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许寿裳生活杂忆

许世玮

一

1926年，北洋政府在北京开枪镇压爱国群众，造成了“三一八”惨案，继而又通缉爱国学者和进步人士。父亲也上了黑名单，在北京是待不下去了。为了妥善安顿家眷，父亲于7月份到浙江嘉兴和我外祖母王静宜商议，外祖母答应让我们一家暂住她处。父亲返回北京后，与母亲安排好搬家事宜。11月，他一人先南下浙江找工作。翌年春，母亲带着子女举家南返，寄居嘉兴陶宅。

我的外曾祖父陶模，同治七年进士，从翰林院庶吉士一直做到陕甘总督、两广总督，1902年死于任所，是清末颇有政绩的大官。外祖父陶保霖是陶模第三子，曾留学日本，接受新教育，“五四”运动后接办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可惜不久便患癌症早逝，于是，外祖母就挑起了治家的重担。她很能干，也有魄力，不愿与大房二房合住在祖宅内，便在南门大街租房另住，我家也就定居下来。此后，父亲奔走南北都是孤身一人。1927年2月，父亲经鲁迅介绍到广东中山大学任教，不久即发生“四一二”政变，搜捕学生，父亲跟着鲁迅愤而辞职，在广州不到半年便返回嘉兴家中。不久蔡元培先生出任大学院院长，邀父亲到大学院任职。次年父亲被任命为大学院参事、秘书长，后又随蔡先生在中央研究院任干事兼文书处主任，工作才稳定下来。有了前两年的经历，母亲不愿再搬家。父亲尊重母亲意愿，一人在外工作，虽然免却了家务照顾之劳，但生活上乏人照料，总是相当的辛苦。

父亲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那几年，回家的机会还是很多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设在南京成贤街，上海另有办事处。1930年，为了把院建在南京还是建在上海，颇有争论，父亲曾数次函告蔡先生，主张随政府旨意，建在南京。蔡先生和总干事杨杏佛长住上海，南京院中的日常行政事务大都由父亲处理，因而父亲经常到上海向蔡先生请示汇报工作，然后由上海回到嘉兴家中小住一二天后再由原路回南京。现存父亲那几年的日记上所记，他往往夜车出京，次日晨抵沪。在日记中还夹有一张非常详细的火车时刻表剪报，那淡淡发黄的报纸是那时父亲生活的见证。他为了节约时间，坐哪次车要仔细计算安排，有几次他在访问鲁迅后便直接上夜车返京了。那一段时间父亲是京沪道上的常客，卧铺是他的睡床。

我外祖母虽然那时已是一位老太太了，思想却很开通，每年要出外旅游。父亲很尊敬她，1933年春天，父亲陪侍她老人家并带母亲和我的两个姐姐去畅游杭州各名胜古迹，还过江到兰溪一游。1934年春又抽空陪她赴绍兴游览。这两次旅游，父亲都赋诗志趣。

1934年夏，父亲应北平大学徐诵明校长的邀请，出任平大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南返的机会就少了。当时只有大哥许世瑛在北京，就读于清华大学，总算有一个亲人在同一城市，减少他的一些孤寂感。

我出生在嘉兴，与父亲在一起的机会非常少，加上那时还年幼，对父亲当年的情景几乎没有什么记忆了，比较清晰的印象是抗日战争那一年发生的事。

1937年6月底，父亲回嘉兴度暑假。这一年外祖母在庐山买下一幢别墅，邀我家一起去避暑。父亲没有到过庐山，不愿错过这次机会。嘉兴家中忙于准备这次远行，人人都兴高采烈。正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了。父亲立即打电报给留在北平的女院秘书戴静山先生，指示应变事宜。但那时还预见不到卢沟桥枪声是长期抗战的开始，以为战火是局部的，不久会熄灭，所以仍按原计划上庐山，去的人有外祖母、大舅舅、二舅妈、四姨母以及我家五个人。外祖母买下的房子在牯岭236号，取名“养树山房”，用的是陶模任陕甘总督时的印名。房子背枕牯岭，面临斜坡，山溪自上而下，绕于屋右。阳台很宽敞，可憩可眺。房屋前后有一亩多的空地，草木丛生。大门前有两棵大松树，掩盖有致。房子虽已较旧，作为避暑之用还是很不错的。但因刚刚买下，还来不及布置装饰，屋内只有几件家具，去了一大帮人，睡床不够，只能打地铺。我是生平第一次出远门旅游，兴奋之情可以想见。无忧无虑，跟着大人们出外游览。大人们不出门，我便在屋旁的山涧中玩水。而大人们就不然了，虽然身在庐山，总记挂着战事局势。父亲日记上记载7月28日那一晚，和友人经亨颐先生在“天禄斋”共餐，举杯庆祝我军克服丰台、廊坊的胜利。不料就在那一天的夜里，北平形势突变，沙河保安队竟附敌，宋哲元率部赴保定，平津就这样沦陷了。父亲感到形势严重，战事不仅不会很快结束，而且有扩大成全面抗战之势，心里非常着急。他一是挂念学校的前途和师生的安危，二是嘉兴地处沪杭要道，很不安全，要为家庭找个避难之地。

父亲正在思虑之时，“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父亲就在这一天的早晨独自下山。到了九江得知当天没有下行船，而浙赣路也因前几天的大风雨涨水而冲坏了部分路轨，只能分段买票，并且当天去南昌也已赶不上火车了，干脆在九江留了一夜。次日到南昌，靠老朋友、省教育厅长程柏庐的帮忙，上了火车。而车上竟无餐车，沿途也购不到食物，旅客只好饿着肚子。父亲靠着在九江买的一盒饼干，度过了这段不平静的旅程。

8月15日晚上7时，火车到达钱塘江边。父亲下车后发现既无公共汽车，也雇不到小汽车，只好在附近找一家小旅店住宿一晚。旅馆实在太脏了，臭虫满铺，无法躺下休息，只能坐着以待天明。次日天还没亮，父亲就漱洗好了。因仍无公共汽车，他只好坐人力车到西兴，然后从俞小八房雇一小舟去绍兴。晨7时开船，下午2点多钟才到达。父亲这次匆匆下山直接到绍兴，是考虑如果战火迫近嘉兴，得找一个地方使家眷可以暂避。我的大姑母嫁给漓渚张家，其时姑母姑丈已去世。张家是漓渚大户，他外甥张晓凡是当地有名的乡绅，所以父亲先不回老家而是去漓渚与张晓凡商议借房的事，一说来意便谈妥了。次日他又赶赴赵家畈老家，看望了二伯父仲南公，刚好三姑母也赶来娘家，他们兄妹三人得以在战乱之际相聚片刻，真是忧喜交集。父亲在老家过了一夜，次晨便告别兄姐回嘉兴。

其时，陶家和我家的人都在外面，嘉兴寓中只留仆人看守。父亲回去后独自守了半个月，眼看战事对我方越来越不利，而山上的家人又迟迟不下山，父亲感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所以他于9月3日再度离嘉兴赴南京。5日乘轮复到九江，8日再上牯岭，告诉我们他下山后的所见所闻，劝外婆立即下山。外婆便让大舅舅暂留山上照看房子，其他女眷在父亲带领下于13日下山。其时长江水路已无法到达上海，决定走浙赣路。父亲找朋友弄到一辆汽车。我记得在赣江岸边，车船很拥挤，等了很久才得以过江，到达南昌火车站。

上了火车后，使我们非常惊讶，整节整节车厢都是空的，简直没有见到别的乘客。我不免问这是怎么回事，大人告诉我，现在人们都是往西走，逃避战乱，不会有什么人朝东走。火车上服务相当好，所供应的火腿蛋炒饭很好吃。到达杭州附近，就听到警报声，我记得我们还从车上跳下去，躲在竹林中，只是飞机并没有来。

回到嘉兴家中，日寇飞机常来骚扰，家里还挖了防空洞，整日提心吊胆。父亲劝外婆和母亲赶快到绍兴暂避。这样又拖了半个月，外婆决定走了。父亲打头阵，于9月25日带上部分箱物，携我二姐世琠，再次到漓渚张家，具体安顿住所，然后立即返回嘉兴。父亲这次离绍，永远告别了稽山镜水，他所热爱的故乡。

父亲回到嘉兴，松了一口气，觉得尽到了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可以奔赴他的工作岗位了。那时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奉教育部令，在西安合并成立西北临时大学。徐诵明先生已来电邀父亲前往。他把自己的东西清理一下，只带一只皮箱，内放几件日用衣服和一本日记。他看到书桌抽屉中有鲁迅的四封信函，便随手放入箱中。10月4日他陪侍外婆，带上我三姐世玚到达杭州，其时，张晓凡已派人到杭州来接。父亲觉得一切已安排妥当，便于次日从杭州赴南京，约平大女院的佘坤珊教授同行。7日晨渡江由津浦路再转陇海路西行。9日晨抵达西安。父亲和我们家人告别时，谁也无法料到竟然一别八年，前面将是漫长而又艰难的抗战岁月。

外婆走后又过了几天，留在嘉兴的其余人也启行了，只留下两位老佣人看家。我虽然是绍兴人，却没有踏上过故乡的土地。这次逃难才有机会。记得先在城里住了一夜，次日雇了一只乌篷船摇到漓渚，那“吱呀吱呀”的摇橹声至今还仿佛余音在耳。乡间水道纵横，出门便是稻田。在城里哪能看到这样的景致，所以我觉得非常新奇，而且附近便是丘陵地，有山鸡等野味，真有点桃源乐趣，但战争的阴云也笼罩到这个偏僻的地方来了。有一天附近忽然落下一枚小炸弹，我们赶快跑去看，弹坑很小也很浅。大家议论纷纷，认为可能是不慎掉下来的。但不管是怎么回事，它提醒我们战火逼近，这里也不是避难之地。11月18日嘉兴沦于敌手。我们在绍兴住了一个多月，又离开故乡赴宁波，乘海轮来到那时所谓的孤岛——上海租界，定居下来。半年之后，得悉嘉兴陶家在报忠埭的祖居和南门大街外婆所租之屋全部焚毁，我家的书物也都成为灰烬。

我们蛰居上海，非常想念父亲，他一人在外怎么生活的？工作是否顺利？初期信件往来速度还算正常，后来随着沦陷的地方越来越多，书信只能辗转投递，往往一二个月才能收到，到后来则是数月才侥幸收到一封。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家信都写得很简短，我们只知道父亲先在城固，其后到达四川，转了几个地方，最后在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工作，直至抗战胜利。近来看到父亲的日记，才知道他当时的一些情况。1940年9月26日，父亲在成都，时值中秋，他写道：“近年来南北东西，不遑宁处。民二五此夕在北平。二六在嘉兴，时正为安顿眷属，收拾行装，终日碌碌，对月黯然。数日后即冒险赴西安。二七在城固。二八在岷江舟中，同行八人，泊傅家场，不久飞滇。今年在此，极感萧寥，妻子流离，相隔万里，在蓉者唯瑮儿一人而已。”短短数语，父亲那时的心情已跃然纸上了。

二

父亲在35岁时就出任江西教育厅厅长，此后又担任过校长、秘书长、院长、馆长等较高的职务，地位不能算低，但他一辈子没有过什么舒适的日子。在经济上不仅两袖清风，毫无积蓄，而且在抗战时期，每月都是寅吃卯粮，预支薪金才能打发日子。

父亲一共有过九个孩子，其中我的三个姐姐幼年早夭，留下两男四女。他对子女的成长非常关心。他一再告诫我们：“我家毫无财产，只靠自己能力。”还说：“一切财产都是身外之物，极不可靠的。今朝富有阔绰，明天来一个意外，立刻变成穷光棍者很多，只有一件是靠得住拿得稳的——就是真学问。”他对子女的要求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勤学、谨身、节用、慎交”，中心是“勤学”。“慎交”的提出也是怕我们在学生时代交上了不良的朋友而荒废学业。这八个字实际也是父亲一生经历的总结。

我家祖上很穷，到我祖辈才在绍兴城里经营一家南货店。父亲1岁丧父，16岁丧母，由他大哥铭伯、二哥仲南教读。他从小就刻苦好学。15岁入绍郡中西学堂，成绩优良。后进入杭州求是书院，并被选派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教育界服务，一直是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勤奋学习，受到高等教育，自食其力。

抗日战争前，我大哥、大姐、二哥先后进了大学，其时物价较平稳，父亲工资也较高，所以尚能维持，但对于身无长物、毫无积蓄的父亲来说也并不是轻松的。幸而我母亲虽然出身于官宦之家，持家却能克勤克俭，量入为出，从不浪费点滴，所以在抗战前生活还是比较好的。

大哥、大姐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已先后毕业，其后二哥也完成学业，自食其力了。照理父亲的负担可以减轻，但因工作不定，工资减少，物价又飞涨，加上父亲每月还得设法汇款到上海供我们日常开支，所以反而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生活日趋拮据。那时他给我们的家信中曾写道：“我为要培植你们读书，所以不惮孑身漂流，尝尽辛苦，唯一希望是在你们读书有成……”还说：“现在咬紧牙关，夜里也工作，维持子女学业。”父亲那时是怎么生活的，因为不在他身边，无法知道得具体了，但从父亲的信中可以充分感受到当时生活多么艰难，他对我们的爱又是多么的深沉。

父亲曾告诉我们，他本人天赋并不高，完全是靠用笨功夫靠专心致志来求得扎实的学问。他谆谆教导我们：“求学的要诀，在实在恒。实，是认真，脚踏实地；恒，是持久，有始有终……”父亲认为一个人天赋有高有低，不能强求，在学生时代必须专心求学，有天赋而不用或误用，那就不可原谅了。

父亲为了维持家庭生活，负担是相当重的。不能没有工作，即使短期失业也会造成困难。但父亲又是非常有原则的，对上级和当权者的态度是合则留，不合则去，决不趋炎附势，苟且自保。他回国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务长，就有反对顽固监督夏震武之举。以后为了正义与真理，曾数次与当权者正面冲突，丢了饭碗也在所不惜。抗战起，父亲奔赴西北，曾被任命为西北联大教授兼法商学院院长。其时教育部立刻密电校方，谓院长的人选应该是接近中央的人。父亲闻讯，非常愤慨，立即辞去院长之职，并决定离校，自陕入川，另找工作，过了一段漂泊不定的生活。

时光流逝，留在记忆中的事物经过岁月的筛选有很多已经模糊不清了。父亲去世已经过了40多年。我作为他最小的女儿也已过了花甲之年。我们的下一代也都已成家立业。回忆起父亲一生的经历和他对我们的教导，感激和惭愧交相涌现，总觉得有负于他的殷切期望。

三

经过八年离乱，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父亲是1946年1月26日返回上海的。记得他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团聚的欢乐非言语所能形容。我们看到父亲带回来的衣服质料都极粗糙而且已穿得相当破旧，显示出父亲生活的艰辛，而当父亲知道我们在上海的生活情况时也不禁唏嘘感叹。这次久别重逢真是又喜又心酸，一家人庆贺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虽然不知今后的前途会是什么样子，但毕竟有了希望。

父亲询问了我的情况。当时我们中学生喜欢备一小小纪念册，请老师和同学题词留念。父亲看后也欣然命笔，一页写的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下款是：“廿六年抗战起，余往西安与玮儿别，时玮仅十龄耳。今从重庆飞归，玮已毕业高中，相对欣喜，特录此诗以留纪念。卅五年一月廿八日寿裳。”另一页则写了：“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以《礼记·中庸》上的这一名句来勉励我。

我告诉父亲，去年高中毕业，曾报考上海的私立复旦大学，并被录取。这所学校在沦陷的上海校风不好，相当乱。而且抗战胜利了，内迁的学校都将复校，我想考进一所较好的公立大学，所以决定停学一年。父亲问我喜欢什么，准备报考哪个系。其时大家还沉浸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之中，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我有意进政治系，研究国际问题。父亲听后沉思了片刻，对我说，政治是浮在上面的，很难学得好，还是学一门实用的自然科学，毕业后也容易找工作。我觉得父亲的话有道理。他叫我现在这段时间，安心复习功课，至于考哪个大学哪个专业，不妨以后再定。

父亲告诉我们，现台湾光复回归祖国，陈仪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有意邀他去台工作。陈仪和父亲既是同乡又是留日同学，虽然所学不同，经历也迥异，但一直书信往来，私交很好。父亲对南京官场那一套本极不满，素受排挤。他不想再待在南京了，有意去台湾。届时我可随他一起去，那边有台湾大学，设施很好，我可进入台大念书。

父亲在上海住了约一个月，便回南京考试院考选委员会。5月，他接到陈仪电报，正式邀他赴台。电报略谓：“为促进台胞心理建设，拟专设编译机构，编印大量书报，盼兄来此主持。”之后，父亲便准备赴台的各项事宜。

此时，父亲开始写作《亡友鲁迅印象记》。此书在重庆时已酝酿成熟，但一直没有动笔。他在赴台前开始写，那就意味着他要以鲁迅精神来开创新的生活之路。

我的几个哥哥姐姐均已工作，只有我希望继续升学，决定随父亲去台湾。待那边一切安置妥帖后再接母亲去。大哥世瑛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专攻音韵学。毕业后一直执教鞭，抗战期间滞留北平，在辅仁等几所大学工作。他想换个环境，应台湾师范学院之聘，也决定去台湾。

1946年6月25日，父亲独自一人先飞台北。过了约一个多月，我接到父亲来信，告诉我台大今年招生，9月中旬举行入学考试，叫我赶快去。我在琠姐陪同下，9月4日乘海轮离沪，航程约36个小时，我第一次看到湛蓝的大海，非常兴奋，而且这次航行遇到好天气，可说风平浪静。6日上午抵达基隆，然后乘吉普车到台北。9月的台湾，骄阳似火，一路上罕有人影。台北很整洁，马路上行人也很少，与上海的拥挤形成强烈的反差。

父亲住在锦町59号，僻处小巷的深处，非常幽静。木结构的日本式住宅分两栋，正屋有大小房六七间，右侧另筑三间，父亲安排我住在这三间中。进门种着一排花木。整个院子树木繁密、枝叶扶疏，其中还有三株大桂树，开花时幽香扑鼻。在我屋前，推开隔扇，便是一个小池塘，可以养鱼，池塘边有小小的假山。缺点是树木虽多，显得有点乱。我从拥挤、狭窄、看不到绿色的上海里弄到达这样一个居住环境，觉得惬意舒适。父亲对这房子也很满意。

这所房子的原主人是个日本商人，已去世。他的夫人年过半百，有一女一子，都未成婚，女儿看来已年近三十，儿子也已二十多岁，正准备回国。他们让出房子后，三人挤住在一进门的一间八席铺房间内。父亲对他们很友善，而他们也彬彬有礼。我不懂日语，无法和他们交谈，父亲很喜欢和他们谈天，有时请他们来喝茶，来的总是那位小姐，谈什么我就听不懂了。只记得父亲请她诵读《红楼梦》日语版，还特意叫我坐在旁边听她的发音。我想父亲是利用一切机会来恢复已经荒废了几十年的日语听说能力吧！据小姐说，他们不想回国，因在台湾已经很多年，而对日本国内情况很陌生，回去后怎么生活还是个问题。到了12月中旬，他们一家终于回国了。

我到台湾后，忙于入学考试。10月5日台湾大学就开学了，我选修农业化学，实际我对化学并无兴趣。刚开学时由于教师来得不全，学生们空暇时间较多，老师来齐后，功课就日渐多起来。我忙于应付功课，对父亲关心很少。12月13日世瑛哥到达，因师院宿舍还没有安排好，暂时与我们住在一起。父亲、世瑛哥与我彼此都是多年未见，这次有机会住在一起，都很高兴。

父亲相当忙，除正常上班外，晚上也常出去访友商议工作。有时回家时气鼓鼓地，脸色也不好看，我便知道工作不顺利。他在家里有时还发些牢骚，说人手不够，工作难做，编译馆内大小事情都得由他自己动手，连贴邮票、发信都是自己干。办公室、宿舍、交通车等都要他去解决，所以特别累，而最伤脑筋的是请人这件事，答应来的人因种种原因迟迟未到，工作难以开展等等。事过境迁，今天回顾起来，对为什么要设立编译馆恐怕都会有疑问，但在当时，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50年之后刚刚回归祖国，有其特殊性。对此父亲有他的认识和设想。他认为：“编译馆的要旨，不外一方面要使台胞普遍地获得精神食粮，充分地接受祖国文化的教养，因为台湾的教育虽称普及，可是过去所受的是日本本位的教育，尤其对于国语、国文和史地，少有学习机会，所以我们对于台胞有给以补充教育的义务和责任。本馆的使命就要供应这种需要的读物，另一方面要发扬台湾文化的特殊造诣，来开创我国学术研究的新局面……”为此父亲设想：“根据上述的两项要旨，本馆的工作分为学校教材、社会读物、名著翻译、台湾研究四组。”

为了实现上述要旨，相应地刊行《光复文库》和由台湾研究组出版《台湾学报》。父亲还身体力行，亲自写了《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一书，约3万多字，作为《光复文库》第一种出版。父亲还为《台湾学报》撰写了发刊辞。

经过约半年的努力，编译馆的工作渐上正轨，所邀请的学者先后来台。全馆同人正准备以拓荒者的精神去耕耘，发生了“二二八”事件。此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已有不少著述和报道，大家都已清楚了，可以作出历史的结论。但在当时事件之初，我们身处当地旋涡之中，却反而惶惶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闭目塞听，在不明真相中度过了难忘的一周。

台湾大学第一学期只上了四个月的课，2月份就放寒假了。2月28日那天，我一早就到台大去办理第二学期的注册，领到上一学期的成绩单后便回家了，当时在大学区没有任何异样。午后有同学来，告诉我市内街上因为烟摊事闹得很凶。下午，编译馆工人来取父亲的西装，说凡是穿长衫的人走在马路上要挨打，局势很乱。传说台湾本省人打外地人，我们听了惶惑不安。傍晚，又有人来说父亲今晚不回来了。我家女工便给父亲送去大衣。住在附近的李何林先生的夫人和孩子来打听消息，我们留他们在我家过夜，以便有个照应。

次日父亲回家，他说编译馆并没有受到冲击，旁边的中和公司和对面的永安堂却被砸。昨夜困守馆中不敢出来，现局势仍很紧张，千万不要外出。为了安全，我们把百叶窗都关上了，在半明半暗的屋内焦虑地等待消息。每天吃白薯粥充饥。实际我们住宅附近一带很平静，没有发生什么事。这样过了五六天，听说外面较平静了，父亲决定到长官公署去打听消息，但一无所获。我们枯坐在家，所听到的无非是一些不确切的传闻。记得3月8日夜里，听到密集的枪声，或近或远，或高或低，时间甚久，全家惊惶，起坐议论，莫衷一是。到次日听说有军队开到，再过一二日又听说军队来后，杀了不少台籍人。当时我们便很担心，这样暴力镇压，何能了结。3月12日父亲正式上班，过了两天，台大也开学了。

事变之后，台湾长官公署撤销，改为省政府，陈仪调走，由魏道明任省主席。5月16日省政府第一次会议就撤销了编译馆。父亲在5月17日的日记上说得很清楚：“新生报及省政府公报载：编译馆经昨日第一次政务会议议决撤销，事前毫无闻知，可怪。在我个人从此得卸仔肩，是可感谢的，在全馆是一个文化事业机关，骤然撤废，于台湾文化不能不说是损失。”6月25日，父亲的日记这样写道：“来台整整一年矣，筹备馆事，初以房屋狭窄，内地交通阻滞，邀者迟迟始到，工作难以展开。迨今年1月始得各项开始，而即有‘二二八’之难，停顿一月，而5月16日即受省务会议议决裁撤，如此匆遽，莫解其由，使我表见未遑，曷胜悲愤！馆中工作专案移交者近三十件，现款专案移交者百五十余万。知我罪我，一切听之！”

父亲对编译馆是倾注了很大热情的，他真诚希望为台湾人民做些有益的事。他邀请程璟、邹谦、李霁野、杨云萍这样的著名学者担任各组组长，而且还请到了像李何林、谢似颜、戴君仁、林本、章锐初等老教授来共事，由他介绍来台工作的人还有马孝焱、乔大壮、袁圣时等，使台湾的文化教育界实力倍增，编译馆在短短不足一年的时间内工作已卓有成果，有目共睹，父亲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

撤销编译馆，事前既不和馆长打招呼，公布此消息后也不予理睬，把父亲撂在一边。过了些日子，省政府送来一张请父亲担任省政府参事的聘书。父亲对我说，参事一职不仅只是个空名，而且与自己在文教界的资历也不相称，是明显的怠慢。父亲决定不就，把聘书退回去了。

四

据父亲说，锦町的房子原是指定给海洋研究所的，蒙马雪峰先生慨然让用，但不宜长期占住，有了合适的房屋，便应搬出。1946年底，他告诉我们现在青田街有一屋即将空出来，是分给他的，可以去看一看。我去看后实在不满意。房屋也分两栋，中间并不连接，比锦町的小得多，间数也少。如果母亲与我三姐也来，就不敷使用了。院内倒是砌了几方花坛，但光秃秃并无花草，院中也没什么树木，比之此屋斜对面他老友李季谷先生的住所也差得多，显得简陋。唯一好处是离台大较近，我上学方便。父亲坚持搬，到了1947年3月底我们便迁入青田街6号居住。瑛哥则搬到他自己师院的宿舍去了。

在编译馆时，曾给父亲配备一辆小汽车代步。但这车实在太旧了，是真正的老爷车，徒有其表，用几次便要修理。父亲只好弃之不用，仍搭他人车上班。我当时就有一种看法，觉得欺父亲老实，与世无争，配给父亲的东西是最差的，房子如此，汽车也如此。而父亲却安之若素，对这种待遇问题毫不在乎，在家里连一句牢骚话也没有。

父亲卸下编译馆馆长职务后，应台大校长陆志鸿之聘，任文学院国文系主任。父亲在台大的时间很短，仅仅一个学期，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两件事。

陆校长请父亲为校歌作词，请马思聪谱曲。父亲的词分三段各八句。而马思聪谱的曲却把三段连了起来，可能是他觉得八句太短了。父亲看后不太满意，认为马思聪未解他的原意。这歌印出来后，我们学生还学唱了。不久父亲被杀害，我也离开了台湾，此歌大概束之高阁，不予理会了。父亲的词显得古拙，有点难懂，所以曾有同学请父亲作解释。为此父亲写了一篇文章《新年展望和校歌歌词》，对歌词作了说明，登载在台湾大学校刊第7期上。

父亲到台大任教，与我同在一校，但在校内碰到的机会极少，我也不到他的办公室去。记得有一天他很兴奋又有点秘密地告诉我，现在从香港给他邮来了《华商报》，他都放在办公室的书桌抽屉内，我可以去看。我听后也颇高兴，曾去翻阅过一两次。但我没有详细问是何人寄给他的，也没问他与《华商报》是不是有联系。

住在锦町的时候，父亲忙于工作，很少有空闲时间，除星期日曾带我们到北投、草山去洗温泉浴外，还去参观过园艺所。在家的时候如有空，往往是写写字。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书法家，但请他题词留字的事却并不少。我觉得他的字娟秀挺拔，自成一格，很值得保留，所以当他为友人题词时，我也请他抽空为我写点什么。大概是1946年11月份，他录了一首郑成功的诗赠我：“破屋荒畦趁水湾，行人渐少鸟声闲。偶迷沙路曾来处，始踏苔岩常望山。樵户秋深知露冷，僧扉昼静任云关。霜林尤爱新红好，雾入风泉乱壑间。”诗意恬淡，和郑成功著名的爱国诗篇《出师讨满夷自瓜州至金陵》风格迥异，或许这反映了郑成功思想的另一面。

父亲到了台大后，请他题诗留字的事更多了。我又抓时机请他写一扇面。这次父亲录了陆放翁的三首诗，他写得很仔细，只是第三首诗的第四句“菊花天气近新霜”，他漏了“花”字，只好把它补在句尾了。下款是：“民国卅六年八月季女诗慧求书便面，时同客台北，因录吾越放翁诗三首，皆言故乡风物也。许寿裳。”他写好后还建议我请堂兄世璿作画，因此我托人把此扇面带交璿哥。璿哥没有时间作画，而此扇面却幸运地保存下来，成为父亲留给我的一件珍贵纪念品。

父亲录放翁诗不是信手拈来，他热爱故乡，热爱剡曲稽山。我甚至觉得他偏爱故乡的学者文人。他在文章中提到过他曾送一部《越缦堂日记》给鲁迅。我对我国清代文学缺乏知识，开始不知李越缦是什么样人，后来才了解李越缦即李慈铭，也是绍兴人，为清末著名文学家，他的日记尤为著名。蔡元培先生在《鲁迅先生全集序》中谈到吾越人才辈出时有这样一段话：“……历代有著名的文学家美术家，其中如王逸少的书，陆放翁的诗，尤为永久流行的作品。最近时期，为旧文学殿军的，有李越缦先生，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我看到1940年父亲在自己日记中就有仔细阅读李慈铭作品的记载，并做了笔记。在台时父亲潜心研究他的《秋梦乐府》，颇有所得，写出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李慈铭〈秋梦〉乐府本事考》。

我在中学时，数理化的基础打得不扎实。现在学的是农业化学，感到相当吃力，在家的大部分时间不得不钻在自己房内做功课，不闻不问父亲在干什么。父亲也不过问我功课。在日常生活中，他往往是顺便点拨一下，或增进我的知识，或纠正我的错误。譬如他在写字时，如果我在旁边，他便一边写一边叫我注意字的笔顺，不可胡写。在锦町或到园艺所等地参观时，他会考问我那是什么树，属什么科，我才知道他对植物学颇有研究。我选修德语，从字母学起，他居然能纠正我读法，使我非常佩服他的记忆力。他曾请我们吃过一次西餐，吃什么我早忘了，但从入席开始，他仔细教我坐的姿势、刀叉排列、喝汤时匙的用法、切肉时如何下刀等，至今记忆犹新，使我也可以据此指点别人。他对东西很爱护，尤其是书籍，告诉我看书时应该怎样翻页，以避免书角起折损坏，书看到中间不要折页，可以夹一纸条。本来我做事大大咧咧，现经他随时指点，我就不敢马马虎虎了，对日常生活上的事也注意起来。

我们的生活很俭朴，就我记忆所及，既没有添置什么装饰品，也没有做什么新衣服。那时刚经历过很困难的抗战时期，觉得生活已经好多了，我也想不出需要什么。我刚到台北，父亲便乐滋滋地对我说，已替我买了一架缝纫机，可以学着用，我大感意外。原来房主要回国处理家什，父亲认为缝纫机有用，我应该学会，所以就买下来了。我考上台大后，父亲托友人为我选购一块手表。他又认为上学没有自行车太不方便，叫我学骑车，我学会后他为我买了一辆富士车。父亲的关怀使我感动，他设想真是周到。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虽然很短，还不到两年，但却是我一生中最愉快最难忘的两年。同时我又感到非常遗憾，父亲的丰富学识、曲折经历、高尚品德是非常宝贵的财富，我本可以向他请教很多很多，但就是没有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让这段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很快溜走了。

父亲到台湾时已经60多岁了，但他却“白头虽老赤心存”，精神矍铄，笔耕甚勤。他每日清晨4时起床，在他人尚酣睡之时静心写文章。除《亡友鲁迅印象记》外，他还接连写了好几篇宣传鲁迅的文章。这在过去还没有过，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他这样做。他从一个老朋友的视角来写鲁迅，平直朴实，不事修饰，当然也有其局限性。但只要回顾一下当时国内的形势和台湾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便知这些文章非常之显眼，竟然招来了恶毒的谩骂。善良的友人劝父亲注意一点，删掉某些段落。我还记得父亲说这些事时那愤愤然的神色。他着重说，如果修改或删掉某些段落，那就失去了写作的原意，所以不能删改。

撤销编译馆，父亲当然很气愤，但他不以个人得失为重，照常按自己意愿写作。就在这5月份，台湾文化协进会拟裒集出版他所写有关鲁迅的文章，为此他写了自序。6月《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就出版了。《亡友鲁迅印象记》也在同月写竟，在鲁迅诞辰的10月19日出版。书到之时，他马上拿出一本写上“持给玮儿”送我。对他来说，书终于能和读者见面乃最大快事，个人受点气算不了什么。

在他被杀害前不久，他与我在院子里闲聊，当谈及他的著作时，他忽然说：“我有鲁迅、蔡元培先生这样两个知己，一生总算没有白过。”说这话时态度非常庄重，我听了不由得一愣。是啊，有这样两位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伟人为知己是光荣的，也值得自豪！他对这两位知友的敬佩是发自内心的，但我从他那庄严的表情中又深深感到还有一种更高的境界。他要以鲁迅精神来投入战斗。在那时险恶的环境里，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处境，而他并不畏惧退缩，作为鲁迅和蔡元培的知友，他是无愧的。

199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