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论
——主题与形式

本书所要探讨研究的离别诗，实际上是把两个不同的问题合并在一起的课题。

一个是“离别”，从六朝后期（齐梁）至唐代中期（大历·贞元），“离别”在诸多的作品中成为了重要的主题。仔细观察围绕着这一主题表现出来的各个时代的风貌，对于理解包括这一时期在内的前后数百年的文学变迁，应该是有效的方法。于是本书以东汉末年的建安时代至中唐前期的大历、贞元时期约六百年的文学史为对象，即针对从曹植到韦应物等离别诗的主要作者，以及离别诗所展示的具体情况进行考察。无论怎样来说，离别的主题在离别诗创作最兴盛的天宝至大历时期，是具有极为特殊地位的重要主题，每位诗人的作品中平均有二成乃至三成属于离别主题的诗作。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这个事实，那么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风貌，则可以说是一件相对困难的工作。

本书的写作还有另外一个背景，那就是笔者对文学的更为本质性的问题所抱有的问题意识。

文学的主题不可能是先历史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与永恒不变的人性相呼应而成立的。反之，它是在历史内部，随着人们的价值观变化逐步形成的。将这个命题通过对离别主题的考察来加以确认，则是本书的另一个课题。笔者所抱有的这个想法，仅限离别这个中国古典诗歌中最为重要的主题而言，大概是并不为错的。

毋庸多言，离别之类的事件，无论是死别还是生别，在哪一个时代都是存在的。在建安这个分裂混乱的时代，离别乃是世间较常见的现象；而另一方面，在所谓太平盛世的玄宗开元年间，离别的问题仍然是较多的现象。因时代不同离别的多寡上虽然有微妙的差异，但离别的事件无论是在哪个时代，总是存在的。

但是，从以离别为主题的作品来看，其具体情况又完全不同。在建安时代，离别诗的数量较少，是一些零星的随想之作。离别事件在很多情况下，都埋没在了没有离别主题的作品中，作为作品本身的主题，几乎没有什么提示。其后离别诗开始不间断地被创作，则是在刘宋鲍照以后、特别是南齐永明年间以后。这里存在的时间差不容忽视。也就是说，作为“实际存在”的离别事件，和“令诗人难以释怀”的离别主题，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事情，这是必须认清的一点。从原理上而言，离别事件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都存在，但与此不同的是，离别的主题却是在文学史的某个时点上开始萌芽、形成，最后达到成熟的。因此，本书在选取离别主题试作论述时，其方法是对文学史上离别诗的萌芽、形成、成熟的历史轨迹进行考察。

关于主题的历史考察，首先要观察离别题材在作品中是通过何种样式（表现方法）表现出来的，其次按照时代顺序对样式的演变加以考察。——文学的主题，并不是作为纯粹个体而存在的。通常是其主题与特定的样式合为一体的状态下存在。如果从本书中选取一例论述的话，六朝时期离别诗中送别者的视点“送别”和旅行者的视点“留别”没有区分。也就是说，离别诗的制作注重表达面临离别的人们所共同带有惜别的感情，这一类作品正是六朝离别诗的基本样式，它到了何逊时期成为了一种典型。与此相对，唐代离别诗的基本样式区分送别与留别，作者的立场反映得比较明确。关于离别的主题，若从历史角度来考察，其样式存在着不同，这是首先要有所认知的一点。其次，要考察的是，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样式上出现这样的不同。第三，样式的不同，反过来又如何使离别主题这一内在因素发生了变化，这更是必须要考察的内容。以上三点如果能有机结合起来，关于主题的历史性考察才会有所收获。

这里笔者想借用一个比喻。这便是把文学的主题看成一个人从诞生至死亡之间所具备的精神。每个人在大致的情况下，把连续产生于自己头脑中的意识，当作为自己的固有精神来理解的。而且往往把这种精神看作是超越时间、一成不变的实体。但显然这里存在着一个较大误解。就像身体在胚胎形成以前，是否存在着精神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胚胎在母体中成长，出生后更会继续长大，这期间难道只有精神还停留在原处不见成长么？答案也是否定的。身体到了壮年之后开始衰弱，精神是否一直会像壮年时那样昂扬呢？答案更是否定的。当最后身体衰亡之后，精神作为不变的实体是否会永远存在呢？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从某种意义而言，精神与身体是不可分割的一体，身体的变化，规定了其中的精神。作为有机物的身体，是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存在，这就意味着精神也是一种在时间范围内变化的存在，而并不是超越时间的实体。正如把精神比喻为文学的“主题”那样，这里所谈到的身体，则不妨转读成文学中的“样式”。亦即正如语言本身存在于历史内部一样，以语言为材料的文学样式也是在历史中萌芽、成长、成熟的。在历史中变化的样式，同时也规定、制约着其主题内容的变化。把主题看作一种历史存在的意义正在于此。

一般在谈到文学主题有一个形成的历史时，“离别”也并不例外。“离别”的主题，虽然在魏晋时期似乎有一些存在，但却处于了几乎不太显眼的萌芽状态。其后经南北朝至唐代中期的数百年间，才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离别主题。

东汉后期的建安年间（196—219），是后来中国古典诗歌在文学史上继续发展的时代。五言诗体的活用、个人作品的出现，使建安时期的诗歌成为了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相对唐诗而言，在这个时代里，把离别当作主题的作品几乎是看不到的。而在分裂和战乱的建安时代，离别并不少见，因而反映离别事件的作品例子也是不少的。但这一类诗要么作为赠答诗的一部分处于潜在的位置，要么避开直接歌咏离别场面，而通过想象别后遥远的时间来朦胧地表白一种感伤。这与唐诗中所看到的典型的离别诗，即紧紧围绕离别来歌咏的离别诗是不同的。总之，当时的“离别”还没有成为可以与其他主题相抗衡而独立存在的成熟主题。

到了曹魏后期，阮籍和嵇康等所谓的“竹林七贤”文人开始出现了，但这一时期却并没有留下离别诗。这一事实表明，从建安到曹魏一代，离别的主题似乎尚未形成。与盛唐后期到中唐前期离别诗平均占到每位诗人作品的四分之一相比，这一时期的离别诗数量应该说是极少的。虽然我们不能单纯的以作品数量的多寡来看待问题，但这一事实预示了文学的主题是有一个发生、形成、确立以及衰退的历史性消长过程的，而且这恰恰与主题论在本质上有着深刻关系。

离别诗进入自觉创作的阶段，并且形成了一定的样式，大约是在西晋时期。这一时期在皇权的背景下，借官僚赴任的机会各种隆重的祖饯宴会举办起来，在宴席上所作的诗则是祖道诗（祖道是古代为出行者祭祀路神和设宴送行的礼仪。——译者注）。当时的祖道诗一般采用典雅、庄重的长篇四言诗格式，内容以赞美皇帝和国家的权威为主，样式整齐划一。也就是说，祖道诗虽然是在祖饯送别的宴席上所作，但离别并没有成为其主题。而这一类祖道诗的出现，却是离别诗形成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祖饯的离别场所，是祖道诗创作的重要因素。其后的离别诗便是以离别的宴席为创作场所的，并与这种场所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体关系。从这一点来考虑，离别中“场所”与“诗歌”的密切关系，便是在西晋时期形成的。

从东晋到刘宋前期，离别诗的创作处于不活泼的状态。但到了鲍照之时，离别诗便以崭新的抒情方式出现了。它是把抒情的基点放在离别事件当中来直接描写离别的悲伤，这与历来众多离别诗是在别后的长久时间内以散漫的抒情来描写朦胧的感伤相比，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表现手法。在此之后直到唐代，离别诗把抒情的基点设定在分手的瞬间，这可以说是导入了鲍照手法的结果。

鲍照之后，借助这种手法所写的离别诗，其创作数量逐渐的增加了起来。其间起到积极作用的，是南齐永明年间文人聚会的诗篇唱和风潮。除了乐府、咏物诗之外，离别宴席上离别诗的唱和成为了诗歌唱和主流。在这样的环境下，南齐时期的离别诗逐渐具备了固定的样式并拥有了一定的创作数量，遂成长为一个诗歌类别。

在南朝的梁代，何逊是离别诗创作的代表性作家。他捕捉离别瞬间的眼光更加细致，进一步鲜明地表现了离别的悲伤。在六朝离别诗中，何逊的创作堪称达到了极点。此外，重要的一点是，六朝的离别诗相对唐代的离别诗而言，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即唐代的离别诗分成了送者作的送别诗和行者作的留别诗两种类型。在六朝的离别诗中，送别与留别的视点差异几乎没有被关注。抒情的重点被放在临别之际送与被送的双方所共有的浓浓惜别之情上。这种样式上的基本差异，也反映在离别诗的命题方法上。在唐代，送别诗题中用“送～”、留别诗题中用“留别～”、“别～”，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但在六朝时期，在“别～”、“赠～别”的命题下，送别和留别都可能成为创作的内容。

因此，唐代的离别诗中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要数六朝期尚未分化的离别诗至此分化成了送别和留别两种类型。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创造出了“送序”这种新的文体。这种文体就是在送别宴席上由参加者所作的“送别诗集”的序文。这类的送序具备了两个具体能动的功能。第一，对送别宴席的参加者来说，具有促使他们一律写作送别诗的作用。假如是二十人参加的送别宴席，如果有人当场写“送序”，便可以产生二十篇送别诗。送别诗创作数量的增加，似乎也是必然的结果了。第二，“送序”使离别诗分化成了送别与留别的两种类型。“送序”既然是送别诗集的序文，它要求的便是为行将登程者而作的送别诗。在这里，不分送别还是留别、送者与被送者表达同种惜别之情的六朝式离别诗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

在初唐后期，离别诗中送别、留别开始了迅速的分化。盛唐诗人们面临的课题是，该如何为送别诗赋予适当的表现样式。送别诗的样式，应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在送别的宴席上，参加者的作诗技巧是千差万别的，有一个作诗的指南是他们作送别诗的大前提。也就是说，这里需要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样式，只要遵照这种表现样式，保证谁都能作出送别诗来。第二，这里还需要一种中立的、客观的抒情方式，以保证送行者都能够顺利参与创作，无论他与被送者的关系是亲还是疏，惜别的感情是浓还是淡。面对这两个条件要求，最后提出答案的是王维。他的送别诗具有如下两个特点：①以五言律诗作为标准的格式；②对行者即将遇到的沿途风景进行“沿路叙景”的描写。此外，这一类叙景并不是本人亲眼所见的，而是在众所周知的文献知识基础上，由作者进行的文学重新创作出来的。王维是玄宗朝后期具有代表性的台阁诗人。由他完善起来的样式统一的送别诗，不仅有他在为官员赴任壮行的送别宴席上实际创作的诗作留存，而且随着王维权威性的影响不断扩大，很快作为送别诗的标准典型被固定了下来。

由于“送序”对诗歌创作的要求和作诗方法的彻底样式化，使得送别宴席上一次创作数篇乃至数十篇的送别诗便成为了常事。送别诗数量的增多，已成为了不可避免的趋势。这样一来，在盛唐后期，送别诗（包括留别的离别）在众多诗歌类别中处于了最为重要的地位。

中唐前期（大历、贞元时期），送别诗的创作达到了高峰。在大历十才子的诗歌作品中，离别诗（送别、留别）比例占到了全部作品的三成。在这一时期，王维被代宗皇帝盛赞为了“天下文宗”，其下面聚集了不少追随者。大历十才子们一旦有机会参加王侯宅邸中举办的送别宴会，便纷纷祖述模仿王维典雅的送别诗，为安史之乱以后的朝代中兴歌功颂德，粉饰太平。

然而这一类典型的祖述所带来的彻底样式化，招致了送别诗机械的单一化，此后送别诗的创作过多过滥，也成为了必须克服的对象。率先解决这个问题的诗人是韦应物。他早年创作的送别诗为五言古体诗，如果从文学史上来看，这是对以五言律诗为标准，以沿途叙景为主要抒情方式的大历样式所作的一次重大改变。韦应物晩年任苏州刺史时所写的送别诗《送云阳邹儒立少府侍奉还京师》，是他在苏州郡阁招请当地文人名士为邹儒立赴长安送行时的作品，当时的唱和者中有年轻的孟郊。这件事所表现的象征意义是，韦应物才是将中唐前期文学引向中唐后期（元和）过渡的诗人。

到了中唐后期，“送别”（还有“离别”）尽管还保持着作为主要诗歌类别之一的地位，但像从前那样在各位诗人作品中占二三成以上的情形已不复存在，离别诗不再是占压倒多数的特殊诗歌类别了。

本书所概括的是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中期约六百年间的离别诗历史。离别的主题，在某个历史阶段上萌芽，到后来成为拥有整齐样式和大量作品的重要主题，再到最后离别诗样式的僵化带来了内容上的千篇一律，从而退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舞台。这些事实表明，离别的主题在文学史上描绘出了一条自萌芽、形成、确立、直至衰退的巨大的消长弧线。亦即在文学中，主题本身与其固有的样式同样，都是历史的产物；离别主题自身所形成历史的轨迹，便是此现象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