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

细雨中的苏赫巴托广场

〔一〕到蒙古去

2006年7月11日，昨晚睡得很晚。

前天从银川飞来，在首都机场等候行李，传送带一遍又一遍转过，就是没有我的行李。去服务台交涉，被告知等等。再等，两小时后才说，你的行李误发往上海，请告诉在北京的地址，行李转来后，我们会送上门。什么时间？这个没法回答你。又是一番口舌，后日要去蒙古，能否尽快送达。东方航空公司工作人员保证，一定不会耽误行程。得到肯定答复后，我离开机场。昨晚8点时分，行李送到北京大学勺园住地。

在我的旅行经验中，行李误发他处，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更离谱，90年代中期，乘德国汉莎航空公司飞机从法兰克福起飞，到达北京时，一团人的行李全部没有。北京等候五天后，行李从埃及运回。交涉过程曲折跌宕，相当有戏剧性，有机会一定写出来。

今天早晨，起床很早，5点20分就起来，很快整理好行李，四个人两辆出租车直奔机场。北京清晨，天色灰蒙蒙，看来好像是晴天，空气潮湿，温度计指向25摄氏度。6点27分到达首都机场。从机场高速出收费站，车行进非常缓慢，接近停机楼时走得更慢，短短的几百米走了十几分钟。但我们仍然属于幸运者，到6点50分，超过原定时间二十分钟后大家才陆续赶到，原来路上有车祸，两车追尾，数百米道路被堵半小时。

考察队一行十四人，行李很多，每人有帐篷、睡袋等野外设备，还有一台不算太重的发电机箱，作为随身行李，那已经是很重了。要托运的行李有十五件之多，最后，有五件行李被机场工作人员拣出，说要走大件。所谓大件行李，是指那些超重、超长、超宽的行李，有另外的运输通道。以往旅行中并无此类经验。

8点24分，我们一行通过安检进入候机大厅，外面阳光明媚，大厅虽有冷气，仍觉得有热浪袭来。电视播音员指着地图说今天北京的温度在24—34摄氏度之间，有雷阵雨。明日则有台风登陆。

〔二〕飞机上

飞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班机，并不像其他发达国家首都，每天都有几班，去乌兰巴托每日只有一班，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901，早晨8点50分起飞。上了飞机，空中小姐以惯用的、稍带微笑实际却毫无表情的语调，演示着逃生设备的使用方法。例行公事的表演，使人觉得根本不是在讲述如何求生，是对生命的漠视，还是习以为常，让人懒得细想。

飞机并没有准点起飞，跑道上滑行后停留很长时间，机器的轰鸣声叫人觉得心烦意乱。每次在飞机上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心情最差的时候，马上会想到火车旅行的好处。本来我们一行是要乘火车去乌兰巴托，火车旅行沿途可以观察通向漠北的景观，对考察来说那是再好不过的理想交通工具。

可是，一个月前却传来了不利的消息，没有订到火车票，只能飞往乌兰巴托。不但考察成本徒添许多，也使我们失去沿路观景的机会。中蒙两国间并没有专门的铁路，北京至莫斯科的铁路经由乌兰巴托，这条铁路是中国最繁忙的路线，一票难求，数月前订票。

买票难的情景，使我想起了十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在呼和浩特召开一个规模庞大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一批俄国学者在美国人的资助下兴冲冲地来到中国，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是第一次来。美国人资助的是往返火车票，谁知到北京后却被告知，根本无法签到及时回程的车票，要想回莫斯科得等两个月以后。会议结束在即，眼见可怜的俄国学者没着没落，会议的主持人，一位能干的美国女学者，双手一摊，两肩一耸，无可奈何一声令下：“送他们去俄国大使馆。”是啊，这是一群远离祖国的人唯一能去的地方。这还是俄国大使馆，中国大使馆根本没这项业务。后来，北京一位前辈学者告诉我，被大轿车拉进驻华大使馆的俄国学者，打着地铺，苦等了两周后才登上了去莫斯科的列车。当时，有两点感受非常强烈，一点是苏联解体后著名学者没钱乘飞机时，也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另一点就是中俄铁路真繁忙。哪知，时间过去十多年，情况仍未获改善。

机场候机时，罗新告诉我，姚克成已经在前往乌兰巴托机场的路上，准备接机。姚克成是北京大学派往蒙古国立大学的教授，担任这次考察团的翻译。提前两天，姚克成已在乌兰巴托忙起来了。今天是蒙古国庆日，从现在开始的一周内都是国庆假日，据说所有商店都要关门，要提前购进考察团所需的全部生活用品。这一点和中国国庆放假日完全不一样，我们把国庆假期叫“黄金周”，是购物、旅游的旺季，蒙古倒是和欧洲有点像，一遇假期商店全部打烊，街上看不见几个人影。

漫长而令人窒息的等待之后，飞机终于起飞了，距正点已过了四十分钟，但这在我的旅行经验中根本算不上等待。

飞机升空之后，透过舷窗向外望去，能见度相当不错。以前坐飞机上很少要靠窗的座位，要用看书来打发旅行时光，每次我都申请过道座位，稍显宽敞。这次没有携带可供旅途阅读的书籍，避免影响野外考察，选择临窗座位，可以观察地面景观。

北京连日来多次下了大雨，湿度很大，从飞机上看下去有一层薄雾笼罩在城市上空，不过透过淡淡的迷雾仍可看到地面，并没有出现飞机起飞后常见的穿越云层的现象。

飞机向北京的西南飞去，刚开始，原野呈绿色，居民点将翠绿的大地分隔成一些大小不等的方块。很快，周围的绿山呈现在眼前，植被覆盖不错，连日的大雨使绿色连在一起。没过多久，大片裸露的沙地逐渐替代原来的绿色，一望无际。

广播中传来女播音员清脆的声音：“北京至乌兰巴托，全程1250公里，空中飞行距离为两小时四十分，预计11点10分到达乌兰巴托。”

飞机是波音737，内部有些陈旧，是架老款的机型。虽有音乐插孔，打开后才发现音响的质量并不好，杂音很大，只好凑合着听。大部分是英文歌曲，中文的很少，有两三首。

偶尔瞟一眼窗外，沙漠占据了全部，这就是中国史书上经常记载的大漠，漠北的游牧民族要穿越这样的沙漠才能与中国取得联系。圆形的湖泊，镶嵌在大漠之中，我想这应是大漠的边缘，湖的周围是绿色的，看起来很难得。

空中小姐推来了早点，递上一小锡纸包，打开之后，原来是一烧饼，有点像北京的芝麻烧饼，不过稍大一点，中间夹着几片牛肉。还热乎着呢，味道不错。很可惜，只有一块，也太简陋了点，在飞机上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早餐，更何况是国际航班。中国民航有点势利，飞往不发达国家，连早餐也这样马虎。邻座本来是中山大学的刘文锁教授，但他的座位有点问题，起飞不久就被调到后排空座上去了。靠过道的是上海摄影家尔冬强先生，他担任全程考察的摄影，他出过不少画册，最近刚刚去过伊朗。对早餐，尔先生与我有同感。

10点02分，飞机刚飞行半个多小时就完全进入沙漠地区，细算起来从北京到完全的沙漠区也就三四百公里，不知道我的推算是否正确。白色的云团在飞机下方翻滚飘动，没有任何植被的土地裸露呈现，这样的景色当然非常熟悉，每每飞过黄土高原，单调的土黄色会呈现在眼前。不过，相较黄土高原起伏跌宕的丘陵，戈壁沙漠显得更是一马平川。播音员没有像往常一样，报告所经城市的名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乌兰巴托，看起来这条飞行路线完全在荒漠中进行，根本没有经过像样的城市。

从地图上看，我们是从东部进入蒙古国。令人遗憾的是航班上没有航程显示，而在其他国际航班上这是最常见的视频内容。向下看去，沙漠中好像也有道路一样的直线，地面上有一块块深褐的东西，粗看起来像是一片片湖泊，定睛望去，才发现是团团白云遮蔽太阳，投下的阴影，给寂静的荒原带来一线生机。明晃晃的阳光照在银色的机翼上，让人觉得有点目眩。现在称得上是真正的晴空万里，远处雪白的云彩，像是横卧眼帘绵延不绝的雪山，一眼望不到边。

没有可看的书籍，只能翻点飞机上无聊的杂志，其他旅客昏昏欲睡，其实以我的旅行经验，人在这种环境最容易犯困。正胡思乱想，突然，传来播音员的声音：“现在飞机开始下降，请大家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机舱卫生间停止使用。我们大约在二十分钟以后，到达乌兰巴托机场，机场地面温度为15摄氏度……”

已经能看见大草原了，草原是浅绿的，大体连在一起，草原上有道路出现，快接近乌兰巴托了。飞机穿过云层之后，山丘顶部漫圆，没有耸立的感觉，大片黑绿色的森林，公路上汽车移动愈来愈清晰。乌兰巴托好像占地面积很大，周边有馒头似的蒙古包，看样子是沿着公路搭建的。

〔三〕成吉思汗机场

11点18分，飞机安全降落在乌兰巴托机场。机场的正式名称是“成吉思汗国际机场”，应该是不久前才改的名称吧。机场西面是山，停机坪上停着五六架直升机和一些破旧的双引擎小飞机，一排排停在那里，像是报废的飞机。候机楼更小，远远望去，只有矮矮的两层，外表破旧，只有水泥墙面。

进入海关大厅，大家都不约而同拿出护照，排队等候。说是大厅，其实只有二三百平方米的地方。边检柜台有十二个口，却仅有六名边检官，没有其他地方国际海关的繁忙，迎来客人也只有我们这一航班CA901。边检官是清一色的女士，很想拿出相机来拍照，每个国家的海关是一个不便拍照的地方。靠边柜台明明写着外交人员通道，也有人在那里排队，我们也迅速跟进。没几个人，很快就轮到，身着蓝色制服的女检官，接过递上去的护照，翻到签证页，飞快地在电脑上核对，啪，盖了一下，微笑还回。这是我通关最快的一次，前后不过几分钟。

海关，是一个国家的门面，欧洲国家的漫不经心，美国的如临大敌，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感触最深的还是日本海关，外国人的通道很少，只有两三个，即使外国人再多也只有排起长队，缓缓向前移动。本国人的通道有许多，每个柜台前只有不多的日本人。即便是这样，如果这时有航班抵达，本国人柜台还会立刻再开通几个。一切方便本国人，对外国人则无所谓。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在本国或外国只能享受较差的待遇。不过，国人的素质的确有待提升，人多的地方尤为明显，依我过去在香港海关所见，乘客必一拥而上，将柜台团团围住，与长长疏朗的外国人队伍形成鲜明对照。

虽然，通关很快，人很少，但由于我们行李不少，大约也只有一条行李传送带，等待提取行李仍然用去五十多分钟。奇怪，在北京首都机场时，李肖他们用心填写的那些走大件的海关申报单，并没有怎么派上用场，海关人员看也没看，摆摆手就放行了。可是，就是这些看似无用的报关单，在离开蒙古时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不过，这个机场的确很小，没有常见的熙攘喧嚣的免税商店和食品店。

〔四〕入住阿加特宾馆

在机场门口，我们见到了迎接我们的一行人。

为首的是国立蒙古民族历史博物馆的馆长敖其尔先生，一位看上去非常结实的蒙古汉子，个子不高，穿着一件草绿色的马甲，头戴洗得发白的鸭舌帽，虽然已快六十岁了，但握手有力而坚定。后来在一本书里看到敖其尔是梵文，大概意思是帽顶上的一种饰件，和金刚杵有点像。去年年初，我们在北京大学听过他的讲座，他们去西安参观我曾介绍找兄弟单位，也算是熟人。钢巴，蒙古国立大学的副教授，头梳得很光亮，有点胖，懂汉语，也是上次在北大认识的。精瘦而干练的中国人自然就是姚克成了，实际上在北大见过，不过印象不太深。

经罗新简单介绍、寒暄后，大家提着笨重的行李，拥向车边。接机的车共有四辆，都是看上去有些年头的中型面包车，我们上的是第二辆草绿色车。看上去其貌不扬甚至称得上是破旧的老车，将伴随我们度过十多天的考察，让人多少觉得有点不踏实。

汽车驶出机场之后，朝东南方向开往市区。向窗外望去，才看清机场好像三面环山，地势较高。公路凹凸不平，低洼处有积水，像刚下过雨，汽车好像并不绕过，驶过后溅起泥水。只走了一两公里，便看见了乌兰巴托市，乌兰巴托坐落在图勒河河谷的盆地里，途中我们看见了图勒河。

敖其尔蒙古著名考古学家考察队的学术顾问

满脸堆笑的钢巴

是考察队的翻译

整个考察行程中

我们主要依靠的对象

蒙古文地名的拼写

基本都是向他请教

回国后的某年

忽闻他已离开人世

两点差几分，我们一行浩浩荡荡开进了姚克成预订的阿加特（Agate）宾馆，很窄小的宾馆。Agate英文是玛瑙的意思，也可作人名，后者的可能性大。我和刘文锁住二楼朝西的房间，楼道中铺着廉价的红色化纤地毯，这间看似简陋的小宾馆以后却成为整个考察活动中最奢侈的回忆。蒙古实行夏时制，罗新在机场便提醒大家把表拨快一小时。

午饭地点是在隔壁二楼的西餐厅，名字是米西拉（Michelle），听起来像个日本名字。有机会要问问，这个用梅花作标志的餐厅好像和我们住的宾馆不是一家。据罗新说，选择西餐主要是从卫生的角度考虑。

我在临街的窗边小桌坐下，今天是蒙古国的国庆纪念日，街上来往的出租车顶上都插着蒙古国的三色国旗。约2点30分，窗外下起了大雨，伴着阵风，街边的树随风摇曳。

在饭前等餐时，罗新让大家介绍自己，相互认识一下。一个考察队我都认不全，主要是没参加昨日的预备会。姚克成讲了在蒙古的注意事项，一是要注意身体，二是注意安全。尤其是后者，他举自己清早被一蒙古人冲撞的例子，来说明蒙古人对中国人不但并不友好，甚至怀有敌意，当然这是我个人听出来的意思。敖其尔也讲了今后几天的路线等等，姚克成翻译。

约莫等了五十分钟，饭菜好了。所谓的西餐，只有四块土豆，两小块西红柿，两小块烤鱼，一小堆米饭，一片柠檬，饭上浇一点黄油。今天早晨5点起床，早餐在飞机上只有一芝麻烧饼下肚，现在的午餐似乎有点太少，每个人都三下五除二就吃完，我想大都根本没吃饱。还好餐后有一杯立顿红茶，但只此一杯。

米西拉西餐厅

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饭菜数量太少

〔五〕苏赫巴托广场

午饭后，罗新宣布自由活动，大家三三两两地出发，目标是市中心。沿着马路刚刚走出有四五百米，就望见远远飘扬的五星红旗，隔条马路就是中国大使馆，大家立刻拿出相机拍照，随时拍照是一个野外工作者最基本的功课。不过，从使馆边上出来一个人，示意大家走开不要拍照，距离太远，看不清是中国人还是蒙古人，他穿的是便装。

蒙蒙细雨中，街上最多的是出租车。据姚克成说，乌兰巴托的出租车最没规矩，可以随时随地停车，价钱也可商量。而且，如果价格合适，路上飞奔的私家车辆随时可以变成出租车。这样没章法，听他这样说，便注意路上的出租车。出租车并无统一的颜色，车型更是五花八门，日本的丰田、本田、尼桑，韩国的现代都有，有的很陈旧，一看就是二手车，车的方向盘在右边，蒙古的交通规则也是右行，似乎有点危险。过去也听日本人说过，他们的中古车（二手车）主要销售对象就是蒙古人。偶尔也见到几款中国车，像是羚羊之类。据短暂的观察，出租车除了在坑坑洼洼的马路上开得很快以外，就是许多车辆包括私家昂贵的奔驰、宝马、沃尔沃等西方车都有剐蹭的痕迹，不是在车头就是在车尾。道路状况差和车速很快，当是主要祸因。车辆上几乎都插着蒙古国旗，听说并无人组织，完全是人们自愿的行动，那当然是所谓民主社会的特色。对蒙古来说，民主是个新事物，庆祝的方式虽多样却有传承。

随着人流，我们来到乌兰巴托的中心——苏赫巴托广场。熙熙攘攘的人群充斥着整个广场，五颜六色的衣服映入眼帘。与我们穿着厚厚的防水服不同，一些蒙古女子穿着单薄的露背衣裙，有的人恨不得光着膀子；另一些厚重的蒙古袍下包裹着牧人粗壮的身躯。

看见一队陌生人提着照相机过来，有人马上露出警惕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今天是蒙古国建国八百年国庆纪念日，心里直犯嘀咕，成吉思汗立国时史籍记载中只有一个年份，好像并无确切日期，7月11日是如何推算出来的？回去一定要查查。果然《蒙古秘史》是这样记录铁木真统一蒙古的情形：

平定了有毡帐的百姓，虎八年（丙寅，1206年）聚会于斡难河源头竖立起九脚白旄纛。在那里，被尊为成吉思汗。

他任命了近百名千户长，并没有月份。陶宗仪《辍耕录》称为十二月，多桑《蒙古史》则说在春季。看来蒙古帝国何时建立，确实有时间点的疑问，蒙古地方传统以十二月十六日为成吉思汗登基之日，这样就是公元1207年了。

温度计显示，气温只有15摄氏度，雨天的相对湿度则超过60％。广场北纬47°55′17″，东经106°55′17″，海拔1262米。别看现在我们仅凭简单的手持工具就可测量到海拔，在一百多年前，测量海拔则属尖端技术，并且很不准确。最初，俄国人测得库伦（今乌兰巴托）海拔是2000米，过了很多年经过仪器改良后，才重新校正测量乌兰巴托只有1200米。

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座苏赫巴托雕塑，底座是一块长方形的灰色花岗岩，用铁索围起，四角各有石狮，铁链从其口中穿过。底座上安置着一块巨石，巨石两侧嵌着两块红色的花岗岩浮雕，大约表现的是苏赫巴托本人的英雄事迹。

巨石上的苏赫巴托身着蒙古袍，骑在一匹昂首奔腾的骏马上，一手勒缰，一手前挥，作英雄一呼状。广场中央竖立英雄塑像，似乎来自欧洲传统，漫步任何一个欧洲古老广场，都有英雄雕像，最常见的是英雄跨马，有时还挥舞一把长刀。塑像周围则供民众自由来往，并无过多限制。后来发现蒙古其他城市都有这样的广场，类似的英雄雕像，大约是受苏俄影响。苏赫巴托塑像，看上去并不十分精致，艺术上显得有点粗糙。塑像的正面是一块中国式的石碑，索云布图案下镌刻着老蒙文，底座上则是蒙古文，并有19、46、7、11等数字，是他去世多少周年纪念，因不谙蒙文，无从推测。不过，塑像上出现老蒙文，很像是一件发生在不久前的事情，石碑是新加上的？还是塑像本身的年代并不久远？

苏赫巴托在蒙古是位传奇人物，蒙古独立的主要推手。在他的推动下，蒙古成功地摆脱了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

苏赫巴托雕像

作振臂一挥状

周边是熙熙攘攘的人群

〔罗新摄〕

1911年7月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蒙古王公贵族和宗教上层大喇嘛，在库伦举行会议，名义上是讨论清王朝的革新方案，实际是秘密讨论蒙古如何脱离中国。与会者研判，大清王朝已摇摇欲坠，此时是脱离中国的最佳时机。向俄国人求救成为一致意见，于是一个代表团在一位亲王的率领下，前往圣彼得堡，并向沙皇递交博克多格根活佛的信件。沙俄政府举行会议，并形成决议认为，俄国在蒙古多有贡献，长期以来就给予蒙古援助加庇护，而且积极说服蒙古人并使他们确信，如果与中国决裂，俄国马上会施援蒙古，但拒绝承认蒙古独立的地位。

蒙古谋求独立的道路并不平坦，辛亥革命后蒙古宣布独立，并奉博克多格根活佛为蒙古大汗。清朝办事大臣三多逃回北京，乌里雅苏台将军也离开了蒙古，只有驻科布多办事大臣据守要塞等待新疆驰援。袁世凯上台后，拒绝承认蒙古独立，在北洋政府的坚持下，沙俄政府也有些动摇，拒绝承认蒙古是独立国家，后来却有些反复，最终于1913年中俄签订协议，承认外蒙自治，但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是自治蒙古的宗主国。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博克多格根政府感到了红色风暴所带来的危机，有意向北洋政府靠拢，北洋政府也借机派遣军队进入蒙古。面对着温和的驻蒙古代表陈毅，蒙古内部在苏联人的操纵下反对北洋政府驻军。苏俄势力逐渐渗入蒙古，鉴于苏联红军逼近边境，北洋政府派遣徐树铮将军前往库伦，解决蒙古问题，徐树铮利用几千名军队，大刀阔斧地迫使博克多格根政府签署文件，声明自愿放弃自治并请求外蒙古回归中国版图。同时，宣布在库伦成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归徐树铮节制。

十月革命后，部分白俄军队溃退进入蒙古，苏联红军以清除白俄残余势力的名义进入蒙古。与此同时，苏联积极训练苏赫巴托、乔巴山等年轻的共产党人。1921年苏赫巴托成了人民军队总司令，人民革命党也粉墨登场。北洋政府则由于安福系被直系吴佩孚击溃，徐树铮只得退出蒙古。蒙古名义上仍属中国势力范围，实际控制权已经落入苏联人手中。日本人在攫取东北以后，也将触角伸向蒙古，所以才有所谓的蒙满问题。革命党人为使自己能重新执政，孙中山遂有将蒙满租借给日本，以换取日本人的支持的主张。

苏赫巴托用力动员每个蒙古人，凡承认人民革命党党纲，服从党章，都可以被接纳为党员的方法，借机壮大势力。1921年7月，苏联红军涌入蒙古，11日人民政府成立，仍以博克多格根为首，实际权力已掌握在苏赫巴托的手中，因为他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并有苏联红军撑腰。很可惜，这位年轻的革命家只活了短短的27岁，1924年博克多格根活佛去世不久，他也离开了人世间。

国家主要广场往往凝聚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它提醒后来者英雄是如何拯救濒于危险边缘的民族或国家的，使人们很容易地联想起雕塑所承载的特定意义。苏赫巴托塑像代表着过去，现在轮到蒙古人重新想起伟大的成吉思汗了。在蒙古建国八百年之际，苏赫巴托广场北端修建起一座巨型成吉思汗雕像。成吉思汗的巨像好像是青铜质地，是按传世的成吉思汗画像制作。

新的建筑位于行政大厦的前面，由许多圆形巨柱支撑着屋顶，不过四面并无围墙，建筑尚未完工，施工的脚手架尚未完全拆除，台基上的水泥、红砖都露在外面，石材还没贴好。不过主体雕像已经完工，成吉思汗端坐在宽阔的宝座上，双目直视前方，两手放在扶手上，除了威严，人们看到的还是威严。宝座后是天蓝色的帷幔，中央有一个白色太阳，作为背景，既遮蔽了未完工的工程，又使人们联想起像大海一样的崇拜。塑像的前方左右，有两个长方形宝座，上面有两位身披盔甲、全副武装的将军青铜像。我没能打听到两位将军的姓名，那么谁最有资格伴随成吉思汗的左右呢？者别应该是一个，孛儿出可能会是另一个。许多蒙古人围绕在坐像脚下拍照留念，雨中撑伞的人却并不多。

广场的南端，人们正在搭建露天舞台，晚饭后，我与罗新又来到苏赫巴托广场。舞台上一位男高音在演唱，音乐声震耳欲聋。蒙古音乐与单调的内蒙古音乐相比，显然丰富了许多，明显受到西洋音乐的影响，西洋乐当然是借由俄国传入蒙古，内蒙古或许保留了更多蒙古民族的传统音乐。

伴着响彻云霄的乐声，广场周围的焰火不断冲向高空，人潮涌动，呼声震天，我与罗新悄然离开，摸黑回到宾馆。乌兰巴托路灯昏暗，闪烁着黄光，偏僻的街道上根本没有路灯，白天看似平坦的道路，晚上走起来却一脚高一脚低，有选择和没选择感觉是不一样。

成吉思汗巨型雕像

国庆节已经到了

伟大的成吉思汗雕像却依然尚未落成

看来蒙古人并没有特意要赶在

节日前竣工的习惯

蒙古国相扑手朝青龙巨照

大腹便便的朝青龙

成了蒙古人崇拜的对象

巨照被高悬街头

〔李肖摄〕

〔六〕广告牌上的朝青龙

我们沿着马路往回走，“看，朝青龙”，李肖喊着。顺着李肖手指的方向，朝青龙的巨照悬挂在大楼边上。

日本在蒙古的影响与日俱增，蒙古人对日本的好感，是和日本娴熟的海外扩张策略分不开的。究其来源，除去日本人挥散大把的日元外，一名运动员从中也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朝青龙，一名出生在蒙古国的相扑运动员，作为日本相扑界级别最高的“横纲”，一年之中曾赢得84场比赛，横扫日本相扑所谓的六大赛事，显然是一个超常的纪录。

对于一个自古崇拜英雄的民族，朝青龙是现代蒙古民族的一个奇迹，成了蒙古人心中的英雄。朝青龙的画像被制作成巨幅广告牌，高挂在乌兰巴托街道上，我们住的宾馆大楼的侧面就悬一巨像。画像中的朝青龙头发向后背梳，油光发亮，身着红色外套长袍，圆头大耳，一脸严肃，完全一副日本相扑运动员的装束。双手持一获奖证书。

据说，由于朝青龙的关系，相扑在蒙古国变成一项家喻户晓人人喜爱的体育活动，朝青龙成了人们竞相崇拜的偶像。相扑在蒙古人中间普及非常有基础，蒙古式摔跤的原理和技术基础，会使人们很快适应相扑运动。

最早在日本电视中看相扑比赛，两个上百公斤的大汉，纠缠一起，憨态可掬。后来又听说相扑运动员是年轻女孩子追逐的目标，每逢要比赛，往往从一个城市赶往另一个城市，支持她们的偶像，成为家常便饭。现在又遇到蒙古人的热捧，真有点风水轮流转的感觉。

成熟的大国扩张方略，一般都隐藏得很深，它们选择扩张的领域，看似带有很大偶然性，其实是处心积虑经营的结果，NBA挑选姚明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朝青龙或许就是日本类似战略的结晶。

不过，一个骑马民族，由膜拜呼啸而至的马上英雄，到顶礼一个大腹便便连走路都不能甩开大步的相扑斗士，着实是一个不小的转变。

北方系青铜器

如果隐去出土地点

北方青铜器的研究者

很难分辨出这些青铜器

到底来自哪里

〔七〕蒙古国立民族历史博物馆

国立民族历史博物馆，实际上就是蒙古的国家博物馆。

本来参观国立民族历史博物馆，是考察队在乌兰巴托唯一一项考察活动，应该在午饭之后马上进行，但恰逢蒙古国庆日，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各国政要来参观博物馆。政要前来时要清场，这一点与我过去工作的博物馆相同。发达国家较为通行的做法，则是选择在开馆之前或闭馆之后参观，尽量减少对普通观众的干扰。据说，前来参观的要员有三批，俄国、德国、波兰的国家副总统、副总理。

刚回到宾馆房间，罗新发来短信，让十五分钟后赶到国立民族历史博物馆。我马上叫上刚刚回来的党宝海一同前往。

博物馆坐落在大呼拉尔旁不远处。不一会儿，18点30分，我与宝海气喘吁吁地赶到博物馆，来不及打量博物馆的外观，在敖其尔引导下，进入了一楼展厅。

蒙古国立民族历史博物馆藏青铜头盔

陈列是按照年代顺序摆放的，最前面的是一些体量不大的石器，主要是细石器，这部分粗粗看过，印象中没什么重要东西。青铜器，我们熟悉的所谓北方系青铜器，是陈列的重点，占据了好几个展柜。青铜的马具、兵器和动物纹饰件，大体上代表了它们的特点。不过，让人有点失望。原本想在蒙古高原腹地或许能看到年代较为早的这类东西，没想到绝大部分都是公元前7—前3世纪，相当于我国春秋末至战国末。这个时期正是游牧民族迅速壮大的年代，他们在骑马术等方面有很大的进步，马背上的生存能力空前提高。政治上组织成为非常严密的结盟团体，匈奴可能借机掌握整个上层，统一漠北。在文化上表现出和中国北方一样的风格，如果隐去出土地点，拿给北方青铜器的研究者，相信他们很难分辨出这样的文物来自蒙古高原腹地。

让我感兴趣的是一顶青铜头盔，武士戴着沉重的帽子去战斗，类似式样的头盔在北方地区延续了很多年。那种小口、鼓腹、肩部有一周波纹的灰陶罐，远远望去与北方地区汉代陶罐没什么两样，走近一看，果真是公元1—3世纪的遗物。说来奇怪，搞考古二十多年，不管在中国的东西南北，见到最多的东西就是汉代的。如果说汉代疆域辽阔，留下的遗物众多，那么唐代的范围并不在汉朝之下，遗物分布范围却远远不及汉朝，多少有点让人费解，看到蒙古的这些汉式陶罐，疑惑越发加强了。

资深的蒙古考古学家那汪所著《匈奴文化遗产》一书

我在自然博物馆买了一本考古报告，封面上有一个青铜壶，和国立民族历史博物馆里的一件青铜壶，长得一模一样，很可能就是同一件东西。壶有二级的盘形足座，长长的流嘴翘起，有一执柄，柄部有垫指用的椭圆形片，圆形盖与柄之间有一铜环连接，壶腹的两侧有两个兽头铺首。造型优美，制作精良，使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件匈奴时代的遗物，找机会一定要搞清楚。如我们遇到，那可不一定会确定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

接下来突厥帝国时期文物成了重点。我注意到两件两方一圆的三通器，很可能是突厥人用来搭建帐篷的一个构件，三面都可以穿木椽之类，过去没见到过。山西赵聊墓中有类似的三通器，不过，那件年代太早，看来以后应关注这类与游牧民族帐篷搭建有关的文物。

一个长条形的木条，正反两面，满布着被灼焦的小坑，小坑一个连一个。它是用来钻木取火的，具体用法是一人用弓弦之类的木棍，在它上面用力高速旋转，钻到冒烟时，会溅出火星，边上利用木屑燃烧，引烧茅草之类，取火便成功了。看来突厥人仍然利用着这种古老的取火术，不过真正要取到火，要求非常高，取火者一定要技术十分熟练，否则休想成功。

所谓的“毗伽可汗宝藏”是博物馆展陈的重头戏。2000年前后，土耳其与蒙古国联合考古队对突厥时期毗伽可汗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工作持续了四年，出土1800多件金银器。2002年经《科学》杂志报道后，成为当年轰动世界的考古大发现。陈列的文物当然是这批宝藏中的主要东西，有金质的王冠，鎏金的银瓶和银白色的银杯、银瓶等，银盘的数量也不少。当然，数以千计的金银饰品和带扣之类的大宗物品，只选了其中一些作为展品。这些金、银器质地都很薄，当然除使用贵金属外，器物本身无论如何都称不上是做工精细。东西应该出自突厥工匠或粟特工匠之手，并非精心之作，大概是作为陪葬冥器的缘故。展览实况与考察队中的许多队员所渴望的“毗伽可汗宝藏”，显然有一定的距离，失望之情不但表现在脸上，一些人竟现场讨论起来。无论如何，能看见这样一大批突厥时期的贵金属工艺品实物，在我看来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更何况，其中不乏精品，如一件圆雕的鎏金银鹿，足以让人眼前一亮。

银壶

突厥毗伽可汗墓中出土的银壶

明显带有西方色彩

只是单薄的材质

让人并没有感觉到王的高贵

〔尔冬强摄〕

鹿

鹿是草原牧人熟悉的动物

突厥制造它时明显要精致得多

〔尔冬强摄〕

墙上展板上几张发掘现场的照片，让我们看到了当年发掘时的情景。

除去石人头像外，展厅中还矗立着毗伽可汗碑，高大的石碑似乎是按原大复制的。复制品不只有毗伽可汗碑，有两组刻在石头上的人物，也被复制，是突厥时期典型的人物形象，恐怕原件仍在遥远的田野。

二楼的展厅展品，基本上是蒙古时期的遗物。瓷器有来自中原地区的磁州窑系的白瓷、龙泉窑的青瓷和钧瓷等，还有两件孔雀蓝的瓷盘，显然来自遥远的波斯地区。有四件沾满海藻的陶罐，则是日本人从所谓的蒙古沉船里打捞上来，送给蒙古。日本绘画题材中有专门表现蒙古人进攻日本时，遭遇神风的题材“蒙古来袭”。要不是那股莫名的神风，蒙古军队的铁蹄将会踏上日本列岛。

展板上的辅助展品，有几幅是直接采自波斯人表现蒙古题材的细密画，细密画的内容恰好可填补蒙古时期形象内容的不足。不过，中国绘画题材中，也有直接描绘蒙古王生活的，博物馆则未见采用，不会是有意回避中国的内容吧。

引起我兴趣的是一件复制品，蒙古贵由汗致英诺森四世（Innocent Ⅳ）教皇的一封信。伯希和名著《蒙古与教廷》中，专门研究了这封东西方人首次用文件形式试图沟通的信，过去读伯希和的论著只知道有这样一封著名的信件，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复制品。葡萄牙人劳伦斯（Lawrence）、意大利人约翰·普兰诺·加宾尼（John of Plano Carpini），根据1245年复活节（4月16日）里昂主教会议所作出的决定，奉教皇之命出使蒙古。这位六十五岁高龄的使者，从法国里昂出发，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抵达蒙古首都哈拉和林，并参加贵汗的登基大典。后来带着贵由汗的这封信，约翰·普兰诺·加宾尼于1247年11月开始回程向教皇复命，并详细地报告了这次出使情况，报告用拉丁文写成，流传至今。

蒙古人的铁蹄踏上欧洲大陆，给欧洲带来了无限的恐慌，尤其是在日耳曼、波兰联军惨遭失败以后。教皇希望和蒙古人媾和，并且还天真地希望能说服蒙古人皈依基督教。方济各会派出教士前往东方，收集这个令西方人生畏的民族的资讯，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带着这样的使命踏上前往东方的征程。他比著名的马可·波罗更早接触到蒙古人。

日本人打捞出的蒙古时代瓷罐

要不是一股神风

蒙古人的铁蹄

将踏上日本列岛

〔尔冬强摄〕

带三种铭文的铁钟

山西丰镇府

制造于20世纪初

这个大钟或许就是晋商往来

蒙古地区贸易的重要证据

丰镇的印记留在蒙古

铸进历史的岁月中

第一次合影

围绕在国立民族历史博物馆前的石碑旁考察队第一次合影

前排左起：张帆、罗新、李肖、敖其尔、钢巴、刘文锁

后排左起：党宝海、孙正军、胡鸿、罗丰、郭润涛、柏清韵、张永兵、尔冬强

贵由汗在信中这样写道：

你们认为，只有你们西方人是基督教徒，并且蔑视他人。但是你们怎样知道天主究将加恩于谁人？我们崇拜天主，仰承天主之气力，从东到西，摧毁了整个大陆。若不是由于天主之气力，人们又能有何作为？倘若你们渴望和平，希望把你们之幸福托付给我们，你教皇应该立即亲率诸基督教显贵前来朝见，缔结和平，仅在此时我们才能知道，你们确实渴望与我们讲和。倘若你不从天主及我等之命令，不接受来此朝见之谕旨，届时我们将认为你们决意与我们为敌。彼时将如何，我们不知，天主知道啊。

贵由的这封信最初用蒙古文写成，译成拉丁文，最后译成波斯文加盖红色大印，由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带回。教皇看到这封最后通牒后的情形我们不得而知。

大约是我们看惯了宽大的公共设施楼梯的缘故，通往三楼的楼梯很窄，我们只好鱼贯而上。

展厅内主要是陈列蒙古人历史上的生产、生活用品及服饰等物品。有盛奶的皮囊、木桶，捣奶的木杵、木勺，装奶的布东壶更是各式各样，让人目不暇接。烫烙马印的铁印是我特别关注的对象。只是参观时间马上要结束，有人在催叫，我只能匆匆忙忙再看一眼展厅中央的蒙古包，边上有一幅介绍整个蒙古地区蒙古包形制的地图，来不及仔细看，赶快拍了几张照片，离去。

大家都集中在一楼门厅中，敖其尔见我过来，特地回办公室拿来三本考古报告相赠。粗翻一下，有一本是他们和韩国人合作调查的报告，用蒙、韩两种文字写成。

博物馆门前放置一口铁钟，铁钟铭文为藏、蒙、汉三种文字。粗略地看一下，由“山西丰镇府顺城卫广明炉吉日造”，时间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边上有一周人名，执事人：刘秉光；金火匠人：苏东虎、白玉山、王德元、蔡玉鹏、福兴等。看样子铁钟是在山西造成，被送到蒙古的某个寺庙中。

大家在博物馆门前合影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