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人科幻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 - 第一章克隆人科幻小说与克隆人的身份

第一节科技发展、科学幻想与“人造人”

科技从兴起到如今被人类如此依赖，也只是近一百年来的事。从广义上来说，科技蕴含了科学与技术两大概念。科学是为了探究宇宙与大自然的结构以及运行规律的学科，更具有理论的抽象性；技术则是为了解决某个工程或某一事物的实际问题，更具有目的性与操纵性。自从三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蒸汽机的发明，从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中叶，蒸汽机的使用推动了其他工业部门的机械化与热力学等科学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电磁学理论的发展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从机械化时代正式步入电动机等电气化时代。二十世纪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便是信息技术革命，主要包括电子计算机、微电子技术、原子能、航天事业等。这次技术革命带给世界的震撼力不言而喻，它的影响力遍及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后很快遍及其他国家的科技领域。二十世纪，科学逐渐指导着人类生活，甚至支配着现代生活。当代的科学与技术密不可分，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化的价值观及其伦理规范，无论在日常生活、艺术抑或战争中，科技无处不在。现代的学校也早已把物理、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学等学科列入必修课程，将它们与人类生活相结合，在判断真理、学习知识的同时给予人类深切的人文关怀。

如果我们退回至几百甚至几千年前的“前科技时代”，人类对自然现象与自然规律尚缺乏科学判断的能力，当时只能借助神灵来解释各种现象。于是，神话等奇幻色彩浓重的传说便开始流传，巫术、魔法等也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文化现象。古希腊神话志怪中有许多半人半兽的形象，比如蛇发女妖美杜莎、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森林之神半人半羊的萨迪尔等，他们都与科幻小说中的人造人或人造怪物有相似之处，表达了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想象和描写。文学的原型“是自从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普遍意象”，是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在人类最初的原始社会已经形成，并由“世世代代的普遍性的心理经验长期积累”，因此，无论在何种文化或社会背景中都可能出现相似或相同的意象。然而，神话传说毕竟缺乏科学根据和科技因素。神话与科幻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神话世界中，神魔、巫术、巫师的权力至高无上，统治着一切，而科幻小说是基于科学规律发展而成的，科幻世界中的统治者依靠的是科学知识与技术控制，摒弃了巫师与咒语。科幻文学成为发端于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是科学和未来双重入侵现实的叙事性文学作品。

一、科技与科幻的关系

西方的科学进步与技术革命为科幻文学提供了灵感来源，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成为社会变化的主流，科幻文学用自己特有的叙事方式，描述并参与了这一宏观的社会变革。科幻与科学相辅相成，科幻新奇超前的想象给科学带来了挑战，而科学也为科幻增添了严谨性与可信度。纵观西方科幻小说近两百年的历史，可以发现，几乎所有作品都基于社会生活及科技发展，探讨了文学与社会、历史、实践的关系。三大技术革命，无一不推动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甚至思维模式。

科幻小说体现了科学与文学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紧密相关，文学能反映社会，却又不仅是反映社会那么简单。“科幻文学通过基本不同的叙事暗示出各种新的技术、社会、生物甚至哲学规范的可能性，而这种叙事反过来又陌生化了作者和读者的经验环境。”科幻小说的叙事内容离不开人类文明的现状，它将过去和现在真实而确定的知识为基础，借助对自然科学的深入理解，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事件进行现实推测和叙事。科幻作家由于借助了科学知识进行试验或想象，才使其作品不同于其他文学样式，让我们在疏离于现实环境的故事中认识到作品背后的寓意。

人类对技术的每一次选择都深刻影响了科幻作家对题材的选择，任何一部科幻小说都与它所处的时代紧密关联，而且作家的想象力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作品是与作家所经历的事件以及自己了解的生活密切相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科幻小说与作家很难想象后现代、后工业时代的主题，或许有作家的作品中曾经预见过，因为科幻文学本身就带有推断和预测的叙事功能，从而进行教诲或警示。三十年代以后，科幻小说不乏对生态破坏、人口爆炸、核武器、空间殖民、天灾人祸、社会非人性化、非人道主义的主题探讨。二战之后的科幻小说开始关注战争的残酷性与政治的虚伪性，关注社会中的个人困境，反对专制对人的压抑、对思想的操控。比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动物农庄》（Animal Farm，1945）、《一九八四》（1984，1949）等。五十年代后的西方科幻日益繁荣，它对应的是一个奇光异彩、追求解放、自由、风格的时代。太空时代、核武器时代、毒品时代、朋克时代、新新人类时代、电脑终端时代，等等。六七十年代后，新技术突飞猛进，1961年载人太空飞行成功、1962年通信卫星发射成功、1964年发现类星体、1966年无人宇宙飞船登月、1969年载人飞船登月、1967年第一例心脏移植成功，未来的冲击即将来临。科幻作家意识到身边的变化，以及新技术下的社会意义，他们用科幻作品想象并推断出未来的模拟世界。科幻黄金时代的代表作家海因莱因（Robert Anson Heinlein）与阿瑟·克拉克（Arthur Charles Clarke）便是描写宇宙星球的杰出作家，他们对外太空的幻想早于六十年代，甚至在四五十年代就创作过不少经典作品。

科幻文学并不总是向人们展示一个乐观的未来，在技术与社会发展面前，人类除了消极地适应被自己发明的技术之外，已经别无选择。如今，技术已经浸透现代人的生活、身体和思想，每个人都低着头摆弄手上的电子工具，“人机一体”独享个人空间，而周围人已经不存在，可以被忽略。这是现代人的生活模式，这就是科学选择时代的一种生活状态，而未来更为发达的科技又将促逼人类进入怎样的科学选择时代，我们还不得而知，但就目前来看，技术不仅打破了人类传统的人际关系网，而且还成为操控与驾驭人类的手段，人逐渐失去生命本应体验的东西。人与人的交际模式改变，人不再需要面对面的接触交流，各自在封闭的空间享受自我。交流可以由一个电话、短信、邮件、语音或视频来代替完成，这也意味着人类的伦理空间有所变化。

强大的科技不仅改变了传统人际空间的概念，也逐渐改变了人类伦理环境、伦理秩序与人的身份，就像“赛博朋克”（cyberpunk）代表作、威廉·吉普森（William Gibson）的《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1984）的故事一样。小说描写了电脑控制的跨国企业集团和高科技文化构成的未来世界，使读者体验到了超现实的感觉。主人公凯斯是个网络独行侠，他依靠人工智能与软件等高科技可以将肉体脱离意识的束缚，进入虚拟的赛博空间，在交感幻觉空间盗取信息。赛博空间不仅是核心叙事空间，也是主人公凯斯的虚实记忆、建构记忆以及人工智能虚构记忆的表征载体。虽然小说的非自然叙事挑战了读者的认知，却将记忆呈现于虚拟网络，聚焦于诸如身份焦虑、自我认知、情感人性等现实主义问题。这种新型写作反映了社会变化，以及读者对“控制空间”“虚拟现实”等社会问题产生的焦虑与悲观。同时，它也探讨了人类本身对自由的追求，控制空间本可为凯斯提供灵魂与肉体脱离的自由，但是他又沦为技术的奴隶，这就上升到对物质和精神的哲学思考以及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当然，小说实际上并没有否定科技进步，而是对技术的无限控制论进行了反驳。

科幻文学从电脑网络时代进入了新的阶段，使新的历史时期得以延续和发展。这类作品不受人物形象和道德规范的约束，让读者在阅读中如同体验新型电子游戏，游离于现实与虚幻的模糊地带。从这个层面来看，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是技术选择了人，人不得不被技术控制。由此可见，时代改写了人类最初的自然改造，也改变了传统的那些可以被设置、被利用的自然物本质，甚至连人也面临着成为客体的威胁。

著名科幻作家、“黄金时代三巨头之一”的阿西莫夫曾经说过：“影响是一把双刃剑。社会影响着科幻小说，反过来也被科幻小说影响着……科学进步的概念变成了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因此，当科学事件来临时（比如说登上月球），已经有足够多的传奇故事围绕这个主题被创造出来了，从而使其能够更好地为普通大众所接受。”诚然，从二十世纪开始，科幻小说的变化反映了科技发展，甚至代表了科技发展趋势。可以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科幻作家更多的是依据现有的情况做决定，构成了当时流行的“硬科幻”，当然也有科幻作家的作品呈现出了惊人的预见性，比如第一位职业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和《从地球到月球》等作品，就预见到了二十世纪潜水、宇航、太空等高科技的未来。如今，在这个光怪陆离的高科技时代，光靠科技现实作为叙事基础是远远不够的，预见未来成为必不可少的科幻成分，这就是“软科幻”的魅力所在。而生物技术与基因工程将给人类带来哪些影响，克隆人科幻小说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二、《弗兰肯斯坦》和“人造人”题材的发展

人造人的愿望由来已久，纵观东西方文明，无论宗教还是神话，都有人类渴求主宰自己命运的记录。人造人的神话代表了远古人类某种非理性的认知和某个民族的共同心理倾向，那些具有普遍性而深藏于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透露了人类主宰生命的本能和梦想。克隆术的技术原型和认知原型也可追溯到古代，在东西方文明各自的宗教与神话中都可得到克隆人的启发或暗示，盘古捏泥人造人、女娲用黄土造人、藏族猕猴变人，交织着人类自我追问与实践。人类造人的愿望与行为虽然体现了古代人类的蒙昧，但是与当今的克隆人技术有相似的地方。早在古希腊时期，人类就在探索人的本质及主体性问题，刻在戴尔菲阿波罗神庙墙上的那句箴言“认识你自己”也说明了人类对人之所以为人的追问。但是那个时候人的主体性并不明确，人权是被神权所代替的。自从人类有了理性意识后，也从未停止过对生命本质的追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疑问都随着人类的生产实践与发展而产生。

文学作品中也不乏关于“人造人”的叙事，早在中世纪英国伊丽莎白时期，戏剧家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在喜剧《修道士培根和邦格》（Friar Bacon d Friar Bungay，1591）中描写了十三世纪炼金术士与玻璃器皿中人造人文学形象之间的关系。其中会说话的头（brass head）、有生命的假人（golem）不仅是工业萌芽时的科学幻想，而且与后来文学作品中的机器人、赛博格、克隆人等新型人类主体性的哲学问题形成互文。“头”象征着人类伦理意识和认知能力，是人类智能化的意象，文学中早就对科技时代的人造人进行过前瞻性的思考。歌德的《浮士德》中也有“人造人”的故事，浮士德的学生瓦格纳造出了一个放在长颈玻璃瓶里的透明“人造人”荷蒙库路斯。但是这些人造人借用更多的是魔力而非科技手段，因此也就不被认为是科幻作品。可见，人类一直在努力改造自己、改善自己，使自己能够更好地生存与生活。

随着人类科学的发展，“人造人”题材又被广泛运用于科幻小说创作中，成为科幻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弗兰肯斯坦》体现了人类对自己身体改造的努力尝试，这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人造人”科幻小说，它的问世以及后来的机器人、仿生人、赛博格等题材都表达了人类对自身改善与改造的渴望。但与机器人等题材不同的是，“怪物”主要由人体器官制造而成，标志着人类在技术面前可以神通广大，甚至超越自己，等同于上帝神灵。雪莱夫人的幻想根植于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她所处的时代有几个重大因素促成了第一部科幻小说的形成。首先是哥特式（Gothic）文学的兴起，它是英语文学的一种样式，起源于十八世纪，“哥特式小说作为文学样式的出现，不仅受到当时新兴小说的影响，甚至更受到前人诗学的影响，比如托马斯·帕达尔（Thomas Parnell，1679—1718）的墓地诗歌”。其次，生物学的进步让雪莱夫人大受启发，当时意大利解剖学家路易吉·阿罗西奥·伽伐尼（Luigi Aloisio Glavani）在雷电暴雨的时候，用剪刀触碰死青蛙让其肌肉产生收缩。在这个过程中，他猜测生命中存在“生物电”，这个实验让雪莱夫人激动又兴奋，再加上雪莱与拜伦之间关于医学和电学的谈话，让她开始对科学产生兴趣。最后，电学在英国的发展也是雪莱夫人创作怪物的灵感之源，她笔下那个15岁的少年由于看到闪电摧毁了一棵巨树，便开始热爱生命与电学。小说中用尸体制造的“人”与欧洲流传的死尸通过电流坐立起来的传说十分相似，“生命的电火花”被输入人工合成的躯体。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雪莱夫人的父亲威廉·葛德温（William Godwin）本人受到达尔文祖父伊拉斯马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进化论与动植物学的深刻影响，他的小说中同样体现了无神论者的思想，因此，可以认为达尔文对科幻小说产生了强烈而且直接的影响。从科学的萌芽到欧洲启蒙运动，西方逐渐改变了对待上帝的态度，逐渐将科幻视角转向认识客观世界、窥探人类生命的秘密，回到了那个最古老的问题：人类是怎样产生的。

作为第一部以“人造人”为题材的科幻小说，浸淫在故事背后的是一种伦理恐慌。小说是一个双重悲剧，既是怪物的悲剧，也是造物主的悲剧。怪物因为无法获得人类对其身份的认同，希望弗兰肯斯坦再为他创造一个女伴，然而弗兰肯斯坦由于伦理恐惧而毁掉了成形的女怪物。从此怪物走上报复之路，杀死了弗兰肯斯坦的未婚妻，这又导致弗兰肯斯坦的复仇，最终与他怪物一起死在冰天雪地中。可见，小说围绕怪物身份诉求这条伦理主线，同时又生出其他有待解构的伦理结，比如伦理选择、怪物报复、弗兰肯斯坦报仇等，但复仇终将导致毁灭，也让人思考逾越人类认知底线的科学实践是否合乎人类普遍的伦理道德。从内容上来看，这部最早的“人造人神话”始终围绕着人造人对承认的追寻、对伦理身份的认同，而这个中心内容反映的正是人类千百年来对认识自己的自我追问，也是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母题。

《弗兰肯斯坦》后来成为批评界炙手可热的文本，小说围绕医学过失的主题，营造了一种悲观的虚构色彩，这让无数批评家就“哥特式”与“科幻”两种样式的完美结合进行了深入思考与探讨。从主题上来看，这部小说实际上是针对科学发展及西方社会而写出的文明与道德责任感的一种寓言。弗兰肯斯坦最后的自杀证明了整个悲剧的始作俑者正是人类自己，我们不禁思考：科技的发展是否会改变人类，包括人自身的定义以及整个人类生存状态与伦理秩序？人类是否会因为滥用科技而自我毁灭？英国科幻作家、科幻评论家布赖恩·奥尔迪斯指出：“弗兰肯斯坦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涉及后卢梭主义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科学对那个社会的侵袭，人类的双重本性，他所继承的猿猴的好奇心给他同时带来了成功和苦难……没有希望和宽恕，只有对人的误解以及对怪物那可憎的类人生命的误解。知识没有带来任何幸福的保证。”可见，弗兰肯斯坦的诞生预示着一个更为可怕的技术前景，人造人颠覆了人类从自然选择至今的“人”的定义，带来了身份困境与生存悖论。造物主成为科技异化的人，他的选择产生了被物化的新型人类，从此主客体界限被打乱，人类从改造自然的主体变为被改造的对象，这是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

《弗兰肯斯坦》的叙事模式促进了“哥特式科幻小说”（gothic science fiction）的兴起。“哥特式小说”与“科幻小说”是一对矛盾体，前者通常围绕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制造一种超乎自然、怪异恐怖的气氛；后者更合乎规律和理性，即使一些技术是在遥远的未来，也可以作为一种推理判断。它们的区别构成了达科·苏恩文关于科幻小说是一种“认知疏离”的核心理论，即哥特式文学偏于虚构，而科幻文学的合理性在于它通过虚构进行假设，又在严谨的科学上发展而成。如果将克隆人科幻小说当作哥特式科幻小说也不足为奇，因为“克隆人”既展现了生物科学和技术，又延续了哥特式的怪异、“复影”和悬疑。

作为与时俱进的科幻小说在现代文明与科技进步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其主题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便涉及不同的范围，科技叙事、描写和寓言都与各个时代相适应的。1921年，恰佩克的剧本《罗萨姆的万能机器人》（Rossum's Universal Robots）一经上演便轰动欧美，隐喻为“奴隶”的人造机器人从此成为科幻文学史上的重要母题，也为阿西莫夫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这个戏剧实则是对资本主义的反讽，因为自动化使人类非人化，机器人就是人类的写照，人类也成了麻木而丧失灵魂的机器人，这个主题也与早年著名电影《摩登时代》不谋而合。最后，机器人消灭了人类，成了统治世界的主人。这个担忧与《弗兰肯斯坦》有相似之处，它们所揭示的是恐怖背后的道德教诲。

在科幻小说的“机器人”时代，恰佩克就将人形自动机器设置为传送带上的大批量产品，从而取代了人类劳动。作者表达了深刻的忧思，机器使人丧失了人性，变得非人化。虽然机器人与《美妙的新世界》中批量生产的克隆人一样，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了一个看似美妙的乌托邦，然而，机器人最终却毁灭了人类社会。黄金时代三巨头之一的阿西莫夫将机器人系列推向顶峰，他是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以机器人为题材的代表作包括《捉兔记》《骗子》《罗比》《捉拿机器人》《逃避》《证据》等，都收录在《我，机器人》（I，Robot，1950）作品集中。而《我，机器人》在2004年拍摄过同名科幻电影，2015年第二部同名科幻电影即将上映，这也证明了阿西莫夫在科幻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力。阿西莫夫还制定了著名的“机器人三大定律”，这是因为以往的作品把机器人描写为代替人类的科技产物，它们由人类制造又危害了人类，成为异类怪物的代表。然而，“三大定律”还是没有摆脱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维护，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命令、不得伤害人类。而在《两百岁的人》中，阿西莫夫并没有把主人公机器人管家安德鲁设定为一个奴隶，整部小说围绕安德鲁对人的伦理身份诉求，他学习人类穿衣遮羞，并且要求换取人类生物的大脑，以便破除机器人不死的神话。他意识到只有行为和思想被人类同化，才能接近人，最终他通过对死亡的伦理选择，获得了人类的身份认同。但是，在他的身份诉求中仍体现着人类的傲慢与主宰一切的决心。

随着机器人题材的普遍运用，仿生人、克隆人、赛博格等其他人造生命体也离科学幻想不远了。无论从科幻术语还是现实出发，阿西莫夫做出了一个重大贡献，那就是理清了“机器人”（robot）与“仿生人”（android）的区别。2013年2月5日英国制造出了第一个仿生人，名为“雷克斯”（Rex），造价100万美元左右。制造者利用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造假肢和器官所打造的仿生人拥有人工血液循环系统，以及人工的胰腺、肾脏、脾脏和气管等，还实现了人工眼自动对焦的功能。然而，科幻小说已经习惯使用robot（机器人）的概念来与自然人相区别。阿西莫夫认为，一个android（人形机器人）应该是一个具有男性人类外形的人造装置。android是由更接近人体组织的物质制造出来的机器人，而robot专指金属制造的机器人。阿西莫夫是构想机器人与自然人共存的未来世界先驱者，他的“机器人系列”和“银河帝国系列”惯用的叙事手法就是人机冲突、自然人与宇宙人的冲突。他的出发点更接近反乌托邦的构建，虽然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但人类精神受控于物质与技术社会，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人的主体性受到重创。弗莱德·多尔迈在《主体性的黄昏》中提到现代主体性衰落的原因：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占有性个体主义；二是以统治自然为目标的人类中心说；三是不包含交互主体性的单独主体性。在阿西莫夫的小说中，自然人居住的地球环境恶化，人口爆炸，资源短缺，人类为当初的野蛮开采和物质生产付出了代价，只能向外星球殖民。而居住在地球上的自然人如今只能住在自己亲手筑造的钢筋水泥的钢窟之中。人类在钢窟中只能用机器人工作，但是地球人无法容忍将被机器人取而代之。外星球的宇宙人又不愿地球人入侵，给他们带去肮脏与疾病，于是就控制着地球。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分子生物技术、基因遗传工程等重大突破标志着日新月异的高科技，这是人类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智能耳蜗、钛合金肢体、高分子皮肤等人造器官使人的机体得以全面升级，这也预示着科学选择时代不仅能以技术对人形加以选择或控制，甚至它会影响人类的本质，从而涉及“人是什么”的古老话题。1968年，菲利普·K.迪克（Philip K．Dick）的科幻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就预言了仿生人与自然人共处的未来图景。在叙事形式上，作品借助科幻小说在物理、逻辑和人力上的非自然叙事，营造了“不可能的世界”。在内容上，尽管小说充满虚实转换、记忆碎片、真假身份等“不确定性”元素，但始终将身份焦虑、情感困境、精神危机、主体救赎等现实问题与伦理诉求融入后人类语境中。小说将现实主义主题与非自然叙事形式交织互补，挑战了读者的认知，在人类与仿象的新型伦理关系中窥探了技术对社会、人性、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影响，体现着浓烈的人文主义关怀。

堂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特别注重科学与人文的密切关系。在她的论文集中（The Haraway Reader，2004），有大量的照片和绘画与她的生物学、医学、文学、人类学等研究相结合，将抽象的概念通过实例加以文化论述。她关于“赛博格”（cyborg）的著名论文《赛博格宣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者的女性主义》（“A Manifesto for Cyborgs：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对自我主体性具有颠覆性的解释，“赛博格是一个有机的机器生物，是机器与有机体的混合物，是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虚拟小说中的创造物”。在哈拉维看来，科技的工作就是文化生产，作为文化实践的科技在主体与客体交际中，会展现所有的意义、身份、物质以及重要性。

现代技术发明了新的“人造人”，将人造器官、电子软件、基因改造等产物与人类原有的肉体相结合，形成了新型的人机系统，打破了传统的自然与技术、肉体与灵魂的二元对立模式。这就是人类开始进入人为设计的“自然选择”或“生物性选择”阶段，是科学选择的时代。奥尔迪斯说过，“科幻小说的基本动力既是进化论的，也是科技方面的”。人类经过进化是为了变得更完美，从生物角度看，人与兽区分开来，拥有人形；从伦理道德角度看，人类要修炼成行为合乎伦理规范的普遍的人，才能称为完美的人。而现代科技对人的异化导致了个体困境，仿佛又回到古希腊神话那半人半兽的命题。哈拉维坚信人类处于一个人面兽身的分解区，她立足于科幻小说文本分析，“特别钟情于流行文化与科学意象中的一切怪异、边缘、妖孽、吸血鬼、克隆、非人非兽，以及走上科技尖端的有机机器人”，她宣称，我们每个人都是机器人，实则是对科学选择时代人与机器之间混合存在的隐喻，科学选择时代的科幻小说就是技术影响下的社会关注，通常是认知寓言或预言。因而“赛博格”的新型人造人代表了一种在技术文化的语境中探寻生命内涵的新型寓言，同时也是预言，这种既存在又虚无的人造人形象成了后现代科幻研究的主要文本之一，也是诸如“机器战警”“钢铁侠”等好莱坞大片热衷的题材。

从文学角度来看，现代文学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等维度中描写了人类面临的荒诞，绝望、危机、毁灭、死亡等，这些都成为现代文学的主题关键词。在未来更为发达的科学选择阶段，技术制造的“人”还算不算“人”？人类在科技环境中又将何去何从？回到科幻小说文本来看，对人的主体性、本体论的探讨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因为科技不仅改善了人类的生活，而且改变了“人”，从而引发了人类对科学、宗教与传统价值的怀疑。

三、生物技术与克隆人

技术革命颠覆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人”与“物”的概念区分也不再泾渭分明。《弗兰肯斯坦》中“人造人”的故事已经不只是一个神话寓言，科学怪人之所以具有威慑力，是因为他证明了逾越工具理性和认知底线的科学足以反过来毁灭人类自己。“弗兰肯斯坦”逐渐成为科技伦理的代名词，即弗兰肯斯坦综合征（Frankenstein Syndrome）。人类对于“弗兰肯斯坦综合征”的恐惧一直存在，因为技术可以轻易地动摇人类根基。“人造人”小说所要表现的正是人类的终极追问，它立足于已有的技术基础，记叙了科技对人的改造与创造，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历险。然而，“科幻小说叙事绝不是表达‘好像真实的’或者‘不可能的’情节……科幻小说中的基本问题是探讨想象的科学如何影响人的身份、人类欲望、意志和认知，以及人性的定义，即何为人，或人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也说明科幻小说中关于各类异类生物和新型生物体为何成为炙手可热的题材，因为科幻文学始终无法离开人类而只作为纯粹的幻想或某种科学知识的描述。

如今，我们正处于第四次技术革命时期，生物工程和基因干预技术是步入二十一世纪后的主流科技之一。早在二十世纪初，霍尔丹就预言了二十世纪后生物科学的某些方向，并指出“威尔斯（H.G．Wells——引者注）对科技问题的探讨主要围绕物理与化学，如今的科学兴趣将聚焦于生物学”。虽然他的论述比真正的“生物大爆炸时代”提前几十年，但是他预言生物发明会改变传统的“性选择”，而且能产生久远的影响，并且对情感与伦理也将产生深刻影响。这一预言正好与“科学选择”相对应，因为科学选择可以颠覆传统的自然选择，用生物技术对人类生命进行重建。生物技术、医学进步和基因工程的进步已经把科学选择时代推向了全面发展，这股高潮正是这个时代的黄金期。人类的生命与生存本质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人、自然的人或生物的人。新的科学发展与观念将再次改变人类的生活，人类进入了新的社会转型期，这可能是人类发展进程中最能影响人类自身的一次革命。机器人、人工智能、电脑、义肢、芯片、DNA、基因等技术的发明与运用一方面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仿佛暗示着人类的未来。高科技的运用是否可以任意抹去人的外形，是否让上帝消失？信仰全无了，人类就此成为造物主？

生物科学一直关注着两个问题：一个是生命的起源与本质问题，另一个是生命如何进行繁衍，而这两个问题似乎成为人类的终极关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日益强大的生物科学和基因技术将人类带入人为选择与设计的“自然选择”阶段，给人类生命本质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使人类处于第四次技术革命的科学选择时代。生物技术直接运用到对人类的改造和创造之中，比如1954年于波士顿成功完成的器官移植手术，以及1986年轰动全球的由人工授精及代孕母亲引发的“M女婴”案件。其实，早在1938年，德国胚胎学家汉斯·斯伯曼就提出了动物克隆的设想。1952年，罗伯特·布瑞格和托马斯·金对小蝌蚪的细胞核进行无性繁殖。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揭开了生命遗传物质即DNA的双螺旋结构的谜题。1955年，布瑞格和金的核细胞移除术被称为现代克隆无性生殖研究的基础。从此，科学界从未停止过克隆动物的实验。除了牛、羊、老鼠、猴子、猩猩等已被克隆出来的哺乳动物以外，2001年1月，美意两国科学家宣布，他们将尝试克隆人。2002年4月，意大利人塞韦里诺·安蒂诺里宣称世界上已经诞生了第一个克隆人。2002年5月韩国大邱市的“生物合成”公司也举行新闻发布会，声称第一个克隆人将诞生在韩国。2005年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向世人提供了克隆人诞生的过程，但实验许可只维持了一年。虽然克隆技术是一项惊世骇俗的高科技，能够推动科研和医学的发展，但是将克隆技术运用于人所带来的伦理恐慌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它对人类的影响。

从克隆叙事来看，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克隆题材出自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1963）的《美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它比汉斯·斯伯曼提出的动物克隆设想早出现了六年，可谓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实验。赫胥黎是著名博物学家T.H.赫胥黎之孙，家族世代对生物学都有所研究。早在《美妙的新世界》出版前一年，阿道司的哥哥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已出版了《我敢想什么？》（What Dare I Think？，1931），书中向读者介绍了极端激进的概念，比如人种基因控制和改造，这既是“人造人”技术的警告，又为科学幻想谱写了序曲。其中的细胞培养和婴儿培育也是《美妙的新世界》中重要的议题，这部小说将克隆话题推向顶峰。《美妙的新世界》作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其余两部是扎米亚京的《我们》和奥威尔的《1984》），自问世以来就向我们敲响了警钟。构成书中“福特纪元七百年”之未来社会基础的，便是通过基因干预技术制造出来的五个社会等级的克隆人。然而，书中描写的克隆术不仅没有带来社会的稳定，反而成为一种文明退步的反讽。克隆人如同“非人”的工具，不具有人类原有的理性，如机器一般毫无自由意志、像生产线上成批生产的编号产品。

实际上，早在《美妙的新世界》诞生之前，威尔斯的名著《莫洛博士岛》（The Island of Dr．Moreau，1896）就与克隆人题材有一定的相似性，故事讲述了莫洛博士因为残忍的动物实验被驱赶到无人岛，自己又开始以岛主自居，通过外科手术改造动物，生产半兽人。为了让它们获得人的身份，他训练它们直立行走以便拥有人形，并且给它们灌输人类的伦理意识，让它们遵守人类的伦理规则。但最终半兽人恢复兽性，莫洛博士也被杀害。这个恐怖的故事背后的伦理与道德教诲与克隆人科幻小说的主题有许多重合之处，从“人造人”的身份引发出人类应在科技与伦理这对矛盾之间做出何种选择的话题。

克隆人科幻小说预示了人际关系中的问题，基因工程与生物技术的研究带来了被“复制”的婴儿，技术成为制造噩梦的工具，“基因复制”就像用某种材料造人，很可能再次将人类变为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同时，基因工程的发展与人类未来命运休戚相关，而科幻小说与人类历史环境密切相关，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体现了“文学本质是伦理的艺术”，即通过不同于人类社会常态的艺术加工与变形，探讨作品背后的伦理与道德启示。所以，科幻的重点不在于形式，而是通过形式能产生哪些人类共鸣，透过科幻对未知的构想，我们能够看到伦理秩序的变化与众多后果，科幻就是现代与未来的启示录。

克隆人科幻小说不仅是科幻文学创作的重要分支，也是科幻电影最炙手可热的题材之一。除了最早的“人造人”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被拍摄为电影（《科学怪人》）以外，关于“克隆术”与“复制人”的电影或动画片层出不穷，比如《苍蝇》《第六日》《银翼杀手》《星战前传II：克隆人的进攻》、改编自艾拉·莱文（Ira Levin）同名小说的《巴西来的男孩》（The Boys from Brazil，1978）、《侏罗纪公园》《蜘蛛人》（一个克隆蜘蛛人的英雄形象），以及2012年好莱坞大片《云图》（改编自大卫·米歇尔的同名小说Cloud Atlas）等30多部影片。《蜘蛛人》中的克隆蜘蛛人类似于中国《西游记》中孙悟空拔毫毛似的自我复制，他们的宗旨是行善除恶，符合伦理。除此之外，几乎所有关于基因技术的电影都带给人们震撼、困惑和恐慌，颠覆了传统伦理道德观，内容涉及身份、人权、世界危机、地球毁灭等。比如，令人毛骨悚然的《苍蝇》中，主人公误将苍蝇基因混入人体，从而变成了“苍蝇人”；《第九区》中的“虾人”与地球人共存时，让地球人感染了病毒，变成了长着“虾手”的人兽混合体。这些形象与科幻小说中的异类生物不谋而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克隆人”的定义与“复制人”是有区别的，克隆人是由单细胞繁殖的，要经过孕育胎儿的过程，因此，像《第六日》（The Sixth Day，2000）这样的影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克隆人电影，因为被“克隆”的人立刻以相似的外形出现，这种“复制人”不等于“克隆人”，这是对克隆概念错误的表述。

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克隆人，我们现在无从知晓，但是克隆人确实将人类关注的焦点再次带入生命的本质，即“人是什么”“我是谁”等主要的古老命题。在科学选择时代，人处于何种地位？帕林德认为“昨日的科学幻想已经变成今日的科学事实”，美剧《机器人心》（Almost Human）讲述了2048年的人类社会，故事围绕着大脑记忆、智能伴侣、智能警察、医疗义肢、人工DNA、克隆人犯罪等主题展开，我们再次看到了科幻小说里的内容与现实的碰触，毕竟机器人、仿生人确实已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技术将人类带入了乌托邦抑或反乌托邦？科幻作品中所有的异形，包括乌托邦、怪物和不同的陌生人，都是人类的镜像，那个迥然不同的国度也是他自己国家的镜像。但是镜子不仅能反射，还能变形。因此，认知疏离的写作手法与陌生化的效果将科幻与现实维系起来，尤其是当科技对个人及群体产生异化时，这种基于“镜子变形”幻想中的科技认知将具有更为独特的意义。无论科幻作家对于技术持有乐观主义态度还是悲观主义态度，我们都不得不在享受技术为人类谋得的福利之余，开始担心：人类的贪婪、无知、索取和残暴让技术开始操控人类，技术产物是否会替代人类，人类是否会被灭绝。

从240年前瑞士诞生的最古老的机器人，到现在由电子软件、生物材料介入的人类，都标志着新时代、新人类的到来。科技对人类肉体与精神以及人类传统生活模式的侵入已经不容忽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率先进入以信息化社会为特征的后现代时期，科学家们利用现代科技对人类进行设计、改造、美化以及技术模拟和构建，使技术与审美等最新理念相结合，形成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新群体，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人造人”，他们是经过技术加工的产物，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生物人或自然人。另外，在最近的国外科技报道中，有一篇题为《超人类将改变一切》的文章中引用了“超人类”（transhumanism）的概念，文中指出，人类的全部意识和性格将被复制，并移植到计算机中。人的肉体会消失，但人的大脑会通过与科技的结合——电子化，而实现永生。机器不再作为外部支撑，而是你身体的一部分，拼凑成完整的你。这将是人类全新的存在方式。同时计算机高效的编程能够完美掌握一切技能，突破人类大脑的限制。仿生学、超人类主义将是人类进化的终结，是有血有肉的人与钢铁和前沿科技的完美结合。而这个科学研究如果作为科幻小说的故事情节，核心仍然是关于人类的本体论和主体性，体现了人类的终极关怀。

纵观人类进化过程与历史变迁，“人”的本体论意义逐渐发生改变，尤其是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人的外观和内部都可以通过技术介入而使原来的人发生变化，甚至任何脱离载体的信息与思想都可以将其视为“后人类”。因此，科学选择时代的“科学人”应运而生，在科学选择阶段，人类正在或即将通过选择科技改变自身，使人类转变为既体现科技因子，又具有伦理意识的新型人类。在这样的新型伦理环境中，“科学人”体现着生物技术、电子技术、智能技术、医学技术等各种科学技术杂糅的身份与属性——他们是科学选择的产物，是科学选择时代的新型生命形态，是人为选择的结果，亦是时代赋予的人类身份。

第二节克隆人的身份——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一、克隆人的先天身份：“科学选择”的产物

关于克隆人的争辩涉及伦理、法律、医学、宗教等众多领域，而克隆人科幻小说从一开始就是围绕技术与伦理这两个关键词进行构思的。在经典之作《人的复制》中，作者罗维克引用了科学家们大量而真实的辩论案例，小说开篇就提到诺贝尔奖得主、遗传学家乔舒亚·雷德贝格博士的担忧，“它把人类推到了一场进化上的大骚乱的边缘”。小说只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标题为“道德”，第二部分标题为“技术”，这两个标题集中体现了克隆叙事的核心内容。目前，克隆人科幻小说已不仅仅局限于英美国家，因为克隆问题不只是西方的问题，更是全球性的问题。《人的复制》这部经典的克隆人科幻小说反映了绝大多数克隆叙事中的焦虑，围绕无法解决的身份问题体现作家对科技的悲观主义。从现有的克隆叙事来看，没有作家明确表达对克隆人技术的赞美，小说总是带给读者对克隆人技术的伦理判断与思考。

克隆人科幻小说预示了这样一个未来图景：自然选择与进化论被颠覆，人可以出于不同目的使自己永生不朽，人类祖祖辈辈会一模一样而不再具有多样性。在这种新型的伦理环境下，自然人与克隆人各自承担何种社会角色与责任？克隆人本身是不是人？或者说，克隆人从诞生之际就刻上了“复制”二字的烙印，不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命运，就像在《我是克隆人》中，克隆人丝丽伊愤怒地呐喊：“我只是一个不完全的活物，一个单独无法生活的克隆。我还小的时候，一个撒谎的仙女诅咒了我。她的咒语是：‘你是我的生命！’”（46）克隆人作为“复制品”，与自己的原型之间是何种关系，成长步入社会后他/她是否被一如既往地视为“他者”？这都是由克隆人的身份不明而导致的困境，如何定义克隆人的身份成为最难的问题。身份的本质是指谁是什么样的人，由于身份才使世界各地的人有差异、标识和称谓。一个人的伦理身份可以是客观的、先天拥有的，比如贵族、王子等；也可以在后天获得，比如教师、律师等。身份制约着一个人的行为规范，因为不同身份的人在与人相处时要遵守与自己身份相适应的行为准则。身份的变化可以导致伦理秩序的变化，因此，克隆人作为科学人，并非人类伦理环境中的主体，与人类社会的制度、伦理规范、伦理关系等冲突，从而加剧了伦理困惑与混乱。

克隆人的先天身份在于“克隆”二字，简而言之，克隆人是不经过两性细胞结合而直接繁衍的后代，就是无性繁殖的人。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来看，“性选择”，即动物的繁殖行为是自然选择的中心。当自然界中的一种性别动物通过竞争挑选异性个体交配时，就会产生性选择。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达尔文详细地论述了低等动物与高等动物都存在性选择，以便繁衍后代。比如男性与其他雄性动物一样，往往拥有好斗的天性与较强的战斗力，选择美丽的女性生育后代。因此，从人类三次选择的生物性选择阶段来看，克隆人是非自然的产物，因为他们的诞生不是基于“性选择”，不是由两性结合生育的自然人，是人为改变自然选择进化过程后的结果。但是，克隆人又不同于机器人或科幻作品中半人半兽的生物，他们具有血肉之躯，在外形上与自然人一模一样。

克隆人的先天身份所导致的最直接问题便是血亲关系的颠覆，这也决定了他一出生就是自然人社会中的“他者”。“科幻小说主要围绕不确定的自我与意想不到的他者之间的相互渗透，以及跨国界的科技语境之下可能出现的世界。这种称为‘不合时宜的他者’而逐渐出现的社会主体就住在这样的世界中。科幻小说中推测的未来、科学幻想、推测性虚构——成为恰当的标志，引导探查作为复制技术的人工产物，并且造成不合适的、不适应的，或者被抗拒的某物。”哈拉维的论述实际上指明了克隆人是被抗拒的他者，其核心仍然围绕克隆人的身份难题，从而陷入与自然人共存中的伦理难题。在《人的复制》中，罗维克使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克隆人技术，使读者被这“诱人”的技术所吸引，然而诱惑往往伴随着危险。“子女和父母的关系将被混淆，更不用说每人个体的价值”（39—40），这是小说中所有反对者的基本态度。无法定义血亲关系就使克隆人这种“被抗拒的”“不合时宜”的他者陷入被解构的关系论中，即“一个衍射而非反射/反映的关系中，这种强大的关系可以超越主导控制”。这也意味着克隆人作为单独个体生命的基因衍生物，首先会动摇人类最基本的人伦关系，从而加速伦理关系的变化与伦理秩序的颠覆。

《人的复制》这部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很难让读者分辨故事的真实性，因为作者本身既是生物学家，又是科幻作家，他本人又宣称故事是真实的。百万富翁莫克斯找到作者罗维克，要求他物色几个医生，以无性生殖的方式复制自己，使之成为其子嗣继承遗产。传统的自然选择结果是指“性的结合所产生的子代，而且只有这子代，成为他和她的亲人，而大自然在不倦地寻求着，总是在选择，进行着杂种优势的赌博”（30），而既然是赌博就会有风险。如今，人类可以通过技术主动地选择进化过程，就像《我是克隆人》中丝丽伊对克隆人技术的讽刺：“从一开始就具备良好的遗传基因，而且完全排除了基因赌博，排除了任何偶然性。不会出现空白彩票的，绝对是全赢！”（10）莫克斯将赌注押到了基因遗传学上，他的伦理选择体现了他的自私欲望，使自己完全成为操纵技术的造物主，“按照他的观点，人类区别于其他各个物种的，就在于人能够自觉地不断地改造自己，创造自己。同样，在莫克斯心目中，无性生殖是一种完全自然、完全人道的可行的方法”（18—19）。然而，他的观点表面上符合马克思所说的人在“人化的自然”中体现其本质，可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际上是对人类本体论的彻底抛弃，选择克隆自己已经挑战了人本身的认知极限。

罗维克作为莫克斯选中的实验技术人员，在面对伦理选择时，他一方面满怀期待地进行科学实验，希望自己成为现代的普罗米修斯；另一方面他担心反对者们对克隆人技术的伦理质疑，“面对着一个该不该做而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37—38），同时，他又与生化学家、伦理学家利昂·卡斯（Leon R．Kass）持有相同观点，即“无性生殖的人可能要遇到一场严重的身份混乱，要区分自己与其供体十分困难……一模一样的人所面临的身份问题，某些人会由于弄不清他是‘儿子’或‘父亲’而感到很为难”（47）。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引用了不少生物学家、哲学家、伦理道德学家的文献，卡斯不是小说虚构的人物，他曾明确反对克隆人技术，认为那是不道德的，会引发一系列问题，“有计划有程序地克隆人类实际上就是使人丧失人性”。

卡斯不仅指出克隆人的先天身份造成血亲身份混乱，还指出心理上的不良后果，“无性系的身份已失去，它给了供体”（48），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不被人为地取消基因型的独特性，而别人的复制品生来就被取消了独特性。卡斯的忧虑上升到了另一个层面，即人能否被复制。虽然不少学者将西方文论中的“clone”一词翻译为复制，但是克隆人与复制人的意义并不相同，复制人会产生歧义，即人的外形与思想都可以被复制，包括人的生物性复制和社会性的复制。而克隆人指明了先天身份，他只是母体基因被“复制”而产生的人，即由人工的无性生殖诞生的人。人的身份与伦理环境密切相关，“克隆人”是还未融入伦理环境中的先天身份。

克隆人的先天身份强调了一种与自然选择相悖的技术，开辟了人类繁衍生命的新途径，正如赫胥黎在《美妙的新世界》中所描写的那样，“以前一个受精卵只能生成一个人，现在能生成九十六个人”。通过复制一个成熟的细胞，创造一个具有同样遗传基因的人，从而使人类取消了传统的胎生，并且从胚胎发育过程中培养出ɑ、β、γ、δ、ε五大“种姓”，分别代表不同的社会阶级与劳动分工。然而，《人的复制》却提出了一个警告：“一个被无性繁殖出来的人可能造成延续几十年或几个世纪的生物学的倒退。”（10）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就成为克隆人科幻小说中的一个主题，正如冈恩教授所言，科幻小说“可以把故事设想在过去、未来或者某些遥远的空间，它关心的往往是科技的变化。它设计的通常是比个人或者小团体更为重要的主题：文明或种族所面临的危险”。因此，克隆人这种科学选择的产物代表“进化”还是“倒退”，这不仅是无性生殖技术探索的范围，更是科幻小说的潜在功能，读者需要在故事框架和戏剧性冲突中寻找答案。

二、“我是谁”：“科学人”的伦理困惑

哈拉维指出，科技已经突破了三个界限，一是人类与动物的界限，二是人类与机器的界限，三是物质与精神的界限，而传统的二元对立突破后会产生新的主体。虽然哈拉维认为新的主体可以超越种族、性别、阶级等各种传统身份认同中的矛盾冲突，而且科幻小说也模糊了科学事实与文学虚构之间的界限，但是在一个多元的模糊的主体概念下，克隆人这种新型人类仍会带来新的伦理困境。“伦理困境指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而“伦理混乱即伦理秩序、伦理身份的混乱或伦理秩序、伦理身份改变所导致的伦理困境”。打破传统主客体二元对立后的新型身份制造了伦理混乱，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难题，这也是克隆人科幻小说急需探讨的问题。

“我是谁？我究竟是什么？我又从何处而来？向何处而去？”这是反复盘旋在弗兰肯斯坦脑海中的问题，同样也是当代人造人、科学人的质问。虽然在《弗兰肯斯坦》中，怪物渴望拥有父母和家庭的亲情，但是在众多克隆人科幻作品中，未来社会的家庭概念是被抹去的，由于克隆人本身已经违反了自然规律，那么，以性选择的自然选择法为基础的家庭反倒成为一种禁忌，也就是说从克隆人诞生之际就意味着传统的血亲观念不复存在。《美妙的新世界》中写道：“家——几个小房间，一个男人、一个随时受孕的女人和一群不同年龄的娃娃住在一起，挤得透不过气来。没有空气，没有空间，是一个消毒不彻底的牢房：黑暗，疾病，臭气。”（31—31）而在《迟暮鸟语》中，主人公马克渴望逃离克隆人群体，重回传统自然人类的社会模式，最终带走了若干克隆女性，组建由男人和女人、父亲和母亲构成的核心家庭。可见，克隆叙事所体现的克隆人对传统伦理关系的颠覆、对核心家庭的否定、对人伦关系的扭曲将动摇整个人类社会与文明，而这些问题之根本是技术异化之后被消解了的“人”的身份。因此，克隆人科幻小说中经常围绕“我是谁”的困惑进行叙事，体现了作者关于克隆人身份的焦虑。

克隆人面临的伦理困惑首先来自其对自我的认知。在《人的复制》中，作者和生物学家都提到，一个人的外貌“是我们个性最起码的象征”（48），外貌的差别加强了自我感，有助于在自己与其他人身上探索共性、差异性和属于自己的个性。当一个无性系中有几个成员时，“无疑威胁着每个人的自我感；一个无性系中有两个成员时也是如此”（40）。这也是小说《无性人》中体现的技术担忧，相似性消解了人类的自我存在感，使技术异化后的人类世界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克隆人的先天身份决定了他们像“双胞胎”一样，拥有相同的外貌，这便从外观上增加了个体困惑，延续了科幻中的“复影”，也就是身份问题。鲍德里亚在《最后的方案》中指出，双胞胎是大自然天然的复制现象，克隆便是生产出同一个自我的两个人，因而打破了平衡。也许人类从未逃脱自我的双重性，克隆术便激活了我们体内从未真正分离过的另一个自己。鲍德里亚的观点更像是从心理学角度解读自我和他者的认同关系，克隆人自身与另一个镜像始终处于依恋与竞争的并存关系，这便被运用到克隆叙事中以探讨人类最为复杂的自我认知。

从叙事内容来看，《无性人》不仅描写了无性人对自我身份的追问，而且还描写了造物主波因特与劝人自杀的“乐善好施者”谢里尔如何恢复人类的伦理意识。作者将故事背景设置在2072年，正好是写作此部小说的一百年之后，人类社会已经被高科技控制，腐败的官僚主义盛行。世界已是自然人、克隆人和类人猿共存的时代，后两类生物代表了下层阶级。这个未来图景令人担忧，人类将逐渐生产人类、亚人类和杂种基因混合而成的嵌合体，制造出“类人”的科学人从事低级劳动。造物主波因特教授为了对两个异常人进行遗传优化实验，利用生殖部冰库的冷冻卵子，与男子死后提取的精子结合，“主持了一场亵渎神灵的婚礼”（13），即忽视上帝造人的宗教传统，由非自然的方式制造出四个克隆人。主人公阿尔文与其他三个兄弟被送往不同的地方抚养，他唯一的伙伴不是人类，而是三十二岁的杂种黑猩猩诺伯特，这个内容不禁让人想起了奥尼尔的《毛猿》，实际上是科技时代对人类异化的隐喻。阿尔文从未对自己的出身萌发过好奇心，“他主要与那些黑猩猩生活在一起，他视它们为长者，它们则把他看成亲弟弟”（5）。这种身份混乱并未给他本人带来困扰，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自我”仿佛是固定的。终于有一天，阿尔文和其他三个克隆兄弟布鲁斯、德斯蒙德和科林首次见面时，“他们一起像猫头鹰那样盯着波因特教授，四张嘴巴同时张开，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我们是谁，波因特小姐？’”（17）此时就出现了伦理身份的变化与困惑，似曾相识的人突然扰乱了平静的生活。

克隆人对相似的人产生了熟悉而陌生的感觉，或者说是在陌生人身上看到了熟悉的自己，这都是克隆叙事中的暗恐效果。“暗恐”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它的原文是德语对应词“unheimlich”，其基本意义表示陌生的、非家的、令人不适的、令人害怕的，但还有一个特殊意义，即本应隐秘的东西却显露出来，朝着“熟悉的”方向发展。因此，它本身就包含了自己的反义词：“heimlich”表示熟悉的、友好的、似家的、舒适的，同时也表示隐秘而不为人知的。“暗恐”本身就是一个语义含混的词语，“暗恐属于恐惧的一个种类，会回到以前认识的某事，回到早已熟悉的事物”，隐秘而显现、熟悉而陌生。“暗恐”已完成了以往的心理分析到后现代的转向，不仅是早期哥特式或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写作手法，如今也体现在“人造人”科幻小说中。读者经常会在科幻小说中体验到怪异、陌生而疏离的感觉，那是因为必须要有“熟悉感突然显露出陌生感，是我们的世界被转换了”，也就是说克隆人科幻小说之所以产生暗恐的感觉，是因为克隆人作为“复影”给读者呈现出他们自己的生活。

克隆人的身份与人类身份之间的模糊性重复了科幻文学中关于“怪异感”的主题和母题，各种人造人、怪物、异类世界都是对我们人类世界的认知疏离。阿尔文四兄弟看见了突如其来的陌生人长着自己熟悉的面孔，这种惊恐体现了主体危机，“包含不确定的感觉，特别与人的身份与经历有关。人突然感到自己的身份奇怪而可疑”。实际上，无论从现实还是文学来看，“暗恐”是我们都会经历的，现实中我们对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的人、事、情景产生的情愫就是“暗恐”，那些人、事、情景就是复影（double，亦译作“双重性”）。这种分裂、质疑、不确定性的奇特表达令人恐惧，阿尔文在自己的“复影”面前感受到了内心的震撼，同时加剧了对自身的身份困惑。

克隆人看到另一个陌生的“我”就在眼前，加重了自我认知的难度。“不小心看见月光在镜中反射出自己的形象，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恐怖了”，一个熟悉而陌生的自我镜像突然出现，让自己感到无比恐惧。克隆、“复影”或双胞胎为他人审视自己提供了机会，每个人都是在镜像或他者眼中看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自己，因为任何反射物往往都是想象的虚像、双重像或复制像，不是本真的自我。因此，当“摹本”与“原本”相遇时，他们彼此看见的都是如同镜像一样的复影、假象，反而增加了各自的身份困惑。类似的身份困惑出现在多部克隆人科幻小说中，比如，在《我是克隆人》中，丝丽伊常因镜中与原版相似的面孔感到内心挣扎，陷入双重生活的怪圈；在《秘密》中，爱丽丝经常将“母亲”伊丽莎白错认为自己；在《分身》中，克隆人双叶与鞠子也被各自的友人错认为同一人或双胞胎，这不仅让自然人感到奇怪，而且这种怪异的重复也促使克隆人走上对自己身份的探查之路。克隆人对“我是谁”的发问似乎代表着人类终生的追问，就像现代心理学上所强调的：一个人的自我是不断变化的，包含他者、陌生和异质性。

由此可见，克隆人不会因为自己的先天身份就放弃对“我是谁”的追问，只要他们经历过人类文明，生活在人类的生存之地，就必然重复这个古老命题，即对自我、对社会、对宇宙的终极思索。在《无性人》中，由于基因遗传的特异功能，四个克隆人的记忆很快消失，但是“无知、已净化、经过心理修复的阿尔文及其兄弟们，已经在这个人口过剩的世界的各个角落里，卖力地为自己获得新的个性”（20）。从此，他们开始寻找已被控制而丧失的个性，并且不同的生活背景与环境逐渐显示出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与此同时，克隆人的相似性让其他目击者，尤其是自然人预感到不详之事即将到来。克隆人是“自然选择人种的一大跃进”（112），人类可以随意挑选优秀的基因造人，被制造出的克隆人就拥有优等生命，于是人类担心克隆人是潜在的危险，会取代人类千百年来的统治地位。可见，克隆人成为被科技异化的新物种，正如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中所说的，基因技术模糊了人与兽的界线。克隆人成为人类惧怕的怪物，不是人类认同与接受的“人”，这就导致他们的身份如同斯芬克斯之谜（Sphinx's riddle），而且是科学选择时代的新型斯芬克斯之谜。

在《秘密》中，作者直接将斯芬克斯之谜作为克隆人的身份隐喻，自然人对克隆人爱丽丝说：“哦，你就是个谜，跟斯芬克斯一样。”（232）斯芬克斯之谜是古希腊神话中“认识你自己”的箴言，众神派斯芬克斯来到人间，质问人类关于“人”的问题。斯芬克斯也是古希腊著名悲剧《俄狄浦斯王》中的重要角色，俄狄浦斯在解答斯芬克斯之谜时，虽然给出了“人”的答案，已经具备人兽区分的意识，但这个答案只从表象或动物层面上区分了人与兽，并未深刻理解何为人性，并未真正回答人区别于兽的本质问题，否则也不会有“弑父娶母”的伦理悲剧。所以，斯芬克斯之谜是人类对自我认知的谜语，是人能否认清伦理身份、具有伦理意识的一个隐喻。克隆人在外形上拥有人形，表面与自然人并无差别，他与《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有着本质的不同。怪物诅咒造物主把他造得如此面目可憎，而上帝却可以按照自己的形象把人类造得那样俊美。在克隆人技术面前，人类成为造物主，代替了上帝，按照原型克隆出一模一样的摹本，在基因的赌博游戏中比怪物更胜一筹。然而，克隆人在外形上虽然不是斯芬克斯那样半人半兽的怪物，但是从本质上来看与斯芬克斯之谜相似，仍然难以定义其身份。克隆人成为科学选择时代的“怪物”，这就赋予了克隆人斯芬克斯式的身份之谜，也是一个永恒的难解之谜。

三、克隆人的目的性与工具性

克隆人不同于机器人或其他科幻作品中的异类生物，他的特殊性在于其“悖论式”的存在，正如生命伦理学专家邱仁宗教授所言，克隆人是一个神话，也是一个悖论，他的诞生意味着伦理可以被技术否定。在众多文本中，克隆人都是“原版”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利用基因生物技术创造出来的替代品，拥有与自然受孕诞生的自然人不同的“先天身份”，这使克隆人成为异化的物体。如果将克隆人的生产技术作为类比，其母体与克隆体之间的对应关系就类似于后现代文化研究中的“原本”（original）和“摹本”（copy），它们之间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在传统的“原本”与“摹本”对立关系中，“原本”是“摹本”的母体、起源和归宿，因而克隆人这个“基因复制的摹本”只能通过相似的“原本”来确认价值，却不可替代“原本”。

作为科学选择的产物，克隆人的先天身份就是摹本，同时，克隆人的自我又不是先验既定的，而是随着成长与社会化逐渐变化发展的，并且不断显现本能与理性等人类特征，能够进行伦理选择，这使他们具备了人的伦理属性。但是，从科学选择的角度来看，克隆人从出生开始就带有“克隆”的性质，他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自然人，而且他的出生体现了目的性与工具性。比如《人的复制》中，百万富翁莫克斯为了让“自己”继承遗产而克隆自己，却不顾克隆儿子的人身权利；《我是克隆人》中克隆人的制造是为了延续才华与生命，却扼杀了克隆人的个性发展；《迟暮鸟语》中为了避免人类灭亡而制造克隆人后代，却使克隆人群体麻木笨拙；《美妙的新世界》中为了社会稳定统一而批量生产各种等级的工人，却从此失去了人性；《克隆人》中主人公为了长生不死而克隆人类以便提供器官赚钱，却把克隆人当动物对待；《千万别丢下我》中为了器官移植而诞生的克隆人只能选择死亡作为终结；《分身》中自然人为了科学实验制造克隆人，却因此惹祸上身、家庭破碎；《巴西来的男孩》中自然人为了复辟纳粹党、实行种族肃清政策，克隆了94个小希特勒，并杀害了无辜的父亲们；《云图》中为宋记餐厅工作、如同机器一般可以被任意销毁的克隆人，永远无法逃离自然人的操控。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或作为何种工具，克隆人与其他技术改造的“科学人”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是动摇人类身份与文化根基的产物。他们的先天身份使他们失去了生命尊严，又渴求获得人权，这种悖论式的生存使他们陷入人类社会边缘人、亚人类的困境。

在《人的复制》与《我是克隆人》中，造物主为了进行自我道德辩护，都指明了克隆人技术可以运用的领域，但实质仍是目的性或工具性。在《人的复制》中，支持无性生殖技术的“辩护者和取乐者”列出了一张用途表，包括：复制伟人，以改良种族或使生活更愉快；复制健康人，以避免遗传疾病；为不育夫妇提供孩子；提供具有一个人自己选择的某一基因型的孩子；控制未来孩子性别；从事平时和战时的某些特殊职业；器官移植，等等正如作者所说，“我们正在帮助创造的这个美妙的新世界，将会成为一个奇妙的天地”（91），而这个奇妙的世界可以通过人类为所欲为地滥用技术，实现任何愿望。在《我是克隆人》中，为伊丽丝制造克隆体的医生费希尔为自己违反世俗伦理的行为做辩护，他指出克隆术可以运用于各种遭遇不幸的家庭，比如夫妻一方患有癌症，想让自己永生；一个垂死的孩子可以用克隆体继续生存；失去亲人或孩子的家庭；同性恋家庭，等等。当然，费希尔最初也是受到一种强烈欲望的驱使，企图通过人造人来证明克隆术的医学价值。他所举的例子只是为了使自己摆脱“生殖进步委员会”与社会舆论的批评。克隆人的“工具性立场将克隆人作为纯粹的工具性对待，在这种价值立场上所要克隆的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人”，可见，科幻小说中描写用于自我生命延续、器官移植、科学研究的克隆人都体现了工具性的价值立场，工具理性违背了人自身是目的的价值理性，使人沦落为他人的目的和技术手段。

无论制造克隆人的动机是什么，“原生体对克隆体所应承担的角色或所要展现的素质是有所期待的，这种角色和实行期待可以扼杀克隆体的原创性，使后者的生命成为满足前者愿望的工具”。泰国作家维蒙·赛尼暖的《克隆人》中的“克隆体”就是纯粹满足“原生体”欲望的工具。《克隆人》是一部从世界前途的角度进行想象、虚构的小说，它围绕克隆人和器官移植的主题，采用东西方宗教信仰的辩论形式，探讨了人类生命不朽的意义。克隆人沦为物和商品，失去了人的权利和尊严，从而使小说涉及的问题上升为伦理道德方面，也因此获得“2000年度亚洲（东盟）创作奖”。主人公坡楼敏是泰国一个拥有几百万员工的跨国公司大老板，为了使自己长生不老，他利用现代科技克隆了上千个人，包括自我克隆的两个儿子启万与傲拉春，并开办了克隆人农场，以便从器官贩卖中谋取暴利。他让“儿子”启万称自己为B.B，即“大老板”（big boss），而不叫自己“父亲”或“爸爸”，这也使小说从一开始就预示了克隆人的命运，他们不受尊重、被任意操纵宰割、无法享受自由的人类生活。二十二年后，坡楼敏将“儿子”的器官一个个先后移植到自己体内，他便立刻变得年轻强壮。他还借助自己的财力和舆论，要求法律制定克隆人身份属于“非人”，这样屠宰他们便不犯法，因为人类是万物之灵，拥有理性和决定权，可以屠宰非人的动物。然而，克隆人从出生到被移植器官的人生中充满身份困惑，这种非人的身份对各自生活、工作、爱情都有重大影响。为了争取与自然人一样的生存权利，傲拉春开始向坡楼敏复仇。

作为工具的克隆人满足了坡楼敏永生的愿望与利欲熏心的目的，却未被赋予“儿子”的身份。“他（启万）不是我们自己生育的儿子，而且不是像我们一样的人，他仅仅是我身体的一个部分，同时制造他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我。”（4）小说中的情节与《人的复制》所表达的忧虑一样，罗维克指出，人类可以把自己随心所欲地重新塑造一番，“一旦无性系建立起来，器官移植甚至包括头的移植，至少在同一无性系的成员间，不会发生排斥的症状。”（96）这个担忧在《克隆人》这部小说中成为坡楼敏为了永生而做出的选择，他克隆了两个“自己”，并且在最后移植了头部，以求延年益寿。罗维克在《人的复制》中还写道：“可以利用脱氧核糖核酸的重组过程来创造似人的动物，这些动物只用于为移植和医学实验提供现成的器官。这一想法可能是这样的，即由于可以合法地认定这些生物不是人，所以任何人都可杀掉它们，而不会被指控为犯谋杀罪。”（95）而在《克隆人》中，造物主坡楼敏也利用他的社会地位，希望制定法律规定克隆人不是人，他呼吁道：“请民众接受克隆人和移植器官这件事吧，这不是什么割脖子、杀人的事情，它与我们屠宰动物来食肉或者为了狩猎而捕杀动物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们承认了它的合法性，它将会给几十万、几百万将要死亡的人带来帮助，让他们活下去。”（38）坡楼敏的伦理选择不仅是他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也体现了商品经济体制下扭曲的金钱观和价值观。这直接表明克隆人是被物化的客体，是失去人类价值理性的科学选择产物，人类制造了自己，却消解了自己之所以为人的意义，这是何等的讽刺与荒谬。

而两位被当作动物和工具的克隆人在面对悲惨命运时，作者用对比的手法，体现了他们不同的伦理选择，从而从人物悲剧中更加突出了作品的悲怆性与批判性。傲拉春坚强勇敢、自信地活着，他不把自己当成异类，并努力争取自己的权利，哪怕牺牲生命也要报仇。他认为“自己这种方式的诞生也是极为正常、极为普通的事情。试管婴儿长大是人，我也是人，而且跟别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仅仅是出生的方式不同而已”（83）。他的养母担心他今后被人认出而让他整容，但是傲拉春心中仍有复仇的怒火，“无法容忍把自己的真面孔隐藏起来的生活。倘若一个人生来就失去了自由，这有什么好处呢？”（82）可见，傲拉春并不为自己的身份感到羞耻，也不担心身份的暴露。最终，傲拉春建议坡楼敏直接移植大脑，而不用费时费力地一块一块移植四肢和器官。虽然这是傲拉春的复仇计划，他“想控制坡楼敏的身体乃至他所有的事业”（124），但是他却因此挽救了“兄弟”启万的生命，使启万复得四肢和眼睛，自己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相反，启万在面对人生时已经万念俱灰，真的如同被人随意宰割的动物，当启万面对在商店工作的女友玛娜察钮时，悲观地说道：“每天只有反反复复地说这些，不感到厌烦吗？”（15）启万的这句话实则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嘲笑全国存在成千上万的相似的连锁店，缺乏差异性；二是对自己身份的暗讽，“克隆”意味着重复别人的生命，没有自我，而自己就如同没有生命的生产器官的机器；三是对世界的嘲讽，就像鲍德里亚所说的“类像与仿真”，整个世界都变成可以复制的世界，“类像”成为客观现实世界的精确复制品，甚至成为客观真实本身。启万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与诉求不仅需要对自身的认识，而且需要来自他人的认同。

作为“摹本”的启万不仅与“原本”之间存在怪异的人伦关系，同时也担心在爱人眼中自己是个“异类”，他问女友：“你曾经怀疑过我是谁、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吗？”（18）在面对器官被移植的命运时，启万显得懦弱胆怯，却又不敢违背“父亲”的命令，他只能哀叹道：“我不是个真正的人，我是个克隆人……我是个假人，是个用克隆方法制造的、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兄弟姐妹的人……我没有像一般人类所有的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我的出生是有人有目的地制造的，就像一个被圈养的畜生一样”（18-19）。而“复制品”还会引发另一个问题，“倘若克隆人与自然人生育了儿女，对他及他的妻子儿女来说，将会发生什么问题呢？……我们把他们的子女归于哪个阶层或者哪个阶级呢？”（63）启万认为自己“非人”的身份与“父亲”这一原型之间存在等级次序，复制品不配拥有人类同等地位，就像一个仿制品永远是虚假之物。而他的诸多忧虑也体现了克隆人科幻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思考，那就是克隆人颠覆了传统血亲关系，继而导致人伦定位不清，动摇了人类的伦理关系与秩序。

傲拉春并不接受自己的次等地位，他的报复源于“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命运。傲拉春发誓要维护克隆兄弟启万的生命尊严，同时要向造物主复仇，因为是“父亲”剥夺了克隆人生存的人道主义伦理环境。傲拉春逐渐扭曲的性格使他的伦理选择与怪物如出一辙，为了实施报复，他主动放弃生存权，悲惨地死去。同时，他在争取人权的时候，已经指出了克隆人的工具性与身份引发的伦理混乱，“倘若只颁布法律认定克隆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且开放市场任其买卖器官，那么，以后谁来确定被肢解的人是克隆人还是自然人？……自然人互相残杀时也可指责对方是克隆人，这就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证明，以致显得十分可笑”（62）。克隆人引发了“人”的身份界定的混乱性，人可以任意厮杀，而由于相似性，克隆人可以被错认为自然人，自然人也可以被当成克隆人。这种“复影”的双重性打破了人与克隆人二元对立的关系，在他们相互影响与转化中使彼此身份更加模糊。傲拉春还认为克隆人可以“替代自然人充当各个行业的劳动力”（62），从而像奴隶和机器人那样，而一旦意识到自己没有尊严的时候，也就是克隆人觉醒与反抗的时刻。

作者从启万和傲拉春的视角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当人类无法辨别自然人与克隆人时，也就意味着人类世界会在不确定性中摇摆，一切现实都被符号模拟的超现实所吞噬。控制社会生活的不再是现实原则，而是模拟原则，从而使人类变成由种种模型塑造出来的仿像。当整个世界变成复制的世界时，生命变得荒诞无义。人类至高无上的地位剥夺了克隆人的人格与尊严，克隆人的身份介于“人形”与“人性”之间，在自然人眼中，他们并不是人，他们“就像生产商品一样，充斥市场”（62），从而使人与非人的界限仅仅用生育方式的不同就能够加以区分。作者用陌生化的手法使语言产生了张力和反讽的效果，这也是科幻小说一大特色，克隆人是“商品”“经济动物”，克隆人器官“买卖立法”，将“爸爸”称呼为“大老板”（big boss），这些语言既夸张又讽刺，将人类社会的家庭伦理、人类的伦理身份进行极度变形，加强了读者对克隆人伦理问题以及对科学选择之下的社会道德观的质问和思考。

在科学选择时代，人的异化“是在一种有主动支配能力的人自身创造物的支配下失去主体性”，这与工业时代的异化有所不同，那时人类创造出的是没有主动支配能力的客体，并在其支配下丧失主体性，而如今人类自身沦为丧失主体性的物体。《克隆人》这部小说对滥用基因技术的后果进行预测，人类把具有人形的克隆人当作工具，在人类任意践踏克隆人生命尊严的同时，人类自身也随着商品经济失去人类应有的理性，而理性的异化与丧失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人性。在康德的伦理学中有个重要命题便是：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可见，克隆技术时代的到来并非意味着人类可以借用克隆人解决医学问题或健康问题，克隆人成为一种满足人类欲望与需求的手段，这将打破人类长久以来所追求的自由平等的人道主义精神。

四、克隆人的技术风险与伦理恐慌

科幻小说中对克隆人技术的探讨是硬科幻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克隆人会带来哪些影响则是软科幻关注的重点，即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克隆人科幻小说体现了当代人类的伦理预测与伦理反思，通过人类科学选择的产物来探索未知世界潜在的问题。罗林教授在《科学与伦理》的论著中指出了克隆人技术的多种问题，比如会导致基因单一、性别比例失调、人与动物基因融合、无视动物尊严、父母缺失、优生学引发的纳粹复辟或精英克隆，以及克隆产物本身的困境等。霍普金斯也曾指出克隆带来的伦理问题，包括克隆使人类的独特性与个性缺失、造物主的病态动机、科学家会失去控制、医学面临危机以及把克隆人当作工具等。对克隆人科幻小说的研究虽然基于文学，但仍将涉及以上提到的众多观点，从而发掘科幻文学与伦理的关系。

其一，人（human）不再是人（person），而是可以被随意实验和制造的客体，是“似人非人”的物化结果。在克隆人科幻小说中，关于克隆人的身份、生命尊严、人性探讨最常用的叙事手法便是对话、辩论与内心独白，主要围绕“技术”与“道德”，包括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争辩、造物主的矛盾与道德自辩、克隆人的控诉，等等。在《人的复制》中，作者既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又作为参与克隆人的实验者，徘徊于“技术”和“道德”之间，一方面他为“人类参与控制进化”所带来的飞跃性成就而感到惊讶，“很清楚，我们不是正在走进，而是已经通过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在这个新世界里……人类将‘在生物学的魔杖下’，变成‘奇怪的二足动物’”（100）。另一方面他指出潜在的恐慌，“也许有一天要出现脱离身体的‘人’这种新的阶层”（96）。人类成为主宰一切的上帝，开始造人，也就意味着人类可以随意抹去人的本质，使其成为自然物的“对象”，将技术扩展到对人自身的人化行为。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可能生产“实验室的怪物”（194），重复了弗兰肯斯坦式的恐慌。

罗维克在小说中引用了生物道德学家范德·维勒的话：“谁能替胎儿点头？……如果胎儿没有同意为他进行试管怀孕，那么制造他就是不道德的，因为在制造的过程中，有可能造出某种怪物、发育迟缓或畸形（44—45）。”这实际上也表达了作者自身的矛盾心理，在面对强大的生物技术时，如何做出选择已经不只是一个道德两难，更是一个伦理问题。克隆人带来的伦理道德危机在于它改写了一切自然规律，违背了万物之道。罗林教授指出：“克隆术与生俱来便是错误的，无论带来的结果是好或是坏……克隆术打破了道德秩序，即使它不带来任何坏处。这就像莱布尼兹的神学，没有克隆的世界才是上帝（或大自然）的本意……对于自然而言，人们必须清楚为何克隆是非自然的，剖宫产不属于非自然，为何非自然的就必定是不道德的。”这种新时代的“人造人”行为动摇人类基本伦理和情感，使克隆人成为无根的产物、没有人权保障的产物，从而造成对“人”的本体论的冲击。

《人的复制》还反映了现代科技对社会的重大影响。“有人说，有一些妇女会仅仅由于不愿经历妊娠的艰苦，就雇佣别的（为了挣钱）的妇女为她们生孩子。有一位批评家把这称为‘出租子宫’。有些人说，这样，穷人就会进一步沦为富人的名副其实的工具”（36—37）。这个担忧不仅出现在小说里——在《人的复制》中莫克斯通过让印度女孩做代孕妈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现实中“代孕”也屡见不鲜，而一旦代孕变为“怀上自己”则是最可怕的事。“只要用金钱和意志来鼓舞所找到的天才，就可以实现无性生殖（40）。”女性在传统家庭结构中可能不再充当母亲、妻子的角色，而克隆人技术消解的不仅是女性的传统角色，男性也可以不需要两性结合的婚姻，就能有自己的孩子，并且与自己一模一样。同时，克隆人技术成为有钱人的游戏，催生了医药行业的巨额利益，并且加速贫富两极分化。莫克斯家财万贯，她可以随意挑选印度处女当代孕妈妈，坡楼敏也是富人，他可以把克隆人当成商业手段。在《克隆人》中，当斯宾塞教授带领傲拉春参观克隆人农场时，他骄傲地微笑着说：“这就是科技的产物。”（156）而由人类科学选择的产物竟使坡楼敏那样的企业家、商业家、投资者、富翁、达官贵人们“有权利无限制地延长自己的生命”（40）。穷人却只能默默反对，根本无力改变现状。这些乌托邦式的构想都是基于人类对基因技术的科学选择，技术将人类理性不断异化，从而使“造物主”们丧失判断是非善恶的伦理意识。

其二，克隆人的出现是对西方宗教的挑衅，也是对“轮回”与“死后永生”的误解。“长生不老”的美梦再次成为科学选择时代的追求，而不再是古老的神话，因为人类的肉体可以通过高科技再造，比如各类人造器官、人造皮肤、人造肢体和人造软件的使用。人类的精神世界也可以通过电子软件得到改变，把软件嵌入人类大脑，便可改变记忆和思维。而克隆人就是诠释长生不老的最好例证，只需要一个原型，便可将相同的自己世代相传。在《人的复制》中，莫克斯克隆自己，象征性地使自己永存，而小说中引用真实的例子指出科学选择时代的“人造人”与传统宗教的冲突。比如意大利科学家佩特鲁西进行过试管婴儿实验，他“本人是天主教徒，他清楚教皇心里恨的是谁。他很快就谴责那些科学家‘用他们自己的手做上帝的工作’”（62—63）。《克隆人》中的坡楼敏也亲手制定了“人类长生不老计划”，他的延年益寿是出于私人目的，“最主要的一点是我想长寿，而且不生病。让我们永久共同生活下去”（3）。他还公然斥责尽管泰国佛教界是道德的卫道士，当生命陷于死亡时僧侣们却无能为力，“他对百姓有多么笃信佛教，全不在意。说到底，人人都爱自己，都怕死”（113），实际上，这是坡楼敏为自己的行为进行的诡辩，将宗教信仰等同于神灵对永生的庇护。坡楼敏的“信仰”建立在克隆术上，他宣称佛教徒“念经和祈求的声音，都随着过去世纪的清风消失了，得不到丝毫的回报……四百万年来杀灭人类生命的三性规律，如今已被摧毁了！那是用我们的尖端科技……人类已经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了！……上帝死了！并且被掩埋了！现在人类已确立自己为上帝，他们用自己的工具——科学技术代替上帝那神圣之手！”（192）而他的妻子却与他形成鲜明对比，她对这个科学选择并不认同，从二十多年前就认为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计划，并且是用别人的生命来延续自己的生命，她说自己更喜欢自然死亡。夫妻间的对比也代表了克隆人技术争论的两大阵营，即科技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满足所有欲望，还是科学研究首先必须敬畏自然。

自然死亡是人类的本能，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death drive）理论认为我们体内有种超自然的魔法就是死亡，生物进化使不朽的生物变为终将死亡的生物，同时他提出还有隐秘于我们每个细胞内的东西，就是忘却死亡，在我们的细胞里“永生”在等着我们，因此生死之间的抗争很普通。也许有人会质疑，在生命生殖的一般意义上而言，对于个体的自然生命自我保存与延续这一追求与欲望，并不能简单地以自私这一类道义价值来评价。个体的生命繁殖亦无所谓自私一说，如果硬要说有私心的话，那么，这种自私性存在于所有人当中。诚然，每个人都有追求健康的权利与自由，但是这个过程与结果不可有悖于生命自然的延续或终结方式。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所宣扬的死后永生使人们由敬畏产生信仰，道教实践者也尝试过无数长生不老之术以求肉身不朽。如果科学选择阶段发展得更远，远到一个从我们现有认知水平都无法预测的、遥不可及的未来，那时，人类业已形成的伟大文明、宗教信仰和伦理意识皆可不顾，其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克隆人科幻小说所关心的、关于人类自身的终极问题。

在《克隆人》中，傲拉春以佛教修行解释了“轮回”，他指出“进化是由‘业’，也就是行为的后果所决定的……一切决定于自己所造作的业因……要人类将自己进化到极品，也就是要摆脱三性状态，超脱轮回而达到‘涅槃’的最高理想境界，人就不必再度生生死死，轮回不已，进而达到永生”（176）。显然，克隆人这种科学选择的目的性与宗教对永生的解释格格不入，每个人即使都有“轮回”的永生情结，但是这与克隆生命的“轮回”完全不同，更不可依靠技术生产一模一样的人。生命总是有生有死，只有自然规律的循环才是真正生态的延续，而任何自由也是在一定范围中被限制的自由。因此，克隆人技术违背了生命最基本的自然规律与生命结构，成为自恋者延续梦想的手段，有悖于生命尊严与生命本身的规律。生物千百年来努力将自己从乱伦与原始的熵中解放出来，如今，科技进步又使人类退回到原始混沌的状态之中。

其三，克隆人导致了科学选择时代的乱伦问题，由于血亲伦理的颠覆，人伦定位变得模糊不清，随即引发了乱伦禁忌等人类最初的伦理问题，这意味着人类回到了进化的原点。人类最隐秘的基因可以通过技术操作而改变，并通过重组造人，这不仅直接改变了人类的生命过程与结构，而且动摇了生命根基与维系伦理秩序的生命谱系。因此，克隆人将全面冲击人类传统的情感与伦理秩序。随着传统意义上的父亲与母亲角色的消解，“俄狄浦斯情结”与“厄勒克特拉情结”也随之终止，那么“乱伦禁忌”在克隆的兄弟姐妹家庭将如何体现呢？在《克隆人》中，坡楼敏的女儿拉迪拉最终知道爱人傲拉春的真相，她陷入了伦理混乱之中。而这个混乱是由伦理身份不清所导致的。她是谁？她的爱人是谁？由于看见父亲的长相与身体，从而进入几近疯癫状态。“她的爱人原本就是父亲的克隆体。矛盾的感觉刺痛着她的内心，让她的心情痛苦而混乱……她该如何理解才合理合情？眼前这个人是父亲还是爱人？……她感觉全身麻木，仿佛失去了认识任何事物的能力，只能像被剥制的标本那样呆坐在那儿。”（190）拉迪拉的伦理意识是基于自然人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而在科学选择时代，由克隆人引发的乱伦禁忌仿佛又回到了原始社会的族内婚姻，成为一种历史的倒退。

在《人的复制》中，代孕母亲“麻雀”爱上了莫克斯，这个姑娘能够在她丈夫是个孩子和青年时就认识他，可以与已故的丈夫的复制品结婚，“麻雀”既是这个孩子的母亲，这个孩子又曾经是他自己的父亲、他母亲的丈夫。由于孩子特殊的身份，“在一生中还可能会有什么奇灾大难临到他的头上”（195）。他们必须“摆脱乱伦观念的约束”（199），从而建立一种新的更接近于夫妻而不是母子的关系，而在人类社会，这是荒唐而令人毛骨悚然的科学选择的结果。

可见，即使在科技发达的未来，乱伦这个古老的话题仍是重要的伦理禁忌，一旦存在便会制造伦理混乱、颠覆伦理秩序。在众多克隆人科幻作品中，似乎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了“乱伦禁忌”的主题，比如《我是克隆人》和《秘密》中的克隆女儿爱上“父亲”，以人类最初的伦理意识作为主题更能突显科学选择时代最新的伦理问题。在《迟暮鸟语》《九条命》《克隆生命》和《美妙的新世界》中也同样描写了自然人类灭亡后的科学人代与代之间的性爱，在他们的伦理制度下，这已经不是乱伦禁忌，而是克隆人的社会规则和法律，只有少数拥有自我意识、伦理意识的克隆人才想极力挣脱这种混乱的生活，回归真实而传统的人类社会。

其四，人们担心克隆人技术使用到人类身上，有助于恶势力的复苏与人种的人为选择。无论是小说文本还是电影版本的《巴西来的男孩》，都讲述了人类企图借助克隆恢复种族肃清政策和独裁统治，从而使人类再次陷入战争时期的恐怖氛围。尼古拉斯·豪认为，“这无疑使克隆这个词形成消极的，甚至偏执妄想的言外之意”。同时，如果克隆人技术成熟，那么人类可以利用优秀基因进行人造人，比如用爱因斯坦或达尔文的聪明基因或用某些明星的美丽基因，等等，这的确是科学发展所带来的乌托邦情景。如果人类能凭自由意志挑选最好的基因，借助高科技制造最理想的后代，那么世界将被“最优秀的”人统治，人类将不再拥有不同肤色的民族，每个人都会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天堂，真正实现了赫胥黎笔下的“美妙的新世界”。然而，这些构想出于“基因决定论”的机械论断，从生物层面来看，人类的基因并非固定的，它本身就有显性与隐性的区分，并且可以随着自然环境等因素发生突变。而人类的个体行为与心理特征更是社会环境与理性意识的发展结果。因此，在《巴西来的男孩》中，即使造物主制造了94个希特勒，并极力模仿希特勒少年时代的生活背景，最终还是行动失败。同样，在《第三个孪生子》中，遗传学家的伯林顿与他的朋友普雷斯顿和吉姆于几十年前在军方的资助下从事一项秘密的研究，目的是借助基因工程来纯洁种族，造就合格的士兵。他们声称自己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目标是让中产阶级生出健康的婴儿，让穷人绝育，扭转美国种族失衡的倾向。然而，小说中八个克隆人由于成长在不同的生长环境、教育背景，行为与心理完全不同，这也说明克隆人仍然要在后天的成长环境中逐渐获得伦理意识与人类理性，成为具有社会性的人。

其五，克隆人使世界呈现单一性而非多样性，这是人类进化史的倒退。人类最终被克隆群体征服并被替代和统治，就像《迟暮鸟语》《九条命》和《美妙的新世纪》等作品中描写的那样，人类成为批量生产的物体，真正的人类不复存在。但是，克隆人大规模制造后诞生的类像与个体克隆的摹本又存在不同，后者存在原版，是对原作的模仿，而类像是可以完全失去原本的摹本，成为流水线上重复叠加而成的物品。随之而来的问题正如勒奎恩所担忧的那样，“对于所有关乎个性的复杂事物的复制，都将涵盖何为个性的问题，包括个人特征、身份与自我”。勒奎恩在《九条命》前言部分指出她的写作灵感来自《生物时代炸弹》（Gordon Rattray Taylor，The Biological Time Bomb），“我使用科学元素的本质不是目的，而是一种隐喻或象征，把无法表达的东西表述出来”，因此，《九条命》中的十个克隆人就代表了一种身份隐喻，“我们是十人克隆组，名叫约翰·乔”（131），相似的面孔到底是一个人还是十个人，这突如其来的陌生人使马丁与欧文产生了陌生感与恐惧感，马丁“眼睛像受惊的小马轱辘转动，显然，他对克隆一无所知，被这技术震撼了”（131）。同时，五男五女的克隆组只花了几分钟就完成了人类要花二十分钟才能完成的事，克隆人带来的恐慌便是：“你已离开差异性，你已失去接触，所以恐惧使原始的焦虑感复苏，那古老的惊悚感。”（132）这种惊悚不仅体现了“我是谁”的身份困惑，而且对单一基因毁灭性的结局埋下了伏笔。罗林教授在《克隆、异种移植与干细胞》一文中以全自动机器孵蛋打比方，指出“鉴于在母鸡身上进行人工选择的效率和快速的生育率，下蛋母鸡的基因组的发展越来越有限”。克隆的生殖方式实际上使基因组的适应性减弱，破坏了个体在生物进化中拥有选择父母基因型的权利，也降低了物种的适应力与竞争力。

当人类进入科学选择时代，科学人的出现终结了自然人的时代，标志着人类开始由技术引领进化历程。然而，人类选择运用各类技术对自身加工或解构的结果却再次陷入古老的“斯芬克斯之谜”，即克隆人是否是人，他们如果是人，是否还经历人类的伦理选择、拥有人类的情感尊严、遵守人类的伦理秩序。克隆人科幻小说围绕克隆人的身份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伦理问题展开构思与叙述，这体现了作家的责任感，正如《克隆人》作者在“作者序”中所言：“不论哪一位作者立志皈依任何宗教，他都必须通过他的写作去宣扬人生的品德、良心和真理……作家的责任不仅要写到他那个时代的问题和出路，而且要高瞻远瞩地展示未来的问题和出路……重要的是必须引领人类走向永久的和平与自由的出路。”（3）在科学选择时代，无论人类进化的方向如何，任何技术运用都应结合价值与伦理维度，因为人类的活动是在文化语境中进行的，科学虽是对真理的判断与追求，但不可能完全与价值或伦理无关，而应对真理和人类社会负责。克隆人技术不仅仅是手段，也是伦理、政治与文化价值的体现。

纵观历史，每一个新技术的出现可能会导向新的伦理环境，从而产生与之相符合、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以及新型伦理关系。于是，人们会认为只要改变现有的伦理规范，让人们逐渐接受和适应克隆人，就应该允许克隆人技术的存在。然而，即使“科学选择”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科学选择时代的到来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还是应当重点探讨这个时代的技术应用是否与伦理道德相抵触，科学选择与伦理选择应是相辅相成、相互体现的关系。克隆人本身作为科学选择的产物而兼具科技与伦理的属性，因此就要探讨他是否应该存在，是否符合普遍向善的伦理，是否打破了科学认知界限和道德底线。或者说，当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由技术介入而产生各种形式的“科学人”生命体时，我们为何反对克隆人这种“科学人”，又以何种理由反对制造克隆人呢？

Violet Staub de Laszlo（ed.），The Basic Writings of C.G.Jung，New York：Modern Library，1959，p.288.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7页。
转引自吴岩主编：《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38页。
电影《黑客帝国》就由这部小说改编。
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涂明求、胡俊、姜男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99—100页。
Sara Wasson and Emily Alder（eds.），Gothic Science Fiction 1980-2010，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11，p.2.
参见多萝西·胡布勒、托马斯·胡布勒：《怪物：玛丽·雪莱与弗兰肯斯坦的诅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2—44页。
参见布赖恩·奥尔迪斯、戴维·温格罗夫：《亿万年大狂欢：西方科幻小说史》，舒伟、孙法理、孙丹丁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4页。
关于“伦理结”的术语定义，参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聂珍钊自选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页。聂教授认为，几乎所有的文学文本都是对人的道德经验的记述，几乎在所有的文学文本的伦理结构中，都存在一条或数条伦理线（ethical line），一个或数个伦理结（ethical knot or ethical complex）。伦理结被一条或数条伦理线串联或并联在一起，构成文学文本的多种多样的伦理结构。其复杂程度主要是由伦理结的数量及形成或解构过程中的难度决定的。
布赖恩·奥尔迪斯、戴维·温格罗夫：《亿万年大狂欢：西方科幻小说史》，舒伟、孙法理、孙丹丁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45—46页。
有关仿生人雷克斯的报道，详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797322.htm。
参见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59—61页。
转引自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879页。
参见Donna Haraway，“A Manifesto for Cyborgs：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in The Haraway Reader，New York：Routledge，2004，p.7。
布赖恩·奥尔迪斯、戴维·温格罗夫：《亿万年大狂欢：西方科幻小说史》，舒伟、孙法理、孙丹丁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9页。
王建元、陈洁诗：《科幻后现代后人类》，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第125页。
关于“弗兰肯斯坦综合征”的提法参见Rollin，Bernard E，The Frankenstein Syndrome：Ethical and Social Issues in the Genetic Engineering of Animal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罗林教授以此探讨生物技术引发的伦理恐慌。
Amit Marcus，“The Ethics of Human Cloning in Narrative Fiction，”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vol.49.3（2012）：405-433，p.405.
J.B.S．Haldane，Daedalus，or Science and the Future，Lowestoft：F．Robinson ＆ Co．at The Library Press，1960，p.10.
怀特·海德是斯特恩夫妇的指定代孕母亲，根据签订的协议，海德在指定日期内应该把女婴交给斯特恩夫妇，并获得7500元美金作为酬劳。然而，十月怀胎后，她对这名被称为M并由自己生下的女婴产生了感情，不愿归还，斯特恩夫妇只能采取法律手段，强制海德还婴。这位代孕母亲被剥夺了养育该女婴的权利，不被承认为母亲。美国当时对此事还进行了游行活动，高举“妇女不是生育的狗”这样的抗议牌。而如今，全球各地都存在“代孕母亲”的事实。
Turney Jon，Frankenstein's Footsteps：Science，Genetics and Popular Cultur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p.140.
关于文学的起源、本质、功能，详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聂珍钊自选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5页。
Patrick Parrinder，Learning From Other Worlds：Estrangement，Cognition，and the Politics of Science Fiction and Utopi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p.14.
参见“Transhumanism Will Change Everything，”http：//www.looooker.com/archives/7067。
D.M.罗维克：《人的复制——一个人的无性生殖》，陈良忠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页。下文简称为《人的复制》。
夏洛特·克纳：《我是克隆人》，王泰智、沈惠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46页。
参见达尔文：《人类的由来》，潘光旦、胡寿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6页。
Donna Haraway，“The Promise of Monsters：A Regenerative Politics for Inappropriate/d Others，”in The Haraway Reader，New York：Routledge，2004：63-124，p.70.
Donna Haraway，“The Promise of Monsters：A Regenerative Politics for Inappropriate/d Others，”in The Haraway Reader，New York：Routledge，2004：63-124，p.69.
Leon R．Kass，“Human Cloning Should Be Banned，”in Cloning，edited by Paul A．Winters.San Diego，CA：Greenhaven Press，1998：26-48，p.27.
参见D.M.罗维克：《人的复制——一个人的无性生殖》，陈良忠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47—48页。
阿道斯·伦纳德·赫胥黎：《美妙的新世界》，孙法理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4页。
转引自吴岩主编：《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参见Haraway Donna，“A Manifesto for Cyborgs：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in The Haraway Reader，New York：Routledge，2004，p.11-13。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8页。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7页。
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刘新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27页。
参见Jean Baudrillard，“The Final Solution：Cloning Beyond The Human And Inhuman，”in The Vital Illus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1-30，p.12.
理查德·考珀：《无性人》，徐自立等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页。
参见Sigmund Freud，“The Uncanny，”in The Uncanny，trans．by David Mclintock，New York：Penguin Group，2003，p.124。原文是“Everything that was meant to remain secret and hidden and has come into the open”（132）。关于“暗恐”的分析，下面的章节还有详述。
Anneleen Masschelein，The Unconcept：the Freudian Uncanny in Late-Twentieth-Century Theor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11，p.67.
Nicholas Royle，The Uncanny，New York：Routledge，2003，p.1.
Nicholas Royle，“The Double，”in The Uncanny，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3，p.187.
Eva Hoffman，The Secret：A Novel，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2，p.232.
参见邱仁宗：《克隆人的神话和悖论》，《科学》1998年第4期，第14—16页。
亦译作“原作”。
高兆明、孙慕义：《自由与善：克隆人伦理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8—89页。
许志伟：《生命伦理：对当代生命科技的道德评估》，朱晓红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26页。
维蒙·赛尼暖：《克隆人》，高树榕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4页。
高兆明、孙慕义：《自由与善：克隆人伦理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3页。
参见Bernard E．Rollin，Science and Eth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参见Patrick D．Hopkins，“Bad Copies：How Popular Media Represent Cloning as an Ethical Problem，”The Hastings Center Report，Vol.28，No.2（Mar.-Apr.，1998），pp.6-13。
Bernard E．Rollin，“Keeping up with the Cloneses：Issues in Human Cloning，”The Journal of Ethics，vol.3，no.1（1999）：51-71，p.55.
参见Jean Baudrillard，“The Final Solution：Cloning Beyond The Human And Inhuman，”in The Vital Illus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1-30，pp.5-6.
参见Jean Baudrillard，“The Final Solution：Cloning Beyond The Human And Inhuman，”in The Vital Illus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1-30，pp.5-6。
《我是克隆人》等作品在下文都将有详述。
Nicholas Howe，“Further Thoughts on Clone，”American Speech，vol.58，no.1（Spring，1983）：61-68，p.61.
Ursula K．Le Guin，“On Theme，”in Those Who Can：A Science Fiction Reader，New York：St．Martin's Griffin，1996：203-209，p.204.
Ursula K．Le Guin，“Nine Lives，”in The Wind's Twelve Quarters，London：Victor Gollancz，2000：129-160，p.129.
Bernard E．Rollin，“Biotechnology and Ethics Ⅲ：Cloning，Xenotransplantation，and Stem Cells，”in Science and Eth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185-214，p.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