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703？—765），字达夫，《旧唐书》本传说他是“渤海蓨人”。渤海郡蓨县是汉代的建置，《旧唐书》实际是以郡望相称，至于他的真正籍贯，现在已很难考知了。

高适的祖父高偘（侃），是高宗时的名将，立有战功，官左监门卫大将军（正三品），辽东道、陇右道持节大总管，封平原郡公，食邑二千户；父亲崇文，“位终韶州长史”。出身于这样的家庭，高适少时有学书学剑的良好条件，而且非常自负，雄心勃勃，自以为获取公卿的高位，指日可待。根据高适的出身条件，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入仕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科举入仕，二是门荫入仕。殷璠称高适“耻预常科”，就是说不屑于走考进士、明经的常道，但于“所以待非常之才”的制科之途，也不拒绝走。唐代制度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可由门荫入仕，根据祖父的官位，高适是拥有门荫特权的。以门荫入仕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学馆，二是直接以门荫入仕。通过学馆就是先充当弘文馆、崇文馆或国子学、太学的学生，而后入仕，高适的伯父崇德的长子高琛，走的就是这一条路：“年十有六，以门子补弘文生，居三岁而参泾州军事。”（《高琛墓志》）弘文馆、崇文馆取皇帝、皇后近亲子弟及京官职事三品以上子孙入学，因学生“资荫全高”，故在学业上对他们的要求较低，“粗通文义”即可通过考试，而通过考试后一般就能授官，所以这是一条快速的入仕之路；但是，由于弘文、崇文生的员额很少（两者合计只有五十名），朝廷也不允许贵官的所有子孙都通过此途入仕，譬如规定职事二品以上，“一荫听二人选”，而身任京官职事正三品官的高偘，只能“一荫一人”，即只许有一个子孙充当弘文、崇文生，此种幸运既然已被高琛获得（他大约是高家的长房长孙），高适自然也就不可能再走此路。然而，高适仍有资格充当国子学的学生。唐国子学学生三百人，以文武官三品以上子孙为之。当时对国子生学业的要求，比起对弘文、崇文生的要求要高得多，国子生一般需要经过四五年的刻苦学习，方能通过考试。而考试通过后，入仕的途径依然有二：一是参加进士、明经试，及第者可以进阶授职；二是参加吏部铨选，但不一定能立即授官。对于这一条通过国子学入仕的路，高适没有表现出兴趣。

高适少时客居宋州（今河南商丘南），学书学剑；二十岁的时候（约开元十年），西游长安，首探仕路。《别韦参军》说：“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看来，诗人想走的仕路是：经人举荐受到天子的召见和赏识，不多时即获取公卿的高位，一飞冲天。年轻的诗人涉世未深，想得天真，结果自然是美梦破灭。此时他若想返回去再走入国子学的路，已无可能（国子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但仍有另一条直接以门荫入仕的路摆在面前。这就是根据资荫高低，先充当秩品不等的皇帝或太子的侍卫，经五至八年执勤期满，再参加吏部的铨选而授官。不过经铨选哪年哪月方得以授官，往往没有准谱，走此路的人中，就有一些累历铨选，终未得一官，至死仍是个“吏部常选”的倒霉蛋。高适对走这一条路同样不感兴趣，于是便自长安又回到了宋州。高适之所以不愿走考进士、明经和以门荫入仕的常道，可能是由于恃才自负和希望快速入仕。

首探仕路失败，对高适的打击很大，但也使他的头脑变得清醒，观察社会的目光透出冷峻，而且也并没有能使他放弃追求和失去自信。《田家春望》说：“可叹无知己，高阳一酒徒。”失意中仍以曾向刘邦进献夺取天下之计的郦食其自比，足见壮心不已。

从长安返回后约近十年，高适一直居于宋州，一面从事农耕，一面孜孜攻读；他读书不限于儒家的经籍，对史书及诸子百家尤广泛涉猎。《旧唐书》本传称高适“喜言王霸大略”，在他的诗中也每每提到“纵横谟”、“经济策”、“济时略”等，说明平治天下的方略，乃诗人着重钻研的学问。

高适的祖父虽是达官，但到了高适的青年时代家道已衰落。开元名相姚崇曾说：“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后，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旧唐书·姚崇传》）高家也未能摆脱此种命运，高适的父亲仅官至韶州长史（正六品上），堂兄高琛虽入仕很早，却也只官至郡佐，《旧唐书》本传说：“（高适）不事生业，家贫……以求丐取给。”看来，诗人把希望都寄托在出仕上，把精力都用在为出仕作准备上，以至于使本已败落的家业愈益败落，只能仰赖朋友的接济度日。

开元十九年（731）秋，高适从宋州出发，北游燕赵。这说明诗人想走从戎入幕而登仕途的道路。唐代制度规定，边帅可以自辟佐吏，所以从戎入幕也就成为士人仕进的一条途径。高适的祖父曾任边帅，自己又钻研过安边的策略，所以走这一条路是适宜的。他所选择的游边时地也颇合宜——当时契丹首领可突于勾结突厥，屡犯幽蓟一带，东北边地正值用人之秋。然而他在幽蓟前后约两年，却一直没有谋取到入幕的机会，“逢时事多谬，失路心弥折”，最后只有失望地离开幽蓟南返。

高适胸怀大志，性情狂放不羁，但眼睛却始终注视着社会现实。这个阶段两次求仕的失败，加深了他对现实的认识，增广了他的社会阅历和生活体验，使得他这个阶段写作的诗歌，大都具有充实、深刻的社会内容。宏大的抱负、狂放的性情和失路的遭遇，又使得他这个阶段的诗歌，具有一种慷慨悲壮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