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副戴了四十七年的“口罩”

一

47年前的1967年，“文革”正酣，神州大地陷入灾难性的“红色恐怖”中。闹市遍布大字报棚，大标语举目皆是。学生满中国跑，要么徒步，要么乘免费火车、汽车，进行“革命大串联”。东方古国乱糟糟的，红卫兵声嘶力竭地念语录，处处充斥着语录歌和口号，被押着游街的“牛鬼蛇神”敲出的破锣声，火药味和武斗的血腥味兼具。说到“时尚”，就是旧军装，红卫兵们无论男女，都以披上一身草绿色为荣，腰间一条能随时解下来抽人的铜头阔皮带尤其醒目。还有“次流行”——年轻女子们戴口罩。并非为好看，而是因为某些地区流行乙型脑膜炎，据说抽烟和戴口罩能够预防。男孩子选了前一种，女孩子选了后一种。

那一年满街都是口罩，但只有一个留下了长久的悬念。那是初春的县城，西伯利亚的寒流来袭，北风呼呼，气温降到5摄氏度。街上的行人都穿上了厚厚的棉衣。本来，此前的1966年我们高中毕业了，都在准备7月高考的，中央通知停课闹革命，升大学的希望破灭。老三届学生都留在学校，破“四旧”，斗校长和老师。大半年过去，狂热稍减，养活自己成为当务之急。碰巧印刷厂赶印小红书(语录本)，急需一批临时工。我和金等同班同学被录取，我被分到校对部，逐页检查语录。金在生产车间，随师傅学习切纸，叠纸。金和我的关系，比“同学”深一层，在进入印刷厂前，我参加了由他创立，连他这位“司令”在内共3名成员的“鹰击长空战斗队”，唯一的“战绩”也和印刷厂有关——金去军管会弄到一点儿钱，印了一期《战报》，内容是“特大喜讯：叶剑英同志说毛主席能够活到150岁！”我们从印刷厂拿到带油墨味的一大沓，站在台西路街上的天桥，往地下撒，白色的纸片如雪花飘扬，我们高高地昂起被冻得通红的鼻子，豪迈了5分钟。

金是学校的体育明星，个子接近1.80米，举凡排球、篮球、跑步、跳远、跳高，都是全县中学生中最出色的。他在县运会的“剪式”跳高纪录，据说保持到今天。要是有高考，他进体院的可能性高达100%。他在这方面的优势，进印刷厂以后依然用得上，不但成为厂队主力，还能够进关键岗位学技术，比整天对着同样内容的校对工强多了，尽管工资没区别—— 一天四毛，比当今的“五毛党”差一毛。

“金有女朋友了！”干活的间隙，一位和我一样边打呵欠边翻页的同学传来悄悄话。厉害！大家不能不又是佩服又是嫉妒。都20岁上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双方都蠢蠢欲动。可是，谁敢走出第一步？唯独运动场上叱咤风云的大个子抢得先机！他的“她”，也经口头而非互联网“人肉搜索”获得初步结果：在侨中念高二，大串联时认识的。

一个严寒的夜晚，我们去大剧院看外地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左不过又是“大批判战歌” “老少学毛选” “老房东查铺” “紧跟毛主席走遍万水千山”。八角楼的灯光——最激情的旋律、最耀眼的红色、最夸张的姿势。唯一的好处是暖和，那年代连火炉也是奢侈品，然而这个被改名为“红太阳”的剧院内挤满了观众，“人气”可用。金本来和我们坐同一排，中途他对旁边的同伴说，我有事先走了。一个机灵鬼看着金的背影，用手肘戳戳我，诡秘地说：“她来了！”

我和几位同学旋即站起来，穿过人丛，到剧场后方去。金在哪里都是鹤立鸡群，一下子就逮到，他站在离入口不远处。我们不敢靠得太近，怕金难为情。果然，一个女子向金走来，两个人一起，走进门外呼吼的北风中。

戴着口罩呢！金的女友，脸孔被长方形白色纱布遮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忽闪忽闪的大眼睛。两三个纯然为好奇心所驱使的家伙废然走开。看罢演出，一路吸着清鼻涕，往学校宿舍走，没人说话，都在猜被口罩遮住的谜。她的名字，我到40年后才知道——燕。

岁月悠悠而逝。金和我同是有城市户口的知青，1968年冬天下乡去，但我和他的住地相隔数十千米，并无交往。唯一的一次，是1969年冬天，即躬耕垄亩的第二年，我去金的家乡买黑市稻谷。夜间，金领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去拜访在校时当过造反兵团“司令”的同学。比我们都年长的“司令”，从“文革”派斗起就以寡言获得“高深莫测”的美名，在这次类似革命志士敌后接头的聊天中，提出一个惊人的观点：15年中国必有翻天覆地之变，姑且静观。那一年，中共中央刚刚开过“九大”，“文革”派炙手可热，中国依然处于沉沉黑夜，谁敢指望转机？又凭什么是15年？和“司令”告别以后，我和金在披着白霜的田野里漫步，默默无语。这时，金还没和“口罩姑娘”结婚。他和我一样，都忙于应付比恋爱更加急迫的问题：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