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和四个“公主”

2018年放暑假前最后一天，通州区管头村一栋村办企业的厂房里，课桌拼起来当成餐席，青红蓝学校八年级的师生们吃了一顿难得的团圆饭，由头是送别要回安徽老家上学的一位姓李的同学。

这位李同学打零工自己有积蓄，掏钱请大家客，校长也出了经费，并亲自下厨掌勺，张罗了这一桌东北风味的大盆菜。李同学还叫了两件啤酒，几个男同学举瓶吹得泡沫横流。几位年过花甲的老师埋头吃菜，他们平时的伙食简单，偶尔抬头举起塑料杯和学生碰一下。校长也喝了两口，并且举杯祝李同学回乡顺利。师生的间隔，在这间厂房改装的逼仄教室里似乎不存在了。

冯亚星也在围坐举筷的学生当中，只是没有端起酒杯，她的两个读低年级的妹妹则和众多学生一样拿泡面当午饭，平时三姐妹一共20元伙食费，泡面之外只能选择煎饼。

餐桌旁要返乡读书的学生不止一位。这顿团圆饭过后，在座的几位老教师也要回乡避暑，下学期是否返校也说不定，学校本身连同它暂时栖身的这座厂房一起，也可能在北京疏解提升的潮流中消失。

对于冯亚星和她的三个妹妹姗姗、子怡、上幼儿园的四妹扬子和最小的弟弟来说，由于一时看不到回乡的可能，还需要在六环外辗转，随着父母流动的摊贩车和朝不保夕的学校漂浮。

北京通州管头村，学校再次搬迁前夕，师生聚餐送学生回乡上学。

不该出生的孩子

三姐妹从管头村回家的路途很远。由于校车太贵，需要先曲折走出管头村，到岗山村南站坐6站公交到顺义后桥车站，再步行穿过整个庄子营村庄，一直到最偏远的地段。早上则是爸爸骑电动三轮车送到公交站。酷暑或者冬天，都会无形加增这条路线的长度，尤其是冬天，用2018年开始上学的四妹扬子的话说，“晚上就起来了”。

家是三间样式古老的瓦房，带一个小院子，也只有在这样偏远的地方，能够找到这样低价出租的民房，容纳一家大小七口人。

除了面积大，屋子没有别的好处，完全和装修之类的事物无缘。正房是日常活动场地，一条从垃圾池捡来的长沙发看不出了颜色，缺了两只脚，用砖头垫着。一堆破旧衣服码在对面，是别人送来穿不得又舍不得扔的，体量有些过于庞大，到了冬天再打开，随意从当中找出些什么能披在身上御寒的东西。大人小孩身上的衣服都是别人给的，没买过大衣服。“这些个孩子要买，得多少钱啊。”爸爸微笑着说。

两间厢房是卧室，和正房一样看不出颜色，除了破衣服和几张床，很难在第一时间说出屋子里还有别的东西。正房里一台破旧的电视、一个二手冰柜和失去了护罩的电风扇，是需要时间才能注意到的，和破布近乎一色。电视和最大的孩子同龄，屏幕的彩色已经消退，靠着自家的小天锅收节目。

显眼的是家里的一群孩子。当大小五个孩子出现在同一条沙发上时，还是让人觉得有些不寻常。

这些孩子是父母多年环绕北京“打游击”的结果。1973年出生的冯修聚和小自己两岁的妻子结婚第二年，就从老家山东鄄城来了北京，从老大冯亚星开始，每一个孩子都出生在北京。除了亚星有老家的户口，其他四个都是计生政策下“不该出生的孩子”。在北京期间，老家计生办的人去了家里七趟，看到实在没有什么可拿走的才作罢。

没钱去正规医院，孩子生在小诊所，找私人接生婆，五个孩子总共花了不到一万块。有的村不让在村里生，或者赶上北京城区扩张村庄拆迁，只好生一个孩子搬一次家。

在姗姗妈妈的回忆中，搬家的过程是：最早住在吴家营，生完老三子怡后被村里赶，搬到杨家营；杨家营被拆迁后，家里搬回吴家营，吴家营又被拆迁；搬到后桥，住了一个月，房东嫌孩子多让搬家，又搬到米各庄；在米各庄怀了老四，村里不让生，又搬到庄子营，是另一个房东，在那里又生了老五；两年前的腊月里，下着大雪，房东让一家人搬去偏房，原因是合住正房的租户上夜班，白天回来休息嫌孩子吵闹；父母不想租了，这才搬到了现在的屋子，一直在北京六环外辗转。

这些搬家的次数里，姗姗只记得米各庄，“喜欢那里，那里有草原”，实际上是村外的养殖农场，房子盖在农场里。眼下农场也被拆迁了。

因为生了五个孩子，妈妈在老乡中得到了“五子妈”的绰号。妈妈知道还有一个“二号五子妈”，都是前面四个是丫头，非要生一个儿子出来。爸爸说孩子太多，年龄又密集，生日得一个个想，“从没给他们过生日”，买蛋糕太贵，一个要一百多。事先糊里糊涂说要给过，到了又忘了，“孩子自己也不提”。

姗姗说，这学期学校搬到新址，门外有小蛋糕店，自己过生日时去买一个，当作自己庆祝了。

说起生了五个孩子，爸爸也有点后悔，“想起来后怕”。但最后来到的这个男孩子，显然还是补偿了从前的辛苦，不然老五的名字不会叫“王子”。2017年下半年“王子”三岁半，他的四个姐姐分别是十四、十二、十岁、六岁，“王子”和老四上幼儿园，老三上五年级，两个最大的姐姐在初中。在爸爸口中，四个女儿也经常被喊作“公主”。

孩子们就读的民办学校和幼儿园也像自家一样四处被撵，2017年11月大兴火灾前夕，老四和老五的幼儿园从半壁店被撵到庄子营，又彻底被封闭，一时待在家里无处可去。三个大孩子读书的青红蓝学校则数次搬迁，在管头村一家关闭的幼儿园里临时落脚。

生完“王子”之后，目标达成，爸爸终于回了趟山东老家，给四个小的孩子一块上了户口，托了人，办了亲子鉴定，四个孩子花了九千多块钱。但在生身之地的北京，他们仍旧只是无根的蒲公英，没有进过六环，没有去过天安门。

好在，有父母在，一切就都还好。中间爸爸考虑过把老大亚星送回老家，妈妈没有同意。“要走都走，要不走都不走。养不起就别生。”多年下来，一家人始终在一起。

五姐弟的日常

除了破烂衣服，屋子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富足的，好在是不缺热闹。一条长沙发和三间屋子里，可以演出无穷的剧目。

王子通常是在沙发一头堆叠的被子上，夏日他的肌肤滚热，如同一团火，专爱往人身上蹭凉，在他和姐姐们之间，总在演出打打闹闹的戏剧，“都是互相打两下，没有打得乱套的时候”。王子喜欢睡觉，他嫌姐姐们放学回来吵醒了他的梦境，起身追着姐姐们打闹，发现她们生气了，他也就收敛一下。王子也抱怨，姐姐们“就惹我生气，有时候偷偷打我”，他去打回来的时候，“你跑得可快呢”，有时也是为了防止他抠过脚丫的手指摸到脸上来。亚星说，弟弟长得好看，有时忍不住去摸两下。

三个大孩子和两个小的之间，随年龄大体区分为两个层级，大的层级内部，姗姗和子怡常打嘴仗，为了一副卷筒纸或者一双脚背带大瓣花朵的新拖鞋都会争起来，第一天争，第二天也就忘了。这也是家里少数可以争的新东西，因为大多数总是邻居送的旧物。

争执过后，两人又会一起玩从大姐朋友处借来的“大富翁”，姗姗看同学玩了一道就会，脑筋略微笨拙的大姐亚星只是在一边观局。跳棋、五子棋和军棋，也是姐妹们的益智游戏，此外是趁爸爸在家干活，偷偷玩一下他的手机。连王子也知道，爸爸的手机上没有游戏，只能玩的时候下载，爸爸发现就删了。家里也没有Wi-Fi，只能出去蹭巷口小超市的流量。妈妈自从一年多前手机丢失，就没有再办过。姐妹们坐着聊天还说到学校有同学玩手机，打“王者荣耀”走火入魔，上课下课连同吃饭都在玩，有人充了一千多块的费，这在自家是不可想象的。

北京顺义庄子营，破沙发上的王子。

作为老大，亚星有分配干活和零食的权力，觉得自己“最厉害”，但镇不住老三子怡。因子怡性子暴，喜欢大哭，譬如洗头把瓶子撂了一地，亚星打她，她就大叫。姗姗没有子怡那么犟嘴，零食不够分时也会和大姐一起舍弃份额，但会耍滑，话少。亚星觉得四妹扬子性情最好，扬子长相温柔甜美，剪着一副带密密头帘的盖瓦头，头帘是亚星给弄的，亚星自己的头发以往是妈妈拾掇，六年级那年剪得太短，把亚星弄哭了，好容易才长起来，以后就不让妈妈上手了。

几个姐姐知道，小弟“王子”最受宠，好东西总要先留给他吃。但好在家里可以偏心分配的东西并不多，爸爸脾气又好，虽然爱喝点酒，但从来不打人，妈妈相对厉害一点，也就是唠叨一下，只有以前轻微动过两次手。弟弟自己并不喜欢“王子”的称呼，他郑重地告诉外人，他叫“冯王子”，和姐姐们的名字一样带着姓。

睡觉的时候，五姐弟大致分成三拨，父母和老四、老五住一间，摆两个床；三个大的一间，亚星和姗姗一个大床，子怡睡靠窗的小床。搬过来第三年，姗姗不肯总是和大姐一床，有时去和爸爸、小弟挤一床，有时和四妹睡，子怡则和亚星挤。大床头有一台风扇，但已经坏掉一年，另外安了一把吊扇，夏天会把靠窗的小床也挪到吊扇下吹风。客厅里的电扇白天公用，晚上会搬到爸妈卧房里。

屋子里用不起电烧的暖气，以前烧个煤炉，到了晚上怕中毒就提出去，现在通州成了北京副中心，这里不让烧煤了，假期在家白天多晒点太阳，跺跺脚，入夜早早上床裹着被子，村里电费高，有个电热毯也不敢多开。亚星和扬子的耳朵和手背都长冻疮，但“人多，不觉得冷”。2018年入冬有几个极寒天气，爸妈的卧房终于添置了一床电热毯。妈妈和老四扬子的脸上，都冻出了轻微的水疱。

虽然没有变形金刚和洋娃娃，但五姐弟们并不缺玩具，多数出于自我创造。夏天三姐妹的卧房桌子上摆着一只大土豆，生了很深的芽子，作为摆设。头年秋天我去的时候，平房窗台上摆了一溜凤仙花盆栽，是妈妈买回来的，年纪较大的三姐妹每人都领养了一盆，负责培育，亚星名下有两盆在室内，姗姗和子怡的则搬出来，姗姗说“放屋里不开花，在外面磨炼一下”，子怡的花长得比姗姗更好一点，开了花可以染指甲。

来年夏天再去，指甲花不见了，说是冬天冻死了，但窗台上又添了爸爸从朋友家拿来的鸡冠花，朋友是为公司办展拉花的。

三姐妹卧房的床头添了两串千纸鹤，是亚星过年时叠的。父母卧房墙壁的玻璃上贴着“新年愉快”的四个花字，是姗姗过年时画的。这年冬天再去，三姐妹卧房的墙上又添了很多剪纸图案，有裙子、篮子、皇冠和花朵，出自女孩们的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