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启蒙（上）
现代计划的轨迹

1　从启蒙说起

和现代（modern）相关的还有三个词：modernization（现代化）、modernity（现代性）、modernism（现代主义，即现代文学和艺术）。“现代化”不言而喻。“现代性”指现代哲学思想，也就是那些与现代化和现代世界相关的价值观。“现代主义”通常又代表“美学／艺术现代性”（aesthetic/artisitic modernity），它与现代性有一致之处，又时有冲突，存在着张力。

思考现代性很重要，因为没有适当的现代价值，现代化就会失去灵魂，或变成无头怪物，或成了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Sphinx）。无灵魂的现代化、无头怪物或斯芬克斯出现在现实中，比起神话喻说要可怕许多。

对现代性的思辨一直没有停止，在动态中显现出许多的层面。与其问“什么是现代性？”不如问“现代性有哪些层面？有哪些价值应该坚持？有哪些问题需要警惕？”作历史动态观，现代性不是旷野一支孤笛，而是回荡时空的赋格。赋格（法文和英文fugue，意大利文fuga）是多声部对位音乐结构之一种。在赋格中，最先出现的主题（音乐导句）产生变化，随之出现几个与之对位发展的对题或答题，多个声音相互呼应，相互追逐，复调浑然一体。

我们认为，现代性是多意、多声、复调的，这其实已经是用后现代的方式讨论现代性。后现代理论不是否定现代性，而是使之在对话中继续。后现代思辨的鲜明特征是不事体系，以不事体系来审视体系，产生的是立体的多元景观（借罗兰·巴特的用语，stereographic plurality）。以《现代性赋格》为这本书的标题，意思是：不以单一现代性理论为目的，意在识别各种对体系现代性的对位应答，重现现代性的复调。复调式的理论已经是“元理论”（metatheory）。

从历史的大趋势看，“前现代”在欧洲是以神权为意识形态的君主专制时期，那段时期被史家称为中世纪；现代意识挑战前现代的意识，萌芽于文艺复兴；到了17—18世纪，霍布斯、洛克、休谟、康德等人的著作，以阐释人权和世俗化价值为己任，为现代世界作哲学思想的立法，挑战神权和王权代表的绝对价值，此时现代性之势于焉形成。进入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推波助澜，现代性形成了体系，今人称“体系（化）现代性”（systemized modernity）。

对于康德需要多说两句。康德的哲学巩固了启蒙的理性传统，但他又是浪漫哲学的理论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他的第三个批判）中谈到美学判断包括了理性之外的人性功能（human faculties），这又暗暗抵触着他的理性论述。康德的复杂和矛盾也是康德的复调。同样的道理，现代性不能用理性主义的单一音调来解释。

本书以19世纪欧洲文学为主要话题，展现现代性的各个层面，先从启蒙说起。在历史实践中，启蒙的体系现代性（或简称现代体系）的有些价值被肯定，有些价值则显露出问题和局限。两百多年来，质疑和思考体系现代性的声音累积了思辨策略（critical strategies），至20世纪下半叶化作新的理论能量，成为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重要的一维。“后”（post-）这个前缀，有“超越”的意思，也有“思辨”的含义。鉴于后现代性还是在谈现代性，“后现代性”这个说法，可以理解为对启蒙体系现代性的后见之明。

针对体系现代性的后现代，不是另立体系，而是不事体系，在历史、变化、新语言认识的更大格局中，继续寻求启蒙之光，继续启蒙。用当代思辨理论的另一个词语，“后现代性”可称作“对位现代性”（contrapuntal modernity）。“对位”的说法借用了多声部音乐。

启蒙是件大事。我们分上、下篇叙述。上篇综述启蒙如何提出了现代性计划，形成哲学思想体系，同时，还谈到启蒙中一些非体系的思想；下篇以19世纪欧洲文学和后现代理论为例，论及针对体系现代性的后现代讨论，以及后现代在理性、主体、知识、人等形成体系的概念上如何思辨，形成新策略。

2　启蒙的含义

在中文里，启蒙是接受入门教育、获得初等知识的意思，而在欧洲各国语言里，启蒙的意思不是小学，而是大学。解放思想，以获得新知新解，是启蒙在欧美语言中的主要语义。

英语的enlightenment，法语的l'éclaircissement、la lumière，德语的aufklärung，意味着思想之光穿透阴霾。启蒙欲借“理性之光”（或“自然之光”）点亮黑暗，一扫愚昧无知。作为动词的enlighten（éclaircir、aufklären）有“菩提树下心中开悟”之意，不过在启蒙语境中，开启的是科学和理性之悟。

启蒙是褒义词，其反义是愚昧、混沌、迷信、无知等。既然如此，主张“反启蒙”的人在遣词用字上已经输了。启蒙是对的，因为愚昧无知、执迷不悟一定不对。

启蒙，即英文里大写的Enlightenment，具体指产生现代价值的思想运动。启蒙提出的现代计划（the project of modernity）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西方思想史在对启蒙长期的质询思辨中逐渐积累的各种智慧和策略，近几十年才汇总在“后现代”这个伞形概念之下。

评价启蒙运动是件细致的工作。过于简单化的想法，是将后现代和启蒙对立，好像赞同启蒙必反对后现代，赞同后现代则必反对启蒙，似乎黑白分明就是清楚，其实不然。严肃的后现代理论关心的是，启蒙运动有没有违背其初衷；在启蒙的旗帜下，会不会出现另一种盲从或迷信；“光明”的理想会不会再给自由的精神蒙上阴云。如此的眼光是反讽的，但继续启蒙的愿望如初。当代理论采用“后现代”一语，避开了“后启蒙”可能带来的歧义。也有人坚持用“反启蒙”之说，无意或有意就有了复辟神权价值的含义，反而回归绝对真理的老路，与启蒙和后现代的怀疑精神都是背道而驰。“反启蒙”不是后现代，因为不相信绝对真理（包括神学）正是后现代思辨的基础。后现代无异于又一次的启蒙。

从后现代角度看，启蒙是一次利弊参半、自相矛盾的历史运动，它终结了中世纪以宗教信仰为特征的世界观，以科学、理性推动社会发展，其革命和进步的特质无可否认。但启蒙的现代性价值体系及其在全世界的推广所产生的问题也有目共睹。对启蒙运动形成的体系（包括理性、科学、主体、知识、历史、人等概念的体系，下篇详述），应该用历史、变化、多元、喻说等当代思想做不事体系的思考，才能继续启蒙开启的现代性。

其实，对启蒙体系提出怀疑的所谓后现代，也源于启蒙运动。例如，“怀疑”作为理性思辨的一部分，源于笛卡尔。启蒙运动的关键人物卢梭也以此著称，他对启蒙的“进步”话语存疑。

启蒙运动发生在17世纪至18世纪的法、英、德、意、美各国。为叙述方便，有人把时间定在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间。宽泛意义上的启蒙，指现代思想哲学的整个计划（the intellectual or philosophical project of modernity）。现代性产生的时间，往上甚至可追溯到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恢复亚里士多德逻辑的那一刻或其后的文艺复兴，继而发展延伸至19世纪的哲学（如英国边沁等人的功利哲学），并影响至今。

说到启蒙，人们会想到崇尚理性、科学、进步的现代精神，想到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想到民主政治取代君主专制的历史潮流，想到现代世界史上人类为摆脱迷信和愚昧做出的种种努力。这些进步有目共睹。中国人也是在启蒙价值的鼓舞之下开启中华民族的现代进程的。然而，启蒙形成的现代哲学思想体系还有它的另一面，其负面的问题在几百年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被认识。

现代哲学体系依赖科学理性，更贴切的说法是依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指依赖那种可计算的逻辑推理。工具理性可以把思想转化为物质、效率，为现代社会青睐，助长重物质实效和实证的现代价值。然而，对工具理性的依赖不能提供生命的意义，甚至会排斥美学思维，排斥人类生存所需要的更深远的智慧。过于相信可计算的逻辑，其实是人类中心主义认识论的自大。例如，有些启蒙思想家对人类进步的展望基于这样的想法：人的逻辑计算必然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人算等于天算。而越来越多的事实是，当人算不把天算放在眼里的时候，天算不动声色地惩罚人算。

被工具化的理性还可以服务于殖民主义的掠夺、帝国主义的霸权。工具理性造成新的迷信，产生有违人性的秩序，甚至法西斯的秩序。理性的同义词是“合理”，理性被用来将不合理的事情合理化的事例比比皆是。

在启蒙的那个时刻，人类似乎苏醒。如今看，人类确实醒过，而后又昏昏睡去。也有人在关注人类醒与睡的状况，18世纪有，19世纪有，20世纪也有。他们有时被尊为伟人，有时被当作疯子。

科学、理性、知识、主体、进步，这些曾经（并仍然）激动人心的中心词，构成了启蒙运动的宏大叙述。宏大叙述展现如幻如梦的前景，令自主者受之鼓舞而有所作为，而不可自主者则为之迷茫，反遭愚弄。

宏大叙述是一种高度统一（supremely unifying）的叙述，因而容不得“差异”和质疑。它要求乐观，不允许任何悲观或任何人的悲观。它不敢悲观，悲观不起。

回顾两三百年来的历史，我们不禁问：宏大叙述的乐观，会不会太盲目？

利奥塔的后现代理论较詹姆逊的略早，思路也更清晰。他用一句话概括后现代性：“若简化到极致，我对后现代性的定义就是，对（启蒙的）宏大叙述存疑。”（Lyotard，第xxiv页）⁽¹⁾存疑，incredulity，有“难以置信”的意思，好像摇头有感而叹：“怎么竟会这样？”“存疑”的意思展开来解释就是：我们曾对启蒙的可能性寄予希望，如今仍然寄予希望，体系现代性以宏大叙述表述确实令人感觉宏大，可是对它的历史轨迹、后果、语言逻辑加以思考，又令人不得不存疑。

根据利奥塔这个简单明了的定义，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多诺、福柯等，都可以说是后现代思想家，他们对宏大叙述都表示过怀疑，都认为人类需要再启蒙。今天他们的思想已融入后现代思辨，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他们形成各自思想时，“后现代”这个概念还没有产生或者还不清晰。如对于后现代理论不可或缺的福柯，生前并没有用“后现代”来描述他的理论。

利奥塔的一声“存疑”，为这些思想家的声音添加了“后现代”这个新符号。

启蒙的思想丰富多彩，并非铁板一块。以启蒙的多样对照启蒙大一统的体系观（diversity与unity之争），也是后现代思辨的特征之一。有后现代理论作者曾假设：如果现代哲学起源于蒙田，而不是笛卡尔，启蒙运动的面貌会迥然不同：启蒙思想会更灵活，更包容；理性不会排斥美学思维而是相互兼容；取代宗教世界观的，会是语言文学和政治学，而不是数学和物理学［理查德·罗蒂引用史蒂芬·图明（Stephen Toulmin），Rorty，第22—23页；卡里斯·拉塞夫斯基斯（Karlis Racevskis）引用让·斯塔罗宾斯基，Racevskis，第24页］。不妨继续假设：如果以蒙田为启蒙的代表人物，会多一些对话而少一些说教，多一些宽容而少一些大一统的高傲，启蒙会更贴近独立思考的初衷。

说启蒙是多样的，意味着“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不能止于一种回答。真正的启蒙应随历史发展不断思考“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体系现代性只承认一种方式的启蒙、一种方式的“进步”，其体系就成了包袱和障碍。一言堂的启蒙终究大话压人，成了福柯所说的“启蒙的讹诈”（the blackmail of Enlightenment）。福柯说得好：不屈服于“启蒙的讹诈”，启蒙才能被继承［见福柯的《什么是启蒙？》（What is Enlightenment？）］。

福柯既置身于启蒙之中又超越启蒙局限（in and beyond Enlightenment），这种姿态对后现代思辨也是恰如其分的诠释。

3　启蒙的历史轨迹

许多历史事件是事后命名的，而“启蒙”却是19世纪一些有理想的欧洲人在当时给自己社会教育活动的命名。史家称18世纪为狭义的启蒙时期，主要指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孔多塞等法国人的思想主张。他们中间许多人将自己的见解编进《百科全书》，所以有“百科全书派”之称。当然，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还必须包括“日内瓦公民”卢梭、德国人康德、美国人富兰克林等。启蒙反对愚昧、迷信、专制，直接指向宗教权威和世袭贵族秩序。资本经济的发展和科学革命的挑战已动摇旧秩序的存在基础，启蒙思想对法国革命的推波助澜就显得理所当然。不过，启蒙思想家中不少人不主张革命。法国革命前，有些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对贵族进行启蒙教育，并以此为己任；法国革命爆发之后，又有人认为这场革命违背了启蒙的原则。直至今日，还有很多人认为，革命的暴力有违启蒙的理性精神。

如果说18世纪是启蒙现代性形成体系的时期，那么17世纪则是启蒙酝酿和产生的时期。17世纪，笛卡尔哲学看重“来自体系的精神”（l'esprit de système），到了18世纪的法国启蒙哲学，就演变成“体系化的精神”（l'esprit systematique）；前者有数学逻辑的含义；后者意味着工具理性扩展到人类各领域。18世纪的欧洲人对建设一个更美好社会的信心，来自17世纪科学革命和社会变革带来的成果，来自文艺复兴对人的肯定。对18世纪的欧洲人来说，启蒙的导师是牛顿、笛卡尔、帕斯卡、洛克和蒙田。

启蒙代表的现代历史潮流势不可当。在以天文、数学、物理为先导的现代科学革命面前，宗教的世界观难以自圆其说。许多世纪以来，上帝（以及教会）享有绝对权威，理由之一是上帝的眼睛可以看见宇宙的一切。然而，现代科学使人的眼睛可以看见宇宙更大的规模、更多的细节。达·芬奇论画如是说：“宇宙种种的形体和色泽可在人的眼睛里集中为一点。”如此的说法，已经把人摆在上帝的位置。

用人眼来探究世界奥秘的梦想，促发了天文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17世纪，数学家兼神学家帕斯卡在通过天文望远镜观看浩瀚星空，见宇宙的规模远远超乎人类之前的想象，于是惊呼：“我的上帝啊！”这声惊呼，昭示着中世纪宗教世界观及其秩序失去了正当性。有人开玩笑说：帕斯卡的惊呼，宣告了现代世界的诞生。

在此前的人类想象中，宇宙小而亲切，最大的模式也不过冥王星的轨道直径那么大。地球被当作宇宙的中心，教会是地球中心说的维护者。哥白尼等人对此提出质疑，但一直到17世纪，地球中心说才被推翻。

刹那间，宇宙大了，人小了。

问题是，体现科学理性的人又以无限膨胀的骄傲，成为新的上帝。

尼采曾有一问：“现代科学文化为什么没有古希腊悲剧文化的那种力量和伟大？”原因之一，是希腊悲剧时时提醒希腊人——人类要想站起来并变得伟大，先要老老实实承认人在自然界面前的微不足道。现代人类缺少这种自知之明，以为拥有了科学理性，便可以忘乎所以。

现代初期，人类视野还是很小，小到人类彼此之间并不了解。16世纪欧洲人到达美洲，看到当地文明时所表现出的惊讶不亚于帕斯卡第一次观察星空。欧洲人当时称美洲大陆为“新大陆”，显然不止好奇。随后，欧洲人就雄心勃勃地提出，征服新大陆是欧洲人的“神谕使命”（manifest desiny），也就是说，欧洲人认为上帝赋予自己特别的使命，向欧洲以外的新世界拓展文明，并视之为必然的进步。

我们知道，欧洲人的“神谕使命”不仅到达了美洲，也抵达了亚洲；不仅带来新知，也带来野蛮。欧洲的进步有欧洲人的智慧和努力，却也离不开他们向其他文明的学习借鉴。比如，欧洲人如果没有在中世纪抛弃罗马数字而采用阿拉伯数字，科学革命不可能发生，以后类似微积分的数学发明也不可能出现，现代社会的工业和经贸大发展也就会受到限制。但是一些欧洲人掠夺殖民地资源时对其文明表现出的傲慢又赋予了西方理性另一种含义。现代世界史清楚地记载，欧洲的扩张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并在这个过程中把野蛮和启蒙的自相矛盾的特质，铭刻在西方人的“主体”意识之中。

4　启蒙的体系现代性

现代性在启蒙初期是个计划，后来才成体系。

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对此另有见解：启蒙的计划（现代计划）不是一个，而是政治计划和哲学计划的合二而一。“‘政治计划’旨在创造人间天堂，亦即一个没有等级、阶级或残忍的世界；‘哲学计划’旨在找到一个新的、全面的世界观，以自然和理性（Nature and Reason）取代上帝。”（Rorty，第19页）罗蒂说：虽然政治计划屡遭挫折，进展缓慢，却并没有完全失败。而哲学计划（现代的思想价值）虽然被许多哲学家所拥戴，却一直在20世纪受到批评。

如何理解罗蒂的话？以历史眼光看，现代性政治计划在相当程度上是现代性哲学计划的实践，但政治计划不完全等同于哲学计划，因为政治计划还受到哲学以外的经济、历史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这是一层意思；创造一个平等自由、没有残忍的世界，是人类深切持久的愿望，因为这个愿望没有错，会继续下去，所以政治计划也就不会完全失败。然而，支持现代化的哲学思想不会一成不变，现代性的政治计划久经磨难，会找到更恰当的哲学思想。这是第二层意思。

今天有一个争论：有人说，现代性结束了；又有人说，现代性尚未完成。罗蒂的话是个提醒：先搞清楚是哪一个现代计划。为厘清启蒙的现代思路和后现代之间的关系，我们先将重点放在现代性哲学计划以及由此演变成的体系上。

浅显地说，启蒙从自然科学的现代特征出发，构想出一套人文思想，进而形成体系。这个体系化的过程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经典的机械论（Classical Mechanics）和自然神论（Deism）为一体的科学观。根据这个科学观，宇宙被看作一部机器，遵循可预见的、客观的规律（predictable and objective laws）运行。上帝创造并启动了这部机器，但上帝好像不负责机器的日常运作。这其中的含义是：宇宙的秩序是理性的，上帝是理性的最高象征。那么，科学的作用是什么？科学通过实证的方法，发现自然界隐藏的规律和秩序，亦即上帝这个超级数学家的思路。牛顿是启蒙运动的第一科学家，也是这种机械论加自然神论的代表人物。英国诗人蒲柏用《创世记》的口吻，不无诙谐地概括了牛顿在当时的显赫地位：

自然和自然的规则隐藏在黑夜里，
神说：牛顿来吧！
于是一片光明。

因为牛顿代表科学理性，所以他几乎是新的上帝，像上帝创世那样挥手即是光明。当然，蒲柏这里是一半认真，一半幽默。牛顿即便能带来光，也是启蒙的理性之光。科学中的原子论和机械论相似。所谓原子论，是认为物质的原子受普遍规律主导，而这些规律的活动变化，可以由数学来表示。机械论或原子论的出现，是科学中调查和观念化方法的胜出。

经验主义（Empiricism）。经验主义是现代科学理性的另一特征。经验主义认为，人可以通过观察进入现象的实质。重复的观察和试验，可产生对未来自然事件的合理预测。经验主义一方面挑战了以往对权威的依赖，另一方面又造成新的神话：“事实”的客观性在于，“事实”不含有价值观或人的解释的成分。尼采后来花了很大的精力揭示这种“事实”观的谬误，提出“事实”的呈现已经带有某种价值观。经验主义认为，“真理”的获得，是通过经验性的观察、理性的使用和系统的怀疑而实现的。

由上可见，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知识（或真理），被认为是客观获得的，而不是产生于对自然和现象的解释。这种知识优于解释的观点，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就统领西方哲学思想，到启蒙时期被科学化了。启蒙的旗帜上写着：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

然而从后现代的理论来看，完全客观的知识，不是幻觉就是烟雾。权力往往决定着知识的正当性、存在形式和分配。因此，“Knowledge is power”可做另一种解释：“知识就是权力”。

人+科学=人的科学。现代思想体系几乎一念而成：用以理解自然的逻辑理性和机械方法也可用于对人类社会和人的生存的理解。凭此一念，人类生活似乎也可以完全被设计、被操纵（engineered and manipulated），如同自然可以被设计和操纵一样。凭此一念，自然科学的特征可以直接转换成人文科学的特征。当今人文科学的学科分类、研究方法、论证规则，无不带有这一烙印。

笛卡尔本来还说，除了有“意识”的人，世间其他生物都是机器。话音未落，“人”的科学出现，“人”和人类社会也被作为机器来研究了。现代性一旦有了排斥人文思维的理由，现代人就成了浮士德，为了“知识”不惜将灵魂卖给魔鬼。机械论、经验论渗透到现代人文学科的方法、结构和趋势等各个层面，形成了两点令人不寒而栗的结论：

第一点，人如机器一样可臻完善（the perfectibility of man）。按照这个逻辑，机器的更新必然标志人的进步；人，通过受教育和理性功能的发展得以“完善”；人类社会则可以通过理性的使用可获得“完善”，因为人们可以运用理性，必须对进步抱乐观态度。这个观点在19世纪的俄国，经由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发展成为乌托邦理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里对此逐条予以反驳（见本书第六章）。孔多塞大胆提议：由于人是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所以不用多久，人类就可以战胜贫困、软弱、疾病，甚至死亡。讽刺的是，如此乐观的孔多塞，后来在法国革命中因悲观而自杀。

虽然启蒙带来了世俗化，其乌托邦特性却是另一种宗教信仰。贝克尔（Carl L. Becker）写过《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Heaven City of the 18th Centry Philosophers）。他说，法国启蒙哲学实际上是用“科学的神话”（a scientific myth）取代了“基督教的神话”（a Christian myth）。这两种神话的结构相似：启蒙哲学想象的自然状态，活脱是基督教的伊甸乐园；无限进步的观点，无异于天堂的世俗版。

第二点，主体（subject），即认知意义上的自我，在“人的科学”里被视为完全理性的主体。洛克所谓“人的思想生来是一张白纸”的说法，符合经验主义的思想，很有影响。但是，笛卡尔的先验之“我”（ego cogito）才是启蒙的经典主体论。笛卡尔式的思想主体之“我”，据说可以从理性、客观、公正的立场观察世界和历史事件。这个自信自足（self-assured and self-sufficient）的“我”，自然是代表道德标准的人，又是居于历史和知识之中心的人。好一个完美的神话！

我们直观即可感觉到，“体系”在我们的现代生活经验中已经无所不在。体系现代性将知识、社会、主体、历史观都科学化了，“人”也被科学化了，成为现代版的“人本主义”（humanism）。当科学等于真理、科学等于秩序时，凡是“非秩序”的轻易就被视作不科学的、谬误的。如福柯所说，启蒙借宏大叙述之威，成为“启蒙的讹诈”。

现代体系当然有积极的一面，科学和理性也仍然具有正面的意义。问题是，现代体系的负面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讨论，而现代人从历史和现实经验中，又都感觉到科学和理性的问题之多，多得挥之不去。

之所以挥之不去，是因为不太容易讲得清楚。后现代理论的错综复杂，正在于此。虽然不容易，还是讲得清楚。

先思考一下机械论和经验主义最明显的局限性。

机械论将自然看作可任意设计和操纵的机器，是让一种隐喻囚禁了我们的自然观。将自然视为母亲是一种更常见的隐喻，暗示人类在生存和情感上对自然的依赖。机械自然观的直接后果，是结束了作为“自然母亲”的自然观。“人”忘记了自己的卑微，他的理性优越感就会膨胀，反而成了最大的无知。此外，人将自己乃至人类社会各领域看作机器，依此进行的社会改造，会不会产生有违人性的后果？

经验主义有什么问题？人类从来看重经验，但是经验主义把事实和价值切割（或者说，把知识和解释切割），提倡所谓“不受理论左右的事实”（theory-free facts）却是现代的现象。以培根为例，他曾主张，只有采取极为严格的方法，才能遏制人在理解时将观察和理论融为一体的天性。为什么要遏制这种天性？能遏制得了吗？

号称相信试验的笛卡尔，其实只相信他自己设计并监督的试验。他说，别人的试验会按照他们自己的原则来设计结果。也就是说，笛卡尔只相信他的主观自我具有客观性。

科学理性渗透到社会政治的细胞里，“不受理论左右的事实”在掌握了理性话语的人手里，变成其“真理”的合法外衣，结果是“事实的专制”（tyranny of facts）。

尼采重新将价值观、解释、欲念、力的态势等元素引入理性思维，打破“理性唯一”的神话，将事实和视角的价值重新关联起来。这种变换视角的思辨给了后现代理论一个坚实的着力点。

5　其他启蒙思想

上述哲学体系是启蒙的体系现代性，但不是启蒙思想的全部。启蒙运动中的其他一些想法，或对体系予以补充，或予以纠正，成为非体系的启蒙思想，对如何思辨体系现代性颇有启迪。

读蒙田的散文，见他经常重复一句话：“我们能知道什么？”意思是，我们所知有限。这轻轻一问，诠释了启蒙的主体应有的高贵，也暗讽体系现代性对知识不该有的高傲。蒙田的散文，娓娓道来，是亲近人性的启蒙。

卢梭是启蒙运动的先锋人物。他有体系的那一面，对聒噪一时的“进步说”却不以为然。卢梭反对人类社会像机器一样被任意设计和操纵。卢梭认为，人的天性崇尚自由，人性的一半需要文明的崇高，另一半需要野性的自由。文明社会所需要的，不是持续不断加强其秩序，而是要有符合人性的空间。所谓“社会契约”说，旨在使文明制度符合人性。卢梭十分蔑视针对体系现代性对“进步”表现的乐观和欧洲人的优越感。例如，根据孔多塞的展望，人类未来的进步，是全世界能像法、英、美那样实现现代文明，从而摆脱“君主制的奴役、非洲部落的野蛮、野蛮人的无知”（Condorcet，第27页）。这幅“进步”的图景为以后用现代机器和武器实施欧洲式“进步”植下的合理性，却结出一些野蛮的果实。卢梭对孔多塞的“进步观”颇不以为然。在卢梭眼里，欧洲不是绝对的文明典范，因为欧洲的历史是野蛮和文明共存的历史。卢梭还认为，说欧洲人可以凭理性之光与群星争辉，自大得实在可笑。卢梭的启蒙，是不失自省的启蒙。

将康德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并列起来研读，也会有斩获。当法国启蒙思想家通过编纂《百科全书》形成体系现代性思想时，柏林的启蒙在以对话和问答的方式进行。一家期刊社提出问题：什么是启蒙？在投稿作答的人当中就有康德。1784年，康德在他的短文中说，人，要从自己造成的被监护状态（self-incurred tutelage）中解放出来，才能进入成熟。

被人监护（以别人的见解为己见）通常不是因为缺少理性，而是缺乏独立运用理性的决心和勇气。康德引用贺拉斯的话说：“敢于去知道（Sapere aude）！”接下来，康德说：“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这就是启蒙的警句。”（Kant，第1—7页）康德认为，个人要敢于公开地、以学者的方式表明自己对事物的理解，社会应保护这种自由，这就是启蒙。

在当代对启蒙的讨论中，康德的这段话依然受到重视。康德给了启蒙一个新鲜的喻说——语言表达（speech）；他的想法是以对话来建造理性。康德因此把启蒙和言论自由、民主社会紧密联系起来。以康德的标准来衡量人类社会的成熟与否，比较合情合理。

牛顿和莱布尼茨在相互独立的情况下，几乎同时发明了微积分。莱布尼茨的微积分符号因为更优雅些，被更广泛使用。形成思想体系的启蒙，在尊奉牛顿为“科学”典范的同时，把莱布尼茨当作体系外的科学家。莱布尼茨的主要贡献是他富有想象的“单子理论”（monadology），这个理论长期不受重视。但是，有些历史学家却看重莱布尼茨所代表的另类思想。卡西尔（Ernst Cassier）所著的《启蒙的哲学》，就把莱布尼茨（而不是牛顿）奉为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科学家。莱布尼茨的“单子理论”代表的哲学含义是，时空中的万物各自完全不同，且相互关联，绵绵不断。试想，现代科学模式如果不是牛顿的，而是莱布尼茨或爱因斯坦的，那又会形成怎样的启蒙？

(1) 本书引用的汉语译文，除标明译者之外，均为本书作者所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