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鲍照对离别诗的开拓性贡献
——六朝离别诗的形成（上）

一

中国诗歌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诗经》。但是从此之后诗歌创作不再间断并一直持续下来，则是在所谓的建安文学之后。建安时期的诗歌以五言诗为主要格式，并且作品以作者个人之名流传下来。这为唐诗登上中国古典诗歌高峰提供了直接的源流，这一点已是文学史上的常识。例如，盛唐的李白在提倡诗文改革时，并不是以《诗经》、《楚辞》为典范，而是直接从建安文学中寻求榜样^[1]。可见在当时的作者中，他们已经有了这种清醒的认识。

然而，即使上述情况是事实，喜欢唐诗的人若参照唐诗的标准来读建安诗歌时，会发现其中的不同之处还是较多的。本书所选取的离别诗^[2]的情况，也并非例外。

围绕着唐诗众多主题形成的诗歌类别中^[3]，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及被人们所熟知的《阳关三叠》、李白的《送友人》等广为人们传唱的作品，均属于离别诗。此外，唐代离别诗中不仅有大量的名作，而且作品的数量也是极多的。例如，孟浩然、王昌龄、岑参、高适等盛唐诗人，离别诗约占他们整个作品的四分之一^[4]。这些诗歌的数量压倒了其他类别的作品，所占的比例也是最大的。而建安时期的诗人，诗歌无论在质和量上都未达到类似的情况。由诗题可以明确看出离别主题的诗歌如下所示^[5]：

继建安之后，阮籍、嵇康等正始诗人的离别诗一首也没有流传下来，这里看到的七题（十一首）均为是曹魏一代的离别诗。这与唐代离别诗相比，应该说情形大不一样。王昌龄留下的二百首诗歌中离别诗占四十九首，而且这样的比例在唐代属于平均水平。

根据上述的事实这里不妨作一个预断。即人们通常以为离别主题的诗，从中国古典诗歌的滥觞期开始就已经作为一个固定的类别存在，并拥有不少作品，而事实并非如此。也就是说，离别诗的类别要到建安之后，主要是在六朝时代才逐渐形成的。

二

人们在作诗的时候，即使类似“咏怀”那样独白的抒情诗，也需要有一个跟自己相关的他人的存在，来作为倾吐心声的对象。这种诗歌的结构，可以说在面对某个超越性存在的祈祷中，或者针对为政者的嗟怨中，或者是寄送给友人的怀念之情中，都同样存在。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些诗有向他人发出呼吁的冲动，甚至可以说，诗歌本身就是从唯恐与他人断绝关系的情感中生发出来。

诗歌的生发原理既然如此，那么吟咏与其他人分别之悲的离别诗，与诗歌创作同属根源性的问题范畴，不妨认定它与诗歌起源有着同样古老的历史。事实上，在中国诗歌的范围内，吟咏离别悲情的诗歌，可以追溯到最古老的诗集《诗经》中去。例如，作送出妇之解的《燕燕》（邶风），就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具有代表性的离别诗佳篇。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建安的诗人们，尤其是注重友情的诗人们完全有可能留下不少吟咏别友人的离别诗。但事实上，这些作品由于没有使用“送”、“别”之类明确表示离别的诗题，可能被我们忽略了。抱着这方面的问题意识再来读建安时期的诗歌，就会发现在标有“赠～”、“答～”诗题的赠答诗中，也经常隐藏着表达离别哀情的内容。

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其二）

刘桢

余婴沉痼疾，窜身清漳滨。自夏涉玄冬，弥旷十余旬。
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
清谈同日夕，情盻叙忧勤。便复为别辞，游车归西邻。
素叶随风起，广路扬埃尘。逝者如流水，哀此遂离分。
追问何时会，要我以阳春。望慕结不解，贻尔新诗文。
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宠珍。

这首诗是刘桢为探望自己病情的五官中郎将曹丕所作。当宾主的欢谈结束访客曹丕即将归去时，作者在诗中倾吐了依依惜别之情。这首诗完全可以作为离别诗来读。

如果把这类的诗歌也一并考虑的话，建安时期有明确离别诗题的作品（狭义的离别诗）虽然不多，但实质上吟咏离别的诗歌似乎也不少。

为了便于理解上面这首诗，先叙述一下四首组诗^[6]的要点。第一首叙述了双方曾经的交游情况；第二首表现了再会以及离别；第三首是在卧病的不眠之夜对曹丕的怀想；第四首是想象当夜曹丕的行乐。如果按叙述内容的时间顺序排列的话，应该为其一、其三、其四、其二。前三首记述过去，后一首其二记述的是现在。

在对整个组诗的构成有一个概念之后，下面将对其中的第二首，进行逐段的内容分析。

第一段（1～6句）作者在漳水之滨卧病百余日，担心死前不能再与君（曹丕）相见。

第二段（7～10句）由于君（曹丕）的专程来访，宾主终日相谈甚欢。

第三段（11～16句）由于君（曹丕）要归去，作者悲叹有生之日恐怕不能再相会。

第四段（17～22句）而君（曹丕）与作者相约来春再会。作者便写诗赠君，以表达友情之意。

全诗的内容是按病卧→交欢→离别→相约再会的顺序展开的。的确，在这首诗中离别哀伤构成了一篇的基调。离别之情就像前面预想的那样，同样也表现在离别诗之外的作品中。但尽管如此，这首诗并非光吟咏了离别，还参杂了若干其他不同于离别的要素，因此从严格的意义来说，这首诗还不能看作为反映离别主题的作品。换个角度来看，这首诗也可以理解成是表达期待再会的作品。也就是说，这首诗（其二）虽然包含了浓厚的离别要素，但决不是纯然的离别诗。

尤其是当我们不把这首诗单独取出，而是把它作为组诗四首之一的作品来看时，离别的要素显得更加相对稀少，局限在了很小的部分。

建安时期的这一类赠答诗显然都是为确认友情而作的。在过去时点上开始的友情，一直保持到现在，并且希望延续到未来。所谓友情的确认，换言之，就是作者希望在所有的段阶双方能共契情谊。这类的赠答诗，即使吟咏涉及到离别的场面，那也只不过是从过去到未来的交游中的一个片段而已。

这类赠答诗的特点，也体现在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一诗中。由这首诗的序文可知，在与封为白马王的异母弟曹彪分别数日后，曹植给曹彪写了这首赠诗。诗中充满了离别的哀伤，令人感到了其中饱含的深情。但直接吟咏离别之情的，是全部可分为七段的长篇诗中最后的一段。虽然这首诗也是一首赠答诗，但尚不能算作是纯粹吟咏离别主题的离别诗。

从类似的观察可以发现，赠答诗中虽然包含有吟咏离别的内容，并且在作品中也属于比较重要的部分，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诗也无法看作是离别诗。赠答诗毕竟只是赠答诗，它还没能成为离别诗^[7]。

诗题意义的重要性在此也需要加以重新认识。诗题才是在一首诗中直接对应其创作意图的部分。建安的诗人们并不是不知晓离别的诗题。事实上，曹植的《送应氏诗二首》属于在诗题中已经明确反映离别主题的作品。从这个角度来看，刘桢的《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曹植的《赠白马王彪》诗中尽管叙述了离别的哀情，但就作品总体而言，其创作意图并未指向离别诗的说法也更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他们本来就没打算把这些诗写成离别诗。

把离别作为主题的作品总体数量较少，而在赠答诗系列的作品中，离别的要素并未作为主题存在，它只处于潜在的地位。也就是说，离别的要素最终未能结晶成为离别诗，而是与其他的要素相结合埋没在许多作品中了。这种情况如果从离别诗形成史的立场上来看，则意味着离别诗在建安时期，作为独立的诗歌类别尚未充分确立起来，例如与赠答诗相比较时这一点显得尤其突出。在建安以后的六朝时期，离别诗的形成则是一个在诗歌创作的基础部分，把从前潜藏在多数作品中不曾独立分化的要素全部提取出来，再重新组合成离别诗的过程。

吟咏离别之情的诗歌，一般来说与诗歌本身的历史是同样悠久的。离别诗正是源于这样一种诗歌创作的热情之中的。但是，自古以来就有离别诗是一个事实，而离别诗作为诗歌展开历史上的一个类别确立起来是另一个事实，两者原本就是两码事。也就是说，离别诗只有进入到自觉创作阶段以后，才会有众多作品积累起来。从这一意义上说，建安时期的离别诗还始终只是停留在了萌芽的状态。

三

上一节中谈到，建安时期标明离别主题（明示离别的诗题）的作品只是少数，而在不冠以离别主题的赠答诗中，则经常有离别的要素混在其间。这两个事实都表明，建安时期的离别诗还没有确立成为一个类别。

这里我们不妨来作一个推测。某一类别的作品能大量积累起来的话，主要是因为当时具备了适合这类作品创作的条件。也就是说，客观推动离别诗创作的离别事件首先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从创作一方来看，如果离别诗创作已经有了一定的手法、表现方式（样式），那么也就意味着基本具备了适合吟咏的条件。由于我们很难说，建安时期离别的事件较少，而唐代就格外的多。所以，建安时期离别诗较少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后者应该比较妥当。

立足于这一视点来考察建安时期的离别诗时，把唐代离别诗的样式作为基准来讨论两者的异同不失为一种便捷而有效的方法。因为到了唐代，离别诗已确立为诗歌的一个主要类别，并出现了大量的作品。

那么唐代的离别诗在样式上又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呢？离别诗的样式基本上包含了如下的内容，即谁与谁的离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离别场景（时间地点）。遵照这一基本样式来描述的话，唐代离别诗样式无非就是“作者忠实地结合分别时的时间、场景来描写自身与友人的分别”，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但唐代离别诗中反映得犹为突出。请看实例：

送元二使安西

王维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送者是王维本人，被送者是王维的友人元二。诗中两人的分别，完全是切合了实际分别的时间和场所（即春天的渭城）来描写的。

这首诗显而易见表现的是分别，这一点并不需要太多的说明。并且，大部分的唐代离别诗都贯彻了这种吟咏别时场景明显反映离别的手法，我们无需对其多加说明。为论述周密起见，不妨再来看下面二首：

芙蓉楼送辛渐

王昌龄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金陵酒肆留别

李白

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姫压酒唤客尝。
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
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前一首为送别的七言绝句。在镇江的芙蓉楼，作者送友人辛渐远行。

后一首为古体诗。这首诗属于留别类，是被送者李白在分别之际为送别自己的金陵子弟所作的诗。这首诗与前面几首相比，尽管诗体不同，之间还存在着送别与留别的不同，但前面所谈到的离别诗的基本样式则完整保留着。

*从引起注意的角度而言，离别诗的样式并不限于这一种。在唐代的离别诗中，不沿袭这类样式的作品也很容易看到。但本书从离别诗形成史的观点来考察时，不得不重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唐代离别诗的总体趋势在于这一种样式，并且可以说六朝离别诗在不断摸索样式形成的过程中也逐渐往这一总体趋势收敛靠拢。之所以拿上述唐代离别诗的样式来作为六朝离别诗的分析基准，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

那么，相对于样式稳定的唐代离别诗，建安离别诗又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先来看一下具体的作品。

送应氏诗二首（其二）

曹植

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
愿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亲昵并集送，置酒此河阳。
中馈岂独薄，宾饮不尽觞。爱至望苦深，岂不愧中肠。
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

这首诗是送应氏（生平不详）远行时所作组诗中的第二首。附带说一下，第一首^[8]以“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之句描写了汉末战乱使洛阳一带化成了焦土的惨状，叙述了与亲友离别的悲痛之情。不过，作品的重点放在了状写洛阳的景物之上，其中的离别之句只不过充当了下面第二首的引子。

在第二首中，首先叙述的是人生短暂、和平时光太少。正因为如此，未能满足与君交欢的愿望。在这一段开场白之后，进而记述了在河阳（洛阳北方）的送别宴，并吟咏离别的感慨。从“人命若朝霜”句中的无常观来看，这首诗充满了汉魏诗歌的风味。与唐诗相比，用语也堪称有古雅之趣。

虽然如此，这首诗从样式上来看，采用的却是与唐代离别诗同样的抒情样式。送者是作者自身，被送者是友人应氏，地点是在河阳举办的送别宴会上。作者通过描述这一次具体的体验，来叙述其中的离别之哀情。

但是，具备上述条件的离别诗，在建安时期只有这一首。即使在后来的正始和两晋时代，其数量也是极少数的。

下面，再看一下同为曹植所作的《离友诗三首》。

离友诗三首（其二）

曹植

凉风肃兮白露滋，木感气兮条叶辞。临渌水兮登崇基，折秋华兮采灵芝。寻永归兮赠所思，感离隔兮会无期，伊郁悒兮情不怡。

这首诗的序是：“乡人有夏侯威者，少有成人之风。余尚其为人，与之昵好。王师振旅，送余于魏邦。心有眷然，为之陨涕，乃作离友之诗。”曹植回魏都时，同乡（谯）的夏侯威为之送行。惜别之时，作者写下了这首离友诗^[9]。从序的内容上来看，这首留别诗并非虚构，而是有了离别的体验后才作的。但是，诗歌的内容又不完全是按照离别的具体场面展开的。作者借助于想象力，把自身置于别后的寂寞境遇中，并以此为出发点抒发了对友人的怀念。这种表现离别哀情的样式，不言而喻与前面在唐诗中所看到的、成熟了的离别诗样式是有所区别的。诗歌的风格，毋宁说受到了楚辞作品的影响。以七言为基调并插入“兮”字，这正是楚歌的形式。而表现在别后的寂寞中思念离别的良人（美人），这也是以《离骚》为代表的屈赋的特征。就这一点而言，这首《离友诗》并不具备朝着唐代离别诗延伸发展的性格，它所具备的显然是一种面向过去的复古性。

除此之外的建安离别诗中，应玚的《别诗》也值得一举。

别诗二首

应玚

（其一）

朝云浮四海，日暮归故山。行役怀旧土，悲思不能言。
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时旋。

（其二）

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晨夜赴沧海，海流亦何抽。
远适万里道，归来未有由。临河累太息，五内怀伤忧。

这首诗与唐代离别诗在样式上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虽说是“别诗”，究竟是与谁分别呢？读者从作品中得不到一个具体的印象。诗歌也就是笼统地表达了与故山（故乡）、故人分别的意思。由于离别对象的模糊，离别事件及其当时的情景并没有被写实地描写下来。总之，这首《别诗》也属于《古诗十九首》中比较常见的游子吟之类的作品，它还没能成为离别诗形成中的新的起始点。

再看一下徐干下面的这首诗。

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诗

徐干

与君结新婚，宿昔当别离。凉风动秋草，蟋蟀鸣相随。
冽冽寒蝉吟，蝉吟抱枯枝。枯枝时飞扬，身体忽迁移。
不悲身迁移，但惜岁月驰。岁月无穷极，会合安可知。
愿为双黄鹄，比翼戏清池。

这首诗是描写被征用为挽舟苦役的年轻人与新婚妻子告别的作品，但是其中看不到有如杜甫《新婚别》中表现的现实意义，以及对时政的批判。这首诗尽管诗题展示了一种新意，结果表现的依旧是乐府诗的传统闺怨主题，抒情表达也没有脱离传统的手法。因此，这首诗即便能称得上是表现离别主题的作品，但从中看不出任何能促成唐代离别诗样式发展的相关因素。

从以上建安时期主要的离别诗看到并得到确认的是，建安期的离别诗可以说还不具备固定的表现样式。换言之，离别事件所引起的感动应该怎样把握并加以表现，对此，建安的诗人们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有时候，离别的情感会被折射在弃妇的印象中，或者与传统的游子吟联系起来加以客观化。而有时候，正如曹植的《送应氏》诗所表现的那样，离别的悲情是紧紧扣住实际体验过的离别事件，直接地表现出来的。尤为重要的是，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形，诗人都没有明确的自觉选择意识，亦即离别诗创作样式的方法化似乎尚未形成一种明确的意识。正因为如此，虽然同样面对具体的离别事件，曹植却以不同的表现方式作了《送应氏》诗、《离友》诗。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离别诗在质和量的两方面还都不够成熟，所以还不足以讨论固有样式的形成问题。

四

西晋时期的离别诗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冠以“祖～”、“祖道～”为题的一群离别诗（以下称为祖道诗）的存在显得尤为重要。在这里想侧重来看祖道诗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以下两个显著的特征。其一是，祖道诗的创作大约只限于西晋时期。其二是，在西晋时期的离别诗（带有明显离别诗题的诗有21题35首）中，祖道诗（14题24首）实际占到了三分之二的大部分。也就是说仅限于西晋时期来看，祖道诗构成了离别诗的中心。因此，在考察西晋期的离别诗时，专门选取祖道诗是必要的。

这一时代的祖道诗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诗呢？为了对此有个大略的了解，现举张华的《祖道赵王应诏诗》为例。

祖道赵王应诏诗

张华

崇选穆穆，利建明德。于显穆亲，时惟我王。
禀姿自然，金质玉相。光宅旧赵，作镇冀方。
休宠曲锡，备物焕彰。发轫上京，出自天邑。
百僚饯行，缙神具集。轩冕峨峨，冠盖习习。
恋德惟怀，永叹弗及。

诗的前半部分十句是对赵王的赞辞，而后半部分的八句是对朝廷举行盛大饯别宴会光景的描写。从体裁上的特征看，这首诗属于应诏诗，即秉承天子之命而作的诗，诗体也不是当时流行的五言诗，而是《诗经》以来的典雅的四言诗。这二个特征不只限于这首诗，而是共同体现在西晋时期大部分的祖道诗中。

下面是西晋时期祖道诗的诗题。

○王浚	祖道应令诗
○孙楚	祖道诗
	之冯翊祖道诗
○张华	祖道征西应诏诗
	祖道赵王应诏诗
○何劭	洛水祖王公应诏诗
○陆机	祖会太极东堂诗
	元康四年从皇太子祖会东堂诗
	祖道清正
	祖道毕雍孙刘边仲潘正叙诗
○陆云	太尉王公以九锡命大将军让公将还京邑祖饯赠此诗六章
	大安二年夏四月大将军出祖王羊二公于城南堂皇被命作此诗六章
○牵秀	祖孙楚诗
○王	侍皇太子祖道楚淮南二王诗

上面列举的十四题（二十四首）中，五言诗只有陆机的《祖道毕雍孙刘边仲潘正叙诗》一首，其它均为四言诗。西晋是五言诗占绝对优势的时期，然而不少诗人在不同场合写作的祖道诗，几乎都不外乎四言诗的统一格局。这一点让人感觉十分不合逻辑。但我们也不难想象到，在这里可能有特殊的人为要素或者某种强制力在起着作用。

作为与此相关的问题，祖道诗中包含有较多应诏诗的事实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十四题中有五题是标有“应令”、“应诏”、“被命作此诗”等的承命之作。此外，还有几首如陆机《祖会太极东堂诗》之类的诗属于朝廷公宴侍陪诗。当然，侍陪公宴时的诗作，不论当时是否奉命，光从仪礼角度而言，其创作也有必然性。

像这样，西晋时期的祖道诗一方面其诗体向四言诗集中，另一方面应诏诗系作品所占的比例较高^[10]。总的来说，这两个事实反映了西晋的祖道诗并非源自于诗人在离别之际自发产生的感动，它的创作动机不如说是出自形式上的仪礼要求。这种推测，还有其它的有力旁证。

魏晋时期还流行一种公诗。《文选》五臣注中吕延济说“公者，臣下在公家侍也”，公宴诗亦即侍陪公（朝廷）宴的侍臣，吟诵当时宾主交欢场面的诗歌。

公诗原本是一种什么样的诗歌呢？我们不妨通过王粲的作品来看一下。王粲的下面这首诗收录于《文选》二〇〈公宴〉中，属于最早期的建安诗歌。

公诗

王粲

昊天降丰泽，百卉挺葳蕤。凉风撤蒸暑，清云却炎晖。
高会君子堂，并坐荫华榱。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罍。
管弦发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乐，但愬杯行迟。
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
见眷良不翅，守分岂能违。古人有遗言，君子福所绥。
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

这首诗是王粲于曹操宴会上的侍宴之作。

这首诗既然属于陪侍公时的作品，其基调自然会保持在君臣之间的某种节度之中。然而诗中又说“合坐同所乐，但愬杯行迟。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意思是说满座的人行乐尽欢，唯恨酒杯传递之慢。众所周知，《诗经》中也有不醉无归的诗句。就算不得尽欢，这恨意更与何人说——这一部分诗句用典巧妙，既保持了古典的高雅格调，又成功地写活了宴会上的欢乐情景。参加宴席的人如实表现宴会欢乐的氛围，也许这里包含着对主人的一些社交辞令，但即便在这种场合，宴会的目的也还是在于表现君臣的亲睦。这首诗所饱含的轩昂不拘的精神，自然证明了这一点。建安时期的公诗，大抵都具有这种豁达的风格。

相对而言，西晋的公诗又是怎样的呢？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

陆机

三正迭绍，洪圣启运。自昔哲王，先天而顺。
群辟崇替，降及近古。黄晖既渝，素灵承祜。
乃眷斯顾，祚之宅土。三后始基，世武丕承。
协风傍骇，天晷仰澄。淳曜六合，皇庆攸兴。
自彼河汾，奄齐七政。时文惟晋，世笃其圣。
钦翼昊天，对扬成命。九区克咸，讴歌以咏。
皇上纂隆，经教弘道。于化既丰，在工载考。
俯厘庶绩，仰荒大造。仪刑祖宗，妥绥天保。
笃生我后，克明克秀。体辉重光，承规景数。
茂德渊冲，天姿玉裕。蕞尔小臣，邈彼荒遐。
弛厥负檐，振缨承华。匪愿伊始，惟命之嘉。

这首诗与前面王粲的公诗均被收于《文选》卷二〇的“公”条中。二诗都被认为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诗题中所指的皇太子，即是西晋惠帝的子嗣愍怀太子，时陆机任太子洗马。从诗歌的总体印象来看，似乎有些苍凉难解。而王粲的诗则措辞浅显，二者正可对照。两首诗的不同之处，反映在内容上犹为明显。这首诗通篇是对晋室的赞美之辞，而缺乏对宴会上如盛大的管弦、觥筹交错场面的具体描写。王粲诗描写与列席者们会聚一堂其乐融融的场景尤其精彩，而这些在陆机这首诗中则全无踪影了。

西晋时期的公诗，风格大多与陆机诗大同小异，阅读起来的印象恰如拘谨的郊庙歌辞和燕射歌辞。

从曹魏到西晋，像上述这些公诗的变化也十分清晰地反映在诗体上面。下面所记为曹魏、西晋时期公诗的诗题和诗体。

（魏）
王粲	公诗（五言诗）
陈琳	宴会诗（五言诗）
刘桢	公诗（五言诗）
阮瑀	公诗（五言诗）
应玚	公诗（五言诗）
	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五言诗）
曹植	正会诗（四言诗）
	公诗（五言诗）
（西晋）
付玄	宴会诗（四言诗）
张华	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诗四章（四言诗）
陆机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四言诗）
	皇太子赐诗（四言诗）
陆云	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六章（四言诗）
	征西大将军京陵王公会射堂皇太子见命作此诗六章（四言诗）
	从事中郎张彦明为中护军奚世都为汲郡太守客将之官大将军崇贤之德既远而厚下之恩又隆悲此离析有感圣皇既蒙引见又宴于后园感鹿鸣之宴乐咏鱼藻之凯歌而作是诗六章（四言诗）
嵇含	台中宴会诗（七言诗）
阮修	上巳会诗（四言诗）
王	侍皇太子宴始平王诗（四言诗）
	皇太子会诗（四言诗）
潘尼	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园诗（四言诗）
	上巳日帝会天渊池诗（四言诗）
	皇太子集应令诗（五言诗）

由以上内容可知，曹魏的公诗大部分为五言诗体，而到了西晋则几乎完全被四言诗所取代。此外，诗题所记的内容也变得更加具体，尤其是诗题中包含“有令赋诗”、“被命作诗”、“见命作此诗”、“应令”等字句表明为受命之作的四首西晋诗，则更应引起注意。

从公诗的这一巨大彻底的变化中，我们可以比较准确地读取其背后俨然存在的西晋王朝的意图。西晋朝廷在政治上结束了从汉末到三国的分裂状态实现了统一，而我们不难想到，其统一也需要反映到文化领域上，建立起一种以朝廷为中心的文化秩序。大概是对应这种情况的变化，公诗才从之前不拘礼仪吟诵欢会的风格，变成了极力赞美朝廷威仪的颂歌，各方面均发生了重大的质变。

西晋时期祖道诗的出现，也需要放到这一系列变化中来说明。为送别政府高官而举行的祖道宴会，是展示朝廷威令的好机会。词臣们所作的典雅的四言祖道诗已偏离了离别诗吟咏离别哀伤的本来方向，而变成了专门迎合朝廷之意、为祖道盛会作点缀的手段。

公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和祖道诗的突然出现。我们如果对照这两者具有的共同点，即对朝廷的赞美、对四言诗的偏向以及应诏诗系列作品的比例较高等现象来考虑，而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解释余地了。

在西晋出现、又随着西晋的灭亡而消失了的祖道诗，在离别诗的形成史上又占有怎样的位置呢？

关于这个问题，对其做正负两面的评价是必要的。首先，祖道诗给后来的离别诗带来的积极意义是，它展示了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以离别为主题的诗有可能像其他类别（如赠答、咏史、公宴、从军等）的诗一样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诗歌类别。围绕着离别的主题完全有可能诞生一类诗歌，这是祖道诗带来的自信。或者可以说是祖道诗带来了离别诗的自觉的创作时机。与对离别诗的意识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建安（及曹魏一代）的诗人相比，西晋的诗人在创作离别诗（祖道诗）时，亦即在注重方法和样式方面已显得相当自觉。

关于对祖道诗的正面评价，我们也能从《文选》中窥见一斑。梁代编撰此书时，在离别诗的类别中添加了“祖饯”的名称。这表明在西晋（且仅限于西晋）流行的祖道诗是离别诗的重要源流，它同时也作为一种典型的离别诗存在着。

但是另一方面，祖道诗自身内部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这是因为祖道诗并不是建立在人们离别时自然产生的感动之上的，它是一种极度依赖人为创作的离别诗。其当然的结果，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它缺少一种鲜活的感情而多了几分沉闷刻板。而且它的命运注定一旦失去了朝廷的支持，它也必将消亡。总而言之，在人工温床上培养起来的祖道诗，缺乏一种旺盛的活力。

西晋期时期的祖道诗正是这样处在离别诗历史的最初期阶段，应从上述正负两面来作客观的评价。

五

西晋在永嘉之乱中灭亡，随后东晋（317—420）在江南建立。

在东晋百年间，离别诗处于低迷的时期，作品本身的数量较少，而且在作品的内容和样式上也没有什么变化。西晋期所作的祖道诗，随着支持它的朝廷权威的衰落而消亡。离别诗摆脱如此低迷的境遇，重又出现新的动向，是在南朝的刘宋（420—479）时期。

刘宋时期离别诗的重要代表人物，当属谢灵运和鲍照二人。首先看一下谢灵运的作品。

北亭与吏民别诗

谢灵运

刀笔愧张杜，弃繻惭终军。贵史寄子长，爱赋托子云。
昔值休明初，以此预人群。常呼城旁道，更歌忧逸民。
犹抱见素朴，兼勉拥来勤。定自惩伐檀，亦已验惟尘。
晩末牵余荣，憩泊瓯海滨。时易速还周，德乏勤济振。
眷言徒矜伤，靡术谢经纶。矧乃卧沈疴，针石苦微身。
行久怀邱窟，景昃感秋旻。旻秋有归棹，昃景无淹津。
前期眇已往，后会邈无因。贫者阙所赠，风寒护尔身。

这首诗是谢灵运在永嘉郡太守之职上称病归故乡时，为留别当地吏民所作^[11]。

诗中引人注目的是《与吏民别》的诗题，以及对这个主题的设定。担任地方官的诗人，在离开任地时为留别下属和民众所作的诗，从形式上看已经是离别诗，这一类作品中现存最早的当数谢灵运的这一首。而继之的齐梁时期模仿此诗的“别吏民”作品，也都属于同一类系统。

谢灵运所创造的“别吏民”形式的离别诗，虽然对齐梁时期的诗人有所影响，但其影响本身也只是表面的、形式上的。我们不能把这个事实看成是离别诗在本质上的发展。这首诗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反映了离别诗开始在社交（社会上与人的各种关系）场所中发挥功能，亦即离别诗逐渐成了一种“实用的诗”。

一般地来说，古典诗歌不仅是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让人们欣赏享受的，在特定的创作环境下它还是一种必要的社交手段，具有某种社会性功能。这一点，离别诗也不例外。在唐代，离别诗已成为一个固定的诗歌类别，当时人们去参加为友人和同僚送别的宴会时，是需要准备送别诗的，就像是作为随手携带的礼物。而寄赠的诗，在确认友情、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方面，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这种社会性功能，未必会使该作品的文学价值降低（从道理上讲，越是优秀的作品，人们对它的社会性功能期待越大），而对这种作品的需求促使人们竞相创作，从而形成一个宽广的创作基层，并有可能把一部分作品推向更高的水准。古典诗歌在社会内部发挥着作用，关于它的细节问题还有待今后作精密的讨论，但这里有一点可以明言，那就是，古典诗歌无论在创作结果还是在创作动机上，都是与所谓的现代诗大相径庭的。现代诗让诗歌的社会性功能越来越稀薄，从而成为一种纯粹的文学作品。

离别诗也需要从这样的观点来理解。作为其中的一个方面可以确定的是，从《诗经》时代到建安时期，离别诗是离别感动之极产生的作品。但是离别诗要成为古典诗歌的世界中较为稳定的体裁，并能得到持续创作，必须有某种社会性功能附加进来才行。而有关样式的课题，即离别时的感动应该怎样表现的问题，也是须在其社会性功能的思路上才能得以解决的。从这些观点来看，谢灵运的《北亭与吏民别诗》，作为离别诗新的发展段阶，应该得到定位。

六

在历代诗人中，鲍照的离别诗是流传下来最多的。而离别诗中的《拟行路难》等乐府，是他的文学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也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作品群。

作为考察鲍照的离别诗顺序，首先请看如下的诗题。

○吴兴黄浦亭庾中郎别诗

○与伍侍郎别诗

○送别王宣城诗

○送从弟道秀别诗

○赠傅都曹别诗

○和傅大农与僚故别诗

○送盛侍郎饯候亭诗

○与荀中书别诗

鲍照在这一时期成为了杰出的离别诗作者。如果要从总体上来理解他的文学特质，那么不可避免地要讨论离别在其中所处的位置。鲍照创作离别诗并非是业余爱好，而是把它当成了自己文学的核心。

与鲍照同为元嘉三大家的谢灵运，是随瑯琊王氏到南朝后兴起的谢氏一族成员；而颜延之则是祖籍瑯琊且曾祖父颜含为三公右光禄大夫的名门望族，鲍照与他们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他是这一时期成名的诗人中例外的寒门出身（南齐虞炎《〈鲍照集〉序》：“家世贫贱”）。从当时社会上公开流传“上品无寒门，下品无盛族”（《晋书》刘毅传）的话来看，鲍照平生只能是地方的一个小官而已。因此，他的文学基调是沉沦为下级官吏的不遇感，表现在具体的文学形式上则反映为远离都市、滞留边地的羁旅之叹等等。

与此相关须引起注目的，是以他的代表作《拟行路难》十八首为中心的乐府诗。一般说来，乐府并不是直接反映自己的体验，而是以冷静的第三者视点进行诗歌创作的^[12]。而鲍照把乐府与自身的不遇融为一体，使乐府变成了与个人的共鸣之器。读鲍照的乐府诗所感觉到的强烈紧迫感，大概便是来自这种特质的了。在鲍照之前，乐府《行路难》^[13]恐怕并不流行；而他却选取了《行路难》并仿作了多达十八首的《拟行路难》。这表明鲍照在乐府题材的选择上，已经有了一种借题来表达自我体验的自觉。乐府诗《行路难》的题意，正如唐代刘《乐府解题》（《乐府诗集》卷七〇所引）所言：“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

包括上述这种乐府诗在内，贯穿鲍照文学整体的基调即不遇情怀的表白在其离别诗中表现得尤其突出。鲍照的离别诗，作为体验告白之作的色调十分浓郁。鲍照的离别，总是发生在他饱尝不遇之思的地方官任地，而且很多的场合下，他的送别对象是先他荣升离任的友人，羡慕之意不言而喻。鲍照是根据这种情况来如实地创作离别诗的。也就是说，在何处、何时，与何人离别，这些与一次性的离别事件密切相关的要素都描写得非常具体。这种倾向在他的八首离别诗中是共通的，但是在他之前的离别诗中虽然时有瞥见，但表现得并不彻底。

鲍照创作这些作品的意图，大概是想对作品中表现的离别赋予一种不可反复的亲身体验的现实感觉。也就是说，通过在作品中表现这种类似的体验，唤起读者的共鸣，从而自然流露出自己离别时的悲伤，进一步感叹遭遇这种悲伤离别的自身的怀才不遇。

换言之，鲍照离别诗所描写的既不是乐府诗中类型化了的离别印象，比如被恋人抛弃的女人的悲叹，或是远离故乡时游子的叹息；也不是曹植《离友诗》三首中所看到的别后寂寞的心境；而是面临离别的人们当下的悲伤。也就是说，通过提升离别事件的现实感，来把离别的悲伤情绪推到顶点，这是鲍照尝试创作的新的离别诗。

有了这样一个理解之后，再来看一个实例。

吴兴黄浦亭庾中郎别诗

鲍照

风起洲渚寒，云上日无辉。连山眇烟雾，长波迥难依。
旅雁方南过，浮客未西归。已经江海别，复与亲眷违。
奔景易有穷，离袖安可挥。欢觞为悲酌，歌服成泣衣。
温念终不渝，藻志远存追。役人多牵滞，顾路惭奋飞。
昧心附远翰，炯言藏佩韦。

这首诗的后半部分，体现了典型的六朝文风的修辞主义，其结果出现了繁缛的表现。尤其是“欢觞为悲酌，歌服成泣衣”的对句，反复出现了“觞”与“酌”、“服”与“衣”等同义语，对仗的密度稀薄，难免给人留下为对仗而对仗的印象。从熟悉唐诗的人看来，这是一首带有古风的诗。

不过，如果我们不拘泥于个别字句表现而是从样式形成的视点来看这首离别诗的话，便能发现之前的离别诗没有的新的尝试。这便是开头数句所展开的风景描写。

刘宋鲍照之前的诗人们所作的离别诗累计起来数量也未必少，但通观这些诗歌可以感到，诗人们虽然身处离别事件的当时当地，可周围的风景几乎没有映入他们的眼帘。离别诗中吟咏风景的作品是如此的稀少，但也不能说一篇皆无。

○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

（魏·曹植《送应氏》诗二首其二部分）

○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倾城远追送，饯我千里道。

（西晋·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部分）

○秋日凄且厉，百卉具已腓。爰以履霜节，登高饯将归。
寒气冒山泽，游云倏无依。洲渚思绵邈，风水互乖违。
瞻夕欣良，离言聿云悲。晨鸟暮来还，悬车敛余晖。
逝止判殊路，旋驾怅迟迟。目送回舟远，情随万化遗。

（东晋·陶渊明《于王抚军座送客》诗全文）

在曹植的诗歌中，风景描写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片断。到了孙楚之时，对离别场所的情景描写丰满起来。离别时晨风劲吹、秋雨降落在野外草原上的情景，既是实景，同时也代表着离别时的心象风景，诗歌所产生的正是离别诗的效果。但这部分的风景描写，仍属于较短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作者的感情。

到了陶渊明之时，情况出现了重大的改变。离别之情并与秋天的风景流畅地叙述下来，这使得风景也带上了离别之情，给人们的悲伤增添了立体感。这一首诗在同时期的离别诗中，叙景内容之丰富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但叙景的方法，与前面所举的鲍照诗在一些微妙之处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陶渊明的风景给人的印象是，与其说是亲眼目睹的实景，不如说是借风景来实现的某种观念的外在化。

例如开头的“秋日凄且厉，百卉具已腓”二句，是由秋季草木凋落的观念产生出来的，而并不是事实上见到花草枯萎的具体描写。也就是说它并不属于实景描写。继之的“寒气冒山泽，游云倏无依”二句中，前一句主要表现的是实景，而后一句的游云，是把云作为了飘忽无常的象征，比起实景有更多的观念的成分，应该看成是观念上的产物。至于“晨鸟暮来还”一句，由于与《饮酒诗》中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以及《归去来辞》中的“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的表现相类似，这里的鸟不妨看成是回归无为自然的象征，因此“晨鸟”就算是实际看到的景象，其中也深深渗透有象征性的观念，与通常说的景物显然是有本质区别的。最后一句的“情随万化遗”，是说秋天的风景也好，即将离去的人也好，以及和离人的惜别之思也好，所有一切都属于无为变化（万化），作者在此想要忘却凡人的情愫，而随从万化回归无为的状态。也就是说，这里所描写的风景都是万化的象征。从这个角度来看，陶渊明描写的风景在某种程度上是实景的反映，但同时其中的观念色彩也是较强的，极端言之，是一种观念的外在化。正是在这一点上看，鲍照描写的是不折不扣的风景，与陶渊明的风景是大不相同的。

如此看来，鲍照在离别诗中尝试大段的风景描写，是不能忽视且较为重要的一点。而在离别诗类型确立的唐代作品中，风景描写＝叙景在离别抒情上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结合这一点来考虑的话，那么关于鲍照在离别诗中尝试叙景的意义，在这里便有了稍稍挖掘考察的必要了。

鲍照离别诗中出现的叙景，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一个是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叙景的发展当中或从自然观形成的观点来确定其所处的位置。另一个是从离别诗的角度把它作为离别诗的新的表现手法来理解。本书研究的是离别诗的形成史，基本上探讨的是后一个问题^[14]。

鲍照在这首诗中的叙景，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呢？一言以蔽之，它把离别的情况一元化了。换言之，通过叙景部分读者能够明确了解到，诗中所谈到的离别并非指其他而言，而是一次性体验的事件。就这一点而言，叙景起到的效果是非常大的。

鲍照送别友人庾中郎的地方，按诗题所言应该是吴兴（浙江省湖州）的黄浦亭。但是不了解当地情况的人见此诗题，只会漠然联想到在太湖水边的亭子里发生的离别情景。而即使了解当地情况的人，对黄浦亭的印象也会因各种具体情况不断发生改变。进而言之，即使当时与作者同在亭子上的人，其离别之思也会因人而异，他们对亭子会有不同的感受。也就是说，“吴兴黄浦亭”是一个如此模糊的概念，它不足以完成离别的场景设定，无法充分表达人们在离别的瞬间高涨的离愁别绪。这就需要通过叙景来描写送别友人庾中郎的场所，以及当时具体的离别情况，由此叙景起到了明确规定离别的作用。

作为离别诗情况设定的叙景，其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叙述风景本身，而在于排除否定了其它情况存在的可能性。以开头的“风起洲渚寒”为例，这一句写的是“风起时江洲的寒冷景象”，但与风景本身相比，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遂一排除了“无风”、“无洲”、“无寒”等种种的可能性。这样，围绕着吴兴黄浦亭能够联想到的种种情况被一一切除掉，只保留下一种情况并得到明确规定。鲍照离别诗中出现的叙景手法，从离别诗形成史来看，它对离别情况的一元化所产生的作用应该是相当重要的。

若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的话，那么就是要把叙景看成离别诗的情况设定的手段，而叙景同时构成离别的心象风景这一点，则意味着叙景具有的次要的、第二义的功能，这与一般的理解正好相反。尽管这样，如果离别诗的叙景意义能够从抒情层面上作为心象风景的象征来加以把握的话，这在离别诗中频繁使用叙景手法的唐诗基准之下是有可能的，但这种理解方法与六朝离别诗的历史性理解是并不一致的。

鲍照在离别诗中融入了叙景，并不是为了把自己所体验的离别进行一般化、典型化，而是由此找到了一种方法，即把离别当作一个一次性的事件深深刻印在诗歌里了。他通过提高离别事件的现实性，使离别的悲伤在离别的瞬间达到顶点，体现了离别诗的新样式。这与唐代离别诗中形成的完整样式，即作者自身与友人的分别严格根据离别事件发生的时间、场所情况来描写的表现方法，基本是一致的^[15]。

注：

[1]参见李白《古风》其一“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等。

[2]送者所作的送别诗与行者所作的留别诗合称为离别诗。

[3]在唐诗中，题材及其表现处理方法由于样式的倾向性而形成了几个类别（部门）。如据按诗歌编类编成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集》所载，分为了古风、乐府、歌吟、赠、寄、别（留别）、送、酬答、游宴、登览、行役、怀古、闲适、怀思、感遇、写怀、咏物、题咏、杂咏、闺情、哀伤的二十一个类别。

[4]由诗题检索离别诗时，可以按照是否使用了“送、别、饯、祖”等字来判断。在诗集中，离别诗所占的比例据《全唐诗》所示：孟浩然（49首/267首卷159—160）、王昌龄（49首/183首卷140—143）、岑参（146首/401首卷198—201）、高适（69首/243首卷211—214）。

[5]汉魏六朝期的诗歌与诗题，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的记载为主。

在计数离别诗时，由诗题可明确判断为离别诗时，残缺诗句也计算在内。下面将以此为准。

[6]组诗的其一、其三、其四如下所示。

[7]例外情况有王粲的《赠蔡子笃诗》、《赠士孙文始》、《赠文叔良》三篇，皆作于荆州之地，用四言诗体所作，诗题虽题有“赠～”，但却表明了是离别诗的作品。

赠蔡子笃诗

王粲

翼翼飞鸾，载飞载东。我友云徂，言戻旧邦。
舫舟翩翩，以溯大江。蔚矣荒涂，时行靡通。
慨我怀慕，君子所同。悠悠世路，乱离多阻。
济岱江衡，邈焉异处。风流云散，一别如雨。

人生实难，愿其弗与。瞻望遐路，允企伊伫。
烈烈冬日，肃肃凄风。潜鳞在渊，归雁载轩。
苟非鸿，孰能飞翻。虽则追慕，予思罔宣。
瞻望东路，惨怆增叹。率彼江流，爰逝靡期。
君子信誓，不迁于时。及子同寮，生死固之。
何以赠行，言赋新诗。中心孔悼，涕泪涟洏。
嗟尔君子，如何勿思。

[8]组诗其一如下所示。

歩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9]另外的一种说法是，从《离友诗》其一“媵余行兮归朔方，……迄魏都兮息兰房，展宴好兮惟乐康”的句子来看，夏侯威送别曹植是一直陪他到回魏都的，一路上重契了友情（参见王巍、李文禄主编《建安文学鉴赏辞典》，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项目执笔：申秀云）。但是，其一所说的欢乐，应该是指远征归来的曹植自身的感受，由此可以判断曹植与夏侯威离别的地点是“乡”（谯）。

[10]参照矢田博士《论西晋时期四言诗盛行的主要原因》（中国诗文研究会《中国诗文论丛》第十四集，1995年出版）。

[11]这首诗在谢灵运的本集中并未收入，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载：“《永嘉县志》二十二，《太平寰宇记》九十九引因一韵。”

[12]关于乐府的表现机能，请参照松浦友久《乐府·新乐府·歌行论——以表现机能异同为中心》（见《中国诗歌原论》大修馆书店，1986年出版、汉译本《中国诗歌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

[13]在《乐府诗集》中，未收有鲍照之前的《行路难》的拟作。

[14]主要从叙景手法的发展侧面来分析六朝离别诗叙景问题的论文，可参看户仓英美《离别诗的时间与空间》（见同著《诗人们的时空——从汉赋到唐诗》平凡社选书，1988年出版）。

[15]在鲍照的离别诗中，也有以对上述情况的一元化为目标，但实行得并不彻底的作品存在。比如下面一首。

送盛侍郎饯候亭诗

沾霜袭冠带，驱驾越城。北临出塞道，南望入乡津。
高墉宿寒雾，平野起秋尘。君为坐堂子，我乃负羁人。
欣悲岂等志，甘苦诚异身。结涕园中草，憔悴悲此春。

上面的诗开头的六句为叙景，寒“霜”降下，“寒雾”弥漫，“秋尘”生起等描写，已明示了离别的时间是秋季。而尾联中的“结涕园中草，憔悴悲此春”，则没能把离别的悲伤完全凝缩在离别的瞬间，而是慢慢稀释在了从秋天到春季的漫长时间河流中了。就离别情况的一元化这点而言，这可以说是一个大大的倒退。再如“北临出塞道，南望入乡津”的部分，这样吟咏可能是为了对仗的需要，但却让盛侍郎的前往方向显得暧昧模糊，其结果使离别的情况变得不明朗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