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自选集小序

录入这本集子里的文字，选自个人历年来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发表过的论文和书稿，按古文论、唐诗学和文学史学的不同类别列为三辑。因受篇幅的限制，我没有打算从多方面来展示自己的“业绩”，而是尝试在每一辑里突出一个主题，如古文论研讨中的现代观照与阐释问题、唐诗演进中的意象艺术流变问题以及文学史的宏观研究和文学史学建构问题。它们作为我从事研究工作时经常关注的重心，自应在这本自选集里占据特殊的位置。而说到底，这三方面的问题又都围绕着一个大题目，即如何把握学术传统推陈出新的关系，或者说，怎样通过开发、激活历史资源以创建民族新文化与新学术理念的问题，这也便是我个人毕生在学术活动中进行思想探索的归结点所在了。

众所周知，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缺乏创新意识，停留于陈陈相因，就不会有学术的进步。但创新不能没有凭借，新的学术理念要从既有的成果中提炼出来，传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自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传统愈是厚实，可供选择与利用的资源愈加丰富，创新的空间便愈有拓开的余地，这也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吊诡的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恰恰选择了反向的行程。我们本有三千年以上（从《诗经》算起）的古文明积淀，加以晚清以后一百多年间大力引进的外来思想文化和自身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的创获，总合起来构成一笔巨大的财富，用于开发、创新该当是绰绰有余的。可是我们所采取的策略，却是先以西方文明冲击民族固有的传统，再用苏联“先进文化”打压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而后又在“反修防修”的名义下抵制苏俄文化，更通过“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将自身百年行程中积累的新文学（包括革命文学）的传统也一笔勾销掉，于是只剩下“两结合”“三突出”几句空洞的口号以供树立“样板”，实质上是将文学创新活动关进了逼仄难行的死胡同里，其失败是不难预期的。幸好在上世纪末尾的二十年间，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浪潮，不仅世界各国的新思潮得以大量接触，自身固有的民族传统也得到重视和发扬，研习传统的风气彬彬大盛，学术昌明便有了指望。

不过话说回来，重视传统并不等于万事皆备。创新固不离乎承传，而承传的最终取向仍在于创新。如果只是将传统尊奉起来，收拾辑补，清理打扫，加意守望而不使坠失，虽有意义，却还是达不到推陈出新的要求。当然，各种辑补清理的工作都是必要的，它能帮助我们更正确也更全面地把握传统，因亦成为开发和利用好传统资源的前提。但“清点”的目的毕竟在于“盘活”，只有“盘活”了既有的资产，才有可能源源不绝地孳生出新的财富，即新的学术理念与方法、新的研究课题与内容乃至新的学科生长点与部门结构，一句话，也便是我所着意追求的学术创新了。中华民族要在新的世纪里建立起能体现时代精神而又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新文化新学术，脱离开发与活用自己的传统资源，使之与当代社会及外来文明相结合的道路，是万万行不通的。

然则，究当如何来开发和利用好传统资源呢？以个人的体会而言，这几条原则或许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其一是研究者本人须立足于当代，也就是说，他要以当代人的眼光来打量传统，从发展当代学术的需求来采择传统中与之相切合的成分，在精心提炼的基础之上使之凸显出来，便于进入当代学术构建的视野。这样做，恰是为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打开了门户，而这一对话与交流的态势，必将导致传统中孕育着的现代因子脱颖而出，传统向现代的推移转化始有了可能。我自己在古文论研讨中重视其现代阐释问题，在唐诗学建设上落脚于诗歌意象艺术的解析，乃至文学史考察中倡扬宏观意识和文学史学的建构，实在都涵有一份当代人的情怀，是尝试以当代人的身份来拥抱历史。这些尝试自是不成熟的，做的时候还要严防坠入庸俗实用化的陷阱，但我坚执地相信，回顾历史正是为了面向现实（包括开启未来），所以当代的立足点是万万不能丢失的。

其次，从当代意识出发来把握传统，要致力于激活传统，让其中尚或蕴有生命力的成分充分显露并活跃起来，于是历史与现实相联系与相转化的渠道得以敞通，传统有可能进入当代，在古今中外互补互动的作用下生发出新的意义来，这也就是传统的推陈出新了。对这个问题的理论阐说，在列入本书开篇的《“变则通，通则久”——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文中有简要提挈，而紧接下来探讨中国诗学精神的综论和有关“诗言志”、唐人“诗境”说以及《人间词话》“出入”说等个案解剖中，也都贯彻了同样的思路，成败得失如何，切望得到同行专家和关心这类问题的广大人士的批评指正。其实“现代转换”亦非古文论研究领域特有的课题，放大开来看，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学术、文艺的古老传统，在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后，都面临着为适应现代社会建设的需要而实现自身“创造性转化”的任务，“激活”乃是通向这一目标的必要途径，因亦构成传统推陈出新的不二法门，其具体经验则还有待实践过程中的多样化创造。

末了，还可以设想一下传统被“激活”后如何融入当代，以形成现代学术与精神文明的有机组成的前景。这个问题似已轶出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实仍属其“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一旦超越具体事象的考索，上升到义理层面的概括时，便不可避免地要关涉到某种理论观念与理论范式的运用，而若这观念与范式的性能已经由传统转成现代，则处理的对象虽不离乎传统，其研究的性质当已归属于现代，其于现代人思维的开发更有了直接的关联。我在《从古代文论到中国文论》的短文中初步接触到这个话题，而实际上，传统融入当代的现象时时处处都有发生。即以我们对青年学子乃至社会公众所进行的古典文化宣讲而言，其意义绝不限于传授一点过去的知识，更常着眼于人文关怀、审美心灵、道德素养、历史视野乃至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培养，最终要落实到现代人格的建构上来，这不就是传统“创造性转化”的活生生的事例吗？研究工作与一般社会宣讲自有区别，但只要研究者能更自觉地承担起面向现实以开创未来的使命，尽心致力于推陈出新，让传统在当代语境下重新焕发青春，是完全可预期的。

先贤有云：“六经责我开生面”（见王夫之《自题画像》联），意谓学习经典不能拘于陈说，而要不断予以新的理解和阐释，这也正是我们对待文学传统以至整个中国学术文化传统所应抱有的态度。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从当代立足点上来观照和反思传统，让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交流能有效地开展起来，则传统的推陈出新自能顺畅地运行下去，民族文化的振兴将不难实现，我们企盼着它早日到来！

小书问世，得傅璇琮、黄霖诸先生热心筹划，复旦大学出版社全力支持，责编杜怡顺先生精心把关，谨一并申以谢忱。

陈伯海

2015年2月题于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