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鲁迅说：“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具体到《红楼梦》，不同的批评家就分别看到《易》、淫、缠绵、排满、宫闱秘事以及其他等圈子。本人看到的是奇文、史笔、文化、意象、小说艺术等圈子，另有本人运用的批评方法。以下分述之。

一、奇文

脂砚斋评论中随处可见“奇文妙文”的赞词，而所指并无深意，如黛玉说“嗳哟，我来的不巧了”；宝玉因让“林妹妹吃茶”，众人笑说：“林妹妹早走了，还让呢。”晴雯说“一剂好药也不给人吃”等等，均评为“奇文”；写凤姐“黄黄脸儿”，《红楼梦》庚辰本批：“大妙大奇之文”，可见他遣词之滥和辨奇之葫芦提。试想，连奇文尚且如此浅白，那么自郐以下乃至全书又当如何估价？岂不正投合胡适的“平淡无奇”、俞平伯的“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的甩卖价了？胡适的名言：“《石头记》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俞平伯的名言：《红楼梦》“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在世界文学中”，“应列第二等”。所以也需多少给“奇文”正正名。

我们说的奇文，诸如：补天弃石的幻化历世；“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暖香坞春灯谜；鹡鸰香念珠；“四儿”；药方；冷香丸；石、绛珠、凤、蕉鹿、白鹤、钗、灯等意象化人物；绛洞花主；痴性人格；绛石戒指；海棠预兆；卍儿与茗烟；铁槛寺与馒头庵；凸碧堂与凹晶馆；松塔与老杨树；西洋花点子哈巴儿与缠丝白玛瑙碟（谍）子；“虎兔相逢大梦归”；芳官薙发；姽婳词；芙蓉女儿诔；等等，多处于生荒半生荒状态。此系红学的沧海遗珠，造物主隐匿下留给众生的无价之宝，稀世遗产，需要我们从其绝妙的艺术编码中“探赜索隐，致远钩深”，破译出关系宏旨的奥义隐赜，殊不负作者的苦心孤诣，聊慰作者“谁解其中味”的期望。

作者开宗明义郑重声言他的书是“假语村言，真事隐去”；“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请看官特别注意：“假语”不是假话，而是假借喻体话语或物象构成的借喻或“假（借）象”；“假语村言”“荒唐言”绝非轻率戏言，正是作者卓越的、独家的编码艺术，它能把“真事”“真味”巧妙地隐匿（编织）在里面，这就是奇文。这就是说，奇文是真事隐在其中的“假语村言”，是“荒唐言”背后的“其中味”。看官要注意了，当你看到“假语村言”“荒唐言”的蹊跷地方，很可能就有矿苗，是迷彩，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甚至并不显“荒唐”的看似平常言谈叙事，也往往可以暗度陈仓。难的不仅在真义，更在假言。殊不知这“假语村言”“荒唐言”的拟就谈何容易！说奇文是“能指”之下的“所指”，殊不知这“能指”即密码的编制谈何容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首先要立项选题，即确定所要隐的真事、真义，以此量体裁衣，按头制帽，即进行编码。曹雪芹的艺术编码用的是文化符号，蕴藉深厚奇妙，所造就的艺术成品，要比用线条和色彩组成的“有意味的形式”高超得多。破解这些艺术编码，挖掘出令人惊异的奥义隐赜，只要有破解方法的“金针”秘诀，就能挖掘出所求的“鸳鸯”真迹。这需要深厚的国学根底、文化寻根问祖、敏锐的感悟和严密的论证才能奏效，才能将书中重大的思想意义和独特艺术价值展示出来。如“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其“中心特写画”分别是“曹”“霑”二字，你凭无比巧妙的汉字文化才能透视出来，惊叹其奇妙；外文绝译不出来，除非学通汉字。如“冷香丸”，你须追寻它的文化本体、本原、本质，探知它原是“饮冰食檗”的“假语村言”。

脂砚所指的“奇文”，曹雪芹认可不？我们前面指称的奇文，脂评连边也没沾，足证脂砚比雪芹见识之差，不可以道里计，不必树为圭臬一概轻信。曹雪芹视“奇文”非同寻常，不自轻可，不自滥许。什么样的文章可称“奇文”？就像卍儿的名字卍，“真真新鲜奇文”，而且“说来话长”；就像“姽婳将军”，“真绝世奇文也”；就像“暖香坞春灯谜”那样的文章，因为那是由李纨、李绮、李纹三姐妹拟就的。“绮”“纹”何义？即“奇文”之谓也。作者提示看官：我这类文章才称得上奇文。作者的艺术编码可谓星罗棋布，即所谓“满纸荒唐言”；若问哪一件是最具典范代表资格之作？那就是这组灯谜及“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遗憾啊，后世读者无视它是奇文，何故？或曰：谜语者，无非谜面与谜底也；谜面谜底既已全交代，你还猜个啥？所以就“因其浅近而渺忽之”，甚至藐视之。殊不知雪芹制谜及谜外的行文，往往谜底又构成新的谜面，必须一破再破，方能探得骊珠，得见“无限丘壑”。金克木先生看得明白：“读的书有形式（文字）和内容（意义），而内容（意义）之中又有内容（意义）。例如《红楼梦》不仅是一部书，一大堆字句，而是说了一些人和事。还可以再进一步，这些人和事又是另一种内容（意义）的形式。‘理解的’读或者‘有信息的’读就是不断追寻内容（意义）。”亦即“弦外音”“味外味”；亦即刘勰的“重旨”“复意”。即在原“旨”“意”层面上又读出深隐的旨意。惯性思维和通常认知程序在《红楼梦》面前就显得绠短汲深，即鹿无虞，不是扣槃扪烛，便是空手而归。

这组春灯谜本书第五章有解说，兹举大概：第一则：“观音未有世家传——虽善无征”，把自己打扮成观音那样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佛菩萨，实际却是名善实恶。这种人，小说内指王夫人，书外指雍正。第二则：“一池青草草何名——蒲芦也。”《四书·中庸》中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说古代不重法治重人治，一个皇帝一个令，一朝天子一朝臣。暗喻康熙政令尚宽仁，曹家荣盛；雍正政令尚严苛峻厉，曹家败落。第三则：“水向石边流出冷——山涛”。引出“山涛咄石生”故事。讲司马氏的“马蹄”将踏垮曹爽势力，进而魏晋易代，暗喻康雍易代致使曹家被雍正“马蹄”踏垮。第四则：“萤——草。”讲腐草化萤。萤意象在文化史上是世家、王朝败亡后的荒废景象，暗喻曹家、贾府乃至王朝末世的衰败。

如果说“暖香坞春灯谜”人们“因其浅近而渺忽之”，那么“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则是因其难解而放弃之。解者少说三四十家，全脱靶，无一中的。胡适早说过：“这个谜只好等上海灵学会把曹雪芹先生请来降坛时再来解决了。”此言暗藏讥讽，胡适先生站在“自述传”考证派立场上反对索隐派，他刺蔡元培先生是在“猜笨谜”；依此逻辑，谁猜“一从二令三人木”，谁便是笨伯猜谜。但胡氏始料不及的是，真把此谜猜出来，倒是对他的“自述传”说大有助益的，恰是他的偏执误了大事。近年也有声音劝人不要再花费心思去猜了，因为这是个谁也找不出谜底的谜了。曹雪芹不可能制作没有谜底的瞎谜，因为关系重大，所以万万不可放弃这颗骊珠。这是雪芹最得意之笔，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块垒在胸，不浇不平！不，这还远远不够，此乃是他积郁的六代冤仇和孤愤，必须要有一个火山口，一朝把它喷发出来！“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在王熙凤身上主要功能是“能指”，真正的“所指”却在曹家；王熙凤在一定意义上是曹寅的替身，就须通过替身看本身；就是穿过能指看所指；通过喻体识本体；依据模型识原型；总之越出小圈看大圈。这就需要放开眼界，拓展思维空间，看到山外山，天外天。作者的眼界和思维空间有多大，评者也应有多大。曹寅是康熙王朝的凤，故曰王熙凤。曹家锡远、振彦“扈从”“从龙”入关，曹玺、曹寅、曹颙、曹頫从政（“凤兮凤兮，今之从政者殆而！”）为织造，是为“一从”。曹家五代人的“一从”为清帝立下了汗马功劳。康熙政令尚宽仁，曹家荣盛；雍正政令尚严苛峻厉，对曹家“全不念当日根由”，致使曹家势败家亡，是为“二令”。于是结下了六代（加雪芹一代）冤仇。唐制，臣民有冤者，可到昭陵（太宗墓）哭诉。“唐李洞逸句：‘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恸哭一生休。’”这“一生休”，便是“三人木”；雪芹叔侄都可以说“哭向金陵”“一生休”。金陵有明孝陵，哭孝陵更具蔡元培“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重大含义。南明福王哭孝陵，顾炎武四谒孝陵。于右任因作《杨妃墓》诗，影射慈禧“误国”“祸首”，被缉拿，他潜逃上海，经南京写下《孝陵》诗：“虎口余生亦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此举也可谓“哭向金陵”。明孝陵寄托着革命的政治信念，所以当清帝退位第三天，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即率革命同志拜谒孝陵，此后民国政府亦有余绪。明孝陵也寄寓着曹雪芹的政治信念。焦大大叫“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即旁敲侧击暗喻此事。

我们说“暖香坞春灯谜”和“一从二令三人木”是奇文的典范代表，就在于这是伟大作家曹雪芹及其《红楼梦》所以产生的关键的关键；这是破解《红楼梦》思想艺术奥义隐赜核心的核心。

宝玉叙述的给黛玉治病的药方，谁拿它当真药方强为解说，那就被作者狡狯之笔捉弄了。它纯粹是“假语村言”“荒唐言”；既“荒唐”你便把它废弃掉，那就会痛失和氏之璧。那里边隐匿着黛玉办不到宝钗办得到的婚配之方。这里有两个系统，一是贵族世家的婚配条件诸要素系统A；一是药草诸味配方系统B。编码以前者为准，但前者隐在背后不到明面来；后者对前者的诸要素进行对位模拟，这就不免牺牲药方的科学准确，迁就婚配之方，成了荒唐的假语医言。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象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象。药草系统是筌是象，目的在“得鱼”“得意”；当得了配婚之“意”后，“到岸捨筏，见月忽指”，就可以甩掉“药方”了。禅宗故事讲：人问月亮在哪里？师以手指指给他看，他便把手指当月亮了。中国文论也讲“匣剑帷灯”之法，“但写匣与帷，更不示人以剑与灯”。如把假药方当真药方，就形同把手指当月亮，把匣、帷当剑、灯。若把“冷香丸”当真药，把“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只看作是二人姓名的谐音，把“鹡鸰香”当作实有的香，等等，也都是把指头当月亮，把匣、帷当剑、灯。

奇文也相当于奇境。王安石以山水揽胜为喻：“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陶渊明以桃花源为喻。武陵人的游历过程犹如治学探索过程，多数人止步于桃花林，还以为这就是极境了；而武陵人不满足，“复前行，欲穷其林”，于是终于发现了桃花源胜境，开启了神奇奥妙的世界。这才是揽胜和治学经过追寻险远、极深研几所要抵达的极致和极境。境界分层级：一级仅只“桃花林”，一级不仅有“桃花林”，还有“桃花源”，探索因地而异。

二、史笔

在中国图书目录经、史、子、集里，没有小说的独立地位。中国小说初始出于稗官野史。班固所列“小说”十五家，“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小说只能被“史”“子”托管，为其附庸。刘知几说“小说”可以“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小说是史的一支，“为六经国史之辅”，所谓“六经皆史”，史的地位既高、势力又大、资格更老、章法尤备。小说就得贴靠历史，带上史传的性质。所以曹雪芹也不能摆脱这种传统的规约。不过《红楼梦》绝不是历史，不是“自叙传”，但也不排除有自传成分。不管是写实还是虚构，因它与史“参行”而来，势必多少传承写史的史笔性质。具体说，即或是虚构的人物，也要本着贬恶褒善的基本精神，从真假、善恶、美丑等方面进行评判，表现作者的褒贬、爱憎、美刺和劝惩。

“史笔”即史官记述历史的笔法，其特点之一：清醒地认识和书写历史。司马迁写《史记》，“稽其成败兴坏之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把“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法则体现在他的史笔之中，从兴盛中看出衰亡的因素。曹雪芹的大跌大落有甚于司马迁，他也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纪”的观点方法看待清王朝和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我国整个封建社会，唐代达到高峰，此后走向下坡，明代已经是“末世”；清代是历史的逆转，延续了“末世”，康、乾之世，是回光返照，它既是清代由盛至衰的转折点，也是整个封建社会行将总崩溃的前夕。曹雪芹作为“旁观冷眼人”，敏锐地感到了时代的“兴衰兆”。他从“盛世”的外表下看到的是“末世”“乱世”“浊世”，他认为“天运之变于斯”。《红楼梦》是这个时代的一面镜子，像贾府那样的宗法封建制的世家，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细胞。家国同构，作者把它作为典型，集中概括了封建社会，它的盛衰与封建社会的盛衰密切联系着，就像现实中曹家的盛败与整个康、雍、乾三朝相始终。这不仅关系到小说史诗般地反映社会历史时代，更关系到曹家和作者个人的命运。《红楼梦》直书了贾府的兴衰胜败历程，在这个总趋势下展现了以贾府为中心广阔的没落的封建社会画面，在这个大舞台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戏剧，一出出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展现了世间万象及世人众生相，塑造了数以百计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及其人生经历和命运。中心人物“原来就是无才补天，幻形入世，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的贾宝玉。“行为偏僻性乖张”“于国于家无望”，他体现了时代进步思潮，寄寓着作者的孤愤，附丽着作者原型。在与封建家庭和社会所体现的秩序和意识的碰撞较量中，表现了异端精神，形成了叛逆性格。他宁做护花使者而不务仕途经济。他经历了与黛玉的爱情悲剧、与宝钗的婚姻悲剧，终于与家庭和社会决裂，弃而为僧。

第二个特点是秉笔直书。作者具有董狐那样的“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具有《春秋》和司马迁那样的“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精神。梅新林先生说：“《红楼梦》的鲜明的现实主义个性则是首先得之于中华民族悠久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的史笔传统。……‘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这不等于明确承认作者是按史传来写这部小说的吗？”曹雪芹践行了“不虚美不隐恶”的史笔准则。要检举贾府的恶人，首推王夫人，她把自己打扮成观音佛菩萨，实际却是佛口蛇心，名善实恶。涂瀛说“鹰鹯之王夫人”“夫人之狂暴”“人尤不可以无才，无才而妄用其才，则杀人愈多，王夫人是也。夫人情偏性执，信谗任奸，一怒而死金钏，再怒而死晴雯，死司棋，出芳官等于家，为稽其罪，盖浮于凤焉。”金钏儿、晴雯乃至黛玉，全是书中核心重头人物，全是雪芹倾尽全副精魂与血泪塑造的女儿，全是宝玉昵敬博爱、生死相依的女儿；却也全是王夫人与花袭人“清君侧”毒计的遇难者。残害她们，即对宝玉割肉剜心！对亲子下毒手；作为报复，亲子终于离去，非但弃妻，更是弃母！她这“无才而妄”的“愚妇”，哪里知道“‘侧’既不存，‘君’将焉附”，她寄予宝玉的一切如意算盘，全“绝”了，她说打死宝玉是“绝我”，现在是她自绝了！给人制造悲剧者，悲剧也来找她。探春针对抄检大观园愤慨地说“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抄检的发动者是王夫人，所以矛头主要是指她！

要问谁是破坏“木石姻缘”致使黛玉泪尽夭亡的祸首，也是王夫人。黛玉乍到第一面，这舅妈就在宝黛间筑起防线，警告道“只是有一句话嘱咐你”“我不放心的最是一件”：他是“孽根祸胎”“混世魔王”“以后不要睬他”“不敢沾惹他”“只休信他”。这一堆危言耸听的话，为什么不“嘱咐”宝钗？可见，黛玉一进贾府，就遇上了克星、灾星，注定了悲剧命运！

决定婚姻的大权王氏独揽，她与薛姨妈内定了“金玉”，她利用入宫机会与其女统一了意图，以赠红麝串方式亮明其定夺。她不仅把宝钗加诸膝，她还把黛玉坠诸渊。紫鹃劝黛玉：“有老太太一日还好一日，若没了老太太，也只是凭人去欺负了！”受谁欺负？灾星。一次宝玉向黛玉诉肺腑，误被袭人听见。袭人上纲为“难免不才之事”，会发生“丑祸”，即“淫奔”之意。她得了这个极有价值的情报向主子邀功进“奸谗”：叫二爷搬出园外来住，不然就会被人“贬的连畜牲不如，二爷一生的声名品行岂不完了”。谁在把宝黛“贬的连畜牲不如”？主仆“鬼蜮为灾”，用诋毁诽谤的毒弹摧毁木石前盟。

王善保家的这只青蝇给晴雯“下蛆”，进行卑劣恶毒诋毁，王夫人接茬说：“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里骂小丫头。我的心里很看不上那狂样子。……我一生最嫌这样人，况且又出来这个事。好好的宝玉，倘或叫这蹄子勾引坏了，那还了得。”王夫人一石双鸟，把黛玉晴雯绑定一起射去毒箭！既然已将晴雯置之死地，那么黛玉也将难逃！周澍《红楼新咏》（哭林黛玉）已告知：“九泉遗恨青蝇口，竹院时闻鬼哭声。”可证王氏利用“青蝇口”，但更根本的是她“风刀霜剑严相逼”置黛玉于死地。明义说黛玉夭亡于“沉痼”，怎么导致“沉痼”？那就追到王氏主奴的含沙鬼蜮了！作者用严于斧钺的史笔写下王氏主奴的罪恶，并愤怒高呼：“钳诐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愤犹未释！”刘梦溪说：“‘诐奴’，自然包括告发晴雯的袭人。‘悍妇’呢？也许不单指王善保家的。”宜去掉“也许”，干脆说为首的“悍妇”就是王夫人；丁维忠即直截了当地指出“悍妇”就是王夫人！

在评价人物上，有的名家有误区，认为曹家、李（煦）家的人都是善的，贾家人的原型是曹家人，作者不会自讽其家，因而贾家人都是善的。这种逻辑显见有误。一则，贾家虽有曹家影子，但《红楼梦》毕竟是创作；即或是曹氏、李氏那样的大家，也是社会的缩影，谁敢保证全是善的。二则，要看红楼人物的实际，要看作者对待人物的实际，否则必定要看偏、抱成见，曹雪芹也必将无史笔可言。三则，中国传统戏曲小说都有红白脸，全是红脸没白脸，没有冲突情节，戏就不好看了。

史笔的第三个特点，像戚序本说的“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像作者自己坦言的“古人多有微词，非自我今作俑也”，合起来就是拐弯抹角地刺世。如第三章的《携蝗大嚼图》、树倒猢狲散，均托讽贾府。二马闹棚刺珍琏，兄弟聚麀，拿尤氏姐妹当粉头淫乐。“西洋花点子（哈）巴儿”与“缠丝白玛瑙碟子”恰成一副对联，横批是“花袭人”。她给主子王夫人当走狗，做“碟子”（“谍子”），“蛊虿为患”，狼狈为奸，鬼蜮为灾；作者加走狗之恶，黥间谍于面额，给悍妇与诐奴以“严于斧钺”的宣判。第四章微词讥砭：绛石戒指，刺王夫人、宝钗；贾雨村趋热、娈童趋热刺官场世风。

微词讥砭的对象既广且深，直至最高统治者皇帝：省亲，控诉“宫禁清切”“骨肉长辞”；刘姥姥泻肚——“亵渎”“皇恩”。牵三挂四鸳鸯骂嫂，指斥皇亲国戚。芳官薙发，寄托甲申之痛。甚至直言：不补天；不屑“文死谏，武死战”。甚至直刺雍正，用了更隐蔽的“匣其剑，帷其灯”的笔法；鹡鸰香念珠——刺雍正“兄弟阋于墙”；蕙香——四儿，对之以“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暖香坞春灯谜，虽善无征，政令严苛，致曹家败落。

曹雪芹为什么这样不敬皇权皇恩、这样痛恨和怨刺雍正皇帝？主要是由于家族和个人的遭遇引起的。曹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赫赫扬扬，已将百载。到康雍易代之际，由康熙的宽仁到雍正的严苛峻厉，受诸皇子夺位斗争牵连，又因经济亏空，被雍正穷治，革职抄家籍产，一败涂地。覆巢之下无完卵，曹雪芹遭家巨变，由珠围翠绕、饫甘餍肥的贵公子一变而为“子孙流散”出来的罪囚后代，后辗转流落北京西郊，过着“蓬椽茅牖，绳床瓦灶”“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顿生活。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是鲁迅创作《呐喊》的动因；从小康坠入困顿尚且如此，那么曹雪芹遭遇的“天崩地解”巨变，创剧痛深；他所积郁的六代冤仇，他所凝聚的巨大心理能量犹如“核动力”，则是他更强大的创作动因。刘梦溪先生早说过“生活遽变”“成为他创作《红楼梦》的真正动因”。“如果没有康熙和雍正政权交替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和由此引起的曹雪芹家族的巨大变化，《红楼梦》这部作品是不可能产生的。”我完全赞同此说。

另有一种意见认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就是因家族被抄而泄私愤，借小说影射攻击，‘干涉时事’‘怨世骂时’。我们认为这样理解《红楼梦》，就无疑地会缩小这部现实主义巨著的意义”。这个问题需要辨析。假设“泄私愤就会缩小巨著的意义”的命题为真，为保巨著的意义，就得否定泄私愤；要承认泄私愤，就需缩小巨著的意义。二者不可得兼，我则宁可取后者，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事实。雍正的严苛峻厉，兄弟相煎大案，年羹尧、隆科多大案，姑且不算，而大兴文字狱，就制造了多少冤魂和囚徒，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单这就不能不引起作者的公愤。“私愤”与“孤愤”相去几何？西伯拘羑里，屈原放逐，孙子膑脚，不韦迁蜀，韩非囚秦等各有著作，“《诗》三百，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他们哪一位不是出于私愤或孤愤？未闻因发愤而缩小了他们著作的意义。况且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早已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远远超越了个体之私。

二知道人说：“况马、曹同一穷愁著书，雪芹未受宫刑，此又差胜牛马走者。”指出马、曹同一穷愁著书，这点极重要。雪芹虽未受宫刑，但是他那功名奕世、富贵传流的百年望族，在雍正的“马蹄”下倾覆了，一败涂地了。雪芹只能“秦淮旧梦忆繁华”，他的“旧恨新愁知多少”？他有太多的孤愤。二知道人说：“蒲聊斋之孤愤，假鬼狐以发之；施耐庵之孤愤，假盗贼以发之；曹雪芹之孤愤，假儿女以发之。同是一把辛酸泪也。”如果无关自身痛痒，他怎会有“一把辛酸泪”？怎会“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怎会“字字看来皆是血”而哭成此书？

“一字之褒荣于华衮。”“艳质将亡，槛外海棠预老。”晴雯被害临终前，宝玉见海棠树无故死了半边，说这兆应了晴雯，仿佛“孔子庙前之桧，坟前之蓍，诸葛祠前之柏，岳武穆坟前之松。……世乱则萎，世治则荣”。这是仿效陆次云所言昭君坟上草“与文墓之蓍，孔陵之桧，徐君剑形之草，仲卿连理之树，武穆向南之枝，同昭回于今古”。据此校改“坟前之蓍”为“文墓之蓍”。陆次云出于昭君和亲的伟大历史意义，将王昭君续进圣贤行列。陆次云以其良史的卓见，分施展了“史笔”的严正评判作用。而陆次云又是秉承了司马迁的良史“史笔”，太史公把陈涉传提升到《世家》里，提升到汤、武、孔子的“圣王”“圣人”地位，体现了孔子作《春秋》“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的精神。而曹雪芹又秉承孔子、司马迁、陆次云的良史传统，勇于肩负史笔重任；不过他没有直接将晴雯并黛玉续进文王、孔子、诸葛亮、岳武穆的圣贤行列与尊位，若然恐怕贻讥拟于不伦，而是机智地将象征晴雯的海棠续进蓍、桧、柏、松、木芍药、相思树、（昭君坟上）草等草木行列，这就是通过海棠的一树之褒，令晴雯荣于华衮。如果雪芹不像司马迁那样坚守史家对史事、人物独立评判的史笔精神，或许像袭人说的“那晴雯是个什么东西，就费这样心思，比出这些正经人来！还有一说，他纵好，也灭不过我的次序去。便是这海棠，也该先来比我，也还轮不到他”。袭人倒想翻过“善善恶恶”的史笔铁案，宝玉道：“怎么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单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纹来？”袭人听了这话，心内一动，低头半日，无可回答。只这一言便击中暗算晴雯的诐奴的黑心，恰合“一字之贬严于斧钺”的史笔，把她永远钉在文学史的耻辱柱上。

俞平伯先生说：“虽褒，他几时当真歌颂；虽贬，他何尝无情暴露。”雪芹这样褒晴雯，还不是真歌颂？这样贬王夫人、袭人，还不算无情暴露？俞氏力陈钗黛“二者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无所偏爱的”，高悬钗黛合一论；说《红楼梦》之“名贵”仅在它是一部“怨而不怒”“温厚”的书。鄙薄贬损“《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底位置是不很高的”，“应列第二等”，“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难怪一九五四年李希凡、蓝翎首先发难，批判俞平伯“所谓的《红楼梦》的‘怨而不怒’的风格”，他们大力赞扬曹雪芹的暴露批判精神。俞平伯“认为作者对自己所创作的人物无所褒贬，而完全抹杀了作者对待自己人物的爱憎分明的态度，抹杀了这一点，就是取消了作者的倾向性，因而也就是取消了作品的积极意义”。这样对症的批判不应是一阵风，而应是长效的。不能否定真假、善恶、美丑的亘古不变，不能连祖传下来的、曹雪芹擅长的史笔武器也弃置了。俞平伯先生作为大红学家，其最大的不称，就在他远非曹雪芹的知音，和他的史笔拧劲！

史书采用论赞形式表现史家对事件、人物的评判，而通常是“于序事中寓论断”。即在叙事中自然融入作者对是非爱憎褒贬倾向的判断，发挥其史德史识史笔的作用。《红楼梦》也遵循“于序事中寓论断”的法则，如恩格斯云：“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曹雪芹除一般“流露”形式，还有一种特别的形式，就是补笔形式。当鹡鸰香念珠这个场面和情节叙述过后，留下一个疑问：由鹡鸰香念珠所显示的雍正及其一串兄弟关系是“香”的还是“臭”的？过后安排了补笔，让黛玉说出“臭男人”，点明其关系是“臭”的，形同周公诛、流管、蔡。当宝玉申饬四儿的场面与情节过后，来个宝玉续《庄子》“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暗指雍正就是该弃绝的“大盗”。

第二十八回作者借宝玉之口开出一副药方，实际是假借“假语村言”的药方系统来对应“真事隐”的贵族婚配条件系统。过后凤姐叫住宝玉，让他笔记凤姐的口述，正是婚事彩礼单子，以此印证前言的确是婚事问题。王夫人的暴行使金钏儿投井而死。之后湘云却偏要在王夫人面前来给“金钏儿姐姐”送戒指。“戒指”者，“借”端“指”斥也！指斥王夫人的暴虐无道，当众剥下她“宽仁慈厚”的外衣！同样在该场面五次点提“糊涂人”，是宝钗说人家金钏儿是“糊涂人”。是她“失了脚掉下去的”，“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这是个狠抓住“糊涂人”的话把儿不放、穷追猛打的做法。这既是补笔也是《史记》惯用的复笔。就在“西洋花点子（哈）巴儿”语境的前边提了五次“碟子”，语境后边又提五次，一节之中十致意焉，就是要铁铸袭人的“谍子”和“巴儿”形象。于是“西洋花点子（哈）巴儿”与“缠丝白玛瑙碟子”这副对联装饰的哈巴儿和谍子的嘴脸就游街示众了！也庄重地宣示了雪芹严于斧钺的史断。

三、文化小说

周汝昌先生在其《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的“卷头总论”上显赫地标出：“《红楼梦》——中华民族的一部文化小说。”从题材上说《红楼梦》属于哪一类小说，可以有多种说法：鲁迅点到政治小说、伦理小说、社会小说、哲学小说、道德小说等，他自己主张“人情小说”；现在也有“生活小说”的提法。说《红楼梦》是文化小说，没错，但也仅得一偏，并不排他。梅新林说：“《红楼梦》这部天才杰作中积淀着特别深厚的中国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智慧的艺术结晶。”刘再复说：“中国数千年的伟大文化，孕育出《红楼梦》。”吕启祥说要“在更加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来进行观照”，“离开了传统文化的深邃背景”，“是难以解释其生命和魅力的”。王安石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换言之，“读红而已，则不足以知红”。我们必须抓住《红楼梦》中的文化端绪，顺蔓摸瓜，“察其原委，问其来历”，放眼到广阔深邃的文化背景中去寻根问祖，才能得其全株和真义。这就是对中华文化的终极关怀，追寻出本体、本原、本质。

《易·系辞》讲“三才”：“《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曹雪芹创世般伟大成就，便是由这“三才”运化而成：天地氤氲，阴阳交感。地者，时代社会现实；天者，中华文化母体；人者，雪芹神功运化。质言之，《红楼梦》是康、雍、乾社会历史时代及曹家盛衰史的产儿，又是中华文化大母体的产儿，更是曹雪芹“兼三才而两（‘两’在此有组织化裁熔铸之义）之”的产儿。要研究这“产儿”，必不可少两种传统武器：知人论世，推源溯流。这推源溯流主要就是文化源流，着眼于这点，便是文化小说。

《红楼梦》具有极凄美哀怨、曲折动人的爱情和命运故事，因此它拥有最爱看通俗故事的广大民众读者，他们同时也是依据故事改编的影视剧的观众，体现了接受的“公众性”。但《红楼梦》的最大特点乃在这表层故事流上镶嵌了密集的文化珠宝和思想意蕴的内核，这一特点导致多种现象：一、文化人就嗜好在此高文化浓度的节点前驻足作深邃涵咏鉴赏：沉浸郁，含英咀华；犹如米颠拜石，信本观碑；徘徊瞻顾，流连忘返，发现奥妙，得大欢喜，体现了接受的个体性。二、“百年红学的一大特点，是一大批第一流的学人进入了红学领域。”刘梦溪举出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鲁迅、沈雁冰、周策纵、余英时、周汝昌、王蒙等五六十位。周汝昌也早指出百年中国“第一流的大学者、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和《红楼梦》发生过很亲密的关系”。他还风趣地讲了“原因何在”。三、文化学人不满意仅据表层通俗故事改编的影视剧，因为它无法上演上文所称的“珠宝”“内核”“奇文”意象。四、《红楼梦》在西方不太受关注，因为中西文化隔阂大，他们对“珠宝”“内核”“奇文”意象既难翻译也难理解；既不能食，又不能化，安知其美味哉。

对《红楼梦》进行文化研究已取得很多成果，如酒、茶、药、饮食、服饰、园林、谶纬、姓名、民俗等文化；还有礼仪、儒、释、道、易、神话、诸体文学等。梅新林从思凡、悟道、游仙三重模式中寻绎儒、佛、道家三重哲学精神，阐释《红楼梦》的“多重主题”。刘再复的《贾宝玉论》，分别用佛家文化视角、道家文化视角、儒家文化视角看宝玉。研究问题得有个捉搦，今所谓视角、“抓手”。梅、刘二君对宝玉抓的“三把”，就能切中肯綮。本人从总体上抓了奇文、史笔、文化等三把；细分文化也抓了几手。不为文化而文化，密切结合作品题旨和人物形象性格的塑造，方有所获。

花文化：我国数千年来积淀成博大精深的花文化，有一圈“怜花”、毁花、“护花”“花神”“花主”大世界，《红楼梦》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花文化。鉴于有种“绛洞花王”为正、“绛洞花主”为非的意见，我们通过考察，证明花王专属牡丹，牡丹独配宝钗。花主是护花主人，即神瑛侍者，他原是仙界天神，其天职就是护侍绛珠草（仙子），他就是“绛洞花主”。这个故事是楔子、元模式，“下世为人”后，元模式不断自复制，演化：赤瑕宫即绛洞，演化为绛云轩、怡红院、悼红轩；一个绛珠衍化出众花众女儿，神瑛侍者也由一花之主变作众花之主——宝玉；他就是恪尽花主天职的天使。这里特举一件献身花主神圣使命之例：

金钏儿自尽的命案，是贾府的一件大事。贾政原说这是“执事人操克夺之权，致使生出这暴殄轻生的祸患”。这话对呀，那就应该揪出“操克夺之权”的罪魁王夫人是问吧，你要逞威打死人就该对准祸首，可他却听信贾环母子的诬告：说宝玉“强奸不遂，打了一顿，那金钏儿便赌气投井死了”。贾政登时将盛怒、罪谴和大板一股脑施加于宝玉。贾政实施了昏暴，宝玉被打个半死，他却无怨无悔，甚至可以说求殴而得殴，又何怨焉！为什么？倒不是我罪有应得，也不是如有人说的出于爱父亲，而是因为他与金钏儿是花与花主间事，揆情度理，一个独死，一个逍遥，于情何忍？“终不令灌仲孺独死，婴独生！”换言之，终不令金钏儿独死，玉独生！那边人都死了，所以我“恨不得此时也身亡命殒跟了金钏儿去”，“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宝玉经受皮肉痛苦，觉得尽了花主的神圣使命，实践了为护花而担当苦难的道义，高扬了为护花而舍身的殉道精神！因有这样的信念支撑，灵魂方可得到慰藉。

通过花文化探讨，使我们认识了贾宝玉形象本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宝玉绰号“无事忙”，既无事，何来忙？无事者，无窗课、应举、做官、修齐治平之事也，所以又是宗法家国逆子。忙者，生来天职便是“护花”，对众女儿“昵而敬之，爱博而心劳”，维护和尊重她们的生命、天性、人格、尊严、爱情、利益，同情和有限解救其遭遇，对抗施压施暴的统治势力，给以控诉和声罪致讨。

“痴”文化人格：“痴”本是生理概念，又指心理概念。姜太公有言：“知与众同者，非人师也。大知似狂，不痴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痴，不能成事。”前贤已经把痴狂作为智能概念使用了。魏晋时已从面上展开，往后就形成痴文化延续下来。袁宏道讲史上有癖（痴之类）者，“皆以僻而寄其磊傀俊逸之气者也。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将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钱奴宦贾之事？”到曹雪芹及贾宝玉，非常深广地开拓和丰富了痴文化人格，达到新的顶峰。雪芹塑造了情痴族群，其中最核心的人物是贾宝玉。“痴”中蕴含着深厚的思想旨归；“痴”是宝玉顽强、执拗、激烈地坚持固守其禀性、主张、信念、道路、人格的特殊表现。雪芹从“痴黠”和“花主”中独得了塑造宝玉品格、思想的巧招妙道，使我们认识宝玉的叛逆性格、人生价值、时代新质、思想意义有了便当的窗口。如果我们曾经对宝玉的某些行径不甚理解，通过这个窗口可以有所改观；如果有谁“渺忽”“痴”与“花主”为最佳观察点之一，那就不免对宝玉交臂失之了。这里可引陈维昭的高见：“《红楼梦》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一方面展示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时代氛围，另一方面表现了‘痴、狂、怪’人文思潮的百折不挠，并把这两方面交织在一起表现。而这两方面的辩证关系正是清代最重要的时代命题。”

生殖崇拜文化：通过青铜器虺纹及《诗经·小雅·斯干》“梦虺生女”的考察，得出结论：卍为生殖符号，是中华先民龙蛇崇拜的图腾。这使我们更加佩服曹雪芹这位旷世奇才，有多少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文物考古学家尚在“渺忽”“卍”符号的时候，曹雪芹已然在二百六十多年前就悟稀赏独，精确鉴定了它，并予还原，教“两小”（卍儿与茗烟）在《红楼》舞台上实地扮演了。生殖文化除以卍儿与茗烟“两小”表演，还用板儿与巧姐“两小”暗示。为此作者调运了比目、拔步床、草虫、蝈蝈、蚂蚱等物象，经过“杼轴献功”，使各个物象均追寻到并显现了婚配生殖的系统共质，完成了生殖文化的艺术编码。

山水隐逸文化：正邪两赋系列的人中，许由是隐士之祖，陶潜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阮籍、嵇康、刘伶是竹林七贤的代表，逸士高人。许由等五人在隐逸文化中占有显著地位，也都是贾宝玉“易地则同”的人。隐逸者，是从封建主流社会与世道被挤压而叛逃出来并予反抗的人。甄士隐、妙玉早已先行，贾宝玉从平时的道隐、心隐最终走向身隐之路，栖身林泉与空门。他的几个小厮焙茗、锄药、伴鹤、引泉、扫花、挑云的名号，在中华文人逸士的诗文中，扮演着林泉隐逸文化的重要角色。而他们正是张皇宝玉高洁风雅隐逸精神的名片符号。

易文化：贾府盛衰史的行进，始终伴随着《周易》变迁观。《文心雕龙·隐秀》篇所言：“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文中原文字秩序，体现了本旨、原意，就像原本的一卦；当把原卦的六爻打乱秩序重编，就出现互体，新的一卦，犹如打乱文字秩序重新编码，便出现新的文章，便有了“重旨”“复意”。阅读《红楼梦》需要此种艺术。

汉字文化：人类文化最重要最显著的标志是语言文字的创造和使用。以“六书”为构造和功能的汉字，在世界文字中独一无二。甲骨学是中国的显学。有一说，中国十大国粹之首就是汉字及其书法。没有汉字文化就没有《红楼梦》的艺术辉煌。曹雪芹是顶尖的汉语言文学大师，他把无比优越的汉字及其无所不能的功用驾驭发挥到极致，树立了最高典范。“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一个字就汇集了三曹对案、从有玉带之曹向失玉带之林败落的丰厚内涵；霑字与之配合，显现了汉字符号的承载能量和刻画人物、表现旨义的巨大功能。一个卍字，曹雪芹一骑绝尘，把多少文字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文物考古学家们远远甩在后边。

《红楼梦》与苏东坡的文化因缘：《红楼梦》中的文化成分，多植根于传统文化中。若嫌传统文化太泛，我们且选苏东坡为个例，考察一下《红楼梦》与苏东坡的文化因缘，兹仅举数端：苏轼贬黄州的《东坡八首》：“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体现“东坡雪芹”精神：寒冬不能冻死，岁旱不能枯死，因它有泥封的宿根，虽仅只一寸，一旦有化冻之春息，夜至之甘霖，它便应时而动，冒出雪白强劲有生命力的萌芽，它象征苏、曹难后浴火重生！苏轼取“东坡”，曹霑取“雪芹”，易地则同之人也。

关于补天弃石：《红楼梦》开卷就提出“你道此书从何而来”的问题，这个事关全书的“根由”便是那块弃而未用的补天石。原神话只说“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并没有炼多少用多少未用多少的说道，说道是由后人演进而来的，到曹雪芹完成。唐姚合《天竺寺殿前立石》：“补天残片女娲抛，扑落禅门压地坳。”苏东坡《儋耳山》诗：“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余。”可见唐宋时已有补天弃石之说，祖构了“补天余”或“补天弃石”意象，后多有沿袭者。《山海经·大荒北经》中的“儋耳之国”，就在“大荒之中”。这样，《红楼梦》中的“大荒山”“青埂峰”及补天弃石，这些《石头记》的“根由”便都能在文化根源上找到。

苏轼被贬黄州，身经由凸到凹的境遇变迁，所以他借《雪堂记》凸雪填凹的自然之理抒发一通陟降浮沉的宦途坎坷，人生感慨。曹雪芹亲历了多少家世盛败、世态炎凉；读到了多少周室衰微（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王朝更替；知悉了多少旧时王谢，近世禩禟。所以他创造了更广阔的凹凸世界。苏轼在黄州及岭表，每日访客听讲故事。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蒲松龄说自己：“情类黄州，喜人谈鬼。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贾宝玉与之同调：“村姥姥是信口开合，情哥哥偏寻根究底。”宝玉也是出于寄托和转移。渔洋老人为《聊斋志异》题辞云：“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所谓“人间语”即“庄语”，符合封建礼法、道学、人生路、处世经、价值观的那种话，宝玉斥为须眉浊物的“混帐话”；与其听“混帐话”，不如姑妄听鬼话。文臣死于谏，武将死于战，这是臣子效忠皇朝的最高道德标准，是君主“以忠招天下”的策略。贾宝玉说这是“胡闹”，这种“大丈夫名节”不值一钱。大胆揭露死于名、死于节、尽忠昏君的愚蠢可悲！振聋发聩，惊世骇俗！这是曹雪芹的思想，这思想近承李卓吾，远绍苏东坡，“未许朱云地下游”。龙逄、比干、朱云等都是有名的谏臣，苏轼对他们死于谏或不怕死，表示“未许”，不赞成。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一节，宝玉有一通高论：“你爱打就打，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供’之误）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物有财富价值、使用价值、审美价值、娱悦价值等，宝玉主张取物的娱悦价值。在物与人的关系上，主张人本，物为人役，不要人为物役；要做物主，勿做物奴；勿以物移人（异化），而以人移物；勿以物累心，而以物悦性；勿以人殉物，而以物殉人。宝玉的理念，也可从苏轼那里找到，《宝绘堂记》云：“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寓意于物”是从物的审美价值、娱悦价值着眼，物不在乎己有、他有或公有，我都见之而喜，想之而乐。我把它诉诸诗文、写进绘画，都有美的享受。“留意于物”是从物的财富价值、奇货价值着眼，物在己则喜，物在人则病。物足“移人”，人为物化、异化，“失其本心”。人为物病，甚至为物凶身致祸。

四、小说艺术探索

有些学者抱怨中国没有系统文艺理论，都是照搬西方理论。此论是否有些绝对？理论是从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既然我们的小说成就不逊于人，尤其是有了《红楼梦》，我们有必要使之从经验形态上升到理论形态。已做出的成果肯定不少，需要整理。本人不揣鄙陋也做一点试探。

1.人物互补

互补乃是宇宙根本原理之一。中华文化史上多有互补人物。西方表现主义戏剧中的人物都是作者化身。普希金说拜伦把自己性格的特征分配给笔下的许多人物。歌德自己坦言：“不仅主角浮士德的阴郁的、无餍的企图，就连那恶魔的鄙夷态度和辛辣讽刺，都代表着我自己性格的组成部分。”是否得出结论说人物互补与作者分身出自西方？不尽然，因为拜伦、歌德、普希金都晚于曹雪芹。“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中隐“曹”“霑”二字，证明雪芹（号）把自己的姓和名分属于林、薛二人，即林、薛互补与作者分身。咸丰时魏秀仁的《花月痕》效法《红楼梦》，将自己分身为二，化作韦痴珠、韩荷生两个人物形象。鲁迅说：“韦、韩又逋客（作者）之影子也。设穷达两途，各拟想其所能至，穷或类韦，达当如韩，故虽自寓一己，亦遂离而二之矣。”鲁迅此言，对文学理论确实是一大贡献，道前人所未道，发我国文学理论所未发，拈艺术规律之所未拈，应当引起艺术理论界足够重视。

2.全形人物与补形人物

西方表现主义戏剧的中心人物是全形人物，其他陪衬从属的，可谓补形人物，作用在于分别贴补主角的种种特性，犹如主角的派出分部。中国向培良所作《暗嫩》，剧中写三桩丑事，全是丑恶、罪孽、污臭的勾当。人虽为三，其实则一，其父大卫、其友约拿达都是中心人物暗嫩劣质的延伸，在时空上向多维展现。鲁迅的《过客》，女孩是过客少年时的补形，老翁是过客老年的补形，过客是全形人物。《红楼梦》中有一类人物，名字固然是他本人的符号，但更像是他主人的符号，姑妄叫作补形人物。如林黛玉的紫鹃、雪雁，薛宝钗的黄莺儿，湘云的翠缕，贾宝玉的焙茗、锄药、引泉、扫花、挑云、伴鹤，刘姥姥的青儿、板儿，等等。

3.意象——人物意象化与意象群——人物映象化与映象群

《红楼梦》是文学小说，小说的主要成分是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此外还应有诗化的意象和境界。这后者在《红楼梦》中占有重要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红楼梦》也可称诗化小说、文化小说和意象小说。何谓“意象”？“象”是外在物象，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意”是文化史所赋予物象的意义，二者结合起来并传承下来就是意象。它是文化艺术的个体单元、基本单元、文化因子。《易·系辞上》：“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即言周易是凭借意象反映主客观世界的。《文心雕龙·神思》篇“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正式提出“意象”概念。

以往研究《红楼梦》文本多从人物上、主题上、爱情上、艺术上、语言上、家世上等方面着眼。过去总以为意象是诗家事，不是小说家事，其实越是高品位的作品越应有意象之长。杨义的《中国叙事学》有一篇讲意象：“中国叙事文学是一种高文化浓度的文学”，“研究中国叙事文学必须把意象以及意象叙事方式作为基本命题之一”。他举《珍珠衫》《十五贯》《罗汉钱》《金瓶梅》中的“雪狮子猫”“药——人血馒头”和《阿Q正传》《头发的故事》《风波》中的“辫子”等为例，说明它们都是叙事意象，起到组织结构、牵合贯通情节作用。要说《红楼梦》中的贯穿意象，莫过于石头，青埂峰下那块补天弃石。石头是宝玉随身带的信息接收器，信息记在石头上，成为荷载全部《红楼梦》（《石头记》）信息的特大意象。石呆子的古扇子很可能成为《一捧雪》那样的玉杯，“严氏之败伏贾氏之败”。通灵玉与金锁、雄麒麟与雌麒麟、汗巾子、绣春囊、鹡鸰香念珠、零苓香念珠、绛石戒指等，也都是对小说局部的人物情节起组织牵合作用的意象。

意象化人物形象：意象，多为原型意象，在文化史上创造形成积淀传承而来，它是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化因子和艺术个体，储备在中华文化宝库中，供文化艺术继承者来此取资，参加人物形象性格塑造；即将意象拓印在人物形象上，使人物形象获得意象的成分和性质，便产生意象化人物形象。意象结合到境界中去，便产生新的艺术意境。《红楼梦》的一个重大艺术特色和成就是运用和创造了遍布全书（前八十回）的艺术意象以及意象化人物。如贾宝玉与顽石、黛玉与绛珠草、宝钗与古钗、凤姐与凤、花袭人与西洋花点子（哈）巴儿、探春与蕉叶覆鹿、灯姑娘与照察纤微的灯、板儿巧姐儿与草虫，以及雪雁、紫鹃、卍儿、茗烟、黄莺儿、扫花、葫芦僧、冷子兴等等。多个意象构成意象群，一个人物也可有多个意象，如薛宝钗就有：宝钗（首饰）、冷香丸、牡丹、黄莺儿、肥梅、水荇、松塔、柳絮、青云、鸡栖于埘、更香等。

意象也有非原型而出于自创的，结合于人物，如西洋花点子（哈）巴儿及“碟子”与花袭人，松塔与宝钗，老杨树与宝玉，串戏雀儿与龄官。意象也有原型的新变之型，如借喻宝钗与袭人的二虫相讥，仿佛土偶与木偶互毁（《战国策》）；借喻二马闹棚讥刺贾珍贾琏，是“一栖两雄，其斗狺狺”“聚麀之诮”的复制；海棠意象预兆晴雯，乃是田氏兄弟与荆树、文王墓之蓍、孔庙之桧、诸葛之柏、武穆之松、昭君塚之草的复制。

《红楼梦》比起另外三部古典名著，它不以恢宏壮阔的场面、高大巍峨的景象、轰轰烈烈的事件、豪情万丈的气势、风流千古的英雄著称。如果说另外三部名著属于“或掣鲸鱼碧海中”，那么《红楼梦》则属于“或看翡翠兰苕上”。为什么独有《红楼梦》达到不可企及的古典小说的顶峰？原因之一，作品的价值，不在于有多么高大的形象、多么壮阔的场面，而在于意象的含金量。庄子说道“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该四件东西委实卑微低贱，但它们却负荷了主宰万事万物的大道。《维摩诘经》云：“以须弥之高广，内芥子中。”《神仙传》记，壶公教费长房缩地术，进药壶中即可“观尽世界”。刘勰说：“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物象不在轻重巨细，而在于它承载了何等信息，在于它经手了何等“杼轴献功”（即高超的编码艺术），蕴含了怎样的“道”，“孕”育了何“义”，“献”了何“功”。“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言有浅而可以托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薄物细故，一花一草，深厚中华文化底蕴存焉。从一颗松塔，能衍射出薛宝钗的形象性格；从一株老杨树，能透视出贾宝玉的仗义懿行。一组春灯谜和一句“一从二令三人木”，便容纳了多么重大的王朝更迭及家世兴亡的历史变迁。钱锺书云：“隐于针锋粟颗，放而成山河大地，亦行文之佳致乐事。”《红楼梦》中多的是“稊稗”“芥子”“药壶”“麻纤”“针锋”“粟颗”，就看知不知雪芹“杼轴献功”的道术，看没看到雪芹所达之境，所臻之妙，共享其“佳致乐事”。

映象、借象、映象群：假借文史人物或前文本的人物形象来拓印自家塑造的人物，姑且称为映象或借象。如果把外物换成人物，就是我们最终要寻求的借象和映象了。如宝玉说：“比如这水仙庵里面因供的是洛神，故名水仙庵，殊不知古来并没有个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谎话，谁知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着。今儿却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话中的洛神就成为金钏儿的映象。又如秦氏房中的陈设摆件均带有香艳性、色情性、诱惑性，均与秦氏体性相符。但这许多摆件并非原本文物，而是假借其名，故谓之“假象”。就人物层面说，唐伯虎、秦太虚、武则天、飞燕、太真、寿昌公主、同昌公主、西子、红娘等，甚至还有“掌风情月债”“布散相思”“秘授云雨”的警幻，都是秦氏的借象群、映象群。黛玉的映象群是：绛珠仙子、比干、西施、娥皇、女英、谢道韫、莺莺、丽娘、叶小鸾等。贾宝玉的映象群：贾雨村开列的所谓正邪两赋人物名单，其中不少人的体性、品格、特征、乖僻与宝玉相通，如许由、陶潜、阮籍、嵇康、顾虎头、米南宫等。宝钗的映象群：乐羊子妻、孟光、杨妃、沈诸梁、侯蒙等。史湘云与卫若兰的映象群：巫山神女与楚襄王，娥皇、女英与舜，织女与牛郎，嫦娥与后羿，燕姞与郑文公，樊姬与楚庄王，湘夫人与湘君。

五、批评方法

1.论证

刘再复先生说红学研究有论、辨、悟三种方法。“我用悟证代替实证和论证。”“庄子的方法是直觉的，惠施的方法是逻辑的；我用的是庄子的方式，用直觉方式替代逻辑方式。”“一种是启迪性真理，一种是实在性真理。实在性真理是科学真理，需要逻辑，需要思辨，需要分析。启迪性真理则没有逻辑过程与思辨过程。”“悟的方式乃是禅的方式，……抽离概念、范畴的审美方式。因此，它的阅读不是头脑的阅读，而是生命的阅读与灵魂的阅读。”还有王蒙先生，我读他的《红楼启示录》和《活说红楼梦》，使我得到启示：何谓活说何谓死说，何谓空灵何谓质实，何谓评说何谓论证，何谓漫议何谓考据，何谓见仁见智何谓定于一是，何谓左右逢源何谓追根究底，何谓高屋建瓴何谓字隙句缝，何谓心得启迪何谓给出答案，何谓李广简易何谓程不识谨严，何谓李诗尚才何谓杜诗尚法。王、刘二位大名家，于《红楼》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既能写之观之，又有生气有高致。而我则入乎其内多，出乎其外少。二位专擅活说悟证；我则死说考证，难以自护己短。二位大知闲闲，大言炎炎，我则小知间间，小言詹詹。我钦佩二位的大知大言，如河伯见海若之望洋兴叹，莫可企及。数处引用二君高睨大谈。

王氏云：

画一个太极图——阴阳鱼。如果黑的是林黛玉，那么白的就是薛宝钗。她们代表了人性最基本的“吊诡（悖论）”。人性可以是感情的、欲望的、任性的、自我的、自然的、充分的，表现为林黛玉；同时，人又是群体的、道德的、理性的、有谋略的、自我控制的，表现为薛宝钗。

刘氏云：

薛宝钗和林黛玉确有冲突。但这是贾宝玉灵魂的悖论，也可以说是曹雪芹灵魂的悖论。……中国文化有两大血脉，一脉是重伦理、重秩序、重教化，这一脉以孔孟为代表为发端，另外一脉则是从老子庄子到禅宗，这一脉是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生命，两脉都有道理。

此论均支持了钗黛互补与作者分身之说。

王蒙先生评芳官云：芳官“一‘转业’来至宝玉处就后来居上，荣宠交加，居然没有引起资深的大丫头……的嫉妒排挤，可见她一是确有真才实貌……二是她的性格确有某种魅力。”“芳官的美在于天真，在于一切率性而为，在于身为奴婢而毫无奴相奴气。……没有奴相奴气的奴婢是宝玉所认为可爱的，却不是王夫人和她所代表的封建秩序所能爱能容的。”“活说”得独到，给人以“启示”。王先生指出众人说宝玉“他两个倒象是双生的弟兄两个”；也提到芳官即席唱了《赏花时》。王先生自谦说“我拙于考据”。到这个坎儿上窃以为就该用上考据了。《赏花时》是《邯郸记》第三出“度世”中何仙姑唱的，她拿着花帚扫落花，并说她的预备役差事到期了，她要升入仙班成为正式八仙了，需要另寻继任者。于是引出吕洞宾到邯郸客栈用瓷枕使卢生做了一场黄粱梦，梦醒后方悟梦中美事瞬息化无，于是才被度脱，才被八仙点化，才继任扫花之役。这扫花职任的交接，就成了《邯郸记》故事的框架。《红楼梦》传承了自南朝《幽明录·杨林》故事以来的《枕中记》《樱桃青衣》《南柯太守传》等直至汤显祖《邯郸记》的经历梦幻而悟道模式，尤其后者，芳官扮何仙姑，宝玉扮卢生，一僧一道仿吕洞宾。扫花之役进为护花之役。宝玉“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恳求“携带弟子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二仙师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宝玉最终“石归山下”。这番《红楼梦》与《邯郸记》、宝玉与卢生的对接，即由芳官而导出。

王先生说：“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女扮男装反映了这种女性对男性的趋迎心理。也反映了性别变化的幻想，使人联想到现代的变性人、变性手术。”“芳官是芳官，是女，又是宝玉的孪生兄弟，是小厮，又是胡人耶律雄奴，又是法兰西人温都里纳。这样的芳官，一身而二任三任，何等地可贵！何等地丰富！这样地写人，何等地自由，何等地洒脱！”按照描绘人物需多元多面丰富复杂的要求而言，这很好。若按史笔的考察观点看，又可有另一层意思，这种把一个人当作万花筒，乃是作者弄的迷惑检查的花招，掩蔽违碍之法，逃避罪愆的疑兵之计，这里放火，那里冒烟，让你摸不着底细；仿佛曹操七十二疑塚，找不到哪座是真的。什么耶律、匈奴、胡人、吐蕃；福朗思牙、温都里纳、金星玻璃，全是掺的沙子，正经要点的不点，曹雪芹的真正意图就是把芳官化妆成一个被薙发的形象，借以唤起人们对百年前那场薙发与反薙发惨烈血腥史事的记忆，提醒人们勿忘甲申之痛！

刘先生说宝钗“是个冷人，表面上很冷，而且吃冷香丸，可是薛宝钗的悲剧就在这，她的内心是热的，因为内心太热了才需要吃冷香丸去调节，也就是说她的悲剧是把自己青春的火焰、生命的火焰、情爱的火焰硬用冷香丸把它压下去，这是更深的悲剧”。悟得很好，好在这样的感悟超越了病理层面，升到青春情爱的心理层面。不过愚以为旨义有多层，见仁复见智，还应超越再超越。再超越就跨进到须眉们做官为宦的层面。这就需追本穷源的考证了。刘先生谦虚地说：“我缺少考证功夫。”如果动用考证，就追到《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沈诸梁接受国君任命，出使办外事。他担惊受怕，顾虑有辱使命，受到罪愆，以至诚惶诚恐，朝乾夕惕，内心焦灼，就想饮冰来解内热。此种“饮冰食檗”意象在文化史上多有传承之迹，直至梁启超。到《红楼梦》里选中宝钗为载体。宝钗虽非雨村、侯蒙之须眉，却亦以“钗于奁内待时飞”“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堪与志在“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的接履云霓之辈较短量长矣！黛玉给探春取号“蕉下客”，极恰；若循此思致给宝钗取号“冷香君”，也极妥当。读红法门之一是跳出圈子，冷香丸与宝玉给黛玉开的药方，就药说药，跳不出药圈子则得不出真解；解王熙凤、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等均须跳出圈子；“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感悟与考证、直觉与逻辑思辨二者不应是对立的，而应相辅而行。往往是有所感悟或直觉，产生有意义和价值的立论；但嫌不能令人信服，于是寻找证据，且不厌其多，以充足理由进行论证，进行逻辑推理，得出立论为真。直觉到的情景往往很玄妙，令人兴奋，怒放心花，有一点像科学假说；科学假说是人们将认识从已知推向未知，进而变未知为已知的必不可少的思维方法，是科学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单单停留在假说阶段尚嫌不牢靠，需要继续科学证明。我在破解“暖香坞春灯谜”四个环节过程中，独第三节“山涛”未曾证明，只凭前后因果直觉到是说政治变故像山洪袭来使“蒲芦”化萤，世家败落。大意不错，但是总嫌蹈空，会贻讥想当然。经细查《山涛传》，见“咄石生”故事，方悟发生了高平陵之变，司马氏“马蹄”踏垮彼时曹氏，魏晋易代；借指康雍易代，雍正“马蹄”亦要踏垮此时曹家。这样这个四部冲程的逻辑推导就顺理成章，不易颠扑了。

中国经学史、史学史、文学史都讲“以史证诗”或“以诗证史”，曹雪芹在此就是要你“以史证谜”或“以谜证史”，证清史，证曹家兴亡史。这也是作者的史笔。

2.结合引进的理论和方法

方法是从研究实践中产生的，研究对象越高深越复杂，研究实践所用的工具和手段就越多越精良，故所产生的方法就越多。《红楼梦》全面继承发扬并创造了中国文学艺术经验、营构、编码、秘诀、妙道、文心、艺理，可供做为文学研究方法的全能实验场，不论拿中外新旧的什么理论和方法，几乎都能在《红楼梦》中一显身手。本书运用的理论和方法有符号学、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表现主义、循环阐释、心理学、横向方法的系统论、互补原理、模型方法等等。

题词：

似共雪芹别有因，神交旷远墨缘薰。

肃恭解味红楼梦，黾勉寒窗谨侧身。

古往文坛无二作，今来笔阵独一尊。

陶钧四部文哲史，运化三才天地人。

史笔峻严加斧衮，奇文奥妙巧妊娠。

三生博爱心劳悴，六代冤仇地火喷。

庄子谈玄张稊稗，壶公缩地纳乾坤。

荒唐匿秘其中味，真事隐藏假语村。

既绣鸳鸯陈展馆，更追曹子度金针。

帷灯匣剑寄孤愤，挥泪著书萦苦辛。

见日遗珠沧海底，遇知泣璧楚山根。

敦煌甲骨三足鼎，显学续经一异军。

胜境烛幽攀险远，骊珠颔下探龙鳞。

无虞岂可逮奔鹿，绠短焉能汲井深。

邻壁辉光堪借鉴，齐贤从善正衣巾。

蝇窗故纸钻不透，来路遵循撞要津。

抱瓮灌园遗老叟，不玩佻巧杜机心。

瓜熟听任自脱落，隐隐声闻空谷音。

学林抱瓮灌园叟丙申榴月

鲁迅：《鲁迅全集》（5），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49页。

胡适：《红楼梦考证》，转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1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9页。

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92页。

刘知几：《史通·鉴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148页。

〔英〕克莱夫·贝尔：《艺术论》，转引自〔英〕苏珊·朗格著，刘大基等译：《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4、61页。

金克木：《文化卮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隐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632页。

《四书·中庸》，载《四书五经》，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0页。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转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1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7页。

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上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9页。

洪秋蕃：《红楼梦抉隐》，载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以下简称《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36页。“匣剑”出自《西京杂记》卷一。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载四川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选注：《宋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4页。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载《鲁迅全集》（8），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页。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载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67页。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319页。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297页。

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华东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第365页。

一粟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9、133页。

一粟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90页。

刘梦溪：《牡丹亭与红楼梦》，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页。

参见丁维忠：《谁扼杀了宝黛爱情》，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页。

按：这“曲笔”不是《史通·曲笔》说的“曲笔诬书”，不是歪曲历史，而是委婉曲折地表达真意。

刘梦溪：《红楼梦新论·自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又见《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辑。

毛庆其等：《红楼梦中的“真”与“假”》，《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辑。

一粟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3页。

陆次云：《北墅绪言·明妃辨》，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又见清永康胡凤丹月樵编辑：《青冢志》卷三。

俞平伯：《红楼梦简论》，载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2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6页。

参见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92页。

参见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史哲》1954年9月号。

周扬：《我们必须战斗》，载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1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载黄汝成：《日知录集释》，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4页。

恩格斯：《给敏·考茨基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4页。

参见马振方：《小说艺术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

梅新林：《拓展红学研究的文化视界》，《红楼梦学刊》1997年增刊。

刘再复：《贾宝玉论》，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92页。

参见吕启祥：《红楼梦寻》，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易·系辞下》，载《四书五经》，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205页。

参见刘梦溪：《红楼梦与牡丹亭》，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423—432页。

“就是因为看小说？一个表兄一个表妹婚姻的不幸啊？后来出了一个坏人给破坏了？……这批第一流的中华英才都是最高层次的文化人，他们都会为这点意思倾倒？为这样的《红楼梦》迷住了？我想事情不会是那样子的吧？”——《在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参见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编：《曹雪芹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参见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华东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载《鲁迅全集》（8），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91页。

《周书》，转引自《太平御览》（第6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31页。

袁宏道：《瓶史·好事》，载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26页。

陈维昭：《红学的本体与红学的消融》，《红楼梦学刊》1997年增刊。

苏轼：《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50页。

蒲松龄：《聊斋志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苏轼：《次韵答邦直、子由五首》（其五），载《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42页。

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6页。

〔苏〕阿尼克斯特著，晨曦译：《歌德与〈浮士德〉从构思到完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77页。

鲁迅：《鲁迅全集》（8），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20页。

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页。

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神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96页。

刘再复：《贾宝玉论》，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23页。

刘再复：《红楼梦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页。

王蒙：《活说红楼梦》，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页。

刘再复：《贾宝玉论》，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37页。

王蒙：《红楼启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85、187页。

王蒙：《活说红楼梦》，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王蒙：《红楼启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85—186页。

刘再复：《贾宝玉论》，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39页。

详见林方直：《运用多种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红楼梦》，《红楼梦学刊》1997年增刊。

陶钧：陶，陶冶。钧是制造陶瓷的转轴，比喻取资中华文化塑造人物。四部：四部书，群书的通称，乾隆后称四库。“三才”句：见自序第二段。

斧衮：《春秋》笔法：“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妊娠：比喻艺术营构，创造艺术生命个体的道术。

六代冤仇：见自序奇文“一从二令三人木”部分。

“庄子”二句：见自序末有关作品的价值一段。

“鸳鸯”句：施国祁注《元遗山诗集笺注》卷十四《论诗三首之三》：“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此处反用，言不但破解出奇文的真义，还揭示破解的方法。

帷灯：见自序“帷灯匣剑”注。

沧海遗珠：出《新唐书·狄仁杰传》：言沧海中尚余采珠者未采到的珍珠；此喻《红楼梦》中尚余未破解的奇文。泣璧：卞和抱着和氏璧泣于楚山下，后遇知者。曹雪芹也是“一把辛酸泪”，发出“谁解其中味”的感叹。

“敦煌”句：甲骨学、敦煌学、红学是中华文化三大显学。续经：周汝昌把红学定位为“新国学”，把《红楼梦》尊为经典，续十三经后为第十四经。此为一家之说。异军：红学异军突起。

攀险远：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骊珠：《庄子·列御寇》：“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无虞：《易·屯卦》：“即鹿无虞。”碰上鹿却没有虞，即掌管狩猎的官不在身边，喻不具备达到目的的手段、办法。

“邻壁”句：匡衡凿壁偷光读书的故事。在此指借鉴贤者高见。齐贤：《论语·里仁》：“子曰：见贤思齐焉。”《左传·成公八年》：君子曰：“从善如流，宜哉。”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宋王谠《唐语林》卷四伤逝）

蝇窗：宋代白云守端禅师《蝇子透窗偈》：“为爱寻光纸上钻，不能透处几多般。怱然撞着来时路，始觉平生被眼瞒。”（《全宋诗》卷619）可借喻：纸是“荒唐言”“假语村”，盯在这上打转，不知转译则无结果。来路：指作者所设机关门径，循此才能破解出“其中味”“真事隐”。

抱瓮：《庄子·天地》：汉阴丈人种园子，“凿隧（斜井）而入井，抱瓮而灌”，费力又低效。子贡建议他用省力高效的桔槔。丈人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遂不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