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发展中，总是会出现站在潮头振臂一呼的代表人物。他们常常在挥手之间从夜幕中撕出一道亮光，为历史抹上一层颜色。

1945年8月28日清晨，毛泽东走向停在延安机场上的一架美式飞机。他的装束看上去有几分陌生。等候已久的人群像疾风卷过水面涌过来，拼命地朝他挥手。踏上舷梯的毛泽东也举起手来，举得很慢、很沉，举到头顶忽然用力一挥，停在空中，不动了。

这是特定的历史性动作。它像是表达了一种思维的过程，做出断然的决定；像是集中了所有在场人群的感情、意志和信心；像是预告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就要来临。

摄影师拍下了这震撼心灵的刹那。这是举手投足系天下安危的刹那。

毛泽东就要赴重庆谈判了。人们普遍担心，那将是惊心动魄的鸿门宴。连三次电请毛泽东赴重庆的蒋介石，也料不到他真的来了，而且怀揣着和谈方略。蒋介石措手不及，连一份像样的方案都没有准备。担忧中国命运的人们却从毛泽东身上感受到一股清新的风，它来自凸起的黄土高原；看到一种希望，它来自弥天大勇的广阔胸怀。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一起合影了。这是历史性时刻，但稍纵即逝。

毛泽东离开重庆时，抬头看看弥满天空的战云，是那样自信。

《和谈纪要》并没有带来和平。没有诚意的蒋先生接着宣称：三个月内剿灭“共匪”。他觉得自己有枪，而他天生又喜欢摸枪。

蒋先生错了。毛泽东，早已不是他21年前在广州初次见到的那个穿灰布长衫的青年。

1924年1月20日，广东高等师范学院（今中山大学）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那座跟高高的塔楼连在一起的大礼堂内召开。代表们对号入座，第39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蒋介石也坐在会场里，不过他不是代表，只是列席会议。国民党元老林森以福建口音宣布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十九位委员时，念到了“毛君泽东”。

“毛君泽东”是位活跃人物，他就大会第七项议程“组织国民党政府之必要”作了发言。蒋介石坐在一侧静静地听着，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个一口湖南话的青年，后来竟成了他一生的对手。这年毛泽东刚到而立之年，蒋介石35岁。

不久，以立论精密、气势宏大的文章见长的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并主编《政治周报》。作风干练、喜欢披挂戎装的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仿佛是上天的安排，一开始让他们一个抓笔杆子，一个抓枪杆子。

那毕竟是靠枪杆子打天下的时代。没有枪杆子的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痛苦的1927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捉摸不定的一年，许多人在风云变幻中无所适从。

春天，上海“四·一二”大屠杀。它带来的不是暖人的明媚，而是腥风血雨的危机。

夏天，武汉“七·一五”“分共”。它带来的不是骄阳的热情，而是大革命彻底失败的悲剧苦果。

秋天，南昌“八一”起义、湖南秋收起义。本该收获的季节，共产党人却不得不满怀悲愤地从头耕耘。

在逼上绝境的时候，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历史性转变。他的远见卓识，使他成为党内拔尖的战略家。

大革命失败，中共党内对要不要枪杆子的问题已基本解决，就连最保守的陈独秀也一再说，我们要使农民武装化。争论的焦点是如何拿枪，拿起枪以后到哪里去。陈独秀力主到国民党部队去“当兵”，寻找时机举行哗变。张国焘主张脱离共产党，上山劫富济贫。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主张攻打城市。

毛泽东则提出党领导武装上山。在“八七”会议上，他阐述得更为精辟：过去我们骂孙中山只搞军事运动，而我们只搞民众运动，结果两者都失败了。答案在哪里，在民众与武装的结合。暴动即使失败了，也还可以上山。一句“政权是枪杆子中取得的”，语惊四座。

这是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最高决策水平。革命的风帆，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航道。

在土地革命的崇山峻岭里，毛泽东成长为军事奇才的速度，超出人们的预料。连军事老手蒋介石也无比惊讶。作为战场的直接指挥官，他们有过两次面对面的战术较量。

1931年7月，蒋介石亲率三十万大军对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前两次失败他责怪将领无能。这次他要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三万红军四面受敌，可以回旋的余地仅方圆几十里。毛泽东率主力秘密从敌军结合部实行穿插，竟在蒋介石眼皮底下突破重围，然后从后面打了蒋介石一个措手不及。毛泽东为这一战法取了个兵书上无法找到的名字，叫“钻牛角尖”。

蒋介石随身带的德国顾问对这次“围剿”失败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威震欧洲的条顿剑会在一支山沟里的农民军面前折断？他不知道，这是在中国，对手是毛泽东。

四年后，在流经云贵川三省汇入长江的赤水河畔。刚刚开过遵义会议的三万红军渡赤水北上，被蒋介石调集大军阻挡。毛泽东避实击虚，先南下后东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一下子打乱蒋介石的部署。随后，为调开挡路的滇军孙渡，毛泽东利用蒋介石最怕中央红军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的心理，攻其必救之地，三渡赤水做出北渡长江态势。蒋介石慌忙调主力追击，毛泽东虚晃一枪，四渡赤水从川南折回贵州，军锋直逼他坐镇指挥的贵阳，蒋介石慌忙又调滇军前来解围。红军北上道路就此打通，几十万敌军被甩在了川南，彻底摆脱了长征以来敌人的围追堵截。

蒋介石痛苦地在日记中记了一笔，说几十万大军剿不灭“逃窜”中的三万红军，是自己学识、智慧不足的表现。他毕竟是军事老手，发觉这次红军的打法让他摸不清战略意图，同第五次“围剿”大不一样。他或许还不知道，沉默三年多的毛泽东复出了。

毛泽东后来说，他指挥过大小数百次战役，胜多负少，而四渡赤水是平生得意之笔。

国共合作打了八年日本。现在，日本跑了，和谈破裂了。随之而起的是，在中国这块屏幕上不同寻常的画面交替出现。蒋介石穿梭于机场之间，毛泽东漫步在乡间小道上。

中国两种命运的总决战开始了！两个最高统帅的较量，已无须亲临前线过招。美国人看着忙忙碌碌却屡战屡败的蒋介石，悠悠地说：蒋先生同毛泽东的最太区别，也许在他有“美龄号”总统专机，而毛泽东，却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着一场最大的战争！

其实，最大的区别是有没有全局在胸、运筹帷幄的战略胸怀。有，你就是这出伟大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话剧的导演；没有，只能成为被导演调动的演员。

毛泽东的手指在地图上谨慎移动，顿然停在了锦州。它好像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

在酝酿辽沈战役时，毛泽东致电林彪：要预见敌人撤出东北的可能性。首先要控制锦州、山海关一带，造成“关门打狗”的局势。

在东北野战军置长春之敌而不顾决心拿下锦州的时刻，“美龄号”总统座机飞降到沈阳。蒋介石向他的高级将领下达了破釜沉舟的命令：“锦州是东北我军的咽喉，势在必保。”甚至以情动人：“今日惟有死中求生。如此战失败，则与各位再无相见之期矣！以往的失败，就在不听我的话哟！”

结果，仅仅31个小时，挑起蒋方两大军事集团的扁担从中间折断了。锦州城头的旗帜改换了颜色。

战略统帅制定决策的天敌，是目光短浅，优柔寡断。蒋先生太看重一城一地的得失。为了锦州一座孤城，他赔了几十万部队，输掉了整个东北战局。

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解放战争初期，在胡宗南大军进逼之下，毛泽东断然放弃了延安这座空城，却换得了整个中国。

10年后，毛泽东有过评说：如果当时蒋介石放弃锦州，西撤连兵华北，我们的仗就不好打了。

打平津之敌，更是“上兵伐谋”的杰作。为了使华北敌军不感孤立而稳在原地，毛泽东先是致电太原前线徐向前，提出暂缓攻克太原，又命令淮海前线总前委，在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的诸兵团不做最后歼灭。在完成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后，华北之敌已成惊弓之鸟。蒋介石试图让其南下或增援华东，傅作义本人则想西撤，毛泽东又及时提出对张家口、新保安一带“围而不打”，对北平、天津一带“隔而不围”的方针，使华北敌军陷入收不拢、逃无路的绝境。最后“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西柏坡，毛泽东潇洒地坐在椅子上。谁能想到，这些走一步看三步，环环相扣的杰出构想，产生在牛羊嘶叫的农家小院；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枪炮奏鸣曲，伴随一双握毛笔的手抑扬起伏。

毛泽东不单是靠枪杆子来打碎一个旧世界的。有意思的是他那双手似乎天生的不喜欢摸枪。

1928年5月4日，在砻市朱毛会师庆祝大会上，毛泽东平生第一次挎上了匣子枪，显得非常兴奋，他兼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诙谐地对朱德说：“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会师仪式一结束，他就把枪交给了警卫员。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他身上带过枪。

中国人谈兵，羽扇纶巾的诸葛亮要比赤膊上阵的许褚更胜一筹。毛泽东对笔杆子情有独钟。长征途中，贺子珍为他特制了一个备有多层口袋可以装好笔墨纸砚的挎包，他有时开玩笑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大家族。”一身戎装的赳赳武夫后来果然被一身便装的潇洒文人打败了。

奥妙在笔杆子可以创造思想，没有思想的枪杆子只能创造死亡。

奥妙在创造思想的军事家，才能成为第一流的战略家。

终其一生，毛泽东既是强有力的政治领袖，纵横捭阖的军事大家，又是思想博大的精神导师。如果只让他选择一种角色的话，他大概是不会放弃后者的。

在天津总后勤部3522厂陈列室里，至今珍藏着一副工人们花半年时间缝制的全国唯一一副大元帅肩章。它在陈列室里默默地躺了四十多年。1955年授军衔时，毛泽东没有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给他的这个称号。

他不仅不想要大元帅，一年后，他还不想当国家主席了。1956年，看到党的“八大”刚刚选出的阵容整齐的领导班子，毛泽东深感安慰，开始考虑自己的进退。这年北戴河会议上，他提出不再兼任国家主席。不少人想不通，有的民主人士联名上书，希望他不要从一线退下来。

他说：这是为了“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比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

“文革”中，听着“四个伟大”的阵阵欢呼，他只承认自己是个教师。

在北京中南海一个叫着“游泳池”的地方，毛泽东让一个乒乓球去敲击地球。以晚年的智慧和魄力筹划了一场让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惊诧不已举世瞩目的“外交地震”，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格局。

可是，当大洋彼岸那个22年甘为中国之敌的国家的元首，躬身走进他的书房时，他轻轻地说：我们不谈政治，只谈哲学。

教师的天职，是给人思想，传播真理。

青年时代，毛泽东这样塑造自己。他把历代的圣贤豪杰分成传教之人和办事之人。前者掌握真理，影响深远，能动天下人之心。后者即使叱咤风云，威权重重，也不过一时之雄。于是他看不起大总统袁世凯，说他胸中茫然无有，如何能久。他钦佩康有为，说他广招学生，还有一本《大同书》。

他呼唤着有大气量的人横空出世，云集万夫，如法国的卢梭、俄国的托尔斯泰，这些人用笔塑造着国民的灵魂。

他决心做目光远大的人。

1916年，日本侵入山东，23岁的师范生毛泽东预言：日本进入中原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时日不远了，中国要获救，20年后非与日本决一死战不可。

1919年，法国首相克里孟梭以战胜国的踌躇满志起草了《凡尔赛和约》，当他从电话里得知战败国德国愿意签约时，高兴得跳了起来。中国长沙的小学教师毛泽东，却在文章里提出了警告：“可怜得很呀！包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

当初的人们，自然不会注意到这两次来自学堂的声音，可20年后，这一切竟都成了事实。

《毛泽东去安源》这幅60年代油画的复制品，1969年在梵蒂冈展出时，标题被改作《年轻的中国传教士》。罗马教廷用他们的观念解释这位身着青袍长衫、仪态庄严的知识分子，觉得他像是要给人们带去上帝的福音。

毛泽东带去的不是上帝的福音，而是穷人的真理。1922年，他教会安源煤矿井下被黑暗染得只露一双眼睛的人认识一个字：工人的“工”，就是顶天立地。

井冈山的农民草莽袁文才，也接受了这位“中国的传教士”。毛泽东赠送的见面礼是100支上好的步枪。许多人反对：“土匪”反过来用这些枪打我们怎么办？毛泽东坚信，他送去的是一腔诚意，一种气度，一个真理。只要路线对头，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

毛泽东让山沟里的农民拿起武器，去夺取自己的土地。他却注目着山外的大事。1929年1月，他让红军去打一座城市，目的却是抢夺邮局里的报纸。

他在书报里阅读和寻找着被历史风尘掩盖着的革命轨迹。

1936年夏，在保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对斯诺描绘着中国的前途。他说：蒋介石总有一天要作出选择，要么抗日，要么被部下打倒。来自他的将领和抗日群众运动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可能迫使蒋介石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作出决定的时期不远了。

几个月后，张、杨两将军领导的西安兵谏，震惊中外。毛泽东在斯诺的心目中成了神奇的预言家。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扭转国共对立、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机会，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及时把党的战略口号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改变为“拥蒋抗日”。从而实现了他的设想，让刚刚从长征中歇下脚来的红军火种，获得了取之不尽的重新燃烧的源料。

毛泽东独特的领导艺术，是抓大事，抓中心，抓关键，抓主要矛盾。把这些抓住了，其他枝节似乎就迎刃而解了。用他的话来说：路线对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在野战千里同运筹帷幄之间，他更乐于选择后者，更乐于掌握全局、预见矛盾的转化。所谓战略胸怀，盖源出于此。

全民抗战爆发以后，毛泽东把新编的八路军、新四军像棋子一样撒了出去。然后安坐窑洞，拿起了笔，去画战争的“大图样”了。《论持久战》一书稳天下，回答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这是本了不起的书，对抗日战争的预测，对战略演变的设计，折服了各色人等，也摆在了蒋介石的案头。

办学是传播思想的最好方式。看着那耸立山顶的宝塔，毛泽东想到了姜子牙学道成仙的昆仑山。他对学员们说：元始天尊送姜子牙下山时给了他三样法宝：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要他去安世治乱，统一天下。你们今天也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啊！不过，你们修炼的是马列主义真经。我也送你们三样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

毛泽东成了引人注目的世界性战略家。一批批西方人来到偏居西北的红色中国——尼姆·威尔斯、斯沫特莱、贝特朗、谢伟思……他们来这片神奇荒凉的土地上探寻秘密。毛泽东向他们敞开胸怀，去拥抱世界。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朋友卡尔森上尉，从窑洞里走了出来，说自己看到了“一位走在时代前面五十年的天才”。

走在时代前面，绝不意味着天马行空的随意洒脱。作为政治领袖和战略统帅，毛泽东的步履并不轻松。因为他担负着把对历史的预言推向现实轨道的巨大责任。

在延安的时候，有人向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反对“左”倾路线的斗争能否早一些时候进行，那样，根据地和红军就会少受些损失。毛泽东回答：不能。我在第五次“围剿”初期虽已看出教条主义的宗派错误，但他们迷惑了不少人，大敌当前，一斗争，党就会分裂。就是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也只是先解决军事指挥权，那时打仗是第一位的。解决政治方针、思想方法和宗派主义的时机仍未成熟。这些问题，一直到1942年整风运动才做出历史的结论。

毛泽东深深懂得：政治不是几何，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往往不是直线。

人们不会忘记，长征途中，人多枪多的张国焘试图要挟中央按他的意志南下，甚至不惜开展彻底斗争。得到叶剑英的报告，毛泽东果断决定率一、三军团连夜北上。

人们更不会忘记，1971年他南下途中那惊心动魄的六天。迟暮之年的目光，仍是那么敏锐，于蛛丝马迹中洞悉一个残酷的阴谋。终以非凡的机警，改变行程，使这场阴谋化为泡影。

这就是毛泽东。集沉稳忍耐和果敢决断于一身。行于不得不行，止于不得不止。

1964年10月，高瞻远瞩的毛泽东这样告诫党的干部：凡办事，首先要看得到，其次要抓得起。这就叫能力。有些人，事情已经出现了苗头，他看不见；看些人看见了苗头，甚至著书立说，长篇大论，可他抓不起。

于是，毛泽东多次向党内高级干部推荐《三国志·郭嘉传》。郭嘉以其多谋善断的战略见识协助曹操成就大业。

这是统帅的深切期望。制定正确的政策路线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只要知人善任、雍容大度，干部就会站在你的面前。毛泽东的这种魅力，使他麾下的队伍总是英才辈出。

毛泽东让宽厚而又讲原则的罗荣桓去当红四军政委，同个性古怪的军长林彪搭档。前几任政工干部都和林彪合不来，而这位武昌中山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了人民解放军唯一的政治元帅。

西路军血染黄沙西域。李先念带领几百人从新疆回到延安，一下子从军政委降到了营级干部。毛泽东忘不了他在西征失败时临危受命，坚持斗争的勇气，派他回大别山独当一面。这位乡村木匠硬是率部打出了一个中原军区。

“七大”会上，毛泽东多次做代表的工作，希望把历史上曾犯过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包括王明选进中央委员会。投票那天，大会宣布唱票时可以自由活动，他没有走开，静坐台上听唱票，一直等到选票快唱完了，王明等得票过了半数，才放心离去。

解放战争，苏中七战七捷使三十多岁的粟裕名声大震。毛泽东计划让他率部队打过长江，吸引中原敌军回防江南。粟裕建议乘势在江北打几个大仗，把国民党精锐消灭于长江以北。毛泽东欣喜地发现这是位有大将风度的军事家，当即不拘一格，让这位后起之秀代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统帅40万大军，为淮海决战做出杰出贡献。

胸怀宽阔的领袖，才能容纳百川，凝聚队伍，掀动波涛，调度风云。

就在蒋先生不得不退隐奉化溪口小镇的日子里，毛泽东进了阔别30年的北平。

开国大典。一场改天换地的人民革命，就这样在挥手之间走向了高潮。

为了看到这个场面，毛泽东和他的党构想了28年。

为了听到这个声音，历史等了一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