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压迫、困顿、挑战等都是有机资粮，生命花园的厚土里孕育出的只是未来和希望！

任正非是游走在黑与白之间的一个灰度人：

既不拘一格，又合宜合规；既无事无为，又分外较真；

既知白守黑，又极度极致；既知雄守雌，又塑造英雄；

既知荣守辱，又讲究仪式；既随机飘变，又动态平衡；

既当头棒喝，又回转圆融；既直来直去，又隐晦左右；

既勇猛精进，又心安理得；既自然而然；又跨马提枪；

既逻辑严谨，又直觉开道；

任正非就是一个俗人，跟你我差不多，都是亦正亦邪的共生体。他时常发脾气，冷不丁还踹你一脚。工人加班加点，他自己却成了个“无事人”，不专心工作，就知道四处转悠，逮人就聊天，还扯“一杯咖啡接受宇宙能量”。但是，批评起人来，不留情面。对于上面说的两个极端，一般人做不来，但是任正非可以做到极致。

他不仅在两个极端做到极度极致，同时又可以在两极之间自由穿梭，把握动态平衡点。在无穷性的空间，对点位的拿捏，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理解。他的确是个俗人。这么个俗人误打误撞，还真把华为从一个皮包公司带成年收入7000亿元的世界一流企业，举手投足影响着华为和一个行业的走向。

任正非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头脑的处理器（或底层思维操作系统）是什么样子？他俗人的精神和思维，对世界文明会有怎样的意义？让我们从任正非的原初花园开始，探索这个俗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1．原初花园：一个忧伤的童话

人要经历一个不幸的抑郁症的或自我崩溃的阶段。在本质上，这是一个昏暗的收缩点。每一个文化创造者都要经历这个转折点，他要通过这一个关卡，才能到达安全的境地，从而相信自己，确信一个更内在、更高贵的生活。

——黑格尔

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

机会窗在前，能量场在前，绝境横在当下，任正非原力觉醒的真实历程，是否可以撞醒、激发、开启你的原力觉醒？

2000年IT泡沫破裂，欧美大公司纷纷陷于困境，华为也经历了空前绝后的销售收入下降39％。他因为皮肤癌第二次动手术，第二次爆发重度抑郁症。重度抑郁症，那是有大能量的人觉醒的前兆。

2000年年底，任正非曾抽身偷偷跑回了贵州家里，跟母亲在一起待了整整一天！母子间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还约好，春节全家一起去海南，带上弟弟妹妹和儿女们，跟老人家一起过年。

2001年1月2日，任正非出访欧洲。1月8日访问结束。他本想打个电话给母亲，可是怕母亲担忧他在伊朗不安全，就想离开伊朗再打。可是下午一个惊人的消息从贵州传到了伊朗：“母亲被车撞了，伤势严重，速归！”

原来，那一天上午，母亲去买菜，一辆逆行的车呼啸而过，把她给撞倒了。司机逃逸，不省人事的老太太被紧急送医院，没带身份证，又没有与家里人联系，耽搁了抢救。

他惭愧！他后悔！如果那天早上及时打个电话给母亲，或许就可以躲过一场灭顶之灾。他悔恨！他惭愧！他不想见任何人，把自己关起来整整一个月，只想陪着母亲！脑海中一幕幕回放着和父亲母亲一起的时光。这一个月闭关，对于任正非个人与华为公司，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2001年2月8日他推开门，拿着一篇文章——《我的父亲母亲》。这是中国商业史上的经典。据他身边的人透露，这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当成任正非的一封绝笔。这篇文章饱含着对母亲的忏悔，也有他对人生的定位，以及他自立、自尊、自强的心路历程。

每个人性格的形成莫不与童年时期的经历有关。那是一眼往昔之泉，也是一座原初的花园，所有的源头都从那里开始涌现。任正非的意识、性格、格局、思维，任正非创办、经营华为一系列独一无二的创造，都源自原初的智慧之井。任正非的父母与任正非之间连接着生命的大根，有着灵魂的应和、意识的传递、气质的生养、在苦难中磨砺拓展的心胸和格局，以及为人处世的原点、源源不断的慈悲、刻骨铭心的敬畏。

正可正，非常正；非可非，非常非

1944年，是一个世界重大转折的年份。第二次世界大战诺曼底登陆的胜利，敲响了纳粹德国的丧钟，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德日法西斯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1944年，也是34岁的任摩逊一生的转折点。

任摩逊1910年11月16日出生于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治平乡任店自然村。浦江姓任的不多，是祖上从东阳迁移过来的。任摩逊的父亲任三和是金华一带颇有名气的金华火腿生产商。

任家火腿生意不错，盖了一座气派的四合院，单单雕窗花一项，就花了三年时间。任三和心气也高，给儿子起了个不俗的名字：任木生，字摩逊。大有任家“不逊于”任何人的意味。任摩逊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任三和把任摩逊送到北平上大学去。任摩逊是任店村唯一一个大学生，也成了任家的骄傲。

任摩逊在北平民大经济系就读期间，正值日本侵占东北。任摩逊与热血青年一道参加了共青团，积极参加抗日演讲、反对侵华的《田中奏折》等抗日救国运动。可是，由于父母相继病逝，任摩逊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辍学回家，结了婚。任摩逊第一个夫人在分娩时夭折。后来，他又娶了第二位夫人，生有一子一女。

1934—1936年，任摩逊先后在浙江定海水产职业学校、南京农业职中任教。1937年，当第二次国共合作掀起抗日高潮，任摩逊在浙江同乡的介绍下，进入国民党四一二军工厂任会计。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这家军工厂从广州迁徙到广西融水。在融水期间，任摩逊与几个朋友利用业余时间开设了一个生活书店，售卖进步书籍，并组织“七七读书会”，积极宣传抗日。后来工厂又辗转迁徙贵州。

1944年，任摩逊做了对他一生有重大意义的选择——再到学校教书。教育是一国之本。此后他的职业就没有离开过教学。战争、主义、政治运动，任摩逊都经历了。他可以经商，可以从政，可以从军，但是他都没有选。在众多职业中他选择了教育。这个在任何时代都稳定而又对民族和人类有益的事业，让他度过了动乱年代。

1944年，任摩逊把家眷送回浙江浦江定居。贵州是抗日战争的后方，浙江浦江是日伪占领区。把家眷由贵州送返浦江，是要冒相当大风险的。任摩逊必须这么做。他们虽然百般小心，还是被日伪特务盯上了。结果特务误抓了别人，任摩逊及家眷侥幸逃脱。任摩逊到家的第二天，托村里人用皮龙（轿子）把装病的他抬到郑家坞火车站，一个人悄然离乡，回到贵州。自那以后，他就再没有回过那个村子。直到1995年任正非曾陪他回到了浦江县城，但是任摩逊近家心怯，没有进村。那年，他与前妻的儿子刚刚去世，儿媳妇还在，堂侄等亲戚也在。

1944年，回到贵州，34岁的任摩逊与17岁的程远昭结婚。任摩逊一表人才，又在北平上过大学，天底下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程远昭生在农家，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贵州省镇宁县的山区风景优美，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就在那里。经济非常落后。1944年10月25日，程远昭生下一子。任摩逊给儿子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来纪念1944这个特别难忘的年份：任正非。

“任正非”这个名字有点特别。任摩逊的老家浙江浦江盛行佛教，曾经有一个大禅师赴日本开宗立派。任三和生意做得红火，家里供着佛龛。从小的耳濡目染让任摩逊有了许多感悟。当然，这名字与任摩逊在1944年的际遇很匹配。“正即非，非即正”，这其中有辩证法的整体观。或许这也是对少女程远昭的安慰，有偏室即正室，正室即偏室，正偏存乎一心的意味。可以说，这个天下“不二”的任摩逊，在34年的人生感悟中，得出了这六个字。

任正非名字的含义可能比“正即非，非即正”还要丰富。可谓：“正可正，非常正；非可非，非常非。”做什么都要与众不同。唯有与众不同，才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才可以开启潜能做出有益的事，不辱自己的天赋和使命。

1946年，任正非的大妹妹出生，任摩逊给起的名字是“任正离”。“正非”“正离”实际上反映了任摩逊的一种哲学：

不问是非来，管它离合去；静心过生活，千古歌一曲。

任摩逊给儿女起名，实际是给儿女的人生种下了一颗种子：不要被自己的执见误导，别被虚名圈圈套住，生活有无限的可能；不跟随主流，心里要有主流；离开主流，才是推动主流。这是一种博大的灰度哲学，在任正非后来的人生与事业中得到了最大的验证。

抗战胜利后，任摩逊先后在黔江、镇远、关岭、豫章等中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摩逊参加了土改工作队，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山区，筹建镇宁民族中学并担任校长。任摩逊在贵州从教近50年，并先后在镇宁自治县民族中学、都匀民族师范学校、黔南师专、黔南中学教师进修学校、都匀三中、都匀一中等校任校长，为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的智慧和感情。

由于连年战争人口锐减，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也曾经鼓励过多多生育。任摩逊与程远昭，两人育有二子五女，任正非是老大。

母亲的生命在舍己从人中绽放

程远昭，山区长大，高中文化，受丈夫影响靠自学成为一名数学教师，陪伴丈夫，是为穷孩子在贫困山区奉献了一生的普通园丁。贵州山区少女能够读书已是造化，程远昭能够一直读到高中算是幸运中的幸运。当然，可能最为幸运的是与长她17岁的任摩逊结婚。北京求学归来的才子任摩逊，让她的生命得以更加灿烂绽放。

1944年生下任正非，1946年生下女儿任正离，后来接着生下一男四女。七个孩子，个个鲜活可爱。任摩逊一心扑在教育上，孩子和丈夫八口人的生活全仗着她支撑了。这八口人就是她的全部世界。战争时期的动乱、建设时期的艰难，八口人的吃饭穿衣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挑战。

程远昭有她自己的绝招——舍己，她时常忘了家里的第九个人——她自己。她招呼一家人吃饭，还要收拾锅台，等她干完活，孩子们也吃完饭了，她就不吃了，又开始收拾碗筷。

她的心全部搁在这八个人身上，对每一个人的心跳她都熟稔于心，却时常忘掉她自己：她强梁，生孩子当天也能下地做饭，时间自然比他人多；她勤劳，无论是收割粮食后的田野，还是捡漏的路边，她觅食的空间自然比他人广；她耐苦，忍饥挨饿是她的家常便饭，她可以把各种野菜和树叶做成美味，让八个人的温饱的概率比他人大；她自强，通过自学读完高中课程，当一个中学数学老师，可多挣一份工资养家。

一家九口人全靠当老师的父母的微薄薪资度日，毫无其他来源。随着七个孩子一天天长大，衣服也在一天天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与勉强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困难就更大。这些事都要一个懂得统一筹谋的母亲。任正非清晰地记得，每个学期每人交纳两三元的学费时，母亲每次都为之发愁。每到月底，经常看到母亲到处向人借三五元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能借到。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极度贫寒的生活环境中度过的。

在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对多子女的任家来说，生活更是捉襟见肘。无论生活多么艰苦与劳累，父母从不多吃一口，家里严格地遵守分餐制，以保证每个人都能活下来。而程远昭的一份总会跑到最需要的那个孩子的碗里。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父母依然坚持让7个孩子都读书，没有让他们放弃学业帮助支撑家庭。

这段岁月给予青少年时代的任正非最初的人生体验是：每天饥肠辘辘，无心读书，学习成绩很不稳定，初中因学习成绩优异被学校作为“因材施教”成功的案例，多次受到表彰，到了高二期间却经历了多次补考。高中三年的最大理想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

临近高考时，任正非在家复习功课，饿得实在受不了了，便用米糠和野菜掺和一下，烙着吃。虽然那时家里穷得连一个可以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罐装着，但是他从没有去抓一把，因为如果他那样做了，“会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

这一切都没有瞒过母亲的眼睛。最后三个月，母亲经常早上悄悄塞给他一个小小的玉米饼，好让他安心复习功课。但是，在同样忍饥挨饿的六个弟妹的注视中吞咽下去，对任正非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弟妹的嘴里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正是在极度饥饿中，一家人的亲情和父母的言传身教给予任正非无穷动力。19岁，任正非带着父母的期望，以坚强的毅力考上了大学。

上大学时，母亲千方百计给任正非做了两件衬衣，还给了他一床被子。没有被单，母亲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拼接成一条被单。在重庆，这条被单陪伴他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当时任家两三个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任正非看着衬衣和被子直想哭。他知道，他拿的越多，家里兄弟姐妹们的日子就会越难。

比挨饿更大的磨难是对任正非心性的锤炼。

跌宕起伏的大学时代

任正非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攻读暖通专业。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已成为重庆大学的一部分。很多年后，任正非谈起自己当时的学习：比如说我英文不好，是现在不好，但是不等于说我外语能力不行，我在大学可是外语课代表，我那时还自学了英语、日语，都能简单交流，能看书了。这种安逸的环境在大三时结束了。

1966年，任正非22岁，这个期间正是他的思想最活跃，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极大的热情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由于平时刻苦学习毛泽东著作和毛主席语录，任正非在几次辩论中出口成章，言辞犀利，旁征博引，论点一针见血，很出彩。

此时，任摩逊因为历史遗留原因被关押、审查，任正非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

为了生存下去，任正非的弟弟妹妹到河里挖沙子、抬土方，在冰冷的河水中筛沙，冒着土方塌方的危险修铁路。生活的艰难还能忍受，心理的压力比身体折磨要严重得多。由于受父亲审查的影响，任正非的弟妹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学校拒之门外，他们中有的连初中、初小都没读完就被赶出了校门，他们后来适应人生的技能，都是靠自学得来的。回首那段往事，极度坚强隐忍的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饱含热泪感叹：

“我真正能够理解活下去的含义。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机会。”

丈夫被劳教，孩子们上学不被录取，自己的肺结核病越发严重，经济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一家人三天两头断顿，政治、经济压力全部都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她还要往牛棚给老公送饭、替老公抄检查……可是，在这种时候，一颗母亲的心横下来顶住，她不慌不哭，从绝境中想办法，只让泪水往心中落！

她要在高压下、饥荒中，保护儿女。她要想方设法不牵连上大学的任正非。这点软中带硬的个性，也传给了儿子。她在给任正非的信中常常念叨：“要……跟党走，要划清界限，争取自己的前途……党的政策是历史问题看现实，出身问题看本人，你不要受什么影响。”任正非不知道母亲瘦弱的身体里蕴藏着多少能量。

父亲被批斗，是同班同学告诉任正非的。他收集了许多传单，寄给母亲。一张传单上有周恩来总理的一段讲话：“干部要实事求是，不是的不要乱承认，事情总会搞清的。”母亲把周总理这一段话，藏在饭里送给父亲。后来任摩逊说，这张条子救了他的命。

1967年，重庆的学校停课了，任正非心急火燎地扒火车回家探望，因为没有票，被车站人员推下火车。几经辗转，步行十几里，半夜回到家。父母惊诧之余来不及心疼，催促他第二天一早就返回重庆，怕他受牵连影响前途。临走，父亲脱下一双旧翻毛皮鞋给儿子穿上，交代遗嘱般叮咛：

“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学而优则仕是几千年证明了的真理。……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

背负着父亲的重托，任正非回到重庆。冷静下来后，他意识到不该穿走父亲仅有的皮鞋，心里万般后悔。因为父亲当时被押着做苦工，泥里、水里是多么冰冷和潮湿，他是多么需要这双鞋取暖呀！他知道这双皮鞋的分量。这是当时家里最重要的资产了。这双鞋是一个家庭使命的交接。他的内心交织着对摇摇欲坠家庭命运的忧虑与责任。

在当时看来遥遥无期的艰难中，在被主流社会隔绝的边缘地带里，在无法看清前途和未来的黯淡岁月里，他更加深刻地体悟到：想要拯救摇摇欲坠的家庭，他能够把握和掌控的唯一资本就是知识。他静下心来，默默做着承担一切的准备。

在逆境里，他发奋学习，将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三遍。他结交了一些西安交大的老师，这些老师经常给他一些油印的书看，并自学了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以及逻辑、哲学和三门外语。

初恋，一道温柔的彩虹

灾难的极处必有风景。

寒酸、粗鄙，穿着露脚指头鞋的任正非没有想到，在极其艰难的大学生活中，一双美丽的眼睛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他。在别人都轰轰烈烈地躁动时，他却能沉得住气，埋头学习，矗立于一片喧闹之中，一副特立独行的样子。

这双美丽眼睛的主人叫孟军。任正非的状况与她相仿。她的爸爸被打倒了，关进了牛棚，同学们都开始躲着她了，身边冷清了，她开始以沉静的目光观察这个校园。她沉静了，任正非自然就进入了她的视野。她开始有意无意地接近任正非。

美丽是注定要震慑住男人的。任正非早就注意到了这个校花。他也一直在寻找机会跟她接触，只是机会难觅。现在有了跟她说话的机会，那是多大的鼓励！他迅速地向他的目标靠近。

开始，他们很有点像地下党接头，在双方泰然自若的神情中传递着内心的震颤。平时班级的党支部书记和辅导员都去忙他们的紧急事，没有工夫来检查男女学生是否接触谈恋爱。当时大学生谈恋爱是被禁止的。

1967年，在毕业分配时，由于家庭原因，他们的工作安排被搁置。他们倒落了个清闲。常常偌大的图书管理，就他们两个人在读书。

一来二往的交流，让任正非的真实水平显露出来了。他博学多才，从人文哲学到现代物理科技，都如数家珍，对什么都有一套独立的见解。她尤其喜欢听任正非聊家里的事。这个贫穷的家庭，每个人都是那样富有爱心。尤其是对他妈妈可以知道每个孩子最细微的心跳这个说法，格外感佩。他的个性紧紧地吸引住了她。这是个全然陌生而又新奇的世界。尤其是他对祖国建设需要科技和教育的看法，更让她意识到眼前这个人的不一般的独特价值取向。她的母性在与任正非接触的过程中，被最大限度激发出来。

不上课，没有统一的集会，给了他们充分的了解时间。她常回家去跟妈妈说悄悄话。任正非当然是谈话的重要内容。她妈妈也对任正非这个孩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特殊年代，成就了一段特殊恋情。他们结婚时，弟弟妹妹凑了100元的贺礼，让任正非特别感动。他知道，那是弟弟妹妹饿着肚子挖河道、干重体力活，汗珠子摔八瓣、一分一分攒起来的100元呀！1973年，生下女儿孟晚舟，1975年生下儿子任平。夫妻两人说好，老大随母亲姓孟，老二随父亲姓任。

三十而立。任正非安顿好家以后，1974年参军，开始了他人生第一次真正的进军。

一生梦回军旅生涯

任正非与孟军的这桩婚姻，改写了任正非的命运。

1973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千疮百孔的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整顿时期。国家采取加快经济建设的政策，需要大量工程兵，孟军先期入伍。1974年，30岁的任正非从建筑单位的一名普通技术员成为基建工程兵部队的一员。

基建工程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保留时间最短的兵种。1966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开始组建，1982年8月撤销，只存在了16年。

基建工程兵在组建的16年间，先后担负了国家大中型建设项目和单项工程132项，完成工业和民用建筑竣工面积1800万平方米。所属的水文地质部队共完成水文普查面积224万多平方公里，钻井工作量近80万米，查明了我国许多地区的水文地质面貌和地下水资源。黄金、铀矿、地质等部队也都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到1979年底，基建工程兵共辖有10个军级或相当于军级建制的指挥部、32个师级或相当于师级建制的支队、5所技术学校、150多个大队或团部，总人数约50万人。

这个只存在了16年的兵种，有着澎湃激昂的《工程兵之歌》：

我们是光荣的基建工程兵，毛主席的教导牢牢记心上，阶级斗争我们做先锋，基本建设当闯将。从南方到北方，从内地到边疆，艰苦奋斗，四海为家，祖国处处摆战场，艰难万险无阻挡。

我们是光荣的基建工程兵，毛主席的教导牢牢记心上，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是方向，开矿山，建工厂，筑公路，架桥梁，开发资源，拦江筑坝，祖国处处披新装，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一个工程兵老兵，曾这样描述自己的那一段当兵的经历：“手握一杆钢枪，身披万道霞光。我有了当兵的历史，战友在四面八方。逝者如斯夫，基建工程兵撤销了，番号不在了。这个兵种当年的青年人都已经步入了中年、老年。换一种思维去面对历史，换一种心态去面对生活。虽然我们脱下军装，依然是个兵，因为我们身上被历史深深地打上了兵的烙印，兵的性格已经渗进我们的骨髓。我自豪我们曾是一个兵！”

因为，世界上只有兵营才培养出了世界500强中的1/3的董事长、总经理。咱当兵的人就是如此不一样。

工程兵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同样给任正非性格的底色中增添了浓重的一笔。任正非所在的部队在艰苦的环境里开展工程建设，陆续完成了包括总装厂、飞机洞库、试验场地在内的几十个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分布在贵州至安顺公路两侧的山沟里，绵延400多公里。1970年，中国自行研制生产的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中国航空工业增添了新的成员，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贵州航空工业集团。任正非以他的智慧和汗水，为国家建设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28—35岁（1972—1979年）是任正非第五个七年，也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时，那些有目标的人们，都知道要深潜，要到深处去，要头拱地去寻找自己的孤独。任正非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深处和孤单。他在军队的成长中，完成了这一生所需的积淀：

创造成为他的生命，不创造毋宁死。

任正非从没有荒废自己，在动荡中坚持刻苦学习，在部队中迅速表现出了良好的科技素养，有多项技术发明创造，两项填补国家空白，得到了领导和战友的一致认可。只是由于父亲的审查原因，使得他多年与应得的表彰无缘，也不被批准入党。即使他所领导的战士每年都大批立功受奖，他这个当领导者也从未受到过嘉奖。

任正非也并非一次奖励也没得过，那就是安慰性质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除了钻研技术，任正非也非常重视政治学习，他把《资本论》等著作熟读多遍，而研读最深的还是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进入部队后，任正非对毛泽东思想及其战略战术的研究，进入一个更加系统深入的层面。

许多企业家都是利用毛泽东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取得重大成功。无独有偶，从美国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或是有着军旅生涯的人，更容易在商业上取得成就。

1976年，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很多事情也在发生变化。因为任正非的两项技术发明填补国家空白，合乎崇尚科学技术的时代需要，各类部队与地方的奖励突然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他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任正非习惯于默默地做自己的事，对此并不热心，许多奖品都由别人代领回来，然后再分给大家。

1978年3月，任正非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任正非33岁。不久，父亲任摩逊的历史问题也得以澄清。任正非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任摩逊把任正非与党中央领导人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为傲。

任摩逊平反后，被任命为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他不计较升降，不计较得失，全身心地投进这来之不易的工作中，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了起来。1984年，他75岁才退休。他很骄傲地说：“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干了一点事。”

任正非岳父孟东波也是这样珍惜平反后的干事机会。这对任正非有着很大的影响。他写道：

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行自豪，他们从牛棚中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就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

1978年5月，任正非有幸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大会提出未来十几年是一个可贵的和平时代，我们要抓紧全力投进经济建设。那时任正非才刚刚34岁，还不太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四年后，大裁军时整个基建工程兵军种全数被裁，他才第一次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

军队文化不仅对任正非产生重大影响，还影响了他的家人。女儿孟晚舟，曾在1997年4月12日的《华为人报》上发表了一篇《谁是英雄》的文章：

很小的时候，爸爸只要一有空就会把我放在膝上，给我讲董存瑞、杨靖宇、刘胡兰、王二小的故事，大概是希望我能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女孩。可我的小脑袋里总在想：“要是能打仗该多好，我也可以成为秋瑾阿姨一样的英雄。”年小的我哪里明白，到底什么是英雄？成为一名英雄又要付出多少艰辛和努力？！

1982年8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关于撤销基建工程兵的决定》，随后中央军委印发《军队体制改革与精简整编方案》，成为20世纪80年代百万大裁军的先声。按照整编方案，整个基建工程兵部队集体转业成为中建总公司各个工程局，已是副团级干部的任正非面临着人生的又一转折。

不确定性涌现的第一波是茫然。任正非已经习惯了军队生活，虽然物质简朴但不用操心自己的生存问题，离开军队实在是依依不舍。由于他是部队里的技术骨干，部队非常希望留住他，准备分配他去一个军事科研基地。按惯例，任正非事前被安排带全家到基地参观，并且参观后选择去留。

多年两地分居，这次重新安置倒是给了全家一次团圆的机会。他把两个孩子都带到基地，小儿子还不懂事，看到周围的山区觉得很新奇很好玩，到处乱跑。可是稍大一点的女儿却说了一句：“爸爸，这地方好荒凉啊。爸爸，在这里我将来恐怕考不上大学，您要为我的前程负责呀！”

听了女儿的话，任正非顿时心情复杂起来：从军多年，没给孩子多少父爱，实在不希望再对不起孩子。他当时决定为了孩子，转业到地方。他几次提出申请，部队首长勉强放了这位技术标兵。

夫人孟军先他来到深圳南油集团工作。他也随后来到了南海岸边的新兴城市深圳。“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当年深圳主要街道上悬挂的这条标语，一下子就把他的雄心给激发出来，但是，在国有企业内部，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方位。

任正非独一无二的地方，还是他不停地“渴望超越”。一旦他熟悉了一个地方，就是有问题了，他惧怕窒息，他渴望超越。体制强迫他同化，不同化就没法立足，格格不入的任正非开始寻找突破点。体系的掣肘和阻碍，让他闻到了不一样的气味。他一筹莫展，甚至不是一个好员工，他不习惯与这些人为伍。时间的浪费，是最大的犯罪。最后他必须对他的生命承担后果。

他越过直接上司，给南油老总写了一个“军令状”，请求将其旗下的一家公司交给他打理，未果。他带着一个团队做电视机贸易，越过财务管理的规定，结果被人骗了200多万元。他在公司的位置岌岌可危。

祸不单行。事业连连失利之余，此时他的家庭也出现了严重危机。分居可以制造距离，一起生活则可能因不习惯而生嫌弃。夫人此时已经成为南油高管，他却还在南油下属的亏损企业中挣扎。任正非的第一段婚姻走到了尽头。孝顺的任正非，不离不弃，与他父母还有弟弟一起住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平房里。环境艰苦，但是一家人在一起的“亲亲”特别温馨。在走背字的时候，家庭的亲情给了任正非无穷的力量。

厄运极处必转运。一个香港朋友，托任正非卖一种程控交换机设备。一个很随意的委托，却让任正非看到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当时，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属于高科技产品。

1965年，美国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部计算机控制的电话交换机——程控交换机，是电话交换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与传统机电式交换机相比，程控交换机接续速度快，话音质量清晰，工作效率提高了上万倍，而体积只有机电式交换机的十几分之一，很快成为世界各国电信网中的主流设备。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电话普及率还不到0.5％，原有的固定电话网设备正由传统的步进制、纵横制向数字程控交换转型。全国都在大兴土木，对电话的需求以每年翻番的幅度增长，很多生意人想要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电话，而此时中国还不能生产程控交换机，西方限制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此项技术无法通过引进获得。

中国市场所蕴含的巨大商机吸引了世界各国程控交换机厂商来华淘金。当时从省到县各级电信局都有采购权，很多国外产品都有政府贷款，可以马上建设立即投入使用，对于各地电信的引进几乎来者不拒，局面比较混乱。最终形成了中国通信史上有名的“七国八制”，日本NEC和富士通、美国朗讯、加拿大北电、瑞典爱立信、德国西门子、比利时贝尔和法国阿尔卡特八家产品共同瓜分了中国市场。

这些交换机价格高昂：欧美厂商的交换机价格一般是每线300—400美元，日本厂商便宜一些，也需180美元。跨国巨头们仗着垄断技术，宰起人来毫不手软，赚得盆满钵满。曾经中国人装一部电话要收初装费5000元，而且还不能及时装上，要排队等几个月乃至一年，要找关系、托人情加塞才能装上。而且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制式的交换机互不相通，造成了通信市场的混乱。

许多聪明人选择了程控交换机生意，从港台把形形色色的交换机产品弄进海关，转手倒卖，或再贴个自己的标签。北京中关村的早期风云人物、华科公司老板许瑞洪把进口组件搬进暑假学校的空教室，找来一帮学生组装机器，教他们插元件、电焊，连生产许可证也没有，贴个“华科100”的标居然供不应求。一个暑假装起500台“120门小用户交换机”，每台成本20000元，能卖75000元，一个暑假就赚了2000多万元。

过量进口、低价倾销和走私进口的交换机严重冲击国内市场，影响了国内企业的正常生产，使我国原有的纵横制交换机产业发展受阻。由于通信发展迅速，程控交换机市场大，很多国内厂家都想抢占这个市场，由于技术瓶颈，一时难以实现突破。联想集团的倪光南，积极搜罗美国博士一起合作研究，意图占得先机。

任正非敏感地意识到了这项技术的重要性，迅速领会到了其中所蕴含的商机。他对贴着形形色色标签的交换机充斥国内市场感到不满，认为国有企业完全应该在这个领域里发挥作用。他立即向公司董事会申请成立“数字程控交换机研发组”，说服了公司领导同意拨款研制。很快一年过去了，耗资100万元（当时的天文数字），项目没有成功。他向董事会申请再研究一年，并追加200万元，一年又过去了仍然失败。

体制内已经容不下任正非这样癫狂的人了。集团研究决定，任正非所欠的所有款项也不用还了，最好让这个瞎折腾的人快点离开。任正非却交上一个欠条。“这笔钱我任正非一定要还上！”扔下一句话，任正非辞职了。走出体制是符合他狂放性格的。

1987年，任正非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他只要安安稳稳不折腾，会有很安逸的生活。可是，任正非是个颠覆者，不是守成者。让他去守成，就像宣告了他精神的死亡：这是一颗自由的灵魂；这个自由的向度，不比任何一个西方社会的嬉皮士差分毫；但是他须臾不离开主流社会价值。这一切矛盾，却是他的本色。颠覆者，不是颠覆主流价值，而是在可能的限度内丰富主流价值。

人们都聋了！他们只能用他们的过滤网，去听他们喜欢听的话，而不会调整维度，或者登高一点，来重新看一看风景，来呼吸一下高处的清新空气。那个视野会把他们吓晕，那个呐喊会把他们震聋，那里充足的新鲜空气会让他们醉氧！他们只愿意待在那个肮脏的但却熟悉的氛围之中。任正非义无反顾了。那个年代没有多少人敢于义无反顾。但是一些勇敢的灵魂逃出了那个禁锢精神的地方。

1987年，中国突然间出现了一场意识领域的大洪水，许多人都觉醒了。猛然打开了极度的贫困和愚昧的门，清新的空气汹涌澎湃。一个人只需要被唤起、挑战，潜力就会迸发和泉涌。当你看到待下去就是死亡的时候，你无法停留在你所在之处。某些事必须被完成。

突然，一种很大的驱动力在任正非身上出现：当别人已经找到了他们的天命，了解了值得被了解的东西，经历了最伟大的喜悦与狂喜……自己却在浪费生命！这也许成了一种连锁反应。任正非和他的同伴被裹挟在觉醒的大潮中。

一个新时代就要降临，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清楚。任正非看得清楚。问题是，他为什么看得清楚？他在开始他的正式进军之前，就已经准备很充足了。

2．流年的烟火，苦难的馈赠

原初的花园就是一个人的智慧之井。在创业或“一次正式的进军”之前，任正非已经具备了一个创业者所需的重要东西，他等待的只是被唤醒、被挑战。

父母给予“沉定力”

任正非家庭艰苦，“亲亲”之爱却异常富有。父亲任摩逊放下名利、专注教育，把家安顿好，就是匹夫对国家的担当。那份定力不是一般人能够具备的。任正非就没见过父亲着急。随着岁数的增长，他意识到了那是一种对人和社会本质把握的从容。父亲在动乱的年代，意识到教育和家庭的安顿对一个社会的重要。他学父亲“不要随大流”，静下心来，发现了中国最需要的是科教兴国，专注科学技术。华为也沿着科技和教育的轨道前行。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母亲程远昭却使无米之炊也可为。她常常不断变出希望来。在艰苦条件下，作为老大的任正非十分了解母亲的不易。他发现母亲最重要的品质是静心。母亲话少，每天有那么多事，全心全意地做一件事都那么全心全意，没有机会对无关紧要的事说三道四。这样的母亲给任正非一个很强的启示：无事心不空，有事心不乱，大事心不畏，小事心不慢。

静心，这是任摩逊、程远昭给任正非最好的熏习。在父母海一样的胸怀中长大的孩子们，话语很少，一切的关爱与矫正，都在默契的行为中尽情舒展。这让任正非性格中有一种独特的清静，使他养成一种习惯——不喜欢话多的人。多话常常是一种干扰，干扰了那颗做大事需要的静心。

家庭给予爱的初元力

在任正非成长的家庭中，爸爸妈妈给了他无尽的爱。尤其是妈妈，几乎连他每天心跳的次数都可以了然。一家人的关系是如此之密切，以至于任正非后来在对员工的评判标准中，将孝顺放在首位。他的《我的父亲母亲》美文，也一直成为中国商界传诵的经典，影响了一代代的企业人。

中华文化的根在家庭伦理。孟子根据中国人的生命体验，提出了一个爱的次第：“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亲亲”，就是爱自己和家人，这是爱的基础层次。如果一个人不爱自己和家人，他要去做对人类有益的事，就很值得怀疑。

孟子提出的第二个层次是“仁民”，放在今天公司的背景上说，就是“爱员工”。能爱家人，就能爱员工。把员工当作家里人，爱他们才能激发他们的能量。在爱的氛围中长大的任正非，深深体会到爱的能量。他把这些爱无保留地给了他的员工、他的协作商以及他的客户。华为这么多年来，造就了几千个收入过1000万元的高管，几万个收入过500万元的主管，十万个收入过100万元的员工！任正非的成功得益于他对员工的尊重！

第三个层次才是“爱物”。这个可以是企业追求的规模、利润和成长。任正非“爱物”爱得很炽烈。华为还是两万元起家的小公司的时候，就立志挑战世界巨头，要成为中国第一。不过，他的“爱物”恪守着“爱的次第”。不然，他既挑战巨头，又防范内患，哪里还有那份心志！

父亲的期望：与众不同

父亲任摩逊给他和大妹起了个好名字：任正非和任正离。“正中有非，非中有正”，“正中有离，离中有正”；正即非，非即正；正即离，离即正。不要跟随主流，心里要有主流。离开主流，才可以推动主流。这是一种博大的哲学，在任正非后来的人生与事业中得到了最大的体验。

验证这个哲学，需要静心，需要在此基础上的格物致知的本领。唯其心静，才可以格物；唯其格物，才可以知止；唯其知止，才可以不俗。“不要随大流”，这是任摩逊含着眼泪冲着任正非嚷出来的，如果有什么不测，那就是遗命。

任摩逊的“正非”说，核心就是不流俗，有不断超越的心志。这种心志，被任正非用到了极致。他看穿了，人是注定要被超越的，巨型公司是注定要被超越，现实既成的一切是注定要被超越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生命要有意义。生命的意义就是要颠覆既成的东西，不断创造出新玩意，不断推出新格局。

“超越自己，改变世界，渴望超越”，成了后来华为商业模式的底层基因。后来他还发明了管理的灰度理论，或许也可以从自己的名字中找到某些启示。

母亲的法宝：舍己从人

程远昭17岁就生下了任正非，19岁又生下了任正离。今天看来，她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已经当了两个孩子的妈妈。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要承担照顾孩子的重任，还要顾家、照顾丈夫，甚至要补习功课成为一个教师！这些看上去不可能的事，程远昭都做到了。任正非发现，母亲除了沉静，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武器就是“舍己从人”。

舍己从人是太极拳的一个核心理念。不正面对抗，而是顺着对手与环境的力道走，在可以转化的地方转化成自己的能量。当放下了强大的自我，专注身边人，以他们的呼吸为呼吸，以他们的心跳为心跳，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每一个人的能量，自己的能量也可以源源不断。

任正非从母亲那里学习到这一招，让他终生受用，尤其是他后来发展的商业模式。他从来不惧巨头，因为巨头尾大不掉，不会去关注客户近期的需求。任正非反其道而行之，把目光锁定在客户三个月的需求上，去把握客户的心跳和呼吸，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结果往往能够把巨头的客户转化过来。

如果说，父亲任摩逊的“正非说”给他注入了“渴望超越”的种子，那么母亲程远昭的“舍己从人”则让任正非找到了超越的途径。

家庭的传承：和合

任正非的“和合”品质是从商人爷爷和历经动荡的父亲那里传承下来的。瘦小的母亲看上去逆来顺受，其实是随时随地与环境和合。人与环境要随时随地和合，心与事要分分钟相通；见识与风雨变幻相交，静心与忧伤快乐并行。这样一种“和合”精神，是任正非遗传基因里的东西。

这种和合的基因，是透视任正非性格及其走向的有效罗盘。他的父母向他展示了一种骨子里面的倔强：每一个挑战都含有一抹清明，无论看上去如何困顿迷茫；每一个担当都蕴藏慈悲喜舍，无论看上去如何穷凶极恶。有时需要忍耐，受了一受即了；有时需要出格，唯相机创造方能巩固生命力的根基。

华为供应链管理堪称一流，精髓就在“和合”。一个螺钉加工厂的女老板说，华为对协作商的服务非常周到，不需要任何回扣和通融，为你做管理流程，为你提供技术和管理支持，还为协作商做管理培训。

暴发户可以凭空起事，但不可能长久。商业的基因可能是几代人的积累在一代身上得到的体现。我曾与全球汽车玻璃大王曹德旺交流，我问他：“看你一年捐款45亿元，还衣着这么简朴，就知道头拱地做企业，是不是以前是贫下中农出身？”他一侧头说：“别小看人。我父亲还是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大股东呢！我经商这可是几代人的基因集中在我这里厚积薄发。”

任正非对“和合”精神心领神会。2002年思科与华为在美国开战，2005年思科总裁钱伯斯就应邀到华为来访问。两个宿敌相拥而欢一时传为佳话。这就是任正非。他把目标瞄准巨头，但是从来不放过可以跟巨头和合的机会。或者说，宣战就是为了和合。

初恋，学会瞄准目标

人是需要激发的。激发可以使人更为清楚生命的意义。从孟军那里他感受到了激发的力量。如果他随了大流，就无暇钻研人文物理。如果没有碰到孟军，也不会激发他发现更多的东西。不能平庸，一定要树立超越既定事物的心志，这是他在恋爱中得到的重要收获。

任正非最擅长激发。每一次讲话，他都可以直指人心，他说的好像就是你心里想的。他的每一篇美文，都会成为社会广为传播的经典，这无非是他挠到了社会人心发痒的部位。那可不是心血来潮的即兴演讲，那是无数个冬夏凝心一处、格物致知得到的体会和认可。

“激发”是任正非实现“渴望超越”梦想的途径。华为很小的时候，就把巨头作为攻击的目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诚如尼采所说：“这仅仅是力的事业：具有21世纪的一切病态特征，但要以充盈的、弹性的、再造的力来调整。”

华为从几十个人发展到十几万人，一个庞大的体系日渐成型。这时候任正非又想到了“激发”！靠什么来激发这么一个大型组织呢？他想到了“让听到炮声的人呼唤炮火”！把决策权给一线团队，让他们根据情况变化随时做出决策！

贫穷的倔强和坚韧

任正非1944年出生，经历了战争、贫困、三年自然灾害等艰苦岁月的磨炼。活下去，是任正非智慧的动力。作为长子，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苦难岁月，也促使任正非有改变现状的强烈渴望，从而养成坚韧的性格；百折不挠，懂得以身作则，不怨天尤人，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激发了他的冒险精神，由此催生出的原始生命力以及争强好斗的性格。这成为推动其在商业上建功立业的强大动力。

父亲任摩逊让他看到了遇到什么事都要活下去的倔强。一些贵州一中的老师说：任老先生的气质还是很让人尊敬的。在艰难年代，他没有像老书记那样一蹬腿就走了，而是甘受胯下之辱！大丈夫能屈才能伸！

母亲说：“面子是给狗吃的”。父亲也跟着说：“面子是给狗吃的……你是想吃饱肚子还是出名？……知识分子不要面子才能进步。”而这个意念确实抵达了任正非的内心世界。艰难的岁月，让任正非把学生的虚荣给撕了下来。

任正非感慨：“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华为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活下去。”在高技术领域活下去更需要超凡的毅力，包括以后的危机意识。你想出名还是吃饱肚子，都紧紧围绕着一个朴素的真理：活下去。

如果说，穷困是大作为的人的第一桶金，那么饥饿感就是一个人不竭的动力源。饥饿感一旦消失，人的生理动力也就完结了。“活下去”这个简单的念头，寄托着任正非不一样的追求。后来，华为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中国老大，但任正非依然念念不忘活下去：“我没有远大的理想，我只想这几年如何活下去。”

对任何一个组织，最大的困难不是危机和挑战，最大的困难是成功。“活下去”，在任正非那里意味着分分钟的危机，提醒自己别忘了脚踏实地，别忽略了接地气。

任正非一定听到一种神秘的声音：离开人们趋之若鹜的“一般”，要敢想敢做，要不流俗、不平庸，要分分钟归零，要改变这个世界，这是生命得以充实激越的根本途径，他禁不住这种诱惑。让华为长久地活下去，这是他为之战斗的观念与信仰。

生活的智慧力量

“知识就是力量，学而优则仕”是几千年证明了的真理。任摩逊的教诲早就渗透在任正非的灵魂与血液里了。作为长子，任正非清楚要承担起支撑这个家庭的责任。没有背景，没有靠山，没有红色出身，任正非也只有靠智慧。“不随大流”的他，远离是非旋涡，博览群书，对知识有着宗教般的虔诚与狂热，由此还收获了他的第一份爱情和一对健康的儿女。

回首那一段时光，任正非很坦率地说：“出身贫寒并不羞耻，而思想与知识的贫寒，出身再高贵也不光荣。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贫困、饥饿、父母逼着学中度过来了的。没有他们在困难中看见光明、指导，并逼迫我们努力，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1997年，任正非访问发明了电话、电影的贝尔实验室时，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年轻时代就十分崇拜贝尔实验室，仰慕之情超越爱情。”在巴丁50年前发明晶体三极管的工作台前，任正非怀着崇敬的心情说：“晶体三极管，开创了人类的电子新纪元，促进了人类社会极大的发展。巴丁不仅是贝尔实验室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巴丁。”

华为深圳坂田基地的所有道路都是以中外著名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像贝尔路、冲之路、居里夫人路、稼先路、张衡路等。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些路名都是由任正非本人亲自命名，而这种独特的命名方式使得普通乡村坂田镇显得与众不同。

智慧就是力量，智慧改变命运，智慧还改变世界命运。任正非从小立志要改变命运、改变世界。智慧和科技是他唯一的凭借。现实在一刻接一刻地改变，他的思维也在一刻接一刻地变化着。他痛恨那些自我感觉不错的状态。

跌宕岁月的馈赠

人的价值不在主流的是非标准里。跟随主流有时让自己很迷茫。这是个混沌的世界，谁都迷茫。只有那些离开主流，而又不断与主流和合的颠覆者才可以永生。对此，任正非的体悟颇深：“十年动乱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书呆子。”

动荡年月，一幕幕悲剧上演，人性被扭曲，人格被侮辱，真理被践踏的黑白颠倒，而任摩逊、孟东波等父辈即便受到不公平待遇，但对理想与事业的追求和对党的忠诚不变，给予任正非很大的震撼。他看到了一个人的精神与信仰的力量。在华为的管理中，他可以容忍你得到的些许非法所得，但是他不能容忍你这个人没有向上拼搏的精神、没有实现个人价值的抱负，对这样的人，他都不会看重。任正非说：“我主持华为工作后，我们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我们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这也是亲历亲见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形成了我宽容的品格。”

任正非的政治观，表现在他与主流意识长远目标的和合上。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命运，任正非尤其关注。当年任摩逊在日本人占领老家的当口，逃出去坚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在解放战争最为火热的时候，他全身心投入搞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波动中，一直不改潜心教育的初衷和热情。这些沉定的大选择，给了任正非很强的启示。他意识到，最大的政治就是关心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强盛。

这就是任正非的大政治观：只要潜心做对人民幸福和国家强盛有利的事，你就抓住了一个时代的脉搏；只要潜心把一件有意义的事做透，你就抓住了时代的脉搏。

197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教兴国战略，让任正非有了一种强烈的共鸣和共振。只有这个第一生产力得到极大限度地激发和释放，人民会幸福，国家会强大。科技生产力来源于知识，知识来自人的大脑和身体。科学家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这是企业和民族的大事情。任正非积极探索如何用股份制来激发知识分子的智慧资本，并为提升平台的凝聚力而义无反顾。平台+整合效应，使得华为公司成长为世界顶级的通信设备公司。不仅如此，在1988—2009年的21年间，华为纳税680亿元。

1999年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任正非立即在《华为人报》发表了文章《中国人今天可以说不》：“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经济的最高组织形式。一切都着落在经济是否强大的基础上。未来的国际竞争主体不是政府，而是企业。只有国家强盛了，才不会受人欺侮。”危急时刻写就的这篇文章，洋溢着任正非对祖国强盛起来的拳拳之情，同时又把员工的关注重点引导到出色地完成手头工作上面来。

任正非说：“公司要求每一个员工，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我们这个多灾多难、刚刚开始振兴的民族。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要做对不起祖国、对不起民族的事情。”

一棵树树冠有多宽，树根就有多宽；树干有多高，树根就有多深。同理，他所信奉的价值观有多宽阔，他的气场或企业规模就有多宽阔；他的发愿有多高，他的战略格局就有多高。他正是从国家的高度，来看待公司和一切的。

他当年曾经是“学毛选标兵”，善于用简单透彻的思维和文字，对华为面临的复杂情势进行透视和解析。比如：“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实事求是”……每一个重大的转折都打上了鲜明的毛泽东战略思想的烙印。任正非早期《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近百篇文章与讲话，与毛泽东开门见山、一针见血的行文风格也是一脉相承。

万源归一。无论是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尼采，还是东方的老子、庄子、孔子等，任正非都是启用了他们的直觉，直接抓住了事物的实相。

读史以通晓缘起为工，治史以实事求是为贵，做人以纯粹洒脱为怀，做事以凝心专一为要。任正非知己知人，通识求真。他善于格物致知，还活用语录体，把一个复杂的实相说得简单通透。

任正非的人生是浓缩了的人生。他可以不拿稿子滔滔不绝演讲，但是私下里却很少说话。行为与气场上的契合，需要你去调动眼耳鼻舌身意，去多层面触摸一个事物。任正非的那份沉静，只有经历过沧海桑田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得到。他对人生的感悟和人性的把握，注定要结出硕果来。

失去母亲的悲痛力量

一个月的闭关让任正非深深进入母亲的灵魂，听到了母亲灵魂的声音。一个更强大、更内在的原力开始苏醒了。

母亲的声音分外给力。犹如《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主人公卢克所说：“强大的原力在我们家族一脉相承，我父亲有，我妹妹有，你也有！它已经苏醒了，你看到了吗？”

任家的生命之河，回荡着 “回到源头，拿出绝活”的旋律，在艰难岁月，一家人坚韧顽强地自谋出路。而华为当下最需要找到创造绝活的源头。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员工是真正的英雄。这实际上已经涉及一个公司的顶层设计。华为公司的顶层设计，就是以奋斗者为本，以每个华为人的原力觉醒、自我超越为核心。

想通了这一层，任正非豁然开朗。他写道：“逝者已经逝去，活着的还要前行。”父亲母亲的在天之灵，关注着任正非如何迎接挑战、创造绝活。想通了这一层，任正非豁然开朗，内心升腾起无穷的信心。华为活下去的一个总体战略已经形成：“机会在前，原力觉醒，回到源头，拿出绝活。”

闭关一个月，任正非不仅找回了初心，找回了统摄全军的“一”，带着华为一步步成为全球通信设备行业的佼佼者，而且以更加开放与包容的态度，看待供应链和竞争对手，让华为进入更为广阔的成长空间。

谁可以引领一个人企业帝国呢？唯有那些至诚的人，那些对客户和员工有宗教般虔诚的人，那些把客户、员工跟自己的生命一样珍爱的人，他们以万事万物的本真看世界、感触世界和建设世界，才是可以托付天下的人！

诚可谓：

凡事皆有极复杂之时，拆得开的，便是智者；

凡事皆有极关键之时，抓得住的，便是明者。

凡事皆有极矛盾之时，看得透的，便是悟者；

凡事皆有极重大之时，沉得住的，便是静者；

凡事皆有极迷惑之时，看得破的，便是觉者。

凡事都有极痛苦之时，忍得住的，便是强者；

凡事都有极不耐烦处，耐得住的，便是好汉；

凡事亦有极得意之时，看得淡的，便是达者；

凡事皆有极恐惧之时，定得下的，便是柱石。

3．他的身上有哀骀它的影子

大智慧的人，自然而然，率性而为，抱素守朴，无欲、无事、无为、无我，使别人自发自动激发潜能，而且让喜悦、畅快和创意泉涌，成就他人的自性爆发，生万法；小聪明的人，百般造作，居功自傲，自是、自负、自傲、自夸、自矜，会形成压力，扰乱了人心，毁了他人天性绽放的机会。

生命的觉醒者

上帝住进了“衰人”哀邰它，可以照见每个人最细微处的纠结，一切烦恼见光就遁去……

庄子在《德充符》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现实社会中的所谓“不堪者”——他们相貌丑陋，身体也不是很健全，更没有什么钱，但是却超级有魅力！就连当时已经是超级大V、万众青年创业领袖的孔子，也觉得他们了不起。

剧烈的反差乍看之下十分荒诞，但仔细品味，最终竟然也会让你为之折服。当然，这是庄子的魅力。庄子用寓言人物生动地诠释了“清静无为”。

“上帝”不在别处，“上帝”在我们每一个“衰人”的体内。只不过无穷无尽的烦恼、情绪、纠结、嗔恨、执见和惯性等，把“上帝”之光给遮蔽了。

让我们跟随庄子，去探索一个人怎样可以活得通透。

故事从鲁国的国君鲁哀公遇见的一件奇事说起。有一次，鲁哀公疑虑重重地请教孔子。

有这么一件事情，卫国有个形貌很丑的隐士，姓名不详，众人叫他哀骀它，当然是诨名。哀是指他哭丧脸相，骀是形容他怠倦神情，它是指他驼背，其丑可知。使人吃惊的是哀骀它先生非常有魅力。男士们见到他，一个个乐不思归。女士们遇见他，回家去和父母吵架，都说：“与其嫁给张三李四王五做正妻，不如嫁给哀骀它先生做小妾！”这样的事情绝非个例，据说已闹过十多起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到底喜爱他哪点呢？这是一个谜。

论才干，从未见他出头露面创建任何事业，他一贯是随顺附和；论权势，他是白丁一个，不可能凭官职救人一命；论财产，他是寒士一名，不可能施恩惠赏人一餐；论声誉，丑名倒是远扬，荣名却谈不上，因为随顺附和，给众人留不下半点印象；论学问，也谈不上，因为他对外界事物不想研究。无才干、无权势、无财产、无声誉、无学问，可那些男女老少就是喜爱他，这说明他具有某些过人之处。过人之处是什么呢？

鲁哀公对哀骀它产生了好奇。于是派人去卫国把哀骀它接来。当面验看，果然丑得吓死人！哪里想到他们相处不到一周，鲁哀公竟然也倾慕他了，相处三个月就感到离不开他了。一起处了半年，经过多方考核哀骀它的道德品质，鲁公变得极其信任他。时逢宰相出缺，鲁哀公想委任哀骀它为宰相了。可是哀骀它听了，很淡然，心不在焉，内里就没起一点波澜，几度推辞。

鲁哀公觉得很没面子。他质问哀骀它：“是不是瞧不起我？是不是嫌我丑陋？”没有退路，哀骀它最后只好勉强应承处理国事。殊不知几天后，哀骀它竟逃回卫国去了，留下鲁哀公一个人在这里生闷气。哀骀它走后，鲁哀公的生活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失魂落魄，好像整个国家已经没有人懂他了。这是种很重要的内在情感，没个人说说话，挺闷的。

鲁哀公诉说着，抬起头来问孔子：“你说说，这个哀骀它到底是怎样的人呀？”

哪里见过这种人呀！通常，国君要把执政大权交付给一个布衣，那份荣耀和激动，那还得了！就是坐在对面的孔子，不也是一直在等这样的机遇吗？可是，哀骀它就是不心动！这完全在于不同的价值系统。我们常常认为，我们所珍重的好东西，他人就一定也觉得贵重。我们尊崇的价值，是所有人都希求的价值。可是，事与愿违。如果依照我们原本的价值系统，那么就不可能做出有价值的评判！

孔子静静地听完了，回应说：

有一次我去楚国游学，路边看见一群小猪吃母猪奶。那母猪刚断气，小猪们不知道，还在那里争着吮吸。过一会母猪的体温变凉，小猪们一个个瞪大眼，纷纷抛弃老母猪的遗体，乱纷纷地逃散。为什么一哄而散？因为小猪忽然发现，眼前这个肉堆不再有温暖的奶汁，不再回应，不再可亲了，所以惊惶逃散。

由此可见，小猪依恋的不是外形，而是猪妈妈的爱。当母猪已死，内在的爱已经没有了，小猪就自然不爱了。猪懂得爱内涵，人却不懂得。

连动物都知道内涵第一，俗人却偏偏看重虚名。世俗看重外形和名利权的光环。

大王您说的那位哀骀它先生，不必表白便得到信任，不必创业便受到倾慕，你把国事交给他代管，还怕他不接受。由此可见，他真是内涵丰富的才全呀！

才全，是大德

才全，被庄子用来形容成一种与人浑然一体的大德。这种品质没有被分解为仁、义、礼、智、信五个维度，故称大德。这种大德修持，至少包含以下层次。

层次一：看穿生命流转，不被意外打扰。生死、存亡、穷达、贫富、贤愚、毁誉、饥饱、寒暑、高下、宠辱、贵贱等，仅仅是变化而已，一如白天夜晚的交互变化。没必要去较劲去耗费心神，不足以打扰内心那份安宁。

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遇到一些出人意料的情形。好好的，别人就编瞎话来羞辱我们；做好了一切准备，偏偏有颠覆性的意外发生。这就是人世间！你需要学会放下，不让这些事情扰乱心境。虽然这些琐事有可能攀附着我们的命运，但是不要管它们。不要让这些事打扰我们发现、保全我们的天性。

确实，生死、穷达、毁誉等仅仅是一种境遇的改变而已；一往无前，看穿生命流转，才不被意外打扰。

层次二：保持喜悦通达，接纳所有发生。让生命充盈对生命真实感受的喜悦，随时意外，随时惊喜，带着这样的心情，逢苦无忧，苦乐同受，一无所求，让自己的心神喜悦、通达而畅快。

人们常常压抑自己的想法。其实，这就是不通达的表现。要让自己心神平和愉快、畅通无阻，让这种喜悦日夜不间断，如同春天般和畅的空气，与万物相处，孕育全新的可能。当我们主观的心与客观的事物接触的那一刹那，可以产生无限新的机遇，形成很多新的东西。人的心、人的认知，就完全如擦干净的镜子，就不会有杂质，那些该发生的东西自然而然随之而来。

层次三：保持原力觉醒，形成正向能量场。平和，就是一个世界的测量器、一个恒定平直的标准。一杯有毒的水端到面前，你心情再愉悦，还会意识到它的毒。你的心境应该是一处静水，可以映照出客观事物，而不是去扭曲客观事物。人天生一分平和之气，也就是太和之气，就可以跟万物自然地亲近。

人天生一种动物的本能，动物有欲望冲动之气，这是动物得以生存的力量。同时，动物也有一种平和之气与天地、宇宙和谐共存。人比动物高级，有生命的原力觉醒。人能够区别于动物，在于通过生命觉醒，让意识达到一个整体和谐共存的状态。而且，可以透过人的意识、行为维持这种平和之气。

虽然要吃饭、要工作、要奋斗、要竞争，但是这些却不会打扰到我们的平静。而且，每个人都应该循着自己的原始天性，找到自己灵魂的旨意，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人的天性都简约，那是没有被污浊的。循着这样的天性，人们都会喜欢极简的美。

哀骀它就是这样，在任何一个场合做任何事，始终活在一种平和之中，可以绽放简约的原始天性，与天地万物相通，形成一个平和之气的能量场。每个灵魂都有不一样的旨意，都想活出自己的不凡。

确实，一往无前的人，活在一种平和之中，绽放简约的原始天性，连接天地万物，形成一个生命的能量场，催动每个人生命新契机。

层次四：保持着内聚力，催动生命新契机。为什么一些生命觉醒的智者，周身会溢满盎然的和谐之气，会形成一个平和之气的磁场，吸引所有的人和物都到他们那里去呢？他们没有号召、宣传、推广，可是人们不由自主地向他们靠拢。

为什么平静如镜的水，可以映照出万物的本来面目，成为一种准绳和法则？因为平静的水有一种很强的内聚力。如果没有这个内聚力，是不可能平静如镜的。内聚力足够强，水就不动了。人也有一种内在的内聚力，足够强了，即使外部跌宕起伏，也不会使整个人的气场松散掉。

生命觉醒的大德之人，素朴无形，你不能用仁爱、大义、智慧、信任等德行来形容他。他们不刻意显露德行，不标榜的“仁、义、礼、智、信”。人们自然地接近他、归附他，不背离他。当一个人刻意去展现自己德行的时候，就会给人一种压力，会扰乱了他人的心，会毁坏他人的自然气场。当德行沦为显摆的资本，无疑会毁坏他人天性的绽放机会。

德不形者，物不离也。这是人间至理。有德者，在清清静静中就可以带给人不少启迪，引动了人们内在的生命的契机——喜悦、通畅和创意。哀骀它，就是这样一个德不形于表的大德之人。他默默传递给人一种正能量，催动人们内在的创生力。这就是内聚力，这就是才全。

诚可谓：上德之人，自然而然，率性而为，抱素守朴，无欲、无事、无为、无我，使人自发自动激发潜能，而且让喜悦、通畅和创意泉涌，成就他人的天性爆发，生万法；下德之人，百般造作，居功自傲，自是、自负、自傲、自夸、自矜，会形成压力，扰乱了人心，毁了他人天性绽放的机会。

孔子给鲁哀公解释，哀骀它看上去丑陋无比，但是他却有这四个层次的大德，他自己内心既充实，又平静，他不想建立功绩，不想留下贤名，不想获得利益。他绝不愿意被外在的财权名束缚，所以他逃回故乡继续隐居修炼。

鲁哀公听完孔子对哀骀它的解释和评论，感叹说：“先前，我以为当个君王，只需要掌握百姓的生存纲纪、对百姓心怀悲悯。我以为有这两条已经达到极致了。我听了您的话，感觉我还差得远。没有哀骀它的生命觉醒，还没有那份丰厚的内在修养。我会轻率地下决断让整个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庄子用鲁哀公和哀骀它的故事，说明了生命的本质。对人来说，外形固然不可少，但是内在的精神，才是生命发光发热的根本。同时庄子说了，人世间的知识、礼仪、规范、小恩小惠、世俗功利道德，会遮蔽人的天性。庄子由此提出了一个领导者在以身作则之外更为深刻的东西，也可以说是领导力的核心：才全是一种内在如如不动的修养和智慧，从一己的平和通达到保全万物的天性，再到引动万物的喜悦、通达和创意的内聚力，不毁坏他人的天性创生力，不断人慧命，还可以催动他人生命的新契机。

这就是才全大德了。哀骀它这样的人，才是一个大德溢出而外的领袖。这才是真正的领袖。

庄子借孔子解释哀骀它与鲁哀公的故事诠释了老子关于人的三宝基因。

哀骀它达到了老子说的“慈”，他的爱有层次、有深度。他大仁不仁、大爱不爱，尊重每一个生命的天性，尊重每一个生命的频率，尊重每一个灵魂的旨意。从来不会把自己污浊的情感施与他人。而且，他喜悦通达，接纳所有的状态，接纳所有人的律动。

哀骀它达到了老子说的“俭”。他话不多，他没有大道理。他有的只是对你那份信任，会让你不自觉拿出全部的精力，去把一件事做到极致。那是你灵魂要去的方向，那也是追求完美的哀骀它乐意看到的画面。

哀骀它达到了老子说的“不争”，全然的自在，把居善地、心善渊、予善天、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七个“善”集于一身，轻松自在，只关注内在是否有新的生命契机。如果哀骀它与乔布斯见面，那一定是历史的完美瞬间。两个人只关心生命的新契机、灵魂的拓展，而不会关注商业帝国会带来怎样的财富、地位、权力、名声。

做一个完整的人，做一个领导者，哀骀它对我们有太多启示。他擅长抓住当下场域中的灵魂，清静无为，形成一个场域的张力，催动着每个人内在的创生激情。通常我们会自说自话地进入领导者的角色，看领导者该有怎样的品格、知识和技能，施展出无与伦比的领导力等。庄子根本就不理这茬。表面上看，哀骀它没有一点领导力的影子，但是实际上他所具备的领导魅力无与伦比。他把这种领导力一点一点诠释出来，让你不得不由衷叹服。最后，让鲁哀公心悦诚服。

哀骀它的魅力，在于他内场域与外场域的无缝隙对接，在于两者相互叠加推动，以至于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张力。显然，庄子借哀骀它系统地阐述了内心磁场如何作用于外磁场，使得所有置身其中的人获得无穷的创生力。

做一个“无事人”

任正非身上有哀骀它的影子。

在2012年写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中，任正非用简单质朴的语言，回顾创业以来的艰辛和心得，描绘常人难以启齿的真相，总结出来个惊天的大道理：做一个“无事人”！

我是在生活所迫、人生路窄的时候创立华为的。那时我已领悟到个人才是历史长河中最渺小的这个人生真谛。

任正非走得最窄的时候，没有怨天尤人，却醒悟到一个一般人不愿意面对的生命真相。他写道：

不是不惑，而是要重新起步新的学习，时代已经没时间与机会让我不惑了，前程充满了不确定性。

自是、自负、自夸、自傲、自闭，就无法面对这个世界每个当下的不确定性。怎么办？你得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你得敬畏每一个员工巨大无穷的潜能；你得敬畏团队巨大的无穷性；你得敬畏客户巨大的无穷性；你更得敬畏每一个当下巨大的无穷性。

在时代前面，我越来越不懂技术、越来越不懂财务、半懂不懂管理，如果不能民主地善待团体，充分发挥各路英雄的作用，我将一事无成。

于是，任正非也就被逼当了一个“无事人”。当时公司很艰难，任正非立志要搞高科技，就要投入巨资搞研发。贸易起家，刚够吃喝，他就投入大部分收入搞研发。搞研发需要招聘高级人才，可是公司又没有钱，银行也贷不到款。就是贷到一点点款项，也是流动资金，而他想投资长期研发，“短贷长用，死路一条”。任正非在父亲的指点下，从简单朴实出发，搞了一套经济股份分享制度，来激发每一个一线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同时，任正非充分放权给各路英雄。开始十年很少开大会，他就深入一个又一个一线现场去学习。公司发展了，可是山头主义也来了。

大约在2003年前的几年时间，我累坏了，身体就是那时累垮的。身体有多项疾病，动过两次癌症手术……我理解了，社会上那些承受不了的高管，为什么选择自杀。问题集中到你这一点，你不拿主意就无法运行，把你聚焦在太阳下烤，你才知道CEO不好当。每天十多个小时以上的工作，仍然是一头雾水，衣服皱巴巴的，内外矛盾交集。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因为没有上马小灵通，被逼从零开始全球化。那时候，机器白送都没有人要，业绩直线下降，而公司内部的思想混乱，山头林立。公司往何处去，不得要领。于是，华为展开了自下而上的大讨论，公司为什么生存，公司该如何生存。讨论的结果，就写成了《华为基本法》。

基本法一旦形成，在瞬息万变的人性面前又显得无力。于是，华为从1997年开始，又请IBM等公司来进行体制和流程建设。那毕竟是经过200多年检验的防御人性恶的防护墙。这也成为全球化公司的一个必备条件。美国和欧洲等国屡次想鸡蛋里挑骨头，却都无法达成所想。

大约2004年，美国顾问公司帮助我们设计公司组织的中枢机构，演变到今年的轮值CEO制度。也许是这种无意中的轮值制度，平衡了公司各方面的矛盾，使公司得以均衡成长。

“无事人”的理念在任正非这里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初，他被逼做了一个“无事人”，后来成了一个自觉的“无事人”。到轮值CEO制度建立，转变为一种有体制保障的“无事人”。这不是权宜之计，已经是一种审视的理性选择。对任正非来说，他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因为他有了自己的灰度哲学。

想起蹉跎了的岁月，才觉得，怎么会这么幼稚可笑，一点都不明白开放、妥协、灰度呢？

当一个人知道自然宇宙的真相，当他知道每天每时每刻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无穷性变化，秒秒钟有无穷多意想不到的可能发生，他就不会再自以为是了，就会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就会坚定不移地开放！开放是对灰度的敬畏，是对灰度中巨大无穷性的敬畏。唯其敬畏，才坚持开放，和世界进行能量交换。这是一个人底层思维操作系统。

内在价值罗盘形成后，任正非放弃了签字权，他真正成了一个“无事人”。他开始也很不习惯，干坐在自己办公室一天，没有一个高管找他签字。那种落寞的滋味，也很折磨人。他是闲不住的人。

任正非开始无事找事，揽来了“文化思想权”，开始自觉主动地营建机制流程和文化能量场，开始“为无为，事无事”了。这也成了华为腾飞，成为通信行业世界第一的重要密码。

企业家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做一个“无事人”。任正非意识到，不只是自己要当一个“无事人”，他也希望他的高管团队也成为“无事人”。他不仅是要管住自己那双“闲不住的手”，他还想从制度上管住高管那双“闲不住的手”。于是他在2008年就提出了“让听到炮声的人呼唤炮火”。他坚定不移地将激发一线大头兵无穷潜能定为顶层设计目标。华为还规划在未来15年落地这个体制，并且已经做出了350亿美元的预算。

“让听到炮声的人呼唤炮火”，一个关键的目标就是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活力和创造力”。为此，所有高管都要跟任正非一样成为“无事人”。

但是，让高管都做“无事人”，显然现在的管理机制还不能支撑。也正是站在这样基点上，任正非说：管理至关重要。华为如能提升管理，效益至少增加50％！他在2016年接受新华社访谈时还说：

我们花了28年时间向西方学习，至今还没有打通全流程，虽然我们和中国公司相比管理已经很高了，但我们和爱立信这样的公司相比，多了2万管理人员，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每年多花了40亿美元的管理费用。所以我们现在还在不断优化我们的组织和流程，从而提升内部效率。

对于新体制的探索，华为还在路上。华为移植的IBM等一流公司的机制流程，基本上还是20年前的模板，虽然有与时俱进的改善，但是基本目标和架构，已经不适应今天的时代。现在数字化技术已经高度发达，许多公司比如酷特云蓝，已经建立并运行了“去领导化、去科层、去审批、去岗位，一切数据驱动，一切都在阳光下，全员对准利润目标，利润目标对准全员。贪腐怠惰藏无处藏，躲无处躲”的体制。显然，华为还在摸索中，需要拿出搞技术攻关的资源和意志来攻克数字化管理的体制和流程，华为也有着坚实的基础。

任正非自发自动当一个“无事人”，并且还要创造条件让每个高管都成为“无事人”，重点要看高管团队“为无为，事无事”的能力了。这个能力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数字化体制流程的硬件，一是每个人的底层思维操作系统。这两个建设齐活，才会有激发员工内场域与公司的外场域之间的正向能量互动。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于无难。

以懦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

这是《道德经》从头至尾强调的帝王最高治理境界。只有自觉地“为无为，事无事”，才可以建构成一个强大的能量场，激发每一个员工自觉主动地“自性爆发，拿出绝活”。

A3餐厅的故事：“无事人”的无为

为无为，事无事，很容易理解偏了。一件小事反映了任正非这个人是何等的“无为”。

作为大老板，不懂管理，不懂技术，在华为可怎么混？在2016年的恳谈会上，任正非接过了话题。他不去辨析概念，而是讲了个A3餐厅的故事。从案例故事切入思维，让他的谈话具有了无限丰富的内涵。

华为有个A3餐厅。高管开会的前5分钟就会骂餐厅：没吃的，品质太差。餐厅听了往上反映，想要低价，品质就糟透了。任正非想，他干不了大事，就来管管餐厅这点事吧。

他把行政主管叫过来，问为什么人人都在骂。行政主管说，网上有声音要求价格要低。于是，就降低价格了。价格一降下来，材料的价格又在上涨，就没有办法保证品质了。

行政主管说得也有道理。低价这个拦路虎，断绝了改善品质的可能性。任正非让他们对就餐的人做一个调查，到底喜欢低价还是喜欢品质。调查结果上来了，实际上喜欢低价格的只有16个人。

十几万人吃饭，只有16个人喜欢低价格，怎么就把低价格放到首位上来了呢？任正非在A3餐厅，提高了价格，有了资源可以去采购好的食材，雇佣更好的厨师，结果品质一下子就上来了。任正非让他们打广告：“我们质优价高。”结果，受到大家的好评，生意都好了。

其他餐厅一看，也纷纷提高了价格，因为他们有钱赚了，也就有了动力想方设法地提高品质。品质上来以后，大家都喜欢。这样就把所有的食堂价格都提升了。最好的面条“老西安”也来落户了。各种各样好吃的就都来到华为，都能够赚钱。任总提到的“老西安”面条，2015年，在他办公室，我也曾品尝过。美味！

关键，开会时高管们再也不抱怨了，人心安定了。现在各种吃的越来越好。坂田基地3家小咖啡厅常常是满员，都是赚钱的。

接着，任正非说了一个重要的观点：

我响应“价廉物美是个伪命题”。如果O2O，前边这个O买地沟油了，后面这个O去日本买马桶盖了，中间就只剩个“2”了。国家说要供给侧改革就是提升质量，提升质量就是要提升成本。首先我们要抓住货源和材质，提升品质，有了高质量才有客户群。

有数据说，近5年中国人买了3万亿元美元的日本货。这可不是个小数字。日本好多生意都给救活了。这是中国企业的耻辱。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状态，就是要提升产品品质，让中国人放心，不必再出去扫货了。

华为走过了沼泽地，走过了低价的道路，现在发现了品质。尤其是当下假货泛滥、劣质品泛滥，国人被逼跨洋去日本、德国、瑞士等地扫货，华为产品却可以在西方国家和日本等国家卖高价，而且不断扩大所占市场份额。

“价廉物美是个伪命题”，很切中时弊。商家只拼低价，可能带来市场上的灾难。任正非从一个餐厅的管理，上升到了一个企业的技术路线——如何赋予产品真正的价值。他不跟你去辨析概念，他跟你说活生生的案例，跟你说常识。

常识也是双向的。“质优价高”与“价廉物美”都有存在的空间，两者不断拉抻，使得商业走上了提升性价比的宽阔大道。需求侧的“价廉物美”与供给侧的“质优价高”，在博弈中实现完美的市场均衡；否则，必然结构失衡。这就是常识！

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更喜欢从案例和故事切入思维，让他的谈话给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即便你提出提升性价比、价廉物美是商业的意义，依然消减不了A3餐厅故事所凸显的常识的力量。提升性价比，那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在假货烂货充斥的市场上，“质优价高”成为当下螺旋式上升的拐点。

放下自己，得到了世界

我是谁？我来世界干什么？我要怎样活出与众不同的自己？任正非不止一次思考过这三个问题，尤其是在人生的转折点上。

一天跟一万年没有什么区别，十几秒跟100年没有什么不同。人终是要死的，人不努力就可以天天晒太阳，何必努力奋斗以后再去晒太阳呢？

43岁的任正非一事无成，被炒鱿鱼，被离婚，一家人居无定所……

在人生路窄时，担当和责任挽救了他！必须为家人担当，必须做一个对社会有担当的人！

在那个时候，他认识到了自己的软弱和无奈，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于是他拥有了谦卑、敬畏和居下的态度，他也拥有了最强大的本领——聚集！

聚集华为年轻员工和社会人士的智慧和能量，聚集天地、宇宙场域的能量，用一杯咖啡吸收能量，倾宇宙之力，造华为之绝活！

放下自己，得到了世界。

不自是，不自夸，不自傲，不自矜，不自闭，成为天下谷，成为天下溪，成为天下势，所有高处的能量向华为聚集而来。

天上不会掉馅饼，天生我材必有用。华为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过程中，任正非优势是对逻辑及方向的理解。

我在人生的路上自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充分发挥自己优势。当我走向新的事业的时候，虽然语言对我很有用处，但发现我的身上最主要的优势是对逻辑及方向的理解，远远深刻于对语言的修炼。如果用很多精力去练语言，可能对逻辑的理解就很弱化。我放弃对语言的努力，集中发挥我的优势，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让我对社会价值的贡献完全不一样了。我确实注重于重要东西的思维，可能忽略了小的东西。小的东西不等于不需要重视，但我确实没有注意。

任正非当年冒着被连累的风险，凌晨2点半，潜回老家看望父母，被关牛棚的父亲怕连累儿子，就督促他赶紧回到学校去，并一字一字地嘱托他：你是老大，以后要照顾弟弟妹妹。你要抓紧学习，你不能随大流，你要有绝活！

任正非带着父亲的嘱托回到了学校，一头钻进图书馆，如饥似渴地学习。天生我材必有用！必须要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造福社会。这是任正非的生命体会。

他43岁被炒鱿鱼，不得不创业雇佣自己。他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简直一无所知，已经落伍了。人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世界才开始大起来。后来，当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说他“不懂科技，不懂管理”时，他很高兴。你们懂你们来，任正非全部授权。他说：

别人说我很了不起，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己，我并不懂技术，也不懂管理及财务，我的优点是善于反省、反思，像一块海绵，善于将别人的优点、长处吸收进来，转化成为自己的思想、逻辑、语言与行为。

我认为我自己不行，我允许别人比我行，才有华为的今天。如果我认为我比别人行，我就是一个小山头，下来就没有了。所以批判这个问题很重要，大家不要担忧批判给自己带来精神压力，要越批越高兴，我就认为批判我的人我都喜欢。我们不要怕虚怀若谷，我们要有一种自信心，要有一种奋发图强的精神，我们一定有明天。

任正非发挥了他自己的优势，他舍弃签字权，揽过来华为的思想权和文化权，他修炼着自己的直觉，擅长在灰度中抓住未来的机会，带领华为走到了世界一流公司的行列。

华为几经跌宕起伏，不再一味跟随，大踏步走进了无人区，他要为后人摸索出一条路来——告别“完人”，做与众不同的自己！

与众不同，告别“完人”预设

任正非在一篇短文《我的优点与缺点》中，把告别“完人”预设说清楚了。他反对“完人”预设，在走向“完人”过程中，会抹掉自己的棱角，抹掉与众不同的特质。他说：

不要做一个完人，做完人很痛苦的。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点，使自己充满信心去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一个完人，抹去了身上许多的棱角，自己的优势往往被压抑了，成了一个被驯服的工具。

完人的心理负荷太重了，大多数忧郁症的患者，包括精神病患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在社会中是非常优秀的人，他们绝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得不了这个病，就是因为太优秀了，对自己追求目标太高了，这个目标实现不了，而产生的心理压力。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实现比较现实的目标。这样心理的包袱压力才不会太重，才能增强自己的信心，当然这个信心包括活下去的信心、生命的信心。

任正非这是在说自己，他曾经患过两次癌症和两次重度抑郁症。他不愿意年轻人重复那一段不幸的苦难，浪费宝贵的生命。

人生短暂，千万别蹉跎掉了岁月。任正非拿音乐家约翰·皮尔彭特做例子。音乐家约翰·皮尔彭特的一生从来就是过高地预估自己，他设计的人生目标最后全都失败了。直到87岁那年，他去参加别人的圣诞平安夜，在赶着雪橇的时候，他一时兴起随意哼唱出的小曲《铃儿响叮当》，反而成了脍炙人口的世界名曲。他没有正确对待自己的人生，他浪费了80多年不应该浪费的光阴。

任正非的这个讲话深入人心，巧妙地回答了：我是谁？我要去哪里？怎么去？他从自己的切身体会解释：人千万不要有“完人”的预设。“完人”的预设害自己，常常会抹掉自己的天赋潜能，常常会求全责备，常常会郁郁寡欢，走向衰败；“完人”的预设害他人，尤其是当了领导，拿着放大镜看别人的短处，揪住他人的短处不放，可能会抹掉了一个灿烂的世界！

任正非不给你讲大道理，只给你讲切身体会，却无形中说清楚了一个强大的的道理：

一个人生命的最大价值，就是回到你的天赋的真源，拿出你与众不同的绝活。

回到真源，认识自己，他在说“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他在说超越自我的五个次第——自知者明，自胜者强，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第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从熟稔他人的心理，到认识自己的优势，这是一个巨大的跨越。起初人们都会注意他人评价，都会想方设法成为他人看重的人。

世间人生百态，许多意见会误导你的人生，经历一次次的吃亏，终于在一个节点上，你意识到水往低处流，能量往居下的人聚集。

甘居后者反而领先，甘居下者反而为上，谦卑，敬畏，居下，开放，包容，是成功的重要品质。

世界需要你独一无二的价值！这时，你走上了回归的道路，回归你真正的天赋天性，回归你为人类创造价值的初心。

任正非最善于反省，最善于自我批判。有一次终于找了个由头，把自己牵连进一个错误的运行中，他被罚了100万元，他可开心了。我检讨了，我也被罚了，你们当事人还咋办？他冒着遭人被戳脊梁骨的风险，发起一次次的批判与自我批判。所为何来？所为的就是经过批判与自我批判，他来当一个华为伟大思想的接生婆。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让华为人可以不再自是自负自傲自矝自夸，他就最开心了。任正非找到了自己的方位：在混沌灰度中把握方向，激发员工潜能，拿捏平衡！

第二，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战胜别人，大多是环境综合的一个结果，并不表示这个人力量有多强大。

那些可以战胜自己的人，可以战胜自是、自负、自矜、自傲、自闭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

战胜自己才知道敬畏、谦卑，战胜自己才知道居下、俭啬、开放，战胜自己才知道功成身退，才知道创造价值第一，才知道世人追逐的名利是虚幻。

一次次战胜自己，一次次活出一个全新的自己，一次次死去活来，任正非深谙战胜自己的诀窍。战胜自己才知道天地有多大，战胜自己才会成为一个空空的管道，让天地万物的“自然法则”流经你空空的管道，才知道内涵丰盈才可以与天地连接，才知道“天在做，人在看”！

第三，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

当一个人把重心放在了种因，他对外在财富、权力、地位的企图心是有限的，他本来就是一啬到底，每时每刻都是富足的。

任正非对内在潜能的企图心是无止境的，那里是他生命的无穷，那里是他天性爆发的源泉，那里是他可以为人类做的贡献，那里是他“十几秒光照”的辉煌，那里是他的自尊和价值，那里是他灵魂的喜悦。

当然，人生从来就没有坦途！他知道，向世间苦处修行，人生才有意义；向自己的苦处修行，绝活才会练就。他张开臂膀，欢迎一个又一个挑战和危机。因为他本来什么都不是，落魄，没有人雇佣，到43岁才创业，又迎来一个又一个的危机，这些反倒逼出他无穷的潜能。那些天资聪颖的年轻人，就是缺乏一种借用危机激发潜能的意志力。

一刹那接一刹那，告别自己的惯性；一刻接一刻，勇猛精进，创造新价值。

这是他的意志力！

反对内疚！这是对自己行为的怯懦表现，在意外污辱和恼怒的冲击下不可自暴自弃！说穿了，内疚又有什么用呢？

尼采说：“在强毅而能负载的精神里面，存在着尊严；在傲立着的尊严之中，存在着意志力；在意志力中，存在着对最重重负的内在渴求；在渴求之中，存在着欲望的爆发力。”

第四，不失其所者久！

不丧失根基者长久。不丧失根基者，是连接了这是一条生命大根。

要与天赋天性连根。我是谁？我来世界干什么？我如何与众不同？每个人都是带着使命来的，每个人都有巨大无穷性，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有些人整天寻找自己喜欢的事，到头来一直不知道自己喜欢的到底是什么，就这么荒废一生。如何知道自己的天赋潜能？如何找到自己的天赋潜能？如何绽放天赋潜能？

我的观察和体会，就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无论什么事和难题，只要到了你的头上，就全心全意把它干好、解决好，哪怕是你不喜欢的，哪怕是你厌恶的。这是上苍来敲你激发潜能的门，你还有你不知道的天赋潜能。

你的内在是自足的，你一定可以胜任。当不可抗的灾难来了，你没有办法逃脱，得全力以赴去死磕，结果你不知道的潜能被激发出来了。你真想有所作为，那么你就得接纳所有降临到你身上的事。在这样不停歇的过程中，你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天赋真源，就可以随时自性爆发，拿出与众不同的绝活。无论任正非，还是稻盛和夫，他们都是不断克服一个又一个无与伦比的难题，才成为经营大师的。

要与父母家族连根。经由父母的管道来到世界，传承了父母与家族的基因和精神，传承了父母的显意识和潜意识，内在那个如如不动的自己，来自父母家族的滋润与培育。如果你对父母家族充满了感恩，如果你有一种传承的使命和担当，这条根会让你茁壮。86岁的稻盛和夫，在家里回想跌宕起伏的一生，他发现是母亲的教诲改变了他的一生。而任正非的许多品质和心态都是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

有一次，我问一个准备开发家乡土地的房地产商：“如果你地下20代的祖宗，知道了你今天的开发计划，他们会满意吗？如果你20代后的子孙知道是你开发的这块土地，他们会赞美你还是鄙视你？”此时此景，这个大佬走到我面前就跪下了。我也赶紧跪下，两个男人抱在了一起。

当一个人有了世世代代承传的意念，再看今天自己的一些选择，他们会反省，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连接上父母、家族的承传，能量就会无穷大。

员工在你的企业打工，是不是连接上他家族的根了，就看企业主的思维了。任正非很智慧，他说员工来到华为，就是为了多挣钱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家族的命运。挣钱是面子，实现了生命成长是里子。“望子成龙”是每个家庭的天条。如果他的孩子在你的企业里真正成了自己的柱子、企业的柱子、家族的柱子，甚至成了国家的柱子，那样返回来的能量会很高。所以一个企业是否连接上了家族这条根脉，不仅看老板是否连接上了自己家族的根脉，还要看是否让年轻的员工得到成长，让他们也连接上家族的根脉。如此，企业想不兴旺都难。

要与家乡土地连根。要与你成长的土地连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千方百计为这片土地打算，这片土地就会滋养你，在土地上生息的百姓都会支持你；你若只懂得掠夺污染土地，土地就会惩罚你，土地上的人民会反对你，你将寸步难行。许多公司凭借着规模大，到什么地方去发展，都要争个零地价，才有面子。而华为到哪里去发展，从来都是按照正常的地价缴纳出让金和税款，都是正常缴税来反哺土地。这就是为什么欧美一些国家，可以顶着美国的强压，依然给华为的5G开绿灯。因为华为反哺了那片土地。

于今，我们这片土地在哭泣呀！40年快速的发展，我们的土地板结了，厚厚的黑土地在迅速退化，地下水资源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农作物重金属、抗生素含量超标，明显危害人们的身体。有人说我种有机蔬菜，哪里来的有机肥？牲畜粪便都含有超标的重金属和抗生素，哪里还来有机？用这样的肥料种几年，土地都板结了！

巨大的危机，从来都尾随着机遇。只要我们知道土地是有能量的，遵从土地的能力，上面承载着人心向背和公道，这是花多少钱的广告都买不来的珍贵资源。

要与国家连根。有一位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教授，曾经于2005年凭借博弈论获得诺贝尔奖。他在探讨犹太人创新能力和世界经济的密码时，说：很简单呀！“二战”结束后，我们犹太人就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与美国这个快速增长的大经济体绑在了一起，我们跟着美国发展经济。现在中国又成了一个快速增长的大经济体，我们犹太人一定会跟中国绑在一起。

以色列人知道要怎样与我们的国家共命运，可惜我们的许多企业家还不知道与国家连根，有点钱就往国外倒腾，真是太傻了。

国家是你施展才华的平台，国家是你学习成长的环境，你的强大与国家强大息息相关，这是生养你的大根，报效祖国，反哺滋养你生命的大根，你的事业就可以生机勃勃。

要与天地宇宙连根。这个话题有点大，其实也很简单。比如，任正非认为做企业就是磨好豆腐给妈吃。把天底下的用户都当成母亲，带着对母亲的爱、敬畏和尊重去打造产品，自然就与天底下用户成为一体了。这是一种很强的心念波，它让天地能量往你这里聚集。比如，华为的5G一直受到美国等国家的排斥，可是依然拿到了全球最多的订单。商业的无冕之王成就独一无二的绝活。华为5G是从源头开始的创新，一层层叠加形成一个强势的体系。所以面对美国的封杀，任正非却只是说：“我们做得还不够好！”这句话的潜台词：我们强大到一定程度，你不用我们的技术就会落后，如此，你就不会来封杀我们了。商场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是拥有话语权的是那些给人类创造了价值的人。

万物一体之真善美不在你的言辞和逻辑中，而在你当下的行动和工作中，在你源头创新、独一无二的绝活体系中。

上面我们提到的这条生命大根，源自老子。老子观察天地宇宙万物，提出个体生命要连接上一条生命大根：

修之以身，其德乃真，以身观身；

修之以家，其德乃余，以家观家；

修之以乡，其德乃长，以乡观乡；

修之以国，其德乃丰，以国观国；

修之以天下，其德乃普，以天下观天下。

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只要连接上这样一条生命大根，就会走上朝气蓬勃的发展之道。任正非连接上了这条生命大根，华为也连接上了这条生命大根。

第五，死而不亡者寿！

人是过客，绝活不朽。

绝活，凝结了你不同凡响的精神。绝活是一种大美，接近美，接近善，接近真，见自性。

经由美这座桥梁，人可以抵达心中最柔软的地方。那些创造美的大师，就是我们回归心灵的引导师。

老子、凡·高、贝多芬、雨果、莎士比亚、曹雪芹、李白、乔布斯……

这些不朽的精灵，分分钟可以带给后人意识上的突变、思维层级上的跨越与灵性的成长。

对创造了财富、成为共和国支柱的企业家们来说，他们不仅创造了财富，还立足中国的文化土壤，创立了一种普世的新文化，组成新时代精神意识的绝活，是世世代代人们不竭的精神源泉。

人类的精神山脉就在那里，究竟谁可以跻身人类精神山脉之巅呢？老子给世人指出了一条跻身不朽人类精神之巅的现实路径——两条生命的大根。

在导引中，任正非钟情那双“芭蕾脚”，实际上诉说了人的尽性之道的五个层次。那是一条尽性之道的生命大根。

华为植入了一条连接宇宙能量的生命大根。尽性之道实际上是这条生命大根的第一个环节，也是植入这条生命大根的终极目的。两条大根相辅相成。激发每个人的无穷性潜能，让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这确实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也是人类发展的核心。而真正想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连接上这两条生命大根：

尽性之道：自性爆发生万法→敬畏他人的无穷性→敬畏事物的无穷性→赞天地之化育出绝活→立于天地间的大人。

生命大根：人的天赋潜能→父母家族根脉→乡土能量→国家能量→天地宇宙能量。

当中国每个人、每个企业都连接上这两条生命大根，则企业幸甚！国家幸甚！中国人幸甚！

我的优点与缺点

——任正非

今天主要跟大家交流，应该怎么来看现实生活和工作中问题，以及帮助一些认识上还有差距的同事。同时，通过你们向下传达一个精神：就是我认为人生是非常美好的，但过程确实是痛苦的。

人生出来最终要死，那何必要生呢？人不努力可以天天晒太阳，那何必要努力以后再去度假晒太阳呢？

如果从终极目标来讲，觉得什么都是虚无的，可以不努力，那样就会产生悲观的情绪。

我们生命有七八十年，这七八十年中努力和不努力不一样，各方面都会不一样的。在产生美的结果的过程中，确实充满着痛苦。农夫要耕耘才会有收获；建筑工人不惧日晒雨淋，才会有城市的美好；没有炼钢工人在炉火旁熏烤，就没有你的潇洒美丽，没有你驾驶的汽车，而他们不再需要什么护肤品；海军陆战队队员不进行艰苦顽强的训练，一登陆，就会命丧沙滩。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想各位考上大学，都脱了一层皮吧……所有一切，没有付出，是绝不会有收获的。

鲜花的美丽，没有肥料，以及精心照料，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些都是必要痛苦，我今天要讲讲如何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痛苦。

一、不要做一个完人，做完人很痛苦的。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点，使自己充满信心去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完人实际上是很少的，我不希望大家去做一个完人。大家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点，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这已经很不错了。我们为了修炼做一个完人，抹去了身上许多的棱角，自己的优势往往被压抑了，成了一个被驯服的工具。

但外部的压抑并不会使人的本性完全消失，人内在本性优势，与外在完人的表现形式，不断地形成内心冲突，使人非常痛苦。

我希望把你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贡献于社会，贡献于集体，贡献于我们的事业。每个人的优势加在一起，就可以形成一个具有“完人”特质的集体。

我的缺点和劣势是明显的。我大学时代，没有能参加共青团，通不过呀，我是优点很突出，缺点也很突出的人，怎么能通得过呢？我在军队这个大熔炉里，尽管我非常努力，但也加入不了。我加入共产党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上级领导认为我有重大贡献，在直接干预下，我才加入了。

按正常情况来看，我肯定也是有问题的。我并不埋怨任何人，他们指出的确实是我的不足。我们公司以前有位员工，已经到美国去了，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你这个人只能当老板，如果你要打工，没有公司会录用你。

我在人生的路上自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充分发挥自己优势。比如说我英文不好，是现在不好，但不等于说我外语能力不行，我在大学可是外语课代表，我那时还自学英语、日语，都能简单交流、看书了。

但后来为什么不行了呢？20年军旅生涯没使用这个工具，就生疏了。

当我走向新的事业的时候，虽然语言对我很有用处，但发现我的身上最主要的优势是对逻辑及方向的理解，远远深刻于对语言的修炼。如果用很多精力去练语言，可能对逻辑的理解就很弱化。

我放弃对语言的努力，集中发挥我的优势，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对我来说，虽然英文好，可能我在人们面前会挺风光的，但是我对社会价值的贡献完全不一样了。我就放弃一些东西，集中精力充分发挥我的优点。我确实注重于重要东西的思维，可能忽略了小的东西。小的东西不等于不需要重视，但我确实没有注意。

在人生的路上，我希望大家不要努力去做完人。

一个人把自己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去改造缺点，等你改造完了对人类有什么贡献呢？我们所有的辛苦努力，不能对客户产生价值，是不行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自己优点的发挥。

当然不是说不必去改造缺点。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完人的心理负荷太重了，大多数忧郁症的患者，包括精神病患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在社会中是非常优秀的人，他们绝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得不了这个病，就是因为太优秀了，对自己追求目标太高了，这个目标实现不了，而产生的心理压力。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做出伟大的业绩来，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实现比较现实的目标。这样心理的包袱压力才不会太重，才能增强自己的信心，当然这个信心包括活下去的信心、生命的信心。希望各级组织在和党员进行教育的时候，不要过多关注缺点，多关注他人的优点。

二、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优势，也多看看别人的优点，从而减少自己心理太多的压抑，要正确地估计自己。

绝大多数人都会过高估计自己。我们的豪言壮语如果偏离了我们的实际，你会浪费很多精力，而不能实现你的理想。有一首歌叫《铃儿响叮当》，这首歌现已经成为西方圣诞节里不可缺少的歌，其作者是约翰·皮尔彭特。他的一生从来就是过高地估计自己，他设计的人生目标最后全都失败了。直到87岁，那天出去参加人家的圣诞平安夜，在途中，赶着雪橇车的时候，随意哼唱出这首歌，结果这首歌就成了脍炙人口的世界名曲。

你看看，过去的失败，就因为他没有正确对待自己，没有正确对待自己的人生，他浪费了80多年不应该浪费的光阴。

大家要正确估计自己，然后作出对自己的正确判断，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同时，要认识这个社会上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没有水位差，就不会有水的流动；没温度差，风就不能流动；就算是机器人，机器人还有温差，对吧？

人和人的差距是永远存在的。同一个父母生下的小孩，也是有差距的，更何况你们不同父母。当自己的同学同事进步了，产生了差距，应该判别自己是否已经发挥了自己的优势，若已经发挥了，就不要去攀比；若没有发挥好，就发挥出来。

公司有的员工，心里面常常愤愤不平，觉得委屈他啦！其实我们公司很简单，一个新员工进入这个公司，他们前半年先培训，后面一年左右主要是熟悉工作，他们真正产生贡献是在两年后，但是他们和老员工对比，觉得愤愤不平，说老员工有股票。

大家也要想一想，红军从爬雪山过草地，到了北京，这过程仅仅经历了14年，他们从一个少年才变成一个青年，到北京就当了部长，这个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战火纷飞的时候，别人攻上山头，给他一个英雄或者给他一个连长，然后也有人愤愤不平：我不就是没冲上这个山头吗？那不就是你没有过雪山草地，不就是你没有冲上山头吗？

就是说，在这个创业风险时期，你没有出现，当时公司处在风险时期，他们将工资、奖金全部家当都投入到公司了，你那时还没有进入这个公司，所以你没有分享到那时的一份风险与一份幸福。

人生一定要有一个自我的满足感。

你要和社会去比，和自己的纵向比，和你爸爸妈妈比，想你爷爷那个时候可能一个月只有四五十块钱的工资，到你爸爸妈妈那时候一个月可能就有四五百工资了，到了你有四五千块工资啊，实际上你已经有很大进步了，对吧？你需要更大的进步，你就需要更大的努力，所以不存在新老员工之差。新老员工在薪酬体系上是处于同一个轨道的。在公司创业初期，公司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老员工就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了，换成了公司给他的一张纸，这张纸就是告诉他，红军长征胜利回来以后，我挖过你的红苕，你拿这张纸事后可以领大洋。

华为一旦崩溃了，他们就将一无所有，那张纸就变成了废纸。你选择了华为，你就选择了艰苦奋斗，因为我们这种没有背景的公司，活下去的唯一可能就是要比别人多努力一点，不然它不可能活下去。

人要有进取心，要努力，要做出贡献，但是也要有满足感，自己的力量发挥到最大，就应对人生无愧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