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人科幻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 - 绪论

绪论

人造人的愿望由来已久，文学作品中也不乏对其的描写。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科学怪人、《浮士德》玻璃器皿中的人造人，以及阿西莫夫的机器人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人类对自身改造与创造的愿望。随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等科技革命的兴起，人类逐渐使用更为发达的技术对自身进行完善，或弥补一些缺憾，或增强身体机能。但是，并不是每一次的科技浪潮都能被人类广泛接受，总有一些技术会受到传统的质疑和挑战。比如试管婴儿、器官移植等技术诞生之际，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这些有悖于传统的“科学选择”的结果，它们往往上升到伦理问题。但随着时代发展，这些技术逐渐走到向善的、为人类造福的道路上，符合人类普遍的伦理和道德规范，因而也逐渐被接受。目前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科技发展已经改变了“人”的传统定义，人类从自然选择的人发展为有科技介入的非纯粹的生物人，比如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人、依靠义肢的人、器官移植的人、试管婴儿、代孕生产的婴儿、利用精子库诞生的婴儿、变性人、整容的人，等等。

然而，克隆人这个科技产物却与其他新型生命体有着本质的不同，克隆人是完全依靠单细胞繁殖技术创造而出的人，他既作为客体被科技创造出来，又最接近人类特质，可以做出自由选择。克隆人与机器人等其他缺乏人类大脑的产物不同，他本身兼具科学和伦理的属性，体现着自身的独特性。这种模棱两可的身份不由得引发了人类的深层焦虑，正如费丽拉所言：“新技术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文化、社会、伦理意义上的危机。在生物技术发达的当代，这个高潮般的转折点可看作‘后人类’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基因改造领域中涉及的克隆术。”目前，“后人类”作为学术前沿理论已被广泛运用于后现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中，这一术语聚焦于科技对人类本体及主体性的影响和改变，重点研究新型的人类社会。人类主体性的改变将打破主客体的二元对立，颠覆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论，抹去“性”与“死亡”等生物特质。

克隆人由于其独特的科学伦理双重属性，会使科学、伦理、社会与人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这也使克隆术的伦理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克隆人”或“基因复制”开始成为大众文化中炙手可热的题材。我们在不少影片中可以看到“基因”这一物质作为母题，比如《逃出克隆岛》（2005）、《异形》系列、《星球大战：克隆战争》（2008）以及迷你电视剧《黑镜》等，而国内外以《克隆人》（Clones）或《复制人》（Replicant/Duplicates）为片名的电影至少有10部。

生物基因、计算机、互联网、纳米等技术革命与发展，使克隆人科幻小说成为西方科幻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克隆人科幻小说就是以“基因复制”的新型生命体为题材的科幻作品。克隆叙事在科幻的外壳之下反映了当代科技异化和人的物化，聚焦于科技对人类伦理的潜在威慑力，包括身份定位、家庭人伦、人际观念、道德意识、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等方面。同时，克隆叙事也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某种变形，折射出反技术控制、反大规模复制、反大众文化色彩等，喻指当代的理性异化，在某些乌托邦的叙事中对资本主义或世界格局进行政治隐射。因此，克隆人科幻小说既是预言式的，又是寓言式的。

尽管克隆人科幻小说的情节、环境、人物都带有“非自然叙事”的色彩，正如扬·阿尔贝（Jan Alber）所言“科幻小说都呈现出非自然叙事特征”，科幻小说在“不可能的世界”（impossible worlds）中构建非自然的情境；但是，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克隆羊多莉的诞生，以及2018年基因编辑双胞胎的出生，基因故事已经走进大众真实的生活，我们不能不思考科技幻想与现实意义的关联。克隆人科幻小说主要从科技与伦理的双重维度进行现实主义问题的思考：首先，克隆叙事围绕克隆人身份的不确定性，延续了“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千古之问，带来了新型伦理问题与伦理危机。其次，克隆叙事在时间上提供了基于科学认知的陌生化世界，从克隆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中观照科技应用的伦理维度。再次，克隆人在情感、心理和伦理等方面与人类存在共性与差异，尤其是克隆人的异化与后现代语境下的人类状态形成类比，使人类以镜像、他者来反观自身、反思人性。最后，克隆人、机器人、仿生人、人工智能等深刻影响人类本体论的科技正在迅猛发展，传统人文主义也面临挑战。人文思想的核心是尊重人的价值，强调人的能动性；如今的高科技时代，正是基于人文思想，科技界以及人文领域把人类新的生存状态和发展目标作为最高目的，并关注科技对人类身体、思想及存在的影响，这与克隆人科幻小说呈现的科技焦虑一致。可见，克隆人科幻小说所蕴含的科技伦理与人文思考在当代高科技语境下更为重要。

科幻作品的研究与传统文学有所不同，它不仅要重新回到历史“现场”，探讨创作背景，还要进入未来的“现场”和科技环境，勘察人类生命本质发生改变后的时代，即由科技发展带来的各种生物有机体混合的新时代。因而研读过程中必须区分小说中描述的社会伦理秩序和现实中以“自然人”为主体的社会伦理秩序，即伦理秩序也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从而阐释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克隆人科幻小说始终围绕着人性、人的价值、伦理道德、生态等“关于人”的问题，让我们必须重审科幻小说的解读范式，挖掘某种“借未来讽当代”的隐喻和类比。在多元化的当代，尤其在“科幻走进现实”的今天，“克隆人”这个话题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它在科幻文学中同样拥有重要地位，因此，克隆人科幻小说的研究将是一次科学与人文的对话。

克隆人科幻小说的研究顺应了科技的发展趋势，体现了人类对生物技术的运用，而人类对技术的运用往往是基于科学认知上的选择。本书以人类发展的“科学选择”阶段为背景，“科学选择”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术语，另两次选择分别为“自然选择”（“生物性选择”）和“伦理选择”。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人是通过进化实现的，伦理选择的人是通过教诲实现的，克隆人这种科学选择的人是通过技术实现的。所谓“科学选择”是在人类完成自然选择和伦理选择后，正在进行和即将进行的选择。聂珍钊教授指出，人类已经完成了两次选择，即第一次的“自然选择”（“生物性选择”）和第二次的“伦理选择”，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选择，即“科学选择”。科学选择主要解决科学与人的结合问题，它强调三个方面：“一是人如何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二是科学对人产生的影响及其后果；三是人应该如何处理同科学之间的关系。”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几乎每一次发展都是人类选择的结果，“选择”符合人类文明进程的逻辑发展，发挥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也成为人类进化的推动因子。

人类的第一次选择本质上就是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自然选择”论。达尔文在其著作《物种起源》中，描述了生物地理学、解剖学、胚胎发育学等基础理论，并在此之上论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选择和生物多样性等观点。书中探讨了自然选择在自然界中的作用，以及遗传与变异在生物进化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说，达尔文打破了极端宗教思想长期对民众洗脑的限制，首次科学地建立了生物学理论。“自然选择”的论述建立在长期的科学考察和对动植物观察的基础之上，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所谓自然选择就是指一切生物都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进化而来，自然选择是物种起源的基本动力。如今，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人类从猿进化为人的观点，达尔文曾描述过那些浑身长毛、成群生活在树上的人类的祖先。恩格斯也根据达尔文的理论，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论述了猿类直立行走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他从人手的演变进而上升到从生产劳动来看人与社会的发展，“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可以说，人类的第一次选择是人从外形上区别于兽的选择，使人具有不同于动物界的独特人形。

然而，达尔文虽然为生物学历史创下了不朽功劳，但他主要是从生物角度提出人兽的区别，并未解决人兽本质上的区别。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来看，人类经历的第二次选择——伦理选择才是人区别于兽的根本所在，这也是西方启蒙运动后的哲学观点，即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具有理性。最初，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神话中，人与兽并没有完全区分开来，就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兽，甚至许多神的形象是裸体的，人兽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楚。而恩格斯曾提到的意识来源的“头脑”确实成为本质区别的重要特征。原因在于头脑是人类特有的，因为头脑的存在使人具有伦理意识，拥有理性，能分辨善恶是非，知道荣辱羞耻，而动物缺乏这种理性。聂珍钊教授在分析伦理选择的重要性时，从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着手，分析了人类伦理意识的产生。他们用叶子做衣服遮羞的行为，说明他们具有了羞耻之心，这也是善恶观念形成的基础。亚当与夏娃最初与动物一样，直到他们拥有了善恶之感、拥有智慧之后，才标志着伦理选择的完成，才成为真正的人，与兽区分开来。

纵观人类的发展历史，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给人类社会生活各方面带来崭新的洗礼，现代科技已经使人类不可避免地进入科学选择时代。从宏观上来看，科学选择与自然选择和伦理选择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或姿态；从微观上来看，它是具体的行动和选择行为，是人类从科学的角度做出的选择。而这个具体的科学选择主要指人的主动选择行为，即有人类伦理意识介入后的行动，同时这个选择如果不符合普遍伦理，则产生的结果、被选择的产物就可能导致许多伦理问题。因此，科学选择是人类对科学做出的伦理选择，并将科学认知实现于人类活动中，从本质上而言也是伦理选择，是人类进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一次选择，是在高科技伦理环境中做出的伦理选择。本研究将立足于这一宏观历史时期和伦理环境，即人类文明进化后的高级阶段，对人类选择克隆人技术、制造出克隆人这一结果做出回应。

第一节克隆人科幻小说的发展背景

国内外关于“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SF）的定义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其核心词是围绕“科学”与“幻想”来进行界定的，即基于现实的科学技术对可能的未来进行一种构想。它与一般的现实主义文学存在差别，其叙事内容并非人类现实环境中的故事，而是通过新奇、怪异、想象等陌生化的手法暗示一个尚未存在或即将到来的科技社会。从西方科幻发展史来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萌芽时期（十九世纪初—二十世纪初）、黄金时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六十年代）、新浪潮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初期）以及后新浪潮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每个阶段都反映出各个年代的科技，以及科技对现实与未来生活、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影响。从题材来看，科幻小说的分支流派众多，大体包括时间旅行、太空旅行、水下世界、超人类、异类生物、克隆生命体、赛博朋克、乌托邦、反乌托邦、特异功能、军事科幻、异世界、平行宇宙、后末日时代等。正如著名科幻理论家达科·苏恩文所言，“科幻小说类型总是把自身融入未知世界中以寻找理想的环境、种族、国度、智能生物或其他超级精英的希望之中，或许是对它的另一极端的恐惧和背弃”。无论题材如何纷繁、主题如何多样，科幻文学主要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上进行书写，将过去、现在与未来三大要素相互关联，或从虚构中修改现实，或从现实中建构类比，或从经历中预见问题，最终回归于人类自身的思考。

人类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即生物工程和基因干预技术，将人类带进了新的社会转型期，因为人类可以运用高科技对身体进行改造、对生命进行创造，这意味着“人造人”已经不是神话。随着克隆羊、克隆猴、克隆狗、克隆鼠等动物的诞生，克隆技术便成为二十世纪末至今广为关注的话题。哺乳动物可以被克隆，其惊世骇俗的程度立刻将生物科技的潜在危机推向风口浪尖，人们开始担心克隆人的出现。从克隆术历史来看，克隆是英文“clone”或者“cloning”的音译，起源于希腊文“klone”，原意是指以幼苗或嫩枝插条，以无性繁殖或营养繁殖的方式培育植物，如扦插和嫁接。1963年，霍尔丹在一次科学研讨会上做的题为“人类种族在未来一万年的生物可能性”的演讲中，首次引用了“克隆”一词，他提到“如果我们用现已证明的技术克隆人类会发生什么”。而霍尔丹作为著名的生物遗传学家，他更关心的是克隆技术在“优生学”领域的运用，一旦人类开始实施克隆人技术，就意味着种族肃清政策将依赖于生物技术来满足种族主义者的最终目的。

克隆又称无性生殖细胞系或无性繁殖系，是一个细胞或个体以无性生殖方式重复分裂或繁殖所生的一群细胞或一群个体，在不发生突变的情况下，具有完全相同的遗传结构。克隆技术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微生物克隆，比如一个细菌产生一个细菌群；第二阶段是遗传基因DNA的生物克隆时期；第三阶段便是动物克隆时期，包括对人类的克隆。克隆人的过程首先是移除受孕卵子中原有的DNA，注入带有被克隆的人的DNA，然后生成人类胚胎，见下图（视频截图）：

通俗而言，克隆人即无性繁殖的人，克隆人一旦真的出现，生命是否因此丧失尊严？克隆人的身份是否明确？人伦是否因此陷入混乱？人种是否退化？宗教信仰和法律是否面临崩溃？这些都是克隆人科幻小说关注的问题。“克隆叙事”（clone narratives）在现实科技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变形，使故事的背景不同于真实的伦理环境，让读者体悟技术对人类的影响。克隆叙事符合科幻文学理论中“认知疏离”的特征，“科幻文学是一种虚构的认知疏离（the literature of cognitive estrangement）”，而其主要的形式方法是用一种想象的框架代替作者的经验环境，“科幻小说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就是陌生化与认知的在场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它的主要形式策略是一种拟换作者的经验环境且富有想象力的框架结构”。“疏离”亦作“间离”和“陌生化”解释，其理论依据来自俄国形式主义与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Brecht's alienation-effect），“疏离”突出了科幻小说“新奇性”（novum，novelty）。疏离是科幻小说的起点，认知是读者参与到对被陌生化的作品进行解读的过程，而“新奇”则是这类文学期望追求的目的，在另外的世界中，将生活进行艺术加工使之反常，引发人们对生活的重新认识。因此，当代的科幻文学大体趋势已不再局限于新知识、新理论等正统科学的“硬科幻”（hard science-fiction），而是更多地以心理学、隐喻手法、象征手法等书写对人类与理性的思考，也就是新浪潮运动后的“软科幻”（soft science-fiction），即“以新知识、新理论和新科技所引发的人类反应为主题的创作”。克隆人科幻小说作为“软科幻”的文学样式，更像是一种特殊的寓言，始终考虑科技发展中人类的自身命运。

追溯文学中真正的“克隆”题材，它首次出现于弗朗西斯·瑞诺德（Francis Reynolds）主编的《现代世界最著名作家之经典志怪故事》（Master Tales of Mystery by the World's Famous Authors of Today，1915）中。而生物学家达尔文和博物学家T.H.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对进化论的论述与引介又推动了科幻文学的发展；反之，进化论的科学也经过威尔斯（H.G.Wells）等著名作家催生并形成了现代科幻小说，由此，克隆或变异的基因技术才成为现代科幻小说的早期核心题材。

自世界三大反乌托邦小说之一的《美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一书问世以来，克隆人逐渐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反复出现的题材。正如强·特尼（Jon Turney）所言：“生命可由合成的DNA和改变的DNA形式而获得，这已经成为自六十年代以来，关于分子生物技术的边缘文学的母题。”六十年代以后，科学家在生物领域的贡献为专栏作家和科幻作家提供了科学支柱，1968年，G.R.泰勒（Gordon Rattray Taylor）的著作《生物时代炸弹》（The Biological Time Bomb）影响了诸如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K．Le Guin）、帕米拉·萨金特（Pamela Sargent）等著名的科幻作家。勒奎恩受启发创作出短篇克隆人小说《九条命》（Nine Lives，1968），萨金特认为这部小说具有推理性和思考性。实际上，克隆人不仅是科幻小说的题材，而且还转向大众媒体，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同时也引发了伦理恐慌。比如，美国著名生物学家罗维克（David Rorvik）的《人的复制——一个人的无性生殖》（In His Image：The Cloning of a Man，1978）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小说描写了一位无生育能力的百万富翁为了延续自己的后代，竟然克隆了自己，并引发了新旧道德两方的激烈辩论。虽然小说注重体外授精、人工授精等技术描写，但是背后的伦理问题却引人深思，包括科技带来的新型家庭中“父亲”“儿子”“代理母亲”的伦理身份问题、技术的目的和限度的问题，同时还影射了商品消费社会及贫富差距的问题：金钱可以满足一切欲望，包括人造人。希弗尔认为，有了克隆术，人类甚至可以克隆计算机和香水等无生命的物质，克隆成为原型的完美复制，价廉物美。罗维克本人宣称这是真实的故事，小说内容很容易让读者信以为真，他通过克隆叙事将伦理、道德、宗教、哲学、社会学等多莉羊出现以来的所有问题与论争推向了高潮。

科幻小说中的克隆人最初都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需求与欲望而被制造的，带有一种目的性和工具性，用于器官移植、实验、自我生命延续，甚至阴谋和战争。但是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克隆人的出现都给人类世界带来了伦理问题。夏洛特·克纳的《我是克隆人》、维蒙·赛尼暖的《克隆人》、艾拉·莱文的《巴西来的男孩》、石黑一雄的《千万别丢下我》、肯·福莱特的《第三个孪生子》等，都描写了克隆人与自然人共存的伦理蓝图，将我们带入一个充满伦理冲突的未来世界。新型家庭与社会伦理环境中的克隆人由于缺失传统意义上的父亲和母亲，导致伦理观念不清，人伦定位模糊，他们往往需要解构身份之谜、建构伦理身份。在叙事内容中，克隆人的伦理身份延续了分身、复影、复活、心灵感应等重要的文学母题，克隆人的身份将如何定义？他们与原型之间有何关系？他们之间如何定义血缘与亲缘关系？这个新兴基因工程的产物身份并不明确，其身份之谜随之引发了众多伦理困境。

在后现代社会，全球科技使一切事物都可失去本质，它们可以被战略决策、移动商品和复制过程影响、控制。“多莉之父”自己就厌恶克隆术，并对此伦理恐慌提出疑问：“现在绝大多数人感到的厌恶只是针对创新技术的恐惧吗？还是克隆术与见惯不怪的复制技术本质上存在的区别令人不安？尽管复制术看上去异常，却似乎能被接受。”这种忧思正是克隆人科幻小说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它们总体呈现出否定而消极的态度，让读者领略到了技术背后的种种隐患。凯特· 威廉（Kate Wilhelm）的《迟暮鸟语》（Where Late the Sweet Birds Sang，1974）、娜奥米·密歇森（Naomi Mitchison）的《三号解决方案》（Solution Three，1975）、帕米拉·萨金特的《克隆生命》（Cloned Lives，1976）、理查德·考珀（Richard Cowper）的《无性人》（Clone，1972）等都描写了人类社会崩塌之后的克隆人时代新景，异类人发展出类似人类的新秩序，他们也逐渐拥有了人性因子，成为造化物的新主人，使人类文明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然而，这种发展的背后却令人感到一丝恐惧和不安。由于克隆人颠覆了传统的血亲关系，这就使身份问题、乱伦禁忌等人类最初的伦理思考变得更为复杂。相同性或相似性（the sameness）使人类原有的特性消失，变得麻木而缺乏想象力。女性克隆人沦为生育工具，两性结合只为感官刺激和本能释放，失去了人类性爱与婚姻的传统意义。虽然克隆人群体呈现出永恒的相似性与稳定的标准化，但是一个由所谓的“美妙新世界”里的完美的人组成的社会并不完美，因为在植物、动物以及人类中，最完美的特性就是多样性。单纯的遗传信息复制技术即将创造一个生物单一性的世界，为传统的人类时代和生态画上句号。

从后现代解构主义来看，在工业化时代，上帝死了。在信息化时代，人也死了。克隆人提出的问题是挑战性和终极的，它重复了人类对文化的怀疑、失望和不信任，它引发的伦理学、哲学及社会学反应在目前的文化体系中很难解答，尤其在西方“上帝造人”的宗教信仰中，克隆人带来了更大的伦理危机。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后现代”或“后工业时代”已指向整个世界，“上帝死了”“人也死了”，抑或说人已经自己成了造物主。克隆技术的出现是对整个人类的挑战，如今，被异化的每一个“我”都已逐渐失去主体性，与他人的差异性越来越小，每个人都像彼此的“克隆”。人类正如“类像”（simulacra），在后现代陷入了表征危机，此时人类现实的表征可以被系统地、无止境地同类复制，而沦为生产线上的产品。因此，克隆启示录不仅属于西方，在东方，诸如日本、泰国、中国等地也已经出版了不少优秀作品，代表性作品有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分身》（王维幸译，南海出版社，2010年）、泰国作家维蒙·赛尼暖的《克隆人》（高树榕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中国台湾作家潘海天的《克隆之城》（《科幻世界》，1996年4月）以及王国刚的《追捕克隆人》（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等。同时，东方作家的克隆人小说数量正逐年增加，这也证明克隆人已成为全球性的话题。

第二节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关于“克隆人”的问题开始从伦理学、哲学、生命科学等专题研究转向文本阐释、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但是主要集中于欧美国家。国外的克隆人科幻小说研究基于小说文本，结合了科幻理论、科技伦理、生命伦理、哲学研究、后现代文化研究、心理学与女性主义等众多研究方法与视角。由于西方研究起步较早，专著和论文数量较多，本书无法逐一介绍，以下将择取部分代表性的论著加以分析，考察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希冀从中有所启发。

首先以专著为例，截至2019年3月31日，至少有82本主题关于“克隆”“基因”及“后人类”科幻小说的研究专著。从西方科幻界的“黄金时代”“新浪潮运动”和“赛博朋克”三大运动来看，早期的“硬科幻”已逐渐转向关注新型人类形态、意识存在及人性描写的“软科幻”，“后人类”（posthuman）这一概念随之进入读者视野。而克隆人作为后人类的一员，这一概念出现在至少50本以基因编辑为题材的小说的研究专著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后”学理论的流布，后人类科幻小说研究的多元性使它超出了单一学科或维度的限定，文化与身份的研究视角逐渐流行。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1987）在《后现代转向》（The Postmodern Turn）一书中研究了后人类主义的新文化思潮与哲学。堂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和凯瑟琳·黑尔丝（Katherine Hayles）将“后人类”理论进一步延伸与拓展。哈拉维认为克隆人是“不合时宜的他者”（inappropriate/d others），她指出“科幻小说主要围绕不确定的自我与意想不到的他者之间的相互渗透，以及跨国界的科技语境之下可能出现的世界”。在哈拉维最具影响力的论文《赛博格宣言：二十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者的女性主义》（“A Manifesto for Cyborgs：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中，她论述了“赛博格”（Cyborg）的哲学思考，反思高科技给人类个体和社会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她将这个词融入后现代科技革命对人类的影响中，世界出现“电子人”“机器人”“克隆人”等拥有长寿、情感和思维的“后人类”后，人类社会秩序是否需要重构。黑尔丝在其著作《我们如何变成后人类》中指出，高科技时代的科幻叙事“组成了多层的隐喻和实质性的转述系统，里面的生命、本质及人类正在被重新定义”。后人类观点看重信息化的数据形式，轻视物质性的事实例证，人的身体都是我们要学会操控的假体，并且强调观念与意识，而非身体的具体形式，换言之，脱离载体的信息与思想的人类都是后人类。在她的新书《非思考》（Unthought，2017）中，她再次强调了“非意识认知”（nonconscious cognition），即“认知超越了生物学上的生命体，而存在于其他生命形态和复杂的技术系统中”，克隆人、仿生人等后人类对信息的高效处理能力击垮了以意识为傲的人类，去具身化的“后人类”也能具有移情能力，从而彰显人性。另外，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中提出了生物技术充斥着的“后人类”时代种种关于“人”的问题和忧虑，包括人权、人性、行为和尊严，并对控制基因技术的政策给出了建议。

然而，尽管哈维拉、黑尔丝和福山在“后人类”研究领域极具影响力，但是他们的专著都缺乏足够的小说文本细读，这也是众多克隆人或后人类研究的普遍问题，多数专著呈现出社会学、人类学、后现代文化的倾向，缺少了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读。

因此，如果将范围缩小至克隆人科幻小说的文学研究，大致有29本专著，而从内容来看，目前视角较广、理论较全的当属玛利亚·费丽拉（Maria Aline Seabra Ferreira）的《我是他者：克隆人的文学商谈》（I Am The Other：Literary Negotiations of Human Cloning，2005）。书中以“后人类”“他者”“拉康镜像”“身份”“女性”等关键词，将多部小说按照不同主题进行分类研究。从柏拉图的类像演变到鲍德里亚的类像，从女性主义视角探索克隆叙事中的男性霸权，从克隆人的性别政治谈及乌托邦，涵盖了克隆人研究的多重视角。

当代世界著名科幻文学研究专家达科·苏恩文（Darko Suvin）在其专著《科幻小说面面观》（Positions and Presuppositions in Science Fiction，2011）中专门就克隆人提出了科幻小说的创作观点，即“突变、克隆作为认知的寓言”。作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理论家之一，苏恩文的中心论点是“科幻小说是依据其呈现一种新认知（cognitive novum）时所使用的间离性创作技巧而得以界定的”，即从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和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基础上得出的“认知疏离”特征。在其专著中，他从早期的《弗兰肯斯坦》到颠覆进化论的《美妙的新世界》逐层深入，举例探讨。比如奥拉夫·斯塔普雷顿（Olaf Stapledon）的《最后的人和最初的人》（Last and First Man，1930）就是对乌托邦共产主义和人道唯心主义的隐喻。在多部英美克隆人科幻小说的分析基础上，苏恩文继而指出克隆是对身份的隐喻和对世界的认知，他围绕“自我”“美国大众文化与个性缺失”“灾难警告”“人性”“帝国主义”等问题，指出应在陌生化的克隆叙事中发掘克隆人社会与人类社会以及各种人物关系的类比。在另一本专著中苏恩文指出，科幻文学人物不一定是人类，甚至外形都不是人，科幻文学尤其乌托邦基本上通过认知逻辑才能使叙事或虚拟生效，将其上升为社会政治价值层面，以此证明他的“认知疏离”理论，即作品中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必须由读者去发现与人类有何相似或不同，才能产生意义。虽然苏恩文过于注重科幻的政治寓言，但是他的理论为本书提供了解读、阐释与认知的方法。

其次，除了以上学理性较强的科研专著，笔者发现西方不少学者都进行了跨学科研究，将文学与伦理学、后现代文化、社会政治、心理学、叙事学等领域融合。英国科普作家、理论家强·特尼（Jon Turney）博士的著作《弗兰肯斯坦的脚步：科学、基因与大众文化》（Frankenstein's Footstep：Science，Genetics and Popular Culture，1998）从《弗兰肯斯坦》小说文本分析入手，探讨了基因工程对人类带来的伦理问题。他重点论述了一战后科技发展背景，结合小说《美妙的新世界》《浮士德》《莫罗博士岛》、R.U.R.等“人造人”问题展开论述。这部专著阐述了“生物时代炸弹”（Biological Time Bomb）将给人类后代、身体、身份等方面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特尼指出，“一批名声显赫的英国作家和科学家共同开发了一个新兴趣，即生物学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带来的种种可能性”，这也是他首次梳理了那个时代几个重要作家之间的关系：霍尔丹在剑桥生化系工作，他的妹妹是著名科幻作家、克隆人小说《三号解决方案》的作者娜奥米·密歇森（Naomi Mitchison）；他们共同的好友就是赫胥黎兄弟，而阿道司·赫胥黎正是“世界三大反乌托邦小说”之一——《美妙的新世界》的作者。霍尔丹（J.B.S.Haldane）是英国著名遗传学家，他享誉世界的专著《代达罗斯》（Daedalus，or Science and the Future，1924）对生命科学的未来发展做了许多大胆预言，开启了科学应用与伦理的探讨。这本专著于1923年首次作为演讲出现，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如合成食物、生态灾难、优生控制与体外胚胎在当时显得骇人听闻因而招致责难，但是他的多数预言后来都成为现实。霍尔丹认为克隆人技术会导致“人类的统一”（unification of mankind），使之成为欲望目标，但是由于缺乏多样性，世界会变成“世界共同体”（world community）。当然，这个“共同体”是基于生物多样性缺失后的伦理判断及生物前景，这种未来人类生活状态正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密歇森的《三号解决方案》中所构建的、具有批判意识的乌托邦。

在后现代文化研究转向中，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针对克隆人的相似性（sameness）和身份问题对“克隆人”进行了深入探讨。他的著作《拟像与仿真》（Simulacra and Simulation）是对后工业社会的真实写照，知识成为可操作运转的资料，大规模的复制使人找不到原本和摹本，只剩“类像”（simulacra）。其中还有一篇专门研究克隆人的论文《克隆故事》（“Clone Story”），认为克隆人就是技术复制时代的类像。另外，在《相同性的地狱》（“The Hell of the Same”，1993）一文中，他探讨了克隆人对人类意义的消解，指出人类身体中储存所有信息的DNA分子终将成为假体（prosthesis），而个人只是抽象的基因公式。传统两性结合的家庭伦理被颠覆，“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不复存在，克隆人对人的问题提出挑战，重复了西方人对文化的怀疑、失望和不信任。

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Jameson）在其专著《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和论文《小说中的世界缩影：乌托邦叙事的出现》中就科幻小说的乌托邦研究进行了分析。詹姆逊指出，乌托邦带给人类恐惧，并且成为消费社会的写照。他特别以美国著名科幻女作家厄休拉·勒奎恩的作品为例，“乌托邦社会中的人没有性别。上瘾以及性，正是人类文化的象征，也是用于表明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根本差别”。“乌托邦并非虚构，虽然它们不是存在之物……它们是来自未来的时间旅行者，向我们发出关于未来的警示：如果没有我们，没有我们的现在，未来将永远不会形成存在”。詹姆逊的文论为克隆人科幻小说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因为许多克隆人的乌托邦叙事正是基于人类现实，对商品经济、消费社会进行批判、对未来科技的理性运用进行警示的。

近年来心理分析的术语也逐渐被运用于克隆人科幻小说研究中，比如弗洛伊德的“暗恐”（uncanny）理论。“暗恐”的词义本身就很独特，它包含了自己的反义，即在熟悉的事物中产生陌生感，或者在陌生事物中产生熟悉的感觉。它虽然最早是心理分析的术语，关键词是“重复”（repetition）、“复影”（double）和“压抑的复现”（recurrence of the repressed），某些忘记或压抑的事情却在无意识间再次上演，令人产生恐惧或怪异之感。西方学界将弗洛伊德的“暗恐”理论广泛运用于对哥特式文学的解读，包括恐怖、黑暗、神秘、超自然、闹鬼、分身、诅咒、厄运、死亡等主题，以探讨小说中的神秘气氛与恐惧心理。笔者认为“暗恐”中的“暗”字旨在突出词义中“隐秘的”“压抑的”“秘密的”意思，但“uncanny”绝非仅表示“恐惧”。如今它已不只局限于心理学，而是被运用于文学、艺术、建筑、文化等其他领域，是日常生活的普遍现象，它不仅能让人对似曾相识的人和事产生恐怖感，更重要的是似是而非、令人困惑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进入二十世纪后，“暗恐”也完成了后现代转向，成为“非概念”（unconcept）的术语。安妮林·马塞林（Anneleen Masschelein）的《非概念：二十世纪后期理论中的弗洛伊德暗恐》论述了二十世纪后“暗恐”的非概念特征，指出它不再局限于心理学，而与俄国形式主义中的陌生化、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具有相似性，对应了科幻叙事的“认知疏离”特征，同时，人造人、机器人、赛博格、器官移植、变性人等“后人类”叙事都是“暗恐”。《想象中的科幻：从科幻中解读科学》就将“暗恐”理论用于分析高科技语境下的新型人类，探讨了科幻小说中克隆人的怪异的家庭（uncanny families）、克隆人母亲身份、赛博格人性与克隆人的“复制”身份等。而“克隆”一词本身就包含“重复”之意，克隆人的基因复制体现了暗恐中的“双重性”或“复影”现象，可以说，这个“复制品”就是暗恐现象。

从叙事学视角来看，自2009年以来，作为后经典叙事学流派，西方的“非自然叙事”理论也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对科幻小说的解读之中。科幻小说通过对现实世界的陌生化书写，营造出“不可能的世界”，即物理上、逻辑上、人力上不可能的情境与事件，挑战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其本质呈现出违背传统现实主义的“反模仿”（anti-mimetic），正如理查德森所言：“非自然叙事包含着重要的反模仿事件、角色、背景及框架。”理查德森进而也指出传统经典科幻不全是非自然叙事，尤其那种建构未来可能发生的现实主义叙事。但后现代作品中，诸如勒奎恩这些作家创造了反现实主义或逻辑上不可能的情节与事件，是真正意义上的非自然叙述，而且越来越多的科幻小说走向了非自然叙事。尽管我们对于克隆人是否真实存在不得而知，但是就科幻小说的非自然性而言，克隆人体现了非自然叙述者、非自然时空等特征，因为克隆人的身份首先就不能确定是人类，其异化、物化的特点成为小说中特殊的、不自然的叙事者（narrator），而母体原作如同时空穿越般看见了新生的、年轻的自己，这又成为怪异的非自然情境。

2017年出版的《编辑灵魂：基因时代的科学与小说》（Hamner，2017）是以“跨学科”研究视角对克隆人科幻小说进行的较为全面系统的解读，该书发掘基因工程如何转变人类本体作为核心的叙事的传统，尤其对基因克隆等技术对女性的影响进行反讽。另一本专著《黑色孤儿中的科学》针对加拿大克隆人题材电视剧《黑色孤儿》（Orphan Black），对科技伦理和人类身份进行了解读，剧中女性克隆人莎拉·曼宁（Sarah Manning）无意中发现自己是克隆人，同时她还有许多“姐妹”分布在北美各地。作者围绕克隆人身份、自我、性格和主体性等问题提出观点：“基因本身并不能确定你是谁——它们只是个体身份的组成部分而已。”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生物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也曾针对克隆技术提出过伦理困境与解决方案，但这些专著更倾向于纯粹的伦理学研究。比如潘斯教授（Gregory E．Pence）在著作《美妙的新生物伦理学》（Brave New Bioethics，1998）中提出，小说中的生物伦理必须探讨为何人类在面对死亡、制造生命时会出现道德两难，我们如何重视、如何行动，而不仅仅是创造简单的规则、平等性和口号。“多莉之父”伊恩·威尔穆特（Ian Wilmut）在专著《多莉之后：克隆人的运用与滥用》（After Dolly：The Uses and Misuses of Human Cloning，2006）中就从伦理道德方面明确禁止克隆婴儿，探讨了人类基本的伦理问题。著名生物学家、哲学家伯纳德·罗林（Bernard Rollin）出版过多部专著，在其著作《弗兰肯斯坦综合征》（The Frankenstein Syndrome，1995）和《科学与伦理》（Science and Ethics，2006）中，他从生命伦理学的角度（bioethics）对克隆技术进行了探讨，指出这种非人道的、不道德的技术会使自然选择退化。

最后以论文为例，通过对Jstor、Gale、Web of Science、EBSCO、Proquest Academic Library和宾夕法尼亚大学Van Pelt Library等主要西文期刊数据库的检索，截至2019年3月31日，国外约有12000篇论文涉及“克隆人”问题研究，纯粹的文学研究约4000篇，其中博士论文62篇，硕士论文至少5篇，多数研究又将“克隆人”与“生物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纯科学”“健康科学”和“应用科学”等领域相结合，比如，有学者以威尔顿的小说《克隆乔安娜·梅》（Fay Weldon，The Cloning of Joanna May，1989）为研究对象，指出“生物伦理与科幻小说在道德表达中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同时，笔者发现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石黑一雄的《千万别丢下我》是国外学者研究较多的两部克隆人科幻小说。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克隆人科幻小说研究的深度、成果的数量和水平，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但笔者也注意到，2010年是一个关于克隆人主题研究的分水岭。2010年之前关于克隆人的纯粹的伦理学专著较多，只有少数文学研究，而论文却在2010年之后逐年增多。毋庸置疑，随着刘慈欣的《三体》以及郝景芳的《北京折叠》相继获得相当于科幻界诺贝尔奖的“雨果奖”后，中国科幻研究日益崛起，学术界对科幻小说的关注度大幅度提高。刘慈欣的《流浪地球》开启了中国科幻研究的新篇章，由这部短篇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不仅震惊了美国好莱坞科幻电影产业巨头，更是让世界大开眼界，这可谓中国科幻里程碑的象征。

首先就专著而言，从1996年克隆羊诞生之际至2009年，国内的不少专著主要集中于比较纯粹的技术伦理研究。比如，《从“夏娃”到克隆人：生物克隆技术》（王晨编著，2002）一书由古至今、由浅及深，从远古人类的克隆情结谈到基因的发现，从克隆羊谈到治疗性克隆与生育性克隆，从克隆术发展谈到各国政府对此的反应和态度，以及人类因此面临的问题。但是，这本专著甚少谈及科幻，因而更倾向于科普性读物。高兆明和孙慕义合著的《自由与善：克隆人伦理研究》（2004）是一本学术性很强的专著，主要从遗传学、伦理学和哲学的角度对克隆人技术应用的社会风险、道德风险、技术与道德来进行论述，并且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的维度证明克隆人具有人格唯一性。

较有代表性和文学性的专著的当属科幻作家韩松的《人造人：克隆术改变世界》（1997），这应当被认为是克隆羊多莉问世以来国内最早的回应。他首先介绍了克隆术时代的到来对世界的影响，其中的“卡夫卡式的问题”“上帝死后人也死了”等章节叙述了现代主义文学对荒诞性、人的本体论及人性等问题的关注。他借鉴鲍德里亚的“复制”与“类像”理论指出，多莉的问题重复了西方人对文化的怀疑、失望和不信任。在第二章“造人神话”中，他简单地介绍并分析了《人的复制》《无性人》《巴西来的男孩》、阿西莫夫的机器人等小说，指出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恐惧症”和克隆术的“现代性神话”。其他章节围绕“克隆人权利”“生物基因工程”“新技术的道德两难”等伦理方面进行探讨，但是其散文式的阐述并不属于克隆人科幻小说系统的文学研究。

除此之外，由王建元，陈洁诗主编的论文集《科幻·后现代·后人类：香港科幻论文精选》（2006）汇编了不少科幻小说研究论文，探讨了科技对人类的影响，贯穿了对他者、人的社会化、后人类和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等方面的思考。其中，王建元的论文《科幻·后现代·后人类》分析了从《弗兰肯斯坦》以来的科技发展以及未来科技对伦理和社会的潜在威胁。林荣基的论文《人类有机机器人后人类的互动草图》和《〈未来战士3：歼灭者〉：科幻片的社会意涵》通过智能机器人的身份诉求探讨了人本主义，并将反乌托邦式的科技恐慌作为资本主义弊病的隐喻。这部论文集是最早的以“后人类”这一理论进行的科幻小说研究，而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不断以“后人类科幻小说研究”进行学术会议，可见，克隆人作为后人类子题又呈现出全新的研究趋势。2017年6月21日在香港中文大学、美国杜克大学共同举办的华文及比较文学协会双年会（ACCL）上，青年学者及科幻作家王瑶、世界华人科幻协会副会长及作家陈楸帆作为主要发言人，以各自发表的学术论文为基础，解读了包括勒奎恩、刘慈欣、王晋康等国内外著名科幻作家的作品，提出了颠覆性及批判性的审问，以人文主义危机思考人与科技、未来的关系。

其次就论文而言，2010年后中国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克隆人”这一科幻小说分支。根据中国知网期刊库查询的结果，迄今为止，只有一篇博士论文是关于克隆人科幻小说的文学研究。20篇涉及《美妙的新世界》的硕博论文，其中4篇博士论文分析到该文本；有122篇学术论文涉及石黑一雄的《千万别丢下我》，其中，35篇硕士论文，研究视角包括创伤叙事、空间叙事、拉康心理分析、科技伦理、艺术隐喻、生命主体、乌托邦等。比如，硕士论文《〈别让我走〉中无法逃离的全景监狱》（缪云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8）从福柯全景监狱理论的视角探讨小说中克隆人的无处可逃的状态；《石黑一雄〈别让我离开〉中的文化创伤和愈合》（张雅芳，郑州大学，2018）从文化创伤的角度解读这部小说，试图发掘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小说的社会意义。方幸福教授发表的《被过滤的克隆人——〈千万别丢下我〉人物性格及命运解析》（《外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2期）主要从埃里克·弗洛姆的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理论来解析克隆人的性格与悲惨命运。朱云的《〈千万别丢下我〉中的黑尔舍姆体制与叙事伦理》以亚当·纽顿的叙事伦理为理论框架，研究了读者移情及伦理回应（《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以“后人类”科幻研究为视角的学术论文共26篇，信慧敏在《当代外国文学》（2012.10.15）上发表的《〈千万别丢下我〉的后人类书写》，论文从“身份诉求”角度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和科技泛滥，研究引用了“暗恐”和“后人类”等西方流行的文学批评理论。自2018年以来，后人类叙事研究数量呈现快速增长，比如：在王一平的《从“赛博格”与“人工智能”看科幻小说的“后人类”瞻望——以〈他，她和它〉为例》（《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是对人造智能体这一题材进行文学研究，探讨了性别、种族等主体性问题，视角新颖。《后人类叙事与文明的未来——对C.S.路易斯科幻小说〈黑暗之劫〉的一种阐述》（潘一禾、郑旭颖，《浙江社会科学》，2018.6.13）、《后人类视域中的人性反思——刘宇昆科幻小说论》（肖画，《文学研究》，2018.11.30）、《科幻电影创意：后人类视野中的身体美学》（黄鸣奋，《东南学术》，2019.1.1）、《“后人类”语境下科幻电影对“主体性”的探讨——以〈她〉与〈机械姬〉为例》（陈希洋，《艺苑》，2019.2.20）等论文都对科幻作品中的人文思想进行了思考。可见，“后人类”理论已运用于科幻解读，但这种研究方法仍存在更广的学术空间。

综上所述，国内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其一，研究缺乏文学性。专著即使提到克隆人小说，也都不是系统的文学研究，而是更倾向于哲学、道德、生命伦理等的专题研究。尽管它们为本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理论资料，但是其“文学性”都明显欠缺。其二，研究对象多集中于单部作品。被研究最多的莫过于《美丽新世界》和《千万别丢下我》，其他经典或畅销作品从而被忽略了。而且非学术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基本借鉴西方文论，使研究视角受到了局限，缺乏特色和系统的理论指导。其三，研究存在盲点。比如克隆人的身份、克隆人与自然人的矛盾、克隆人个体与群体的冲突、克隆人的反乌托邦，它们都是小说中值得探讨的重要部分，却尚未被纳入我国学者的研究范围。本书将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主要方法，结合心理学、文化批评、女性主义、生态批评等多重学科视角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将科幻、文学、科技、伦理四大要素相融合，探索浸淫于文本之中的伦理启示与人文思想。另外，基于已有的国外理论，笔者进一步结合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科学选择”这一术语，将“后人类”的概念提升为“科学人”，突出科技接入后使人兼具伦理属性与科学属性，即一切利用科学技术改造和创造的人都是科学人。这一观念更能彰显高科技语境下人类身份的变化与科学选择的伦理维度：“科学时代，人类则要经历或者已经正在经历一个科学选择的阶段，使人变成科学的伦理人。”本书的研究对象不仅增加了国内外克隆人科幻小说，还将扩大上述研究范围、补充研究视角，从小说中不同的伦理环境加以分类研究。

世界上法律禁止代孕行为的国家有法国、瑞士、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法律允许代孕行为的国家有美国、比利时、荷兰、丹麦、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和希腊等。而在印度，商业性代孕的合法化使代孕成了一个产业。详情参见http：//focus.chinavalue.net/Finance/2011-12-23/3785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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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er Let Me Go）也译作《莫失莫忘》《别让我走》《别让我离开》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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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Jean Baudrillard，Simulacra and Simulation，trans．S.F.Glaser．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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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詹姆逊文集（第3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王逢振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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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Sigmund Freud，“The Uncanny，”in The Uncanny，trans．David Mclintock．New York：Penguin Group，2003，pp.123-134。弗洛伊德提出的“暗恐”也译作“恐惑”“非家幻觉”“怪怖”，本书目前主要引用国内通用译法，即童明教授翻译的“暗恐”。另外，关于“双重性”（double）的翻译还参考了童明教授的译法“复影”，参见童明：《外国文学研究》，“暗恐/非家幻觉”，2011年，第106—116页。
参见Anneleen Masschelein，The Unconcept：the Freudian Uncanny in Late-Twentieth-Century Theor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11，pp.7-148。
参见SciFi in the Mind's Eye：Reading Science through Science Fiction，Edited by Margret Grebowicz，Chicago：Open Court，2007，pp.1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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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Brian Richardson，Unnatural Narrative：Theory，History，and Practice，Columbus：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2015，p.10。
参见Griffin，Casey and Nina Nesseth，The Science of Orphan Black：The Official Companion，Toronto，Ontario，Canada：ECW Press，2017，p.8。
参见Gregory E．Pence，Brave New Bioethics，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8，pp.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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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韩松：《人造人——克隆术改变世界》，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7年。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