人不满一千，枪不满五百。毛泽东则坚信自己的选择。他告诉这些昨天还在地里拿锄头的战士：我们现在力量不大，像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可队伍的军事骨干们却不愿等到将来。师长余洒渡、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徐恕、团长苏先骏、陈浩等，他们是清一色的黄埔军官，参加过北伐战争。

毛泽东面临队伍内部的挑战。

余洒渡在文家市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发现他远非自己想象中的像叶挺那样叱咤风云的将帅。一路上，他觉得这位白面书生缺少打大仗的胆略，连打小仗的勇气也没有。南撤时本来要打一下萍乡，听说有三营敌兵，毛泽东便绕道芦溪。

1927年9月26日打下莲花县城，余洒渡私自放掉了被俘虏的该县保安大队长，他是余的黄埔同学。毛朝他发了火。离开莲花县城，他们又吵了一架。太阳还早，余洒渡下令宿营，毛泽东建议再走一程，余洒渡大怒：妈的，我当个师长，连少走点路的权力都没有吗？

一路争吵，到了江西永新三湾镇。毛泽东下决心整编军队。他把队伍缩编成一个团。让陈浩当团长，明确决定由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党的支部建在连队上。余洒渡仍是师长，却被虚起来了。毛泽东这才完全掌握了军权。

余洒渡、苏先骏这些一心要拉起一军人马去横行天下的正牌军官坐不住了。毛泽东引兵井冈，他们找到了更充分的理由：放弃攻打大城市的中央路线在先，投靠绿林、落草为寇在后。于是不辞而别。

队伍在井冈山落下了脚，但不少人的心却落不下来。最高军事长官陈浩领兵茶陵，拆掉了回井冈山的浮桥，试图带队伍南下桂东，投靠他的老师方鼎英。毛泽东火速赶往前线，果断处决了这个曾是他爱将的黄埔生。

秋收起义四个重要将领，一个牺牲，两个开小差，一个被处决。大浪淘沙，险恶的处境迫使毛泽东成长为军人。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远在上海的中央并不了解这一切。就在文家市转兵这天，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作出决议：湖南失败是临阵脱逃，此事留在将来查办。

立足井冈，并未给毛泽东带来好运。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政治纪律决议案》赫然写明：“开除毛同志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个处分由一个叫周鲁的人传达到井冈山时，已是1928年3月。糟糕的是，误传为开除了“毛同志”的党籍。

这位党的创始人成了“民主人士”。唯一的职务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毛泽东背着处分，背着“工作太右”、“烧杀太少”的指责，走在下山的路上。党命令他率队伍远征湖南。敌人乘虚而入，刚刚红火起来的井冈山陷入白色恐怖之中，直到一个多月后重新打回来。

这时他身边多了一位战友，那是朱德。

在酃县初次会面，双方“久闻大名”。朱德握着毛泽东的手寒暄：“毛委员，你好！”这个称呼使毛泽东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说自己已不是委员，连党员都不是。朱德一愣，大声说：“乱弹琴，我看了文件，只开除你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你还是中央委员嘛！”

朱毛会师，毛泽东出任湘赣边区特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成为几个县，几个军队的最高领导者。

中共“六大”不久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举行。布哈林在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说，认为中国正规红军在农村无法生存，只能分散游击。1929年2月中央政治局开会认为，朱毛红军很难搞成大局面，决定红四军分散行动。

纠正盲动情绪，又染上了悲观色彩。革命的步伐如此大摇大摆，把山沟里的毛泽东推向进退维谷的境地。好在中央鞭长莫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毛泽东写信据理申辩。

井冈山内部，究竟搞成什么局面，也在探索争论。就连朱毛之间，也有不同意见。恰在这时，一位刚从苏联回国叫刘安恭的人，受中央委派跋涉上山。刚来乍到，便指手画脚，轻率大发议论，引起混乱。反对毛泽东的呼声开始高涨。有人说他搞党管一切的家长制，只重根据地建设，不重军事游击，没有贯彻中央分散行动的方针。

很多天了，毛泽东辗转反侧，焦急思虑。他激动地对人说：你们为什么只相信“远方”，不相信自己面前同志的话呢？这些是非曲直对大多数人来说很难分清。再加上毛泽东对部下要求严格，一些人对他有意见。

结果，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选举前委书记时，中央指定的毛泽东落选，替代他的是陈毅。

毛泽东失去了兵权。这是他平生唯一的一次被下级“造了反”。

他同贺子珍等一起到闽西上杭县蛟洋做地方工作。从龙岩出发时，马也被扣留了。一次到苏家坡闽西特委途中，还被赤卫队员们当作坏人拦住去路，弄得毛泽东只好说：“往回走吧，兴许在路上能遇上熟人。”事隔60多年，当时和毛泽东一起到蛟洋的江华回忆说：“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点灰溜溜的样子。”

祸不单行，福建山区的疟蚊也猛烈地袭击了毛泽东，他患了恶性疟疾。落选和患病的双重打击没有使毛泽东消沉。地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在10月11日重阳节这天，他还写了首诗，说“战地黄花分外香”。

失去毛泽东的红四军打了败仗。在广东梅县损兵近三分之一。11月，赴中央汇报工作的陈毅，根据中央指示，三次写信把毛泽东请回部队，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他拿出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解决了争论，统一了思想。

毛泽东结束了危机，红四军结束了危机，朱毛紧密合作，又成了“朱毛红军”。此后一年多，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率军驰骋赣南，接连打破蒋介石的三次“围剿”，开创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直到“钦差大臣们”的到来。

1931年11月7日，暮霭笼罩着赣东南重镇瑞金。人们盼望着夜幕早点降临。入夜，各式各样的灯笼火把，涌上街头，汇成一条光的河流，扑向城外小村叶坪的谢家祠堂。那里早已布置好一个庄严的会场。主席台上站满了人，正中是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刚刚失去这个职务的毛泽东站得稍远一些。

这天是苏联“十月革命”节，被选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日子。史无前例的“提灯游行”，就是为欢庆她的诞生。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国家主席”兼“总理”。“毛主席”这一后来神圣而亲切的称谓，从这时开始。

谁能理解，他当时心里装的并不是喜悦，而是苦涩。

10天前也是在这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头上突然被戴了三顶帽子：“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在失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同时，还失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在军事斗争压倒一切的形势下，“国家主席”只是后方的一个闲差。

这一切，都是王明、博古在上海遥控指挥的。

半年前，毛泽东欣喜地缴获那台大功率收发报机，第一次架起“瑞金—上海”无线电之桥，他没有想到，受惠最大的不是他自己。毛泽东发现自己又一次步入一个三角阵势之中。大革命时期他在国民党内任职，三角阵势是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今天的三角是莫斯科—上海—瑞金。

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顾问们，一开始并不喜欢毛泽东。印度人罗易后来回忆，1927年在汉口的一次会议上，当一个身着长衫，长发向后梳卷的中年人，步伐沉着地走进屋里时，鲍罗廷悄声对他说：这是毛泽东，很难对付，是个典型的中国人。

万里之遥的共产国际未必有意要压制毛泽东，相反，他们很尊重毛泽东在中国本土的创造性贡献。但莫斯科毕竟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那里接受耳提面命的中国人，身价很不一般。他们一批一批地回到上海，又一批一批地来到苏区，毛泽东则一次又一次跌入低谷。王明、博古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进入政治局的时候，不过20多岁。毛泽东在他们这个年龄还没有出过湖南。他们在莫斯科啃洋面包的时候，毛泽东正在这里钻山沟。

当选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那天，毛泽东只好带着贺子珍来到瑞金东面20多里的东华山赋闲。他看中了山顶的古庙，住进里面的左边耳房。

他耳边不能没有枪声。人在山上，心在山下。他记挂着那新生的共和国的命运，更关注着红军的一次重大行动。上山前，他和中央代表团吵了一架。因为他们提出要打赣州，毛泽东情绪激动，坚决反对。赣州城内兵多将广，三面环水，易守难攻，红军既无重炮，又无攻城经验，加之国民党视为重镇，必然死守和增派援兵。盲目去打，等于自取灭亡。

让力量弱小的红军去攻打大城市，是一次又一次“左”倾路线绕不开的死结。毛泽东已非第一次吃这个苦头。1930年那次打长沙，无法越过城外的电网，连古老的火牛阵战法也用上了，谁知把牛赶去，离电网很远就被打死。战士们只好加劲吃牛肉。

无奈人虽不微，言却轻了，决策者根本听不进去。

红军浩浩荡荡开去围赣州，33天无战果，一部分反被敌军包围。周恩来想到了毛泽东，派项英请他前去解围。他二话没说，拖着病躯冒雨下山，给贺子珍留下一句话：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能坐视不管。事情一到他手里，似乎就变得简单了。他致电前方，果断起用刚由宁都起义改编过来的红五军团，攻城部队很快脱离险境。一鼓作气，又说服一军团打下了漳州。

一败一胜，前线离不开毛泽东。周恩来提议他再任总政委。毛泽东又回到了红军。好景不长，后方中央局要前方红军去打南城，威逼南昌。前方则提出撤兵休整，寻找战机。无线电台成为无休止的吵架工具，战略意图又如此南辕北辙，在红军战史上实属罕见。前方忍无可忍，朱毛这对老搭档签署了休整10天的训令。

一场面对面的斗争爆发了。这就是有名的“宁都会议”。老账新账一起算，首当其冲的是毛泽东。结果就是这样一份文件：“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特别指出泽东同志等待观念的错误。”赣州之败，被认为是对的；漳州之胜，被认为是错的。这是怎样的窝囊气呵！

会议决定，毛泽东回后方，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责任。周恩来坚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但是，“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有他的“脾气”，要他干，就要信任他尊重他的意见，让他违心地否定自己，违心地服从别人，是很困难的。既然中央局如此不信任他，他也很难在前方“助理”。

他又一次失掉兵权，痛苦地回到了小源村一个叫曾栋材的老乡的黄泥草屋。周恩来深知“毛同志”是位难得的帅才，来草屋看望，有意要为他的复出留好伏笔，给上海临时中央发报称：“泽东同志”没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他“答应何时电召便何时来”，目前确实需要治病。

复出的机会不仅没有到来，毛泽东的处境更加不妙。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待不下去，搬到了瑞金。还带来了一个叫李德的洋顾问。一个不懂得中国革命规律的中国年轻人，加上一个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奥地利人，搭台唱戏，彭德怀用湖南话骂他们“崽卖爷田不心疼”。这出戏帮了蒋先生的大忙。

他们不太喜欢已经失去党权、军权的毛泽东。因为他没有留过洋，没读过几本马列原著，尽是些“子曰”“诗曰”的“封建古董”，打仗的参考竟是《三国演义》。甚至连毛泽东说的“革命者爱吃辣椒”一句玩笑话，也是一条罪名。重要的是他这个人太有自己的见解，不大听话，在苏区各界仍有威望。

洛甫当了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只剩下礼仪性的政府主席一职。博古高兴地说：“毛泽东成了加里宁。”加里宁虽多年任苏联国家元首，实权却全然在斯大林手里。

毛泽东的工作是清查田地，号召植树，检查春耕，签署《婚姻法》。后来，他被任命为苏维埃大学校长，又操起了老行当，在那里给学生讲《乡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每件事他都做得很认真又很有成效。遗憾的是，激动人心的军号声、马蹄声、枪炮声，离他越来越远。他等待着同志们的理解。

一军团司令员林彪和政委聂荣臻，曾从前线回来看望他。问毛泽东对党内斗争的看法，他却带他们去看瞿秋白创办的“红色书店”。

平静，不属于毛泽东。他不是默认这一切，而是思考着这一切，准备着将来。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摆在他面前：你们说我是“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克思主义，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城市里头才有马克思主义。可你们忘记了，你们是在城市里待不下去了才到山沟里来的。

近20年后，他曾告诉人们他当时的这个心理活动。

在瑞金赋闲那几年，他连献三计，以打破第五次“围剿”，均被置之不理。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一批批伤员从前方抬回来。当毛泽东重新听到枪声的时候，敌人已打到家门口。朱毛红军打出的共和国土地丧失殆尽。

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秘密安排着战略转移计划。带走的要员名单中，起初没有毛泽东。这意味着他将像包袱一样留给白色恐怖。后来不知是什么触动了他们哪根神经，意识到他毕竟是一个政府的象征，在军队里享有崇高威望，这一谁也无法预料的历史性差错才终于没有发生。

1934年10月25日，病重的毛泽东被人抬在担架上渡过了于都河。他回头深情地望着被夜幕掩盖的山影，感慨地说了一句：从现在起，我们走出苏区啦！

他离开了一个存在三年的红色国家。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为这片土地，他奋斗了整整七年。

此番山重水复的历史，波谲云诡的历程，该是抵得上太平日子里普通人的全部生命内容。此后的毛泽东是如何来咀嚼这段沉浮命运的呢？还是听听他在50年代的一次中央会议上的回忆吧：

有些话我过去也没有讲过，想在今天跟你们谈一谈。我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我这个人也是犯错误不少，但是当时他们又不讲我的错误在哪个地方，只让当个候补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广州开的，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这对于我有坏处没有呢？我说是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至于其他，主要是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销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候）、前委书记等。“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后头又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对我最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填表的时候不是要填过去受过什么处罚吗？这些事情，现在填表我都不填，因为这样多，要填一大堆，而且这些没有一条是我承认的。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如此等等。这些真错误他们不处罚，而那大约二十次左右的处罚打击，都是没有确实根据的。特别是那个“狭隘经验论”刺激了我。似乎马克思主义只有一家，别无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点马克思主义呢？我又不懂外国文，外国也没有去过，只是看了一些翻译的书。我总是跟一些同志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可以学到的，即使学不到那么多，多少总可以学到一点。

说完以上过程，毛泽东接着总结道：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

事情隔了20多年，毛泽东的身份也今非昔比，讲起来也平和多了。

但那股心劲是明朗的：受打击，他不是“从此消极”，相反，而是“刺激”，是“当作一种锻炼”——这是不是对人生态度的一种自我解剖呢？

他不是偶然说及此点，而是反复重申。

1959年4月5日，在一次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先说，一个人不痛苦，每天哈哈笑，你怎么得到经验呢？接着又详细述说了在中央苏区挨整的事情。结论是：无论你们整我到什么程度，整错了，对于我有极大的益处，激发我研究一下，激发我想一下，激发我来对抗这种意见。

我们知道，毛泽东“激发”出来的，就是《反对本本主义》，就是大量的调查研究等。这些成为整他的“左”倾路线最终垮台的思想引线。

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他向更多的干部宣称：

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仍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

仍然是“锻炼”。

可是，在有的时候，让人接受这种锻炼，对个人和集体来说，其代价都是沉重的。

苏区时毛泽东受“锻炼”的那几年就是这样。

不几年，便把无数烈士用生命换来的“苏区”倒腾殆尽，人们背着行囊往北走了，名义上是“战略转移”，实际上是被迫远征。湘江之战八万远行的红军将士又损失过半。漂流在水面上的勇士尸体，发出最悲壮的控诉；一江鲜血，给幸运者带来空前的震动！

革命面临着又一次危机，毛泽东又面临一次选择；革命者又面临着一次意志考验，毛泽东又面临一次驰骋意志才华的机会。结果，就像人们熟知的那样一目了然。

一场被西方人称为担架上的“阴谋”开始了。

毛泽东躺在担架上被人抬离苏区时，天赐良机，一位同样被冷落的重要人物王稼祥也躺在担架上与他同行。他们开始了推心置腹的交谈。毛泽东的见识折服了王稼祥，随后是张闻天，自然还有周恩来……

终于，在众所周知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回到了领导岗位。

但是，他还不是最核心的成员。因为一下子彻底否定“左”倾路线，时机还未成熟。

毛泽东有他的策略。

他要让大家逐步觉悟。开始只是纠正军事路线，组织路线也没有完全解决。政治、思想路线更须留待来日。

下一步怎么走？周恩来在70年代一次会议上，曾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回忆，从中可看出毛泽东在居于少数时，是怎样坚持自己的主张，做大家工作的。他说：

遵义会议开了以后，要继续前进。这个时候争论又起来了，打仗如何打法也引起了争议。那个时候困难罗，八万人剩下三万多人。每一个部队里都减员，伤员病号都不少，的确有困难。在那种关头，只有坚定不移地跟毛主席走。这时问题就出来了，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泽东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泽东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渡金沙江，从一月、二月出发，到了五月，这是相当困难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1959年7月31日，在庐山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曾说过，军队的经验，头天开会，无结果，睡一觉，办法就出来了。人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不可能如同孔明那样，事先安排定锦囊妙计。

这里说的，大概就是指遵义会议后在打鼓新场的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才真正使毛泽东成为军事上的核心领导之一。

毛泽东，又可以骑在马上调兵遣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