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文心雕龙》这部书，清朝章学诚称它“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文史通义·诗话》），“自出心裁，发挥道妙”（《校雠通义·宗刘》）。谭献称“文苑之学，寡二少双”（《复堂日记》）。这是说，这部书在古代的文论中是体大虑周的，既是笼罩了有关各家著作，又是有独创的。这些评价，是有道理的。

这部书，包括了文学、文章学、修辞学、语法几部分。就文学、文章学说，有文学、文章学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文学史文章学史论、作家论、鉴赏论。就修辞学说，有风格、文采、炼意炼辞、章句对偶、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指瑕。就文法说，《章句》篇里提到用字造句成章，又讲到了各种虚词。就文学和文章学理论说，对前人的学说都加笼罩，并提出自己的创见。这一切正是“体大虑周”，“自出心裁”。

刘勰的这种“文苑之学”，在古代还没有一个作者能够像他那样体大虑周地著为一书，包括这样丰富的内容，具有这样完整的体系。就这点说，确实是“寡二少双”、独一无二的。

刘勰和他的时代

刘勰（约465—约522），字彦和，生活的时代，在南北朝的刘宋到梁代。他的祖籍在东莞莒（山东莒县）。东晋时，莒县属北魏，东晋明帝在京口（江苏镇江）侨置东莞郡。刘勰的祖和父都住京口，可知他也生在京口。史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梁书·刘勰传》）刘勰年轻时投靠定林寺的僧祐，有十多年时间，替僧祐编定定林寺的经藏。他编经藏前，先要“博通经论”，即对定林寺内所藏的佛经和其他佛家著作都博通了，才再按照各部类加以著录，并对各部类的书分别说明，最后写出序论。刘勰编著《文心雕龙》，利用了他编辑序录定林寺经藏的经验：先“博通”所有四部书，即当时所有的经史子集；再加上“区别部类”，对经史子集都有所论列，并选文定篇，研究各体文的著作要求，分别加以论述，这就同于编经藏的“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了。

刘勰编定定林寺经藏以后，就著作《文心雕龙》。该书约成于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梁书·刘勰传》）。刘勰把《文心雕龙》送请沈约鉴定，当在齐末梁初，所以“天监初，起家奉朝请”（可以参预朝会），当是沈约推荐的结果。接着“中军临川王（萧）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都是萧宏手下的属官）。出为太末（今浙江衢州市）令，政有清绩。除仁威南康王（萧绩）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萧统手下掌呈文书的官）”。“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梁书·刘勰传》）。僧祐在天监十七年（518年）五月卒（《高僧传》），梁武帝派刘勰去与定林寺僧慧震再整理经藏。完成后出家为僧，改名慧地，不满一年即死去。

刘勰经历了宋、齐、梁三个朝代，那是一个变动的时代。这个变动是从东汉末开始的。从黄巾起义摧毁了东汉王朝大一统以后，形成了豪族地主的武装割据。东汉时州郡向朝廷推荐人才的察举制度遭到破坏，魏文帝代之以九品中正制，在政治上给豪族地主特权，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从两晋到宋齐时代，经历了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统治者争夺政权的长期战乱，分成南北朝。东晋、宋齐偏安江南，为取得南方豪族地主的支持，实行九品中正制，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再就当时人的学术思想说，东汉王朝提倡今文经学，宣扬谶纬迷信。到东汉后期的大儒马融提倡古文经学，不宣扬谶纬迷信，兼注《老子》，说明儒家学风在变。到曹操提倡刑名，儒家礼教更受冲击。“文体因之”，“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到王弼、何晏用老、庄思想来讲《易经》，《易经》与《老子》、《庄子》称为“三玄”，玄学盛极一时。加上九品中正制的“上品无寒门”，豪门地主占据了高位，与玄学结合，造成“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干宝《晋纪总论》）。在这样的风气下，晋代的文风，“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宋书·谢灵运传论》），追求华藻。加上“有晋中兴，玄风独振”（同上），造成玄言诗。于是，到了南齐的文风，便一种是“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一种是“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唯睹事例，顿失精采”（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针对当时的风气，要起来纠正。对于贵族仕宦的子弟占据高位，空谈而不务实事，他在《程器》里加以批评：“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主张“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针对当时的文风，刘勰批评“江左篇制，溺乎玄风”（《明诗》），“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指出文风有浮诡讹滥的毛病，他的《文心雕龙》就要纠正这些毛病。

刘勰既认为当时的文风有毛病，又称“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通变》）。但他又赞美傅嘏的《才性论》，王粲的《去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夏侯玄的《本无论》，王弼的《易略例》，何晏的《无为论》、《无名论》，称它们都是“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从这里来看，他讲当时文风的流弊，是就一般的情况说的。他并不因此抹杀当时杰出作家的成就。他的作家论也这样，对一位作家既看到他的优点，也不放过他的缺点，看得比较全面。这就证明他的评论，是有辩证观点的。

文之枢纽和文体论

刘勰在《序志》里把全书分为五部分：一、文之枢纽；二、论文叙笔；三、剖情析采；四、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五、长怀序志。兹分别说明如下：

一、 文之枢纽，是文论的总纲。《序志》里称这部分“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就创作的根本问题看，结合文学、文章学的史的演变，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他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依据什么思想来指导创作。魏晋玄学起来后，加上佛教的盛行，于是依据什么思想来指导创作便成了问题。刘勰提出“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来，就是要依据“道”来创作。由于圣人是通过经书来明道的，所以要“师乎圣，体乎经”。换言之，要学习儒家的圣人和经书，这是总的要求。所以要提出这个总的要求，还是为了纠正当时文风的弊病。当时文风的弊病，前面指出是浮诡讹滥。针对这样的弊病，要举出具体的、正确的作品来作模范。而道家、佛教的书都达不到这个目的，所以只能举出儒家的经书来。但他提出师圣、宗经时，他的看法也是辩证的。即以儒家的道和经为主，但又不排斥其他各家的道。在《原道》里就有取于道家的自然，在《诸子》里论诸子书，除了“弃孝废仁”和诡辩外，其他各家之说和文，有可取的都取，这又显出他所见的广博。但另一方面，在《论说》里又指出“本乎道”要“师心独见，锋颖精密”，不能只依傍一家学说来写。在《诸子》里指出汉人依傍儒家来写，就不如先秦诸子的自开户牖了。《明诗》里指出，东晋依据道家思想来创作，也失败了。说明创作还得靠创造，所谓师圣、宗经只能作为效法的榜样，还要通过自己的认识来创作，而不能照抄别人的思想。这样，他也就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即怎样对待不合乎儒家之道的书。结论是要采取其中可取的部分，即使如纬书那样，虽然不可取，也应酌量采用它的辞采作为创作的资料。第三个问题，怎样解决文学的依时演变问题。对此，刘勰提出“变乎骚”来，即从《离骚》里去学习文学的因时演变。

在“变乎骚”里，刘勰的看法又是辩证的，即不是专讲《离骚》的新奇。他通过分析，指出《离骚》在哪些方面是继承经书的，哪些方面是新变的，即把继承和新变结合起来谈；又在《通变》里对继承和新变作了发挥；在《时序》里又具体指出《离骚》的新变“出乎纵横之诡俗”，以及怎样吸收了当时纵横家游说夸张之风，从而对文学的演变作了新的发挥。在学习“变乎骚”时，又提出“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他是要求要有选择的学习的。

再看刘勰的文体论，即“论文序笔”。在这部分刘勰要回答两个问题：

一、 怎样分文和笔。在刘勰之前，颜延之曾提出三分法：有韵为文，无韵而有文采的为笔，无韵而无文采的为言。这样，《诗经》是文；传记即解释经的书，如《左传》等无韵而有文采的是笔；《易经》、《书经》、《春秋》等经无韵而无文采的是言。这个分法，跟刘勰论文主张宗经就发生了矛盾。照颜延之的说法，除《诗经》外，别的经都不是文，那么论文怎么宗经呢？这个说法，在当时很有影响。比如，昭明太子萧统编辑《文选》便采纳了颜延之的“文笔三分法”。他在《文选序》里称：“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岂可重以芟夷，加以剪截？”表面上说，经书与日月争光，不能节取，所以不选。实际上认为经书是言，不能入选，不过他不像颜延之敢于老实说出。他又说：“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子书不是文，也不是笔。而《文选》里也选笔，所以子书也可以不选了。“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史部书不选，在于它们与“篇翰”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就是说赞论序述有辞采文华的也在选取之列。由此看来，萧统是赞成颜延之的意见的，而且像上面关于“赞论序述”的认识，比颜延之讲“传记则笔而非言”讲得更清楚些。

刘勰论文却与上述观点不同。因为他要纠正当时文风的弊病，所以要提倡宗经，而宗经就得承认经书是文，不是言。对此，他先举出《易》为例，说：“《易》之《文言》，岂非言文？”（《总术》）《易经》的乾卦、坤卦里有《文言》，标明这些言是文的，所以《易经》是文。但这话的理由不充分，因为对方可以说：《文言》是文，可是《文言》以外的《易经》有很多不是文。或许刘勰也看到了上面的话理由不充分，所以他在《文心雕龙》中进一步说：“精理为文，秀气成采。”（《征圣》）只要理精气秀的都是文。理精是就理说，秀气与情有关，即抒情生动突出之意。经书中富有精理秀气的文辞，所以经书是文。子书、史书也一样，所以子书、史书也是文。现在以有形象或抒情的为文学，所以讲先秦文学，有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把子和史中的大部分归入文学，对经书中的大部分也如此看待。刘勰不讲形象，他以“精理秀气”为文，在《物色》里以“情貌无遗”为文，而提到“情貌”，就已有情和形象在内；又讲“秀气”，跟突出情有关；他论各体文又讲风格，这又跟文学有关。由此可见，刘勰的看法，以秀气、情貌无遗和构成风格的为文学，更与现在的所谓文学接近些。而颜延之、萧统对文学的看法，则显得过于狭隘。

二、 分体选文的标准和对各体文的写作要求。在分体上不能多谈，只举一例。如刘勰称“杂文”这一体，包括宋玉《对楚王问》、枚乘《七发》、扬雄《连珠》、东方朔《答客难》。萧统《文选》把宋玉《对楚王问》归入“对问”类，东方朔《答客难》归入“设论”类，枚乘《七发》归入“七”类，陆机《演连珠》归入“连珠”类。刘勰的“杂文”一类，萧统分为四类，说明萧统的文体分得更琐碎了。其实“对问”、“设论”和“七”都是主客对话，刘勰把它们归入一类，更恰当些。再就选文定篇说，在这里也不能多讲，只举一例。如刘勰《诠赋》是就赋史来讲，赋原是《诗》的六义之一，发展到《楚辞》，范围拓展，最早有荀况《礼》、《智》，宋玉《风》、《钓》。至汉朝有贾谊的骚体赋，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的汉大赋，枚皋的咏物小赋；又讲到魏王粲的抒情小赋。再看《文选》的赋，分了“京都”、“郊祀”、“耕籍”、“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十五类，都是按内容来分。这样分，过于烦琐，看不出赋的发展变化。而刘勰的分法，是先从体制分：一类是“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是体制大的赋；一类是“庶品杂类”，“言务纤密”，“斯又小制之区畛”，是体制小的赋。再从内容结合风格分：“宋发夸谈，实始淫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即分为淫丽、会新、繁艳、雅赡、宏富等不同风格。这样分类，比只按内容来分类，对读者了解赋要好得多。再就对文体的写作要求说，刘勰论赋称：“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反对“繁华损枝，膏腴害骨”。讲得扼要而明确。再如挚虞《文章流别论》论赋称：“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按这样要求来论记实文章是极对的，论赋就不一定合适。如汉大赋，是要讲夸张，免不了“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赋要富文采，就不免“丽靡过美”。对赋，不必要求它避免这四过，应该要求“丽词雅义”就可以了。这说明在文体论上，刘勰确有高出前人和同时人的地方。

创作论

刘勰讲创作论，择要说，主要有五点：一、 创作构思，即《神思》；二、 风格，即《体性》、《风骨》；三、 情貌无遗，即《物色》；四、 修辞学。至于《通变》，在“文之枢纽”的“变乎骚”里讲了；《情采》讲两种文采，在“论文序笔”里讲了。

一、 创作构思。《神思》里提到“神与物游”，即先要观察外物。有了主观偏见，对新事物就看不进去，所以要虚心；要是粗心浮气，就看不仔细，所以要静心，因此提出“贵在虚静”。通过观察，引起作者的情思，这就是“志气统其关键”，“志”跟思理有关，“气”跟情绪有关。在引起情思时，要考虑到所引起的情思是否深刻、正确、生动、具体，这又和自己的学识、理论、阅历有关。因此，在平时要“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要积累学识，酌取理论，研究阅历。有了较深刻而正确的情思，配合上自己的经历，就显得生动具体，再顺着这些情思来写成文辞。这些情思配上生动的经历，所以写出来才能“物无隐貌”。为了要写成骈文，写作时还要讲究声律。情思已经具体化，形成意象，所以要“窥意象而运斤”，进行笔削。从引起情思到构成意象，根据意象来写成言辞，所谓“意授于思，言授于意”，意象是创作构思的关键。形成了意象才完成了创作构思，这里有“密则无际，疏则千里”的分别。

怎么会有疏或密？怎样求得密而避免疏呢？陆机《文赋》序里提到“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意”即意象。意象从观察外物引起的情思来，要是所引起的情思不与外物相称，那么由情思构成的意象自然也成了“意不称物”了。怎样避免意不称物，陆机没有讲。刘勰讲了，即在由观察外物所引起的情思，使它深入而正确，即由积学、酌理、研阅得来，这才跟外物相称，由这样的情思所构成的意象，自然与物相称了。陆机又讲：“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在观察外物时，有时引起情思，这就是通；有时引不起情思，这就是塞。“通”就是“意授于思”，“密则无际”；“塞”就是“疏则千里”。怎样求通去塞，陆机说“未识夫开塞之所由”。刘勰讲了，即“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这是“开”。对所观察的外物，由于积学、酌理、研阅，在观察前先有一个看法，到看了以后，立刻可以作出判断，引出情思，这就“通”了。要是“情饶歧路，鉴在疑后”，就可能会“塞”。倘对于所观察的外物，事前一无所知，看不懂，拿不出意见来，这就塞。看后发生疑问，经过研究后拿出意见来，即由塞到通。塞和通的关键，在于对所观察的外物有没有积学、酌理、研阅，即有没有深切理解。陆机所不能解决的创作构思问题，刘勰都能解决，这正是他的高明处。

二、 风格。陆机《文赋》里讲风格：“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唯）隘，论达者唯旷。”即浮夸与贴切对，简约与畅达对。即四种风格构成两对。又讲文体的风格：“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等，即认为诗的风格是绮靡的，赋的风格是浏亮的，即清明的等。刘勰的讲风格就不同了。《体性》里讲：“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四对八种风格，并对八种风格作了说明。此外，他还讲到风格的形成由于才、气、学、习所构成的个性，结合个性来讲风格是讲作家风格，讲了不少作家的风格。曹丕《典论·论文》里也讲到作家的风格，如“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远不如刘勰从作家个人的才、气、学、习所构成的个性，结合个性来论作家个人风格的深入。讲到文体的风格，陆机只就一个文体举出一种风格，如诗绮靡，赋浏亮。刘勰就不同了，如《明诗》讲到汉代的古诗，称为“直而不野”而“婉转”，张衡《怨》篇的清丽，建安五言诗的慷慨磊落而昭晰，何晏诗的浮浅，嵇康诗的清峻，阮籍诗的深远，晋代诗的轻绮，郭璞诗的挺拔，四言诗的雅润，五言诗的清丽。在这里，谈到诗的风格有各种各样，复杂多变。这样一比较，便显得陆机讲的太简单了。更突出的，在《风骨》里基于情和辞两方面，刘勰还提出一种“刚健笃实，辉光乃新”的风格来。

三、 情貌无遗。西洋讲文学强调形象，中国古代讲文学强调意境。简单说来，意境即情思和景物的结合，《物色》就谈到了。《物色》里称“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把物、情、辞三者结合。在写物色时，“既随物以宛转”，“亦与心而徘徊”。在描绘景物中，也表达出作者的情思，做到“情貌无遗”。用《诗经》来做例，它的描写物象，用辞极为简练，同时又表达了心情。如“‘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在“灼灼其华”里，用像火的红艳来形容桃花，这是描绘物象；又用“灼灼”来写新嫁娘的热情如火，这是写人的心情。又如“杨柳依依”，用“依依”来描写柳条的柔软，这是描绘物象；又用“依依”来写送别时双方依依不舍的感情，这是写人的心情。这就写出“情貌无遗”，成为古代即景抒情、情景交融的写法。

四、 修辞学。《文心雕龙》里的《熔裁》讲修辞的炼意炼辞，《丽辞》讲修辞的对偶格，《比兴》讲修辞中的比喻格和起兴，《夸饰》讲修辞中的夸张格，《事类》讲引事引言，属修辞中的引用格，《练字》属修辞中的练字，《指瑕》属修辞中的修改错误或缺点，《隐秀》的“隐”属修辞中的含蓄格， “秀”属修辞中的精警格。这许多格，在这里不可能都谈到，就讲《比兴》的比吧。比指比喻，有比声音的，“宋玉《高唐》云：‘纤条悲鸣，声似竽籁。’”这是用吹竽来比声。“枚乘《菟园》云： ‘猋猋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这是用尘埃夹杂在白云里，比鸟飞得快，是比形象的。“贾谊《赋》云：‘祸之与福，何异。’”用三股打成的绳比祸福的纠结在一起，这是用物来比理。“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这是用人的爱心来比箫声。“马融《长笛》云：‘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这是用辩士范雎、蔡泽的游说来比笛声。说明比喻通过形象来比，有种种不同。

其他

《文心雕龙》的第四部分，《时序》讲文学史，《才略》讲作家论，《知音》讲鉴赏论，这三篇比较重要。

《时序》讲文学史，就文学的演变来说，讲了各种原因。其中有的是发展的，有的是走下坡路的，都举出具体例子来作说明。还讲了文学演变的总的规律，这是值得注意的。此外，《物色》讲“情貌无遗”，主要是就景物说的。《时序》里讲到文学跟时代政治教化的密切相关，这就接触到文学同社会生活相关。跟《物色》配合，显出文学反映生活的作用，看得更全面了。

《才略》里讲作家论，可与《时序》的讲文学史相配合。《才略》里有显示刘勰的独特看法的，像对曹丕、曹植的评价，认为各有短长，跟一般的推重曹植、贬低曹丕不同，讲得是有见地的。又称王粲的诗赋为“建安七子”之首，这点也是有眼光的。又称郭璞的作品“足冠中兴”，也显出他评价的确切。此外，对于有的作家既指出他在创作上的成就，又指出他的不足，看得全面，也是好的。钱钟书先生《七缀集·诗可以怨》里，推重《才略》里的讲冯衍“《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是“用了一个巧妙的譬喻”。又引述西洋几位作家也用过这个比喻，指出“看来这个比喻很通行，大家不约而同地采用它”，“可是，《文心雕龙》里那句话似乎历来没有博得应得的欣赏”。

《知音》是鉴赏论。在鉴赏论里刘勰提出几种毛病：一是贵古贱今，贵远贱近；二是文人相轻，崇己抑人；三是信伪迷真；四是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怎样避免这些缺点？刘勰提出博观，“观千剑而后识器”，看得多了，自然会分别好坏。还要“操千曲而后晓声”，不是“听千曲”而是“操千曲”，要自己演奏。鉴赏作品，不光重多看，还要会多作，这样对创作更有体会，即不光多看还要多实践，这才更能分别好坏。这样看，胜过王充《论衡·案书》里反对“谓今之文不如古”而提出的“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真伪，无有故新”。那么怎样分别浅深和真伪呢？不会分别，只说今胜于古，也是不可靠的。所以刘勰提出“观千剑”、“操千曲”的博观和实践来提高自己分别浅深真伪的本领，更胜于王充。葛洪《抱朴子·钧世》说：“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他认为今胜于古，因为今文清富赡丽。就政事书说，首先要求记实，要真实质朴，不求清富赡丽。这样来确定今胜于古，也不可靠，也不如刘勰讲的博观和实践可以提高自己的识别力。

谈选本

这个选本，按照《文心雕龙》的体例酌选名篇。“文之枢纽”属于文学及文章学的总纲，这个总纲的“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和“变乎骚”是极重要的，通贯全书，所以都选；“酌乎纬”是酌取，不重要，所以不选。文体论方面，“论文”选了《明诗》、《诠赋》，是论文十篇中最重要的；“序笔”选了《诸子》、《论说》，是序笔十篇中最重要的；加上《总术》是文体论的总论。创作论方面，选了《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这六篇是连接的，从创作构思、风格、继承和发展、因情立体讲到即体成势、情和采，都是创作论中不可少的；加上《物色》的讲“情貌无遗”，为古代文学论的特色。此外，《时序》是文学史，《才略》是作家论，《知音》是鉴赏论，都很重要，《序志》讲全书的内含和特色，也必不可少，所以都选。总之，这个选本，重点放在文学论上，所以文体中讲各种应用文的便都从略了。

周振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