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进行曲

匈牙利诗人劳德诺提（Miklós Radnóti）

初冬提早来袭，寒风犀利如刀，一把接一把地刺入他褴褛的衣衫。

他牙龈肿痛，低烧不退，步伐不稳，满脚水泡，随时可能倒下。但他依然往前走。

要像威武的狼群那般强韧，

道道伤口淌着血却活下去。

不到十年前，他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诗名为《继续走，你这个被判死刑的家伙》，这题目，一语成谶。

劳德诺提（Miklós Radnóti）在一九三六年写下的《继续走》反映了当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西班牙内战爆发，国土分裂，生灵涂炭，血染大地。

远在匈牙利的诗人密切关注着这场战争。他知道自己此时的衣食无虞不过是一种幻觉。早在二战交锋的前几年，他就有了不祥的预感：

你已在战争中荒度了半生，

徘徊在生死未卜的晨昏间，

再一次，刺刀高高地扬起，

明晃晃的指令，向你逼近。

劳德诺提。他的名字本该写成“Radnóti Miklós”，而非“Miklós Radnóti”。在欧语里，唯有匈牙利语把人名的姓氏写在名字之前。为了避免混淆，本文还是采用了传统西方姓名的次序。

但凡涉及战争和死亡的诗题，劳德诺提总能一针见血。没过多久，狂暴的风潮确实会再度席卷欧洲；一战后被匆忙遮掩起来的憎恶、怨怼和仇恨全都会显形。极右分子已经控制了德国和意大利，现在又开始对西班牙下手。在匈牙利，极端主义也在力争上游；马札尔人甚至仿效纳粹组建了“箭十字党”。

可惜在一九四四年年底，这番远见卓识并不能让劳德诺提有所宽慰。他正在“长征”中，和七百九十九名男人走在一起，越过一片又一片泥潭、野草、石块和水泥：八百名所谓的“军仆”——更正确的字眼是“囚徒”——每个人衣服的前后都漆上了黄色星形的标记。

这当然不是劳德诺提第一次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而得到特殊待遇；他整个人生都被笼罩在种族主义的阴影下。

虽然成绩优秀，他却不能上最好的大学，因为留给犹太学生的名额有限。虽然念的是师范专业，他却不能在学校教书，因为日渐嚣张的反犹太政府一直在更改法律，想尽办法剥夺犹太人的权利和尊严。劳德诺提只能靠做私人家教勉强糊口，偶尔接点编辑、翻译的零活儿，始终都要仰仗家人的资助。但当“犹太人不得拥有或经营企业”的新法令颁布后，岳丈的公司被迫关张，劳德诺提为父打工的妻子自然也失去了工作。虽然法令不公正，却还有拥戴者。根据匈牙利政治家比伯（István Bibó）在战后做的分析：

多亏国家政府敢于牺牲他人生计，制定出这些法令，才能让一大部分中小资产者不劳而获就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匈牙利社会各种阶层中的不少人士都开始赞同一点：人要谋生，未必非要凭劳动、靠事业，还可以觊觎他人的职位、举报他、挖出他祖宗三代的谱系、把他赶走后再接管他的产业——亦即，夺取这个人此生现有的一切。

值得一问的是，到底有多少“不少人士”参与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的反犹太活动？不是也有不少匈牙利人强烈抗议那些法令吗？

然而，大部分人都忙着过自己的日子，无暇也无力顾及他人。反抗邪恶的人一旦不够多，邪恶必然取胜。

所以，那八百名军仆才会在乡野村镇间跋涉，哪怕饥饿、疲劳、疼痛，还是得紧跟着队伍。落在后头的、停下来歇腿的，或走离队伍的，一概就地枪决。八百人只好拖着疲惫的腿脚继续前行。

至少，一开始有那么多人。逐渐的，越来越多囚徒因饥饿、乏累以及暴力而丧命。

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渴盼能够回到故土。

劳德诺提在一九四四年年初这样写道：

我无法知道这地方对别人有何意义，

对我而言，这就是家，这一小块被烈焰

包围的土地，我童年的世界，如今遥不可及。

我生于此处，如同嫩芽发自枝头，

只愿有朝一日我的肉身能沉入这片土壤。

这里有家的感觉。每当有草木伏在我脚边，

我都知晓它的名字，能辨别出它的芳香……

在劳德诺提写下《我无法知道……》的时候，他已经服了两次“兵役”，也就是说，当了两次劳工。他第三次被强迫劳动时，在同伴面前朗诵了这首诗，立刻受到欢迎；每个人都想听他再念一遍。

那些军仆——尤其是劳德诺提本人——怎能这样轻易原谅自己的国家？这个仅仅因为他们的种族就如此虐待他们的国家？

在朗诵《我无法知道……》的前两年，劳德诺提在一封信中对一名犹太友人这样解释自己的爱国心：

我的“祖国”没有在书架上向我大声呼喊：“去死吧，犹太混蛋！”而是把秀丽的风光展现给我；灌木确实会刮破我的衣服，但刮出的洞并不会比别人的更大；树木不会踮起脚，唯恐我摘到它的果实。如果我经历过这种事，我宁可自裁，因为我没别的活法；既没有别的信念，也无法改变自己的想法。

即便到了最后，劳德诺提对祖国的挚情也没有半分衰减。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他一直自视为“匈牙利诗人”。对他来说，“匈牙利”和“诗人”这两个词是分割不开的；两者都属于他的本质。

难怪他能在严酷的长征途中——“从挤出来的分分秒秒，在嘈杂混乱中”——继续写诗。他的第一首《牧歌》里有这样的对话。牧羊人问诗人：他的言语是否“能在今世此时仍找到回音”。诗人答道：

在炮声隆隆时？在阴燃的废墟、废弃的村庄里？

我继续写，继续活在这个暴乱的世界里，

就像那边的橡树：明知自己会被砍倒，已经

被画上了白十字符号，显示伐木即将开始。

然而，就在它等待的时候，照样生出一片新叶。

《多瑙河畔的鞋子》：一件由电影导演图盖（Can Togay）和雕塑家鲍尔（Gyula Pauer）在二〇〇五年合创的装置艺术作品，用六十双铸铁鞋来纪念所有在二战末被箭十字党员推进多瑙河的受害者。因为鞋子是战时的短缺物，受害者被处死之前，必须先把它们脱下。

说得好。边等边创作。但劳德诺提本人在等待的又是什么？难道也是自己被砍倒的时刻？

从保加利亚传来的阵阵狂野炮声，

落在山脊，顿了一下，继而滚落。

人、畜、马车及思想挤塞在一起。

路面嘶叫着举起前蹄。天空奔散。

这是劳德诺提在“等待”时目睹的状况之一，写成一张《图景明信片》寄给世界。那时候——一九四四年年底——德军四处撤退，沿途陆续抛弃过重的器械、抛锚的车辆。一路烧毁的房屋，悚然无语的农夫，再加上从远方传来的炮响，足够让老天和大地像惊慌的马匹一样逃离战场。

不过，在等待甚至创作的同时，劳德诺提仍须长征。对妻子的思念似乎是唯一支撑着诗人、让他继续走下去的力量。就像《图景明信片》接下来的诗行所言：

在一切混沌时你永远在我心中央，

经久不息地闪烁着，但无声无静，

仿佛被死神吸引住的天使，或者

在朽空树洞里自甘埋没的小甲虫。

劳德诺提和妻子范妮初次相遇时，两人都尚未成年。从那一刻开始，她成了他终生的缪斯。尽管他和别的女人也有过关系，甚至把情感写成了诗歌，但他最动人的诗行几乎都是为范妮写下的。也只有她，成为他一九四四年远征时一再相思的对象：

我正看着天空，仰慕你双眸的碧蓝，

灰云突然出现，接着一群轰炸机，载着

渴望能够早早落下的炸弹。虽是囚徒，

我却无视狱卒。在我能想及的一切当中，

我最想要的莫过于再次找到你，

我的魂灵早已走完了它的途程——

以及这些地方的所有道路……

和绝大多数情诗一样，《致吾妻》不乏夸张之处。但劳德诺提并没有过度渲染。写下这首诗的时候，他确实走遍了大路小径，被迫在一个又一个偏远地带干苦活儿。写诗时他还住在“南斯拉夫”的劳工营里（南斯拉夫已被轴心国瓜分）。他的任务是建造供德国人使用的铁路。

但苏俄红军不断西进，逼得德军连连败退，劳工营不得不停工。囚徒们被调到如今位于塞尔维亚的一个小镇。

六千多名囚徒分成两组。第一组将立刻被遣送回国；第二组则将留待指令。不难想象，每个人都想要被编入第一组。劳德诺提的心愿不幸成真。到头来，反而是第二组人遇到救星，被南斯拉夫的游击队解放。

九月中旬，劳德诺提和同伴们终于踏上归途。如此漫长的路途，就算身强体壮的人也很难走完，更遑论这些面黄肌瘦的囚徒。但看管他们的卫兵毫无怜悯之心，逼着他们快速行军。当一支德国民兵分队参与进来，虐行马上恶化成死刑。几百名囚徒毫无理由地被处决，似乎只为了满足那些士兵的杀戮欲。

劳德诺提应该很清楚这种事迟早会发生。收到第三次征召令的当天，他就写下了《片断》。这首未完成的诗歌是这样开头的：

我活在这颗星球上，在一个人类已经

堕落得如此彻底的时代，人居然可以

杀人取乐，不仅仅只是为了遵从指令。

不消说，噩梦才刚开始。经过多天艰苦的行军，好不容易踏上了故土，囚徒又被分组。第一组被带到了砖厂里的一个深坑。整个晚上，纳粹党卫队一次二十人枪决了大多数的囚徒。曙光乍现时，幸存下来的人又被转移到别处。

与此同时，劳德诺提所在的第二组迎来了一团骑军，同样是纳粹党卫队员。他们让囚徒平躺在马路上，然后随机开枪。天知道劳德诺提如何逃过了这场屠杀。一周后，这组的幸存者走到了多瑙河畔。

美丽的蓝色多瑙河。

谁不晓得这条河是一首华尔兹名曲的灵感源头？但谁又想知道在二战的最后几个月里，在这条河边发生的恐怖事件？

箭十字党终于夺取了匈牙利政权后，发动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种族清洗。党员把数千名在布达佩斯抓到的犹太人带到多瑙河畔。为了节省子弹，他们用手铐把每两三个犹太人铐在一起。这么一来，只需射杀每组中的一人，再把他们一起推下堤岸，死者就能把生者拖到河底。

不过，当劳德诺提和同行者们抵达多瑙河边的小镇时，还只是十月中旬，离箭十字党的腥风血雨还有一段时间。事实上，匈牙利版的纳粹党离掌握政权还差一天。

囚徒们在制革厂里住了两周，又被迫干重劳力活。长期疲倦加上营养不良，导致一些囚徒肾脏衰竭，甚至——劳德诺提在一首诗中写道——开始尿血。

劳德诺提所经历的惨剧其实在二战时极为普遍。这张拍于一九四五年的照片展示的是刚从一个万人坑里挖出的尸体，被害者都是犹太人，在布达佩斯的一家医院里集体遇难。面对死者的是他们的凶手，即将依法惩处。至于下令屠杀劳德诺提和同行者的那名卫兵，在战后不久也被捕，以“战争犯”的罪名被枪决。

十月底，囚徒们走到了当地的火车站，被推进车厢，车门用榔头和钉子钉死。像货品一样，劳德诺提和同伴被运到了匈牙利西部的一个小村子。

看管他们的卫兵决定等另一批囚徒送到——也就是砖厂屠杀后幸存下的那些人。两批人到齐，就能一起送去第三帝国，让德国人自己想办法解决他们。

难道没有一名囚徒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计划改变提出抗议？就算他们猜到自己回不了家了，谁又敢吭声？试着逃跑的人都成了靶子，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

直到长征的最后一程，劳德诺提的运气都还在。四年前，他第一次收到征召令，派他去为新成立的劳工系统“服役”。事实上，这只是右派政府的权宜之计，让“不配携带武器”的人——也就是犹太人——无偿劳动。

讽刺的是，虽然劳德诺提从没否认过自己的血统，但他对犹太传统并不感兴趣。“我没有受过宗教教养”，他在上述那封信中写道：

我不需要、也不进行宗教仪式。在我看来，种族、血统、宗谱和“先天性的忧愁”都是一派胡言，跟我的想法、心灵和诗作没什么关系。

话虽如此，在一个拥有强烈种族歧视的当权者眼里，劳德诺提仍旧只是个犹太人。让他的处境更加危险的是他常在诗文里替穷苦百姓说话。这么明显的社会主义立场，显然不会取悦一个位于政治光谱极右侧的政府。劳德诺提明白这一点，但他还是不愿降低自己的声音。肩膀一耸，幽默感一发，他写了一首带着点童话味的诗，诗里有两朵罂粟花对黑夜降临发出抗议。老天马上派出“刺刀般的风”做惩罚。

果然，这样的风也吹向了劳德诺提。

第一次服役当军仆时，他被派往如今位于罗马尼亚境内的小镇，劳作的任务是拆除一度标示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边境线的铁丝网（在纳粹德国的施压下，罗马尼亚割让了好几块土地给匈牙利）。不消说，劳工营里的条件极差，但劳德诺提只需受三个半月的苦就回家了。

第二次服役就没那么容易了。在将近一年的光景内，他干了各式各样的体力活。“在夜里我躺着，”他在日记里吐露：“右手和胳膊摊在我身边，像累坏了、受了伤、被折磨过的孩子。”

就在他差点撑不下去的节骨眼儿上，朋友们伸出了援手，替他写了一封请愿书，还找到不少有头有脸的人物签上大名。这封信抵达国防部没多久，劳德诺提就得到了释放。再一次，诗人绝处逢生，证明自己的运气不差。

老实说，劳德诺提似乎生来就有逢凶化吉的本领。

他的孪生兄弟刚出生就死了，母亲也无法熬过生产。“两条命：我的代价”，诗人成年后如此看待自己不知怎么保留住的小命。他始终无法原谅自己。“是你害死了他们”，脑海里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提醒他，“你害死了他们，你——害——死——了——他——们……”

不过，要到十二岁他才会得知真相。那时候，他的父亲刚过世，各种打击就接踵而来。原来，他从两岁起就一直喊“母亲”的女人只是他的继母。父亲一走，抛下的三口（包括诗人的继妹）无以为生。继母抚养不了两个孩子，只好带着女儿搬回娘家。

好在劳德诺提天生就是个幸存者。舅舅可怜他，把他带回家当儿子养。再过三年，他才会知道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孪生兄弟。

劳德诺提最后一本笔记的扉页。页中文字说明了本子里的诗是由谁创作，并请求找到它的人把它交给诗人在布达佩斯的一名朋友。除了匈牙利语，劳德诺提还用了另外四种语言重复这段文字：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德语、法语和英语。可见他对自己的命运的确有所预感。

小小年纪就背负了如此沉重的包袱，若是天性中少些宽容力的人，可能从小就开始憎恨周围的每一个人，觉得他们都得为自己的不幸负责。但劳德诺提不是那种人。成年后，他写下回忆录《双子星》，开门见山就显出了他对继妹的挚爱深情：

这些天来，我比以往更常想到阿吉。当她的样子浮现在脑海里时，我就能听到一个有节奏的句子，一个小女孩用兴奋的嗓音说出的话，让我文思泉涌。我听到她的声音时，时间就变成了傍晚，灯总是开着。我听到她的声音时，父亲就会坐在桌前，褪色的军装敞着怀，露出里面雪白光亮的衬衫。

她那句话的节奏在我心中萦绕不去，令我试图抓住每一个字。我低下头，开始聆听。

描绘继母时，劳德诺提的感情几乎更盛。尽管分隔两地，母子俩终其一生都保持着温馨的关系。

但真该问个究竟的是：为何诗人会在那个时间点上深究自己的家庭史？在一九三九年的夏天，犹太人在匈牙利的生活已经到了不可终日的地步。

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得提及一个违背科学原理的词：预感。更确切地说，是诗人对自己死亡的一连串预见。在劳德诺提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屡次“幻见”了自己惨烈地死去，三番两次在诗文中提到这件事，以至于这成了他作品的一大主题。

所以，或许劳德诺提感觉到自己时日无多，才赶紧写下童年回忆。这么做，应该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想把账算清。他需要收拾好自己的亲情，就好像一个人离乡背井前会先把家事安排妥当。旅人会这么做，被判死刑的人也一样。

这么看来，劳德诺提的时机还真是抓得够准的。《双子星》写完没几天，二战就爆发了。

当匈牙利宣布要与德国并肩作战时，没有人感到意外。一战时两国就是盟友。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双方的关系走得更近。为了感谢老友参战，德国会把从其他国家掠夺来的大片土地划归匈牙利，多多少少弥补了后者在一战惨败后损失的广阔领土。

可惜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匈牙利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对德国极尽愚忠——即便到了败局已定的时候。一旦匈牙利开始反悔，在一九四四年暗自与同盟国进入和平谈判，德国便毫不留情地攻占了老友的疆域。在柏林的关照下，箭十字党终于掌握了大权。

当然，到了那时候，匈德两国都已如沉舟。但纳粹推出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如此狠毒，哪怕自己已无后路可走，他们仍要拖着最大数量的犹太人做陪葬。因此，德军控制区内的所有犹太人才会被聚集一处。塞满犹太人的火车才会一班接一班地赶往剩余的集中营。像劳德诺提这样的犹太囚徒才会被迫行军。不分男女，不限国籍，不管老少，这些人的终点站都一样。

想必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劳德诺提所在的军仆团觉得事情有点不大对劲。行军漫无终点，究竟原因何在？

他们唯一能确定的大概只有一件事：多活一天就等于多了一线生机。劳德诺提的《被迫行军》显然概述了每个人的心境；这首诗的分行断句也呼应了他们日益凌乱的步伐：

然后，他的运气就用完了——和二战期间六百万其他犹太人没两样。他的继母和继妹也不例外。

无法再行走，劳德诺提只能一瘸一拐地跟着同伴，眼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走到他前头去。为此他被卫兵痛打了一顿。

囚徒中一名医生建议把劳德诺提和另外二十一名无法行军的病人放到马车上。这医生也够勇敢了——当然，卫兵队里也需要有人终于动恻隐之心。到了最后，这些走不动的囚徒还被送去医院。

可惜医院满员了。也许院方只是怕给自己找麻烦，不敢一下子接收这么多犹太病人。充当救援人员的卫兵们别无选择，只好带着囚徒去下一家医院。又是满员。

白忙了一天，卫兵不敢太晚归队，更不想在指挥官面前显得无能，便决定自作主张。其实也没什么好惊讶的。在一个邪恶当道的世界里，善举岂有可能轻易圆满？很显然，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的那天下午，在匈牙利西部的一个小村外，成功的机率是零。

于是，卫兵们把囚徒带到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他们从附近借来了工具，让这二十二人掘地。但这些人都太虚弱，连铲子都举不动，卫兵只好自己动手，一边挖、一边怪自己倒霉。掘好后，他们便拿起枪，一个接一个地击毙了所有的囚徒。

大约要等两年，这个集体墓穴才会被发现。到了那时，匈牙利偏远地区的老百姓已经发现了太多这种匆忙掩盖的屠杀痕迹，新找出的墓穴也没引起多少注意。

在那个年代，死者的身份多半只能用身上的私人物品来确认。根据验尸报告，十二号遗体的死因是“头部中弹”。“死者裤子后袋里有一册小笔记本，被湿土染黑、尸液浸透。现已抹清并晒干。”

这本笔记里写的是劳德诺提生命中的最后十首诗，包括《被迫行军》《致吾妻》以及四首《图景明信片》。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把文明社会存在之前的人类生活形容为“孤独、贫困、卑贱、残忍及短暂的”。

但历史却反复证明，最凶残的暴行往往出现在最发达的国家里。借助于法律，暴行可以被扩展到整个社会。

没错，是劳德诺提自己不幸，在一次全球性的大灾难前不久出生，又在另一次大灾难中死去。出生时发生的悲剧也让他的童年孤苦伶仃。但其余的那些因素，哪一个不是文明社会造成的？难道不是歧视性的法律导致他成年后穷困交加？不是种族主义把他划入黑名单，归类于社会最卑贱的等级？不是系统化的不人道迫使他面临最残忍的对待？不是政府支持的暴力缩短了他的生命？

虽然生命孤独、贫困、卑贱、残忍又短暂，他还是达成了自己的愿望，成为一名优秀的诗人。他的诗歌不仅仅属于匈牙利，更属于全世界。

不过，具有先知感的他，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幕：

我天生赤贫如洗，注定一无所有。

我的生活却何其富饶，寻仇之心

又何其微渺，我的心里没有愤怒；

我的歌虽被禁唱，世界必将重建，

在那些建起地我的歌声会再响起。