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总结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十年工作的回顾

傅修延
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2004年12月9日，全国首届叙事学学术研讨会在漳州师范学院（现闽南师范大学）举行，组建叙事学研究专业学会的筹备工作由此起步；2005年11月10日，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以下简称“学会”）在华中师范大学正式成立，对于我们叙事学研究的学界同人来说，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学会成立至今已逾十年，受会长委托，我从叙事学会议的举办情况、发表论文与出版论著（包括译著）的质量与数量、叙事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和反响等三方面，对学会十年工作及十年间中国叙事学发展历程做一简要回顾，最后再谈点自己的思考。

一、会议

在本次会议之前，学会已成功举办六次大会。为了给中西叙事学者的对话与交流搭建平台，从第三届在南昌举办的会议开始，学会开始邀请国外叙事学专家参加，会长申丹为此付出许多努力。我参加了学会举办的每一届大会，每次我都有不少收获，对此我深感荣幸。实际上，除大会之外，这段时间我们还举办了一些地区性的叙事学会议，这些会议在规模上虽相对较小，但也取得了不错的反响，本文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列出。

表1　学会历届会议一览表

表2　会议与报道

表3　历届会议外国学者参会名单

列出上述外国学者名单，是为了证明学会举办的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外许多著名的叙事学家，如詹姆斯·费伦、杰拉德·普林斯、彼得·J·拉比诺维茨、苏珊·S·兰瑟、布赖恩·麦克黑尔和玛丽－劳勒·莱恩等都曾不远万里来中国参会，这说明学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但从历届会议的发言及会上会下的交流来看，中西方学者的对话还不够充分。随着中国学者英语听说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西学者的交流将会在质量上有较大提升。

从历届会议的规模来看，与会人数大多维持在200人左右。限于篇幅，本文不便一一提及与会学者的姓名。参会人员多，一方面说明会议的规模大、声势高；另一方面，随着学成归来的学者及有国际交往经验者在与会人员中所占比重的逐年提升，与会中国学者的外语能力及叙事学修养都有显著提高，这也说明我们后劲雄厚。由此可见，学会未来的前景必将更加美好。

二、出版发表

本文辑录的主要是学会会员的成果出版与发表情况。因为种种原因，列表中不可能囊括所有成员的鸿文，沧海遗珠，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与会者及未能到会的同人海涵。

表4　2005—2015叙事学领域著作一览表（以出版年份为序）

表5　2005—2015叙事学领域译著一览表（以出版年份为序）

表6　专业丛刊信息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将检索条件设定为发表日期从2005年1月1日至2015年10月16日及篇名中包含“叙事”一词，共检索到学术论文29 347篇，年均量为2 934.7篇；为了更全面地掌握整体发文境况，我们再将检索条件设定为发表日期从2005年1月1日到2015年10月16日和篇名中包含“叙述”一词，在CNKI数据库中共检索到学术论文5 571篇，年均量为557.1篇。

从以上结果可知，近十年来，国内每年公开发表的叙事学论文数量相当庞大，这还不包括在国外相关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从国外发文情况来看，学会的中青年学者尤为勤奋，有的学者一年有10多篇外文论文见刊。此外，与叙事学相关的硕士与博士学位论文每年成批涌现。虽然数量不代表质量，但这至少说明了中国叙事学研究领域的同人一直在努力，以及我们这个学科本身所具有的魅力。

顺便说说，中国作家莫言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会上所做的题为《讲故事的人》演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人对叙事艺术的重视。令人遗憾的是，在电影这个影响最大、传播也最广的讲故事领域，我们的编剧导演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讲好故事为电影的立身之本，有些导演完全无视观众对故事的期待，其主要精力只用于光影和声音的处理，这显然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敏锐地觉察到了中国当代电影的这一不足，曾经委婉地提出了劝诫，但他的劝诫未能产生应有的效果。

三、成绩与反响

1. 对西方叙事学以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形式主义文论诸流派开始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其中与叙事学关系密切的结构主义文论对中国学者触动尤深，西方叙事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我们的视野。嗣后，西方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型轨迹又吸引了人们的眼球。目前这种关注主要聚焦于西方叙事学的一些最新动态，如认知叙事学、修辞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等后经典叙事学流派在国内都有介绍与述评，一些相关概念如隐含的作者、不可靠叙述等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对经典叙事学的重新评价也被提上研究台面。本学会会长申丹近十年发表的相关英文论文代表了这种趋势：

（1）“Implied Author，Authorial Audience，and Context：Form and History in Neo-Aristotelian Rhetorical Theory.” Narrative Vol.21，No.2（2013）：140－158.

（2）“Covert Progression Behind Plot Development：Katherine Mansfield's ‘The Fly’.” Poetics Today Vol.34，No.1－2（2013）：147－175.

（3）“Stylistics in China in the New Century.”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21，No.1（2012，创刊20周年纪念刊）：93－105.

（4）“Language Peculiarities and Challenges to Universal Narrative Poetics.” In Analyzing World Fiction New Horizons in Narrative Theory，edited by Frederick Luis Aldama.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11：17－32.

（5）“Neo-Aristotelian Rhetorical Narrative Study：Need for Integrating Style，Context and Intertext.” Style Vol.45，No.4（2011）：576－597.

（6）“What is the Implied Author？” Style Vol.45，No.1（2011）：80－98.

（7）“Unreliability.” Living Handbook of Narratology，edited by Peter Huhn et.al. Hamburg：Hamburg University Press，2010.

（8）“Implied Author，Overall Consideration，and Subtext of ‘Desiree's Baby’.” Poetics Today Vo.31，No.2（2010）：285－311.

（9）“The Stylistics of Narrative Fiction.” In Language and Style，edited by Dan McIntyre and Beatrix Busse. Hampshir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ian，2010：225－249.

（10）“‘Overall-Extended Close Reading’ and Subtexts of Short Stories.” English Studies A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91，No.2（2010）：150－169.

（11）“Non-ironic Turning Ironic Contextually：Multiple Context-Determined Irony in ‘The Story of an Hour’.” JLS 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 Vol.38，No.2（2009）：115－130.

（12）“Edgar Allan Poe's Aesthetic Theory，The Insanity Debate，and Ethically-Oriented Dynamics of ‘The Tell-Tale Heart.’”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Vo.63，No.3（2008）：321－345.

（13）“Review：Text World Theory：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 Vol.37，No.1（2008）：91－95.

（14）Dan Shen and Dejin Xu，“Intratextuality，Intertextuality，and Extratextuality：Unreliability in Autobiography versus Fiction.” Poetics Today Vo.28，No.1（2007）：43－87.

（15）“Internal Contrast and Double Decoding：Transitivity in Hughes's ‘On the Road.’” JLS：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 Vol.36，No.1（2007）：53－70.

（16）“Booth's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and China's Critical Context” Narrative Vol.15，No.2（2007）：167－186.

（17）“Subverting Surface and Doubling Irony：Subtexts of Mansfield's ‘Revelations’ and Others.” English Studies A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87，No.2（2006）：191－209.

（18）Dan Shen and Xiaoyi Zhou，“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 China：Reception，Influence and Resistance.” Comparative Critical Studies Vol.3，No.1－2（2006）：139－155.

（19）“How Stylisticians Draw on Narratology：Approaches，Advantages，and Disadvantages.” Style Vol.39，No.4（2005）：381－395.

（20）“Story-Discourse Distinctio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Ed. David Herman et.al. 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5：566－567.

（21）“Why Contextual and Formal Narratologies Need Each Other.” JNT：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 Vol.35，No.2（2005）：141－171.

（22）“What Narratology and Stylistics Can Do for Each Other.” In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edited by James Phelan and Peter J. Rabinowitz. Oxford：Blackwell，2005：136－149.

（23）“Broadening the Horizon：On J. Hillis Miller's Ananarratology” Provocations to Reading，edited by Barbara Cohen and Dragan Kujundzic. 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5：14－29.

（24）Yinglin Ji and Shen Dan “Transitivity，Indirection，and Redemption in Sheila Watson's The Double Hook”，Style Vol.39，No.3（2005）：348－362.

申丹的成果说明，中国学者开始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加入对叙事学前沿问题的国际讨论之中。除了申丹之外，在中国学者进入西方主流学术话语圈的过程中，乔国强、尚必武、唐伟胜等中青年学者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西方著名学者米勒、费伦等对他们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评价甚高，2015年，国际著名出版及资讯集团公司爱思唯尔（Elsevier）发布了2014年中国学者被引用高频率榜单，艺术和人文类仅有四位学者上榜，申丹之名赫然在列。有人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我国文学教授千千万，为什么国际学术界引用最多的是申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全国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中，像申丹这样能与西方主流学界频繁交往的并不太多，而能与西方顶尖学者平等对话的更属凤毛麟角。

2. 对中国叙事学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除了关注西方叙事学界的前沿动态之外，国内学者还有不少人正致力于发掘中国叙事传统、构建中国叙事学、梳理中国叙事思想、探索中国诗歌的叙事性以及从叙事学角度研究中国经典叙事作品等，这些方面已奉献出一批丰硕成果。值得注意的是，董乃斌主持的“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获批为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赵炎秋、张世君等在中国叙事思想、《红楼梦》叙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引发了较大反响；同时，许多过去主要研究西方叙事学的学者，如谭君强、乔国强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关注中国叙事学的相关问题。有的学者（如王瑛）甚至开始对叙事学的本土化作系统梳理，这种学术史性质的工作标志着国内的叙事学研究本身也已成了研究的对象。我本人则从80年代末以来一直在探讨与中国叙事传统相关的问题，可谓念兹在兹，从未停止过思考。

上述成果的取得，反映的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变与进步。老一辈学者如胡适、陈寅恪等人对中国叙事传统有点不以为然，如胡适曾说：“《儒林外史》虽开一种新体，但仍是没有结构的；从山东汶上县说到南京，从夏总甲说到丁言志；说到杜慎卿，已忘了娄公子；说到凤四老爹，已忘了张铁臂了。后来这一派的小说，也没有一部有结构布置的。所以这一千年的小说里，差不多都是没有布局的。内中比较出色的，如《金瓶梅》，如《红楼梦》，虽然拿一家的历史做布局，不致十分散漫。但结构仍旧是很松的；今年偷一个潘五儿，明年偷一个王六儿；这里开一个菊花诗社，那里开一个秋海棠诗社；今回老太太做生日，下回薛姑娘做生日，……翻来覆去，实在有点讨厌。”陈寅恪在比较中西小说的异同时，对中国古典小说流露出鄙夷之色，他说，“至于吾国之小说，则其结构远不如西洋小说之精密。在欧洲小说未经翻译为中文以前，凡吾国著名之小说，如水浒传、石头记与儒林外史等书，其结构皆甚可议。”产生这种评价的原因，在于他们以西方小说的标准，特别是以亚里士多德的有机结构观来评判中国传统小说，才得出上述结论。现在时易境迁，学界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叙事传统。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没有走向全面复兴的时代大潮，就没有历史创伤的痊愈和文化自信的恢复，也不会有今天中国叙事学的登堂入室。

3. 对叙事学基本理论的重大开拓与突破

国内这方面的成果目前还不多见，除申丹、胡亚敏、谭君强等人的理论开拓外，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一书特别值得一提，他在该书中所提出的广义叙述体系点具有理论原创的意义。赵著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涵盖多学科多领域的广义叙事学理论，将许多看似不相关的符号传播纳入叙事学研究的领域之内。尽管学界对《广义叙述学》一书有不同声音，但这种富有原创性的理论，在当下中国是一种极度稀缺的物质。它不是一个点上的发明，而是提出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不仅覆盖范围相当广阔，在逻辑上也做到了基本自洽。我大胆地评说一句，如果每个学术领域都能涌现出如此富有创新性的理论著作，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或许就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纵览学界已有的成果，我们会注意到有些研究只是用拿来主义的方法“接着讲”“学着讲”或“变着讲”，或者充其量是“对着讲”，真正跳出西方窠臼的创新思想并不多见。赵毅衡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基于他多年全方位的学术积累：一是他对文学理论领域中的重大问题有深入思考，长期在形式论、符号学与叙事学领域辛勤耕耘；二是他于西学浸润甚深，在英美求学与执教的经历使他非常熟悉西方话语与学术规范；三是他有扎实厚重的中国文学功底，不像一些专治西学者那样对本土文学存在隔阂；四是他有相对丰富的创作体验，在诗歌和小说创作方面都曾试过身手，因此他的研究不会像那些不会武功的武侠小说作者那样给人隔靴搔痒的感觉；五是他涉猎的领域相当广泛，因为有符号学研究的学术基础，他对广告、游戏、新闻、书法、电影、歌词创作和新传媒等领域的动态了然在胸。

值得一提的是，龙迪勇的《空间叙事学》也展现了这方面的胆识与创新。

4. 跨学科趋势与“叙事帝国主义”

受全球学术气候影响，一股势头强劲的叙事学热潮如今正席卷中国。翻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报纸杂志与书目辑揽，以叙事为标题或关键词的著述俯拾皆是；高等学校每年成批生产与叙事学有关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其数量近年来呈节节攀升之势。除了使用频率大幅提高之外，叙事一词的所指泛化也已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在一些人笔下它已与“创作”“历史”甚至“文化”同义。不管对这一现象评价如何，叙事学在我们这里受到高度关注已是不争之事实。近十年来的叙事研究还呈现出跨学科趋势，不同学科的联谊促使中国叙事学研究领域开始出现新的分支，如谭君强的审美文化叙事学和诗歌叙事学、胡亚敏的意识形态叙事理论、赵宪章的图像叙事研究、龙迪勇的空间叙事研究、张世君的感官叙事与红楼梦研究、刘俐俐的人类学视野下的叙事研究、赵炎秋的中国叙事思想研究、张开焱的神话叙事学研究以及电影叙事、符号叙事、广告叙事学和听觉叙事等。这似乎印证了罗兰·巴特的观点，“叙事遍存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詹姆斯·费伦将叙事的扩张称为“叙事帝国主义”，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说明叙事学开辟出了新的领域，呈现旺盛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我们对此仍需保持警惕之心，力求避免大而无当，如果有一天叙事学研究的“越界”演变成“越位”，最终我们将得不偿失。

5. 讨论与争鸣

近十年来，学界对“叙述”还是“叙事”、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与叙事传统、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曾发生过或大或小的争鸣。韦恩·布斯等西方学者在提出隐含作者、不可靠叙述、潜隐结构等概念时，并没有给出清晰明确的定义，因此自提出之初便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几乎每年都有学者卷入其中，相关研究成果几近恒河沙数。还须指出，近年来对上述问题和概念的探讨已超出叙事学领域，甚至涉及身份、主体性等一系列复杂的命题。

6. 响应与推动

学会会员的叙事学研究与译介成果，在全国范围内不断产生较大反响，每年都有新的学者加入我们的队伍，在叙事学领域内寻找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其他领域的学者对叙事学的了解也日益加深，学界对叙事学的评价逐年提升。如果说过去人们对叙事学还存在一些误解，还有人提出过“有叙事学是否有抒情学”之类的疑问，那么时至今日这类误解和疑问已经消释殆尽。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这两个一级学科，还有传播学等相近学科，每年都在培养与叙事学相关的研究生，这种新鲜血液的补充使我们的队伍逐年壮大。最近还有一个动向是一些高校的叙事学团队开始互动，如南开大学刘俐俐的叙事学团队与江西的叙事学团队就开展了相互走访与共同研讨。江西叙事学团队长期坚持对叙事学理论著作的系统学习，不时举办讲座、论坛和研讨，团队成员感到受益甚多。

四、几点思考

1. 从倾听到发声

前面提到学会举办过几次叙事学国际会议，这样的会议本应成为中国东道主展示自家之长的绝好机会。然而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更由于我们对自己的传统研究不够和认识不深（从根源上说是信心不足），大多数中国学者在会上扮演的还是聆听者的角色。中国叙事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倾听但也要交流，要引进更要创新，不能总处在“失语”阶段。即便是对叙事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也要走出对他人亦步亦趋的摹仿与学习阶段。需要特别声明，我这里并不是主张中国的叙事研究一定得是中国叙事学。恰恰相反，本人一贯认为，叙事学不应是独属于西方的学问，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的理论成果应当为全人类共享，中国学者完全可以参加到对其发扬光大的行列中来。但是也要看到，像许多兴起于西方的学科一样，西方叙事学家创立的叙事学主要植根于西方的叙事实践，他们引以为据的具体材料很少越出西欧与北美的范围。这种情况当然可以理解，但若长此以往，叙事学就会真的成为缺乏普适性的西方叙事学，无法做到“置之四海而皆准”。所以中国学者在探索普遍的叙事规律时，不能像西方学者那样只盯着西方的叙事作品，而应同时“兼顾”或者说更着重于自己身边的本土资源。这种融会中西的理论归纳与后经典叙事学兼容并蓄的精神一脉相承，有利于西方诞生的叙事学接上东方的“地气”，成长为更具广泛基础、更有“世界文学”意味的学科。

2. 从借鉴到创新

中国的叙事学或叙事研究不等于中国叙事学。就其荦荦大端而言，迄今为止国内叙事学研究仍未完全摆脱对西方叙事学的学习和模仿。先行者大多由翻译和介绍起步，其初试啼声之作或难脱出西方窠臼，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目前除少数能与西方同行作平等对话的大家外，一些人满足于继续运用别人的观点与方法，等而下之者更是连人家的研究对象也一并拿来——此类用西方叙事理论来研究西方叙事作品的例子多如过江之鲫，人们有理由质疑这种重复性“研究”的学术价值，因为这明显构成对人家研究的模仿与重复。需要注意的是，在我们统计的论文中，有不少停留在这种近乎抄袭的层次。这是值得警惕的一种不良倾向。

3. 发扬自身优势

近代以来“西风压倒东风”局面产生的一大文化落差，是谢天振称之为“语言差”的现象：操汉语的国人在掌握西语并理解相关文化方面，比母语为西语的人掌握汉语和理解中国文化要来得容易，这种“语言差”使得中国拥有一大批精通西语并理解相关文化的专家学者，而在西方则没有同样多的精通汉语并能理解博大精深中国文化的同行。与“语言差”一道产生的还有谢天振所说的“时间差”：国人全面深入地认识西方、了解西方已有一百多年历史，而西方人开始迫切地想要了解中国，也就是最近这短短的二十来年的时间。“语言差”与“时间差”使得“彼知我”远远不如“我知彼”，诚然，在中华国力急剧腾升的当下，大多数西方学者现在并不是不想了解中国，而是他们尚不具备跨越语言鸿沟的能力。可以设想，如果韦勒克、热奈特等西方学者也能够轻松阅读和理解中国的叙事作品，相信其旁征博引之中一定会有许多东方材料。相形之下，如今风华正茂的中国学者大多受过系统的西语训练，许多人还有长期在欧美学习与工作的经历，这就使得我们这边的学术研究具有一种左右逢源的比较优势。

（相关资料数据由萧惠荣、周志高、刘碧珍、桑迪欢、易丽君、刘勇、陈茜、曾斌、涂年根等青年才俊提供，笔者对此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