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寻常的自传

《昨日世界》里，几乎没有作者的私人生活，没有提及他的婚恋生活。只有三处提到他的妻子，一处是他得意地删节了许多篇页之后，面有得色，妻子问他为何高兴；另一处是战后在意大利，他朋友在大街上和他热烈拥抱，他妻子大吃一惊，以为他受到歹徒袭击；第三处是他和妻子一起去拜访高尔基于索伦多。可是一次也没提及，他妻子姓甚名谁。他们这段婚姻如何开始，为何结束，没有记载。仔细阅读可以知道，他和妻子离异的原因是对形势的判断不同。茨威格认为希特勒凶相毕露，早晚要鲸吞奥地利，萨尔茨堡近在德奥边境，危机四伏，不可久留，必须尽快侨居国外，他太太弗里德里克认为此家不可抛弃。所以茨威格在他最后离开奥地利时，并没有在萨尔茨堡中途停留，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他在托钵僧山上的房子。他的妻子还住在附近。除此之外，夫妻间还有什么隔阂，不得而知。他的第二任妻子，也照样无名无姓。茨威格只提到1939年9月1日大战爆发那一天，他去办理和他第二任妻子夏绿蒂·阿尔特曼的结婚登记，否则这个德国女孩就会关进英国集中营，这是英国政府对待敌对国家侨民的政策，而茨威格自己已经取得了居留证明。

关于他的家庭书中也谈得不多，他简略地提及父亲发家的经过。父亲性格沉稳，弹得一手好钢琴。母亲出身国际犹太金融世家，富家小姐，相当自负。母子关系从未提及。茨威格长年寓居国外，哥哥继承了父母的产业，最后也离开奥地利，只有八十四岁的老母留在维也纳。纳粹并吞奥地利以后，立即颁布绝灭人性的命令，老人已不胜其苦。茨威格为母亲及时离世感到庆幸，否则她将难逃纳粹魔爪。

除了这点点滴滴的记载之外，我们只看见他独自一人到处漫游，漂泊四方，和各式各样的人物交往，经历各式各样的事情。只有友谊，没有亲情，只有朋友，没有亲人。也许有人会感到失望，认为此书并非自传。茨威格的朋友赫尔曼·刻斯腾也说：“这位弗洛伊德的敬仰者、学生和病人过于贞洁，未能写出一本真正的自传来，他过于羞怯，害怕赤身露体。”而这正好是此书的特点。

茨威格一生对抛头露面深恶痛绝，自然做梦也不会想到把纯粹个人的事情公之于众。他要写的是反映在他自己生活中的他这代人的故事，是欧洲重大事件的迅速发展，而他机缘凑巧正好当了见证人。

茨威格的目的在于描绘他看到的世界，而不是描绘他自己。他提到的人是对塑造这个世界做出贡献的人，而不是那些他认识的、遇见的“大人物”。全书重点放在他一生经历的各个时期的时代特点，可以视为他成长成功的不同时代背景，但是对于他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只作扼要的概述，只有极少数场景，略作描述，议论多于叙述，他个人的活动若隐若现，他身边的人物往往忽略不计。主角似乎不是茨威格，而是1881年至1939年这一段欧洲历史。我们看到的是这一时期的历史画卷。茨威格成功地再现了这一时期的气氛和生活感觉，因此这本书具有极不寻常的价值。

这位自称欧洲人或世界公民的奥地利作家，对于自己业已逝去的故国充满了深刻的怀念之情。“我为古老的奥地利所能做的，主要是唤起人们对往日究竟如何，对欧洲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一个印象。”（1941年9月未写日期的信）《昨日世界》的确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读到这些信件，想到此书完成后几个月，这个过于性急的人便和他年轻的妻子一起，离开了这个战火纷飞的“今日世界”，总觉得他把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他的时代的结束。向昨日世界告别是否也意味着他在向人生、向今日世界告别，明日世界已不再属于他。这不是回忆的结束，而是生命的终结。全书最后谈到他已看到另一场大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但是每个阴影说到底也是光明的孩子，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战争与和平，繁荣和衰亡，这人才算真正生活过了。”这一段话的基调是昂扬的积极的，令人振奋的。所以我们是否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问题：那些摧毁昨日世界的暴力并不代表人类的未来。人们从他的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它们的破坏性，从而产生反击这股凶残暴力的坚强意志，拯救人类于危亡之中。人类的未来，“明日世界”，仍将无限美好。

译完此书，感到如释重负，也感到若有所失。似乎一位一年多来和我朝夕相处的朋友，突然离我而去。凝神思索，难以排遣失落之感。这样一位心地善良、才气横溢的杰出作家就这样离我们而去，这是世界文坛的一大损失，是人类无法弥补的损失。但愿他的作品、他的精神能激励越来越多的青年才俊，中国的茨威格之友，能够学习他的榜样，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创造更多无愧于我们时代的精品佳作。

我要感谢我的国内外的朋友，出于共同的对茨威格的敬意和热爱，他们帮我完成了这项光荣而又艰难的任务。奥地利国际斯台芬·茨威格学会会长希尔德玛·荷尔先生（Herr Hildemar Holl），德国弗里茨·梯森基金会的前任主席于尔根·克里斯迪安·雷格先生（Herr Jürgen Chr.Regge）及其夫人克勒斯蒂阿娜·雷格（Frau Christiane Regge），韩国韩德文学翻译研究所的埃德尔特路德·金教授（Frau Professor Edeltrud Kim），德国洪堡基金会的卡佳·施密特女士（Frau Katja Schmidt），德国拜罗伊特大学的瓦尔特·盖普哈特教授（Professor Walter Gebhard）都热情地帮我解答我在翻译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没有他们的热情帮助，没有我多年的合作者曲耀君女士的全力相助和我的学生徐胤在技术上的积极配合，没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肖丽媛女士和编辑部主任欧阳韬先生持续不断的热情鼓励，这本书不可能在今天和读者见面。在这里，我谨向我的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表示真诚的感谢，并且深信，中国广大的茨威格之友也会感谢你们。

张玉书

2015年2月2日晚，蓝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